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天后信仰的特色及历史意义
——以天福宫、粤海清庙、琼州天后宫为例

肖文帅

一、前言

新加坡约五百座大大小小的华人庙宇无疑是新加坡人文历史的印记。它们不仅是民众出钱献力所建的、供奉膜拜各种神明的宗教场所，也是具备华人社会内部整合与社群认同凝聚功能的民间活动中心。尤其是天后古庙，无论是被列为国家古迹的庙宇建筑，还是庙内保存下来的匾额、楹联、碑文等珍贵文物资料，无不折射出新加坡华人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其中三间具有代表性的老字号庙宇：福建帮的天福宫、潮州帮的粤海清庙和海南帮的琼州天后宫，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华人方言群及其组织的形成与沿革

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出南海的重要港口，控制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航路。1819年英国人弗莱士开埠新加坡后，大批华人漂洋过海，涌入新加坡谋求生计。“人口过剩、自然灾害、频繁的战争、地主剥削和沉重的赋税负担，构成了主要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华人社会的形成也与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密切相关。”①

《南洋学报》提供的1824至1871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824年新加坡总人口为10683人，其中华人总数仅为3317人；1830年华人人口为6555人，占总人口的39.4%；1840年华人数量增至17179，占比为50.6%；1860年达50043人，占比为61.3%；1871年则高达54572人，占总人口的56.2%。②

关于华人移民的地域结构，以1881年为例：在总数86766人中，福建移民24981名，占28.8%；潮州移民22644名，占26.1%；广府移民14853名，占17.1%；海峡侨生9527名，占11.3%；海南移民8319名，占9.6%；客家移民6170名，占7.1%。③

总而言之，华人人口占比在19世纪大幅攀升，且华人移民数量排名依次为：闽、潮、广、琼、客。

曾玲提到：开埠初期新加坡主要存在两个华人移民社群：一是以马六甲漳泉人后裔为主的海峡华人社群；一是以闽粤移民为主的中国移民社群。由于闽粤移民所操方言不同，彼此不能沟通，而且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亦有差异，因此华人移民内部形成了各自“帮群”的认同，从而与异帮群有所区分。*参见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他们主要是来自福建漳州府、泉州府和永春州的“福建帮”；来自广东潮州府八邑(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和南澳)的“潮州帮”；来自广东珠江下游的五邑(南海、顺德、东莞、番禺和中山)和潭江流域下游的四邑(台山、新会、恩平和开平)的“广府帮”；来自福建汀州府永定、潮州府的丰顺和大浦、广东嘉应州五属(梅县、兴宁、五华、平远和蕉岭)、隶属惠州十县(惠阳、博罗、龙川、河源、紫金、海丰、陆丰、和平、连平和新丰)的“客家帮”以及来自海南岛的“海南帮”等五大帮派。

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各帮群或帮群分立，或帮群联合，19世纪前期形成两极性“帮权”政治架构：一极为财雄人众的闽帮；另一极为广、客、潮、琼四帮联合阵线。与此同时，各帮群不但开始设立总机构，而且还成立了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等下属社团。这也导致“帮权”政治含有三个层面：一是闽帮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关系；二是联合阵线各帮之间的关系；三是两阵营之间的关系。

道光七年(1827年)漳、泉集团建立了最早的华人公塚*关于新加坡华人坟山请参阅曾玲《坟山崇拜与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思想战线》2007年第二期第33卷。(也称“义山”)恒山亭，三年后闽帮总机构由恒山亭迁入天福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福建会馆。同时，福建帮内部又分出富有帮会色彩以及以州县为单位的组织，如：供奉清水祖师的金兰庙(1830年)、崇祀土地神的梧槽大伯公(1836年)、供奉广泽尊王的凤山寺(1836年)、长泰会馆(1849年)、永春会馆(1867年)、供奉圣侯恩主陈渊夫妇的浯江孚记庙(1876年)、杨四知堂(1911年)、南安会馆(1926年)等。其中，闽南语系的福建九龙堂(1857年)、保赤宫陈氏宗祠(1878年)则为非地域性宗亲集团。 以府为单位的组织有：福州会馆(1909年)、漳州总会(1929年)。

