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个人概念带回日常生活
—— 评《美国的社会与个人》*

杨君

现代化进程，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各群体阶层间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等现象。在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转型中，日常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并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侧重于国内社会的实证研究，对国外的研究偏重于理论介绍，经验研究相对缺乏。这样可能出现的后果是国内外理论家由于缺乏可供讨论的共同实践经验，难以深入理解双方的理论；容易陷入彼此自说自话的状态。在此意义上，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社会的经验研究自然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尝试。

应该说，《美国的社会与个人》一书正是中国学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将海外经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此书以本土问题意识为切入点，紧扣“群己权界”这个重要主题，试图将个人的抽象概念带回日常生活，通过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建构。

在学术界，个人主义是随着现代个人观念的兴起而出现的，视个人为社会基础、强调个人独立与自主的一种现代价值观念。在以往关于个人主义的研究中，存在两种主要研究取向：其一，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片面性。在社会或民族国家内部，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突出个人优先性的现代意识形态，是社会对日常经验进行选择和过滤之后对“社会生活应该如何”这一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流行的价值表述。也就是说，它作用于社会生活但不能完整地表述社会生活。其二，将个人主义作为文化建构的工具。在不同社会或民族国家之间，从社会生活中抽离出来的个人主义有可能被当作建构本质化的文化身份的工具。因而，诉诸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话语既无助于了解“他者”社会，也无益于反观中国社会。

基于以上讨论，该书冲破了个人主义作为抽象价值观念的重重迷雾，以美国加州小城的日常生活为基础，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将日常的生活故事和社会事件案例相结合，打通宏观问题与微观描写的隔膜，阐释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林林总总。在此意义上，本书致力于在日常中具体理解美国人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各种体验与解释，并通过经验叙述来呈现个人成为社会秩序的体现者与承担者的过程，进而，理解个人与社会的现代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美国的社会与个人》一书，简要评述和阐释个人主义观念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与文化再生产，并将个人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放在美国历史变迁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进而讨论个人主义命题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一、当代美国个人观的价值与内在张力

《美国的社会与个人》一书分为走进“悠然城”、个人故事、个人的边界、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团生活、地方自治、公民投票等十章。这十章以个人主义为轴心，通过个人故事、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有机联结勾勒出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完整画卷。

本书一开始通过讲述“成功”与“失败”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向我们展示美国社会中个人命运的一种价值，即以强调独立、自由与平等、奋斗的个人主义文化理念。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引领下，故事的成功者佩林通过接受教育、努力拼搏、实现了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佩林依靠自己、实现成功既成为美国社会对个人的期待，也是摆在每个美国人面前的人生规划。截然相反的是，在这个每个人都有享有平等机会的自由国度里，故事的失败者乔尔依然拒绝扮演社会为他设定的目标和行动路径，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偏离社会规范的“流浪生活”，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两个故事描绘了差异化的生活轨迹，这表明社会依然在按照某些共性特征——失败或成功对其进行分类，让我们瞥见了当代美国个人观的价值与内在张力。这一价值理念告诉我们，于个人而言，最为根性的要求就是激励自己不断与其同伴竞争。人们期待获得优越地位，竭力避免被比自己卑下的人所“污染”。于是，我们看到了悖论的存在：一个崇尚平等的社会，充满了竞争的压力；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人们却为失去地位的恐惧所困扰。在这样一个与其同伴缺乏永久的和可靠的港湾社会，个人唯一的安全就来自于个人成功与优越。

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在社会学界长期存在着社会优先于个人的唯实论与个人优先于社会的唯名论之争，从古典社会学的涂尔干、帕森斯到当代的布迪厄、福柯、卢曼等学者，无一体现出社会对个人的主导。在早期现代社会，个人被嵌入各种社会物化控制之中，其身份须由所处的相对位置来界定。随着现代世界和个人观念的出现，个人开始追问外在位置与内在自我、扮演角色与真实自我之间是否一致。佩林的成功故事表明自己的生活不是一种先验和纯粹的自由选择，而是指个人在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依靠教育体系（获取证书）、劳动力市场、劳动和社会法律等提供的社会保障与支持，强制性要求个人吸纳社会资源，积极追求生活，主动承担责任，在充满竞争一生中永不停歇地努力进取，实现属于“自己的生活”。

