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我的台湾之行

1947年冬，我在广西养利县（旧县名，1952年撤并为大新县）简易师范任教。这所师范是省属师范，经费由设在桂林的广西省教育厅发给，而且随物价上涨而浮动，所以员工待遇还好。由于内战，国统区物价变化很大，校长邓某便伙同会计出纳打起了“时间差”的歪主意，钱汇到后不是在学校及时发放应付开支，而是当作本钱倒买倒卖煤油等日用品以及农产品等紧俏物资。周转一番后，物价又升了不少，自然大大影响了师生们的生活，大家意见纷纷。

我平日就在课堂上抨击当局，此时更有意鼓动学生们公开揭丑。学生们为此罢课并在县城游行一天，打出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县政府官员了解事由之后表示同情学生，对邓某非常不满，因为前方打仗，后方需要“稳定”，邓某只好离职而去。

新来的校长叫唐勋，曾与我在天保县中学共过事，提议让我当了教导主任。谁知12月底教育厅又派来一位年轻的重庆社教学院毕业的梁某当教导主任，下文免去了唐校长对我的任命，我感到有点不妙。

果然不久后即知，县政府已把我列入黑名单，说我是共产党，且“背后操纵学潮”。介于当时的形势，我只好趁乱赶紧离开学校。之后我辗转到了南宁，又和随后赶来的妻子，带着1岁的儿子还有保姆去了贵县（今贵港市）。

广西教师是统一管理的，我从养利逃走，到贵县也只能是暂时谋个饭碗，如果仍当教师，上面要查是查得到的。养利不能呆，贵县没希望，故乡江西万载也不能回，因为7年前我因宣传抗日被当局误为共产党欲抓而出走的。

住旅店的几个星期里，我想法联系朋友们，得知广西同乡郭远之在台湾屏东市任工商课课长，市长龚某是他父亲郭一岑的学生。龚市长通过自己的同乡——市一中的校长郑某，说可以安排两个教师职位。当时物价只涨不跌，一份薪水养家太不容易，看来可选择的还是去台湾。只是台湾离广西太远，也不知实际情况怎样。妻子请来了母亲和姐姐，跟她们通了气，也算是告别吧。

我们又返回南宁，乘船经梧州去广州。上船时我们夫妻带着保姆和孩子，遇到了另外一家三口：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妇女，还带个3岁男孩。这位妇女是去台湾探亲的，很善谈，从她口中得知她丈夫是孙立人将军部下，徐州人，叫郭大志，现部队在台湾。又问我们去哪，我们不敢说出真相，只说去广州找找工作。她们晕船，我们便帮忙打水端饭，照顾她那小孩拉屎撒尿，她们也很感激。

到广州时是1948年年初，我们找到妻子在广州的高中同学王祥佑（他的本家王了一是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到中山大学文学院打证明说我是该院助教，要到台湾谋职，石牌警察分局见证明后办了同意去台湾的手续。

当我们携家带口再次登船时，居然意外地又碰到了郭大志的夫人一行，她们是由朋友送上船的，见到我们也非常惊奇。当然我们再也无法掩饰，只说广州事不好找，到台湾投靠朋友去。她们在船上也没熟人，风浪大时老太太在海轮上站都站不稳，晕船厉害，孩子简直成了多余的累赘。我们夫妻都不晕船，又里里外外地照顾她们。两天后船到达台湾高雄，广州的三月还有些许寒意，台湾就不同了，下船就热出了一身汗。郭大志大概事先已知，早已在码头接船。他是上校政治指导员，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潇洒，豪爽。他太太向他介绍了我们，说一路上多亏了我们，不然不知有多狼狈。两人一再向我们道谢。

在高雄稍事休息，我们买了去屏东的火车票，简直无巧不成书，我们与郭大志一家又是同一趟车。

我们到屏东会见了郭远之，市一中郑校长安排我为商业科语文三年级教师，我妻子教英语。这个学校只有初中12个班，学生皆通学。铁路方便准时，稍远的学生乘火车也误不了课，给我印象也很深。我从与台籍老师及学生家长接触中知道，台湾虽被日本侵占50年，但老百姓内心从未被征服；日本统治者要求穿和服，很多老百姓故意穿西装，西装是世界流行的，日本人只能干瞪眼，光复时人们纷纷翻出祖先留下的“唐装”穿上去迎接祖国来人。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学校教授日语，50年的强制，很多人懂日语，但汉语始终是百姓根深蒂固的母语，口口相传。日本人一滚蛋，不仅所有学校老师一口汉语，整个社会听到的全是国语或福建话。我在那儿一年多，竟没听到一句日语。在屏东，我甚至感受不到日本人待过的痕迹，这大概是日本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吧。

学生们大多是本地人，天真活泼，他们最高兴的事是学校假期组织的旅游活动，但包括本地籍老师在内，他们与广西学校师生不同的是几乎不谈任何国事政治！大概是“二·二八”军队残酷镇压留下的阴影，我逐渐了解到，蒋介石带给台湾民众的失望与不满，其实从光复之后便有了。国民党从高雄登陆的李良荣部队只能算二流部队，军风军纪差强人意。衣着不整齐不说，甚至军鞋都不配套，一只胶鞋一只布鞋，吃香蕉随手丢皮、吃甘蔗随地吐渣，火车车门挤便从窗口爬……原本满腔热情来迎接的地方代表就有人摇头了。