潮帮于道光六年(1826年)创建粤海清庙为总机构，之后又成立了义安*“义熙五年分东官立潮为义安郡属县五(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昭)。”参阅(明)郭春震 (校辑)《潮州府志》 卷之一 地理志。摘自饶宗颐《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公司(1845年)，出资649印度卢比设立坟山泰山亭，为同乡处理营葬事宜。除此之外，还有汾阳公司(1865年)、潮州西河公司(1879年)、李厝公司(1890年)以及非地域性宗亲集团潮州江夏堂(1867年)。成立于1929年的潮州八邑会馆是潮籍人士第一个最高机构。

经济实力弱小的广帮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则建立了如：奉礼关帝的宁阳会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重建宁阳会馆碑记可以参考陈荆和、陈育崧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1年。(1822年)、香公司(1838年)、冈州会馆(1843年)、高要会馆(1941年)等地缘性组织；曹家馆(1819年)、黄家馆(1854年)等血缘性组织以及梨园堂(1857年)、木匠行会北城行(1868年)、裁缝师行会轩辕馆(1880年)、雇佣木匠行会鲁北行(1890年)等业缘性组织。广府方言组织中四邑陈氏会馆*该会馆的成立标志着华人社会非地域性宗亲组织的出现。(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2002年，第254页)(1848年)、刘关张赵古城会馆(1866年)、李氏书室(1874年)归为非地域性宗亲集团，广东吴氏书室(1910年)则归为难以甄别的地域性或非地域性宗亲集团。1937年成立了广东会馆。

客帮虽然人数不多，内部却又分为三帮：嘉应五属、丰永大(广东丰顺、福建永定、广东大埔)和惠州府(广东惠州)。道光三年(1823年)嘉应五属帮成立应和会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重建应和馆碑可以参考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为总机构，馆内中堂以关圣帝君作为主神祀奉，馆旁有公坟五城福地料理同乡身后事。其它两帮则分别成立了茶阳会馆(1857年)、惠州会馆(1870年)、三和会馆*参阅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2002年，第228页。(1883年)等。1929年客属总会成为客属人士的总机构。

琼帮于咸丰四年(1854年)始建琼州会馆(内设天后宫)为总机构。1862年琼州天后宫出资为琼籍人士购置了塚山玉山亭(又称“海南山”)，使他们能够“入土为安”。除琼州会馆外，某一镇或者某一村的同乡们还分别创办了琼崖沙港同乡会 (1936年)、南壁同乡会(1939年)、溪北同乡会(1941年)等地缘性社团组织。同姓氏的琼人又各自组成符氏社 (1887年)、韩氏祠(1900年)、琼州梁氏公会(1924年)、琼崖王氏祠(1926年)、新加坡云氏公会(1935年)等宗亲会。同行业的琼人则成立了新加坡琼侨咖啡公会 (1933年)、琼侨汇兑公会(1939年)、琼南客栈行等工商公会。

19世纪20年代，客帮的惠州人跳出客帮，和广帮结合成广、惠、肇社群，然后又与客帮的另外两个派系组合成为联合阵线的主力。1820年左右建立的海唇福德祠为广、惠、肇方言群与嘉应、丰顺、永定、大埔客家方言群(简称广、客七属)的共同核心组织。之后，广、客七属人士共同经营义山青山亭和绿野亭作为先人丧葬祭奠之地。

福建(漳泉)籍人士的恒山亭、天福宫、福建会馆；潮州籍人士的粤海清庙、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广籍人士的宁阳会馆；客籍人士的应和会馆；广客七属的海唇福德祠；琼籍人士的琼州会馆(内设天后宫)等负责生前福利以及死后丧葬等组织的建立使五大移民帮群分别完成了其领导机构及地缘、血缘、业缘性等下属组织建立的全过程。并且，经过不断调整两极对立的帮群逐渐形成了新的帮群组合：福建帮、广惠肇帮、嘉应五属帮、丰永大帮、潮州帮、海南帮、福莆仙、三江帮等。*参阅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第一章)。

总而言之，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权”结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为两大社群，第二阶段为五大帮派，第三阶段为两大对立阵营以及各类社团，第四阶段为新的帮群。

到了19世纪80年代，帮际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华人社会的帮权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的华人社会仍是帮派林立，彼此相互合作与竞争。当然，分化出去的小集团在谋求自保的过程中依然依附于大集团而生存。

三、天后宫与宗乡会馆的建立与发展

伴随着华人移民日益增多，祭祀天上圣母等宗教活动在其社群中渐生芽蘖。“天上圣母”，福建人称为“妈祖”，海南人又称“婆祖”，客家人则称“水母娘”。童家洲提到：19世纪不同方言群及各类团体纷纷建庙供奉航海保护神“天妃”妈祖 ：*童家洲：《论早期新加坡华人的妈祖信仰》，《八桂侨史》1996年第2期。