随着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国家、阶级、核心家庭和族群等社会团体逐渐消弭，个人变得越来越自由，个体也逐渐成为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这时，个人主义理念的内涵恰如泰勒所说：“自我实现成为现代人对生命的期待，其中所洋溢的自由值得我们为之欢呼雀跃。”故事的失败者乔尔拒绝了社会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模式，坚持对生命中自我实现的肯定，建构了个人主义文化理念的另一面。而这种新的价值理念是对生活本真性的追求，也是社会文化为他提供的用以解释个人境况的理由。可是，当过于追求本真性的个人拒绝了一切社会角色之后，就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失败者乔尔说：“我想有个中间模式，不过那是很难实现的。”或许，这既是他的困难，也是社会的难题。

二、个体家庭、宗教体验与私人生活的自我呈现

如果将个人带回日常生活，那么，个人的边界在哪里？日常生活的自我又当如何呈现？在书中，公私领域的明确划分呈现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边界与范围。个人更加注重自己的边界、隐私与私人空间，对于私人生活之外的事他们往往采取另一种行事逻辑。具体来讲，在美国社会，人与人善于打交道，尤其是与陌生人交往。但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却又保持一定距离是日常交往中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礼貌待人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里呈现的一个文化观念是：它注重的是保持私人与公共空间之边界不被逾越。有的行为举止发生在私人空间无可厚非，但出现在公共场所则让人难以接受。比如，（acceptable）（可接受的）或（unacceptable）（不能被接受的、不受欢迎的）等词语经常出现在美国人日常对话中，这其实也体现了他们对于习俗、规范的重视与遵循，更反映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人边界的界定和维持。

从私人生活的角度看，自我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个人的私人生活在家庭的展开和基于个人体验的宗教生活。家庭是个人之上的基本社会单位或初级社会群体，也是传递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空间。不过，随着个人权利的伸张，家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与此相伴随的是，情感重要性日益显著。爱成为家庭新的象征，也是家庭凝聚的重要指标。在美国文化中，爱一个人就要表达出来。而在中国社会，更侧重于爱的行动而不是爱的表达。家庭除了是彰显情感与亲密关系的私人领域之外；另一方面，个人独立自主的强调也成为一大特点。美国人的家庭往往特指个体家庭（Individual family）或核心家庭，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婚姻①李荣荣：《美国的社会与个人：加州悠然城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与中国的婚姻正当性不同，美国的婚姻是两个个人的结合，当代美国社会并不公开反对来自不同信仰、族群、阶级的个人结合。独居老人、单身居住、离婚、再婚②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沈开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0—23页。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独立自主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正如社会学家贝克所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体化社会的来临，家庭已经从“需求共同体”转变为“选择亲密关系”③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100页。。女性开始积极涌入职业教育和各种工作场所，她们不像以往那样需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也不再把婚姻当作获得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当婚姻不再是社会生活必然的选择时，对于她们来说，个人偏好或自我感觉成为了衡量婚姻是否值得的重要标准。

如果说家庭内部呈现了一种“自我实现”的理念，那么，宗教体验体现了个人在信仰领域的体现。如今，教会不再由全社会的人组成，而成了思想相同者的结合；也不再是公共秩序的支柱，而成了“虔诚者隐退索居的孤岛”①诺贝特•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公共责任》，周穗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确实，在当代美国，宗教逐渐变得个体化，信仰者不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做礼拜，信仰与否以及信仰哪个教派成为一种个人选择，与上帝的对话就变成纯粹个人的信仰体验。从而，信仰者强调的是“我与上帝”的关系。