军队之后是大批政府官员职员到来，有人请了当地保姆，称“下女”，人家姑娘当下女是为了挣点钱做嫁妆，有人却遭到了主人奸污……税警更不应随意殴打小摊贩。但周围百姓对我们这些大陆来的普通教师和随来的大陆学生仍是同胞情谊，根本没有生疏感，丝毫也没当外人。

我们刚到屏东没几天，郭大志夫妻就来看我们。原来他家团聚后人口增多，住房一时成了问题。因为国民党来台的官员、国大代表、飞行员，有钞票金条，购买和占有了许多房子，故房源很紧。郭大志本来期望我们能帮个忙，可我也只能借住学生家中，帮不上他们。好在不久后他的部队调到离屏东更近的驻地时，已找到了住房。他聊到部队里很多人心不安，担心高山族群众下山袭击。听说我们和当地群众相处和睦，倒有点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妻子生了第二个小孩，郭大志来看望我们，还买了猪肚等食品。

转眼到了1949年年初，战局失利，国民党迁台部门和人员猛增，各单位对人事问题突然严格起来，当教师的又得重新审查资格，我把旧的师资证明寄回给广西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汤有鴈（地下党员、解放后任省人民政府委员），通过他证明才取得初中教师资格，而妻子的教师证明先前并未经过省级部门认可，所以无法留任而失业了。

台湾物产丰富但物价也普遍高，我们五口人生活便紧张起来。这还不算，军警经常突然袭击查户口，对外地来台人员特别不放心：“从何处来？来干什么？有无证明？谁担保？”一一盘问。我所住的民居，房屋是一排排的，整整齐齐，真要抓人，两头一堵，逃都没法逃。我只好按规定先报了临时户口，但还得要迁出地打证明，我怎么敢向广西养利要证明呢？最担心的是万载或养利有逃台的特务认出我来，因为台湾太小了。显然又得考虑走，而且得早。我没想到的是郭远之，他思想正派，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看不惯官僚干部花天酒地的贪腐，干脆退出官场，到嘉义农校当了个语文教师。他本也曾想回大陆，不知为何最终反把妻儿从老家接来了身边。

我去意已决，立即向大陆的朋友写信求职，可另一个大问题却和来台一样：买不到去大陆的船票，因为我提不出正当理由和证明。正彷徨无计，又遇到郭大志来看我。我同他聊天，问他怎么看时局，他说军队都没办法，你操心也白操心。他对国共斗争并无倾向和议论，也不谈及军队派系，只感到悲观。我试探着说：“家里老人来信，身边无人照顾，希望我回去，不知你能帮上忙不？”“人家都千方百计逃来，你还想回去？”他很吃惊，但见我是认真而且苦恼的，又很同情。便说：“郭老师，既然这样，那我先想办法吧。”

他是为人仗义说到做到的性格，马上便去团里找一个管总务的科长，要他帮忙。科长给我来了信，让我带给凤山县兵站的魏主任，信里说有朋友要回大陆，请予帮助。魏是国军少将，可不是简单人物，我又高兴又犯愁，怎样向他开口呢，他会怎么盘问我呢，足足考虑准备了两天，才下了决心去找他。他看了信说：“哦，你是老师啊，我有个儿子也在一中呢。”他很爽快地写了个介绍条，要我去找他原来的部下，台北港湾管理所的所长陈某，陈管控所有去广州上海的船。

真没想到如此顺利，出得门来我觉得脚步都轻松多了。可接下来我认为已十拿九稳的事却遇到了麻烦。我兴冲冲到台北找了陈所长，陈是个少校，办公室人来人往，找他的人也多，他把介绍条晾一边根本没当一回事。连着几天无果，这时我已辞了公职没退路，来去加住店，钱用一个少一个。两三个星期里我多次来求人，办公室一些员工都认识我了，都很同情，说你给陈所长再多讲几句好话吧。

陈所长对先前的事已毫无印象了，我说您公务太忙我本不忍心打扰，但家事确实太急，魏主任说你常做好事，会帮忙的。他才稍认真看了下介绍条，随手写了个条子：“现有郭××等五人回广州，请予便搭。”要我直接去找某货船的船长即可。我心中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

1949年3月，我们全家从高雄上船，这船无货无客，船长、轮船公司也没向我们要船票钱，原来“便搭”是“顺便搭乘”的意思。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台湾，我的心情一时无法形容。

我在广州找到郭远之的父亲——中山大学郭一岑教授，但广州无事可做，他又介绍我到湖南涟源他所办的赣风中学。我千里迢迢赶到涟源时，中学职位已满。不久，我在广西认识的地下党朋友刘文炳被组织上派到湖南桂阳一中当校长，刘即邀我去桂阳，这时已经是1951年元月。自此我们才结束了多年来漂泊不定、担惊受怕的生活。

我在台湾仅仅待了一年，但那段经历却毕生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朋友，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在我脑海中永远是那样清晰。当年我教过的学生，应该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1963年，应有关方面之约，我曾写过一篇想念和问候他们的信，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直至两岸坚冰消融，开始往来后，郭远之的儿子从台湾回故乡万载探亲，向我妹妹打听到我，我才知道郭远之早在1952年即被当局以“共党嫌疑”杀害，被杀的还有颜致端老师，一个很正派的人，我不由黯然神伤。我当初若不走，恐怕也难逃同样命运。只是我的其他朋友，作为晚辈的他们，我知之甚缺。我已耄耋之年，只有从心里祝福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或他们的儿女辈，能看到这篇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