1、福建方言群：

天福宫、福州会馆天后宫、南洋莆田会馆天后宫、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天后宫、永春会馆

2、潮州方言群：

粤海清庙、新加坡潮州西河公会天后宫、西河旧家天后宫(属于林氏大宗祠的十八家宗亲组织)、实龙岗路的西河别墅

3、广东方言群：

宁阳会馆天后宫、波东巴西联合庙内的云峰天后宫、金榜山亭天后宫

4、客家方言群：

三和会馆天后宫

5、海南方言群：

琼州会馆天后宫

其它宗教组织如半港天后宫、木山圣母宫、后港联合庙内的天后宫等，也都崇祀妈祖。除此之外，由于“天后”在新加坡还被尊奉为“运输贸易业者的保护神”，所以在新加坡华人的水陆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贸易行业中也流行供奉妈祖。

而新加坡二十多间祭祀天后的宗乡会馆及各类社群组织中，尤以天福宫、粤海清庙、琼州天后宫在华人社会影响力较大。

1、恒山亭、天福宫与福建会馆

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28年的恒山亭，位于甘榜峇鲁(Kampong Bahru)石叻路(Silat Avenue)的小山丘，里面供奉的神明为大伯公、注生娘娘和城隍爷。当时，以薛佛记为首的恒山亭大董事共有五位。在垦荒时期，恒山亭主要扮演了管理义冢的角色。

道光十九年(1839年)来自马六甲以及中国的福建商人在直落亚逸街158号(158,Telok Ayer Street)开始兴建庙宇。建庙所需的石柱栋梁、砖瓦、琉璃等建筑材料均取自泉州，并通过乌艚船运到新加坡。整个闽南宫观建筑至1842年全部完成，共耗资37189，98宋银(即西班牙银元)。*参见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2010年，第21页。

天福宫(彩图1)是三进式建筑，由三川殿、中庭、正殿和后殿组成。金碧辉煌的宫内有斗拱、龙柱、门神、壁雕等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宫的左边为崇文阁，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堂；右边为庆德楼，为新加坡最早的海峡侨生家族互助组织。

三川殿内左右两侧共有四块石碑：两块为《建立天福宫碑记》的正碑和副碑，两块为《重修天福宫碑记》的旧碑和新碑。

《建立天福宫碑记》刻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碑文解释：“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碑文也讲述了建庙的缘由、经过：

“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兹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新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宗祀圣母庙宇。遂佥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圣母神像(彩图2)，特表尊崇，于殿之东堂祀关圣帝君，于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参见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第232页。

当机械电气设备出现短路故障后，需及时进行处理，防止机械电气设备故障问题进一步激化。同时，针对造成短路问题的具体原因，采用相应解决措施，如更换铜芯电缆等。由于此类电缆储量较小，需在采购期间对其质量及数量进行严格的把控，将维修停机时间缩短[4]。同时，在对短路故障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也需利用人工气焊的方式，将线路与导电装置连接在一起，从而提升线路的绝缘性，低于设备散发出的高温，降低短路问题发生几率。

碑中还详尽记录了捐资建庙者的芳名。陈笃生 、薛佛记、龚光传三位大董事分别捐款为“大信士陈笃生捐金三千零七十四元七六元；薛佛记捐金二千四百元，龚光传捐金二百八十元”。其他捐款人约有400人，都是昔日的舶主与商人，捐款数额从25元到800元不等。*参见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第234-243页。

天福宫正殿为天妃殿，崇祀的是 “通灵神女”天妃娘娘。她的神像是在莆田湄洲岛定制的，1840年4月23日抵达新加坡。当时的迎神场面热闹非凡，浩浩荡荡的迎神队伍敲锣打鼓把天妃神像用华丽的杏黄绸纱的彩轿抬到庙内。*参见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第22页。

庙内有多对古老的诗文楹联，如：三川殿正门的门联刻于1840年，上联为“祥发湄洲，梯航捷至，恩垂北狄”，下联为“德敷嘉里，栋宇聿新，福披南闽”(彩图3)。正殿内悬挂着一副1858年新加坡闽商商号联合敬献的对联为：上联“圣德比天高，保护舟航，功屡施于远迩”，下联“母恩如地厚，眷怀商士，泽充洋乎新嘉”。