基于以上论述，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展示独特的文化内涵，他们不仅注重情感的表达和追求独立自主精神，也更为关注内心的人生体验。但是，作为个人主义文化理念中的自我并非是一个自给自足和完美的个体，而是有限的个体呈现，因而，个体不会仅仅局限和封闭在狭小的家庭领域，而是脱离家庭，走出自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超越自身的有限性。

三、公共生活的自我浮现与文化再生产

西方现代道德理想的一个表现是对自我实现的肯定，每个人都被召唤出遵循自己的内在自我。于是，当自我实现被赋予了道德意义之后，社会纽带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作者受到莫斯的启发，坚持了一种在强调与自愿彼此互不通约的原则下，在主体对给予、接受和回报的期待、信任与实践中，社会得以组织并持续运作②李荣荣：《美国的社会与个人：加州悠然城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这一原则之所以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持续进行，既因为它为主体的自由意愿预留了空间，也因为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社会生活的原则要求个人走出自我，并给予他人。对于现代个人而言，在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外，给予的起点是什么？如何走出这一步。其实，如果意识到任何个人都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意识到这一点的个人就不得不脱离私人领域，走出自我，不得不给予，通过相互给予在公共生活不断完善自我。

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呢？作者通过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案例分析，向我们阐释了地方自治是地方上的所有人作为平等的个人联合起来共同管理的地方事务。而地方选举是地方自治的核心体现，个人通过探索在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公共问题的筹划与决策表达意见。地方自治的一端是基层政府，而另一端是全体市民，连接这两端的则是主权在民的原则。托克维尔曾指出，地方自治能够培养公共精神，从而防止集体专制。一是地方性公民参与较弱，个人势必独自面对庞大的政党政治或中央国家③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5—105页、第630-637页。。可以说，城市治理的案例反映了基层选举作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微观层面。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竞争人和选民都围绕着选民意向又都全围绕“地方”共同体而展开。正是此种形式的基层选举，参与和自己休戚相关的社区事务和市民身上体现了地方主体的色彩。

为了更为详实地阐释地方居民的主体性色彩，作者介绍了一个关于市民投票决定农场是否进行商业开发的社会事件，此事件表明，私人财产由其所有者独立自主支配，物质的财产体现着抽象的权利。不过，独立只是一种简单的想象。由于该农场主试图将农场项目改选为商业项目，尽管这一项目得到了其政府的同意，但由于此项目的开发将会挤占公共空间、制造噪音，给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于是他们组成了地方控制联盟阻止开发。从而，农场主不得不通过法律的途径，将该项目立法提案程序委员会，最终投票结果以反对开发获胜，农场主只能停止开发项目。但农场主并没有放弃，继续立法议案，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农场主将该项目内容的修改。这些商业开发项目不再以商业发展为主，而是改名为农场项目。此案例描绘了一个既符合理性又契合情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完美平衡的新图景。这既满足了农场主的利益诉求，又迎合了居民的公共意愿。在市民们看来，“如果你不愿意投票，你就别抱怨”，这是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言下之意，鼓励个人去参与、去改变社会生活，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当然，一人一票里没有所谓的人言微轻，但个人要接受多数的选择。

透过以上案例，不难发现，在美国社会，私人产权是一个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伦理的复杂问题。它意味着个人有权使用、安排、支配和处置自己的财产。不过，私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意味着它可无视公共利益。作者通过农产项目的开发揭示出了个人行为的权利必须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条件，不仅要享受权利，更要履行相关社会义务。

基于以上对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自我的描述，我们看到，在美国社会，“分”是“合”的条件，边界消失便无所谓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换言之，“己”之构成“群”需要在“群己”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边界的功能在于使得两方区别开来同时又联系起来，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凸显个人价值以及保护个人免受公共权力的干预，还在于作为中介联结个人与社会。可以说，个人与社会有机联系的机制就在于通过公共生活，融合了个体自由与义务的不断地“送与取”，从而，在公共生活中实现个人主义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

