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升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评介

陈红兵

王雨辰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一书，在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阐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基础上，研究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该著是作者在之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基础上，结合后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的成熟之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升华。

该著首先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如奥康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引入“自然”和“文化”维度，突出自然系统、自然条件对生产劳动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影响；本·阿格尔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由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利用大众媒体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密切相关，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应适应时代变化，重建需求和危机理论。该章接着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直接阐发。如在福斯特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物质变换过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佩珀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人类中心论”，但它并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归之为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而是肯定自然具有相对于人的道德、精神、审美等多方面价值。

如果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阐发，体现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意义的维护的话，那么该著进一步从四方面理论主题，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之为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如奥康纳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视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及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城乡矛盾、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后发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造成的。

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注重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生态价值观的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从对利润的追求和维系其统治合法性出发，必然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盛行，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在生态价值观的建设方面，佩珀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类利益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人类的长期利益；不仅包括人们的物质利益，而且包括人们的精神利益。科威尔则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依赖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要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重人性的整体性培育，顺应自然生态本性。

其三，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批判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论述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贪欲必然导致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运用。资本家利用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选择技术密集型技术，必然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生态后果。要避免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选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

其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制度和生态价值观双重变革的生态治理战略。社会制度变革是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张改变高度集权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管理模式，让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到生产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中。价值观变革是指变革消费主义价值观，肯定生物多样性价值，树立从创造性劳动中求幸福的价值观。

关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作者着重论述了“环境正义”问题。作者认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推行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的。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将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忽视相应的社会结构变革，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而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展开的，其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只能依靠出口自然资源和农产品获得，而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身的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剥削和掠夺后发国家。发达国家还将化工、医药等污染产业转移到后发国家，进一步恶化了后发国家的生态环境。作者认为，要解决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正义”问题，一是要求后发国家摆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立足本国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内源性发展”道路；二是应维护后发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民主化；三是厘清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生态环境危机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承担主要责任。

王雨辰教授还从全球和地方两个维度探讨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认为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应是发展观与境界论的统一。所谓全球维度，是从全球生态治理的角度，强调后发国家应关注全球整体生态利益，与发达国家一起承担“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突出的是道义上的责任，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境界论；所谓地方维度，则是从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出发，捍卫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变革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王雨辰教授没有简单认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是在深入系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研究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其相关研究对于维护后发国家发展权和环境权，促进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