宫内至今尚保存着许多社会历史名人敬献的匾额，*参见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第260-281页。如：三川殿有钦赏蓝翎福建闽安中军守备林天从于同治七年(1868年)敬立的“恩流海国” (彩图4)；正殿入口处“显彻幽明”四个大字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新嘉坡领事馆花翎四品衔分省优先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敬献；正殿中央高悬一方“波靖南溟”的匾额为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所题赠，为了表扬1905年闽帮捐款赈济漳泉州水灾。

天福宫的董事会经历了陈笃生时期(任期1839-1840)、陈金钟时期(任期1850-1892)、邱正忠、蔡绵溪时期(任期1892-1897)、陈武烈时期(任期1897-1916)。它在华人社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天福宫的正统性和重要性甚至得到清朝首任驻新加坡领事以及光绪皇帝的重视和认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后，闽帮的总部由恒山亭迁至天福宫。天福宫的香火钱取自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如有人急需用钱，可在妈祖面前以卜龟、掷环珓方式许愿告贷，并许诺如期归还。

福建会馆则成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1915年，天福宫一直“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首任总理陈金钟不但要负责馆务，还要负责庙务。当时，福建籍新婚夫妇多在左厢房办理注册手续，结婚证书由总理盖章生效。 他们的婚礼会在天福宫两侧厅堂举行，由总理主持证婚。福建会馆逐渐成为民间婚姻登记处，可见其社会功能已经深入到移民的日常生活中。

早期，天福宫每三年举行一次隆重的迎神赛会，闽人聚居的源顺街、顺丰街、三美街、中街、兴隆街五股头协理首先得到天福宫向神请示迎神日期和送神日期。

陈武烈于1906年倡导修复天福宫、三间丹戎巴葛旧屋，并在戏台后空地新建七间房。此次重修工程共耗费51000多元，其开支账目、用料细节详列于《重修天福宫碑记》中。这次大翻新还融入了西洋和南洋的建筑装饰，使天福宫呈现出多元化的建筑风格。*参见杜南发主编《南海明珠天福宫》，第254-259页。

1915年“天福宫福建会馆”获华民政务司署批准为豁免注册的社团，薛中华担任正董事一职。福建会馆改组立章后，“宫”与“馆”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是各自的职权开始有所区别。天福宫主要负责宗教方面的事务，福建会馆则忙于办学校、调解纠纷、扶贫济困等各项大小事务。1937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注册为非盈利有限公司。1955年建在天福宫对面的福建会馆大厦落成，它除了供会馆使用外，亦作为爱同、崇福两校的教学场所。*新加坡福建会馆网页：http://www.shhk.com.sg/zh/。

2、粤海清庙与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天后宫是广、潮、惠帮于道光二年(1822年)创建的宁阳会馆，其次便是1996年被列入国家古迹的粤海清庙。它有两个俗称，一是潮州人所讲的“老爷宫”，一是广东人士所讲的“孖庙”。

早在道光元年(1820年)万世顺公司的创始人林泮出钱在新加坡河口附近建了一间设有神堂的亚答屋。位于菲立街16A(16A,Philip Street)的粤海清庙创建于道光六年(1826年)。自从建立起，该庙就是当地潮州人的联络与活动中心。

1830年以佘有进为首的一群来自海阳和澄海县的潮州人商议集资创建义安公司，*参见《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60周年纪念》，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89年，第114-116页。以及新加坡义安公司网页：http://www.ngeeann.com.sg/zh/。以便管理粤海清庙、照顾本地潮州人的生活以及为他们购买坟地。1845年义安公司正式成立之后，粤海清庙便成为其所管辖的产业。“公司一度拥有多个墓地，分散在市区各处，包括汤申路的广恩山、武吉知马路上段的广孝山、金文泰路的广寿山、实龙岗路上段的广义山、三巴旺/义顺的广德山、樟宜的广仁山、甘榜爪哇的红桥头以及乌节路的泰山亭。”*参考http://www.ngeeann.com.sg/zh/teochew-memorial-park/。直到1963年，义安公司办事处一直设在粤海清庙的后座。

粤海清庙(彩图5)占地很广，规模比天福宫还大。院内有花岗岩支柱和神桌；屋檐有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样；庙内有充满地方色彩的泥塑、画屏、“金漆木雕”等。仔细看会发现，这些“剪粘”的泥偶取材于“杨门女将”、“孙悟空大闹天宫”、“三国演义”等民间故事和传说。

粤海清庙由左右两间相连的祠庙组成。其中左祠为“天后宫”(彩图6)，供奉海神妈祖；右祠为“上帝宫”(彩图7)，供奉玄天上帝。1852至1855年庙宇得到扩建，现在的建筑形式及规模乃源自1896年的重修。可惜整个创立、扩建的过程没有碑记可以查考，但是有十四位先贤以义安公司信托人名义买下的999年地契。

高悬于庙堂内的一方金漆匾额“曙海祥云” 于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出自光绪皇帝的御笔(彩图8)，为了致谢侨民为山东赈灾捐资六千银两。庙内其它匾额基本上都是出自于1896到1900年间。*参见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12年，第87页。例如：由琼州众信所敬酬的“恩敷北极”和“后戴坤元”；粤东弟子众绅商敬赠的“后德齐天”；客属应和馆众同敬赠的“帝德参天”和“溺援天下”；客属潮郡茶阳会馆众信商敬赠的“赫濯声灵”以及广惠肇众信拜赠的“泽及斯民” 等(彩图9)。从匾额落款来看，义安公司俨然成为广东省各属移民的领袖。庙内唯独没有福建人赠送的匾额，印证了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两极帮权关系中潮、广、客、琼联合阵线的存在，并且折射出当时大力参与甘蜜与胡椒种植业的潮州人、以工匠居多的广府人和客家人、作为雇员的海南人同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福建人(闽南人)之间的经济矛盾。*参阅佘有进《新加坡华族的人数、血族与职业之素描》，《东南亚研究学报》1971年第1卷。

早期每逢农历十一月间粤海清庙都会有请神以及送神回銮仪式，潮、广、客、琼籍信众大多会积极参与“游神”庆典活动，使得游行队伍热闹壮观。粤海清庙还会邀请本地潮剧团上演大戏，以答谢神恩；而在潮州人聚居地还可以欣赏到街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最后一次重修后，粤海清庙的香火更盛。

1927年12月28日，林义顺等十四名潮人侨领，认为义安公司总理一职世袭相传的做法不妥，联名要求佘氏家族交出公司产业管理权，改由潮社推选具有声望的侨领共同管理。在多次交涉失败后，林义顺等四十人遂于1928年9月10日联名登报发起筹组新加坡潮州会馆。征求会员约七百人后，1929年8月选出首届董事会，林义顺当选为第一任正总理。至9月4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正式宣告成立。会馆的会旗于1931年选取曾纪泰的设计。旗上的八颗星是表示潮州的八个县；中间的一颗丹心表示八县同心；主色调蓝色表示清白。会馆名正言顺的提法是联络乡谊、传达舆情、团结自坚，并且积极投入同乡福利、赈济中国难民、推动文教事业等事务。*参见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网页：http://teochew.sg/。

几经曲折，潮州八邑会馆与义安公司终于交涉成功。佘应忠等人同意辞职，并且将资产交由潮州八邑会馆接手。此后，对外各事宜皆由潮州八邑会馆出面负责。经过重组，义安公司则确定为当地潮州人的信托、慈善、福利团体，积极参与教育、文化与福利事业。它不仅于1940年创办义安女校；1953年接管端蒙学校；1963年创办义安学院等，而且还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资助青年学子。1963年，位于登路97号的潮州大厦落成，义安公司和潮州八邑会馆迁入该大厦办公，至此，粤海清庙、义安公司和潮州八邑会馆作为潮州方言群三位一体的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3)琼州会馆与琼州天后宫

据新加坡海南会馆网页称，*新加坡海南会馆网页：http://hainan.org.sg/index.php?m=index&a=index。咸丰四年(1854年)由韩旺彝*一说韩亚二。、王志德两位先生倡组，并于1857年集资2700元葡币在小坡吗拉峇街(Malabar Street)6号购买了三间屋宇作为琼籍人士寄宿和聚会之所，琼州会馆自此诞生。由于琼籍南来者多从事航海业，常年处于惊涛骇浪之中，故在馆内设天后宫崇祀主神婆祖(彩图10)，左侧与右侧还分别奉祀南天水尾圣娘*参见石沧金《马来西亚海南籍华人的民间信仰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以及唐若玲《东南亚琼属华侨华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5页。与昭烈一百零八兄弟*参考李庆新《海南兄弟公信仰及其在东南亚传播》，《海洋史研究》2017年第10辑。诸神位以祈保佑平安(彩图11和12)。

1878年，同乡们集资4462.5元购置了美芝路47号(47,Beach Road)的产业。1879年，在王永祥等先贤的号召下，花费25160元购买来自海南岛的建筑材料；聘请来自海南岛的技工、匠师等开始兴建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庭院式屋宇作为祭神和会务活动的场所。1880年美芝路馆宇落成。

琼籍赐进士出身特用知府前知柏乡县事乡人邱对欣于光绪六年(1880年)为重建会馆立碑。碑文曰：

“琼南与新州相界，吾乡懋迁此地者，货物辐辏，商旅云集。旧有会馆，祀天后圣母，因岁久倾圯，字向不合，签议重建於兹。澜水迥环，壮襟连之体格；秀峰耸拔，卓笔势于云霄。焕然重新，规模式廓，以今冬落成。不远千里，驰书乞序于余，余以吾乡质朴，颇为近古，风俗茂美，不侈繁华。”*参见《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13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年，第101页。

整个建筑的外形及内部设计系仿中古时代之宫庙式风格。屋顶用泥土以精工巧技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奇珍禽兽；并配以古代团，倍增壮观。屋内后进设有光绪八年(1882年)时精工雕刻的婆祖神龛、龙案、“天后元君”牌等用以崇奉祀祭。

庙内有一副对联是1891年由担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敬题的楹联,上联为“入耳尽方言，听海客瀛谈越人乡语”，下联为“缠腰数富豪，有大秦金缕拂菻珠尘”(彩图13)。另一副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敬献的对联为：上联：“海波不扬，长荷慈航宏利济”；下联：“坤德能载，永教琼岛仰帡幪”。

琼州天后宫的牌匾大部分出自于光绪八年(1882年)。如：“慈航普济” 一匾由诰封资政大夫余联元偕侄弼梅敬立；“体物不遗” 一匾由文邑信高韩众等敬献；“黎民怀之” 一匾由恩信商文邑詹氏阖族敬奉等。除此之外，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庙于2006年敬赠一方匾额“泽被四海”给该庙。

宫内的石碑记录了捐款重建会馆者的芳名。其中许多是“船装”，相当于现在的船务公司，它们共献银3870元，超过总捐款数额的十分之一。

自1880年以来，琼州会馆与琼州天后宫一直是两位一体的组织，但对事务处理各有不同职权。会馆负责内外事务，天后宫则管理财政收支。会馆及天后宫名下所得经费主要用以教育事业、同乡福利、社会慈善等，如支持创办育英学校、购置坟山“海南山”、建立慈善机构“乐善居医院”等。1932年两个组织正式分立。

由于建筑年久失修逐渐败坏，1948年会馆主席符致逢倡议改建会馆。经过十几年的策划、兴建，一栋巍峨壮丽的琼州大厦耸立于星岛，后座依旧保留着琼州天后宫。琼州会馆(附设琼州天后宫)自1857年建成后，曾一度迁址，二度修建，迄1962年琼州大厦落成，由最初联络乡情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今天联络各民族感情，并与各民族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新加坡的繁荣与发展的海南会馆。琼州天后宫依旧为拜祭神明的场所，兼具经济、教育、慈善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四、总结

早期具有华人帮会性质的天后宫不但体现了华人移民的精神生活与风俗习尚，还是海外华人联络情谊、团结互助的象征。新加坡的天后信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各籍信众在民间信仰神明的系统内被整合和凝聚，天后宫与宗乡会馆便自然而然相结合。它们之间“宫”中有“馆”、“馆”中有“宫”的密切关系使得新加坡的天后信仰形态具有神缘性与地缘性的双重社会功能；同时，“社群化”的天后信仰在不同的方言文化背景下沿袭了家乡的风俗习惯，呈现出了鲜明的地缘特色。

本文考察的三间天后宫都已具百年历史，其创立、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奠定了新加坡妈祖信仰的规模与内容，也见证和记录了华人族群在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不可否认，天后宫作为华人移民的信仰中心，其凝聚纽带功能对文中提到的华人社会的构建、社群属性的认同、社群内部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新加坡的开埠、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也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天后宫虽然是独立的宗教机构，但它依然扮演着救苦济贫、救死扶伤、丰富民众文化生活等多方位社会职能，依然具有其特殊性。总而言之，天后信仰逐渐扎根于新加坡本土文化中，并保持了自己的地缘性、业缘性及血缘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