四、美国社会发展与个人主义系谱学

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早的用法是法语形式的“individualism”，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根源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反映，1840年通过亨利•里夫（Henry Reeve）翻译托克维尔的著作而进入英语世界①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毫无疑问，西方传统，特别是最近200年或300年里的个人主义传统强调对人和个体性的重视。尽管这极大促进了人类经验的丰富和人类自主程度的增长，然而同时却似乎也经受了一种片面强调之苦，这种片面的强调既不是人类经验的典型特征，也与人类最初出现的个性特征的社会条件不相融。由于它向人类展现了大量的可能性，而且在它的保护下也揭示和培养了广泛的个人天赋和技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直至现在，这种强调才被认为是一种不利条件。无论如何，现代经验的这两个维度开始暴露出这种私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所具备的缺点：首先，个人主义未能产生一种参照，这种参照能够防止它在个人体验的迷宫里迷路；其次，社会的世俗化也在自我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

而相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个人主义最初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的美国论述。由于崇尚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大革命未能成功实现民主政治，反而美国率先宣告了民主政治的成功。从而，美国就成为法国人思考如何将平等的理想付诸实现的镜子。托克维尔最深刻地将美国的民主社会表达为：一个出现每个人都具有平等与独立地位的个人主义社会。但他又补充解释道，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所谓利己主义则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过分之爱，它使人关心自己和爱自己胜于一切。最初，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但是，如果公民完全沉醉于自我的平等与独立，就会深陷到自我崇拜和自恋文化之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冷漠，对他人也将更为冷淡，容易形成“区隔化”的人际关系特征。对此的化解方式，托克维尔试图把个人主义嵌入到配套的制度安排之中加以解释，并刻画了美国社会的均衡状态，即具体体现为地方政治参与的政治自由对个人主义无限制蔓延地限制①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5—105页、第630-637页。。

自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社会的阐述之后，对个人主义持肯定态度的李普塞特认为，作为美国信念之一的个人主义有利于增强自愿社团以及公民社会内部的道德联结②Lipset，Seymour Martin.1963.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也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只不过，与中国相比，美国生活方式强调以个人为中心；而中国式生活方式则以个人在其同伴中的恰当地位及行为情景为中心③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北京：华夏出版，1989年。。

近几十年来，尽管以李普塞特为代表的学者支持个人主义作为美国文化的基础，但是也遭到了来自以贝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批判。贝拉等人反对单一的个人主义文化理念，而是比较保守地将美国的文化与《圣经》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基因加以联结，其目的试图把个人与某种更大的社会或传统的实在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贝拉等人并不完全摒弃个人主义，而是对它进行批评性分析，或者说是为了寻找一种道德语言以超越激进的个人主义。在贝拉等人讨论之后，普特南则通过个人行为、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实地调查，刻画出了一幅“独自打保龄球”的令人感伤的生活画面。在他看来，只有重建公民社会的资本，才能创造一种繁荣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团结。

也正是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讨论和争论之中，作者以参与观察的方式，通过对加州小镇的描述，把个人概念带回到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用“在场”的方式感知和把握了作为整体的社会，解开了个人与社会之争的迷雾。在美国社会，普通个人在日常生活状态下实现公共生活重构的图像，即是作为中介性社会结构的公民社团，有助于个人找到并占有一个具体的位置，从而既无需直接面对抽象的社会或庞大的国家，也不至蜷缩在个人狭小的范围之内。另外，宗教信仰不仅提供了一个安顿心灵的去处，也有助于个人走出自我狭小的范围，走向公共领域。

自下而上地来看，国家所承诺的结社自由权保证了个人多样化的选择不至于因为缺乏依托而变得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口号。选举权以及地方自治权等政治制度也在保障和促使公民通过参与走出自我，政府积极回应社会要求则为公民社会的实践提供资源。可以说，民主制度、宗教信仰、个人主义文化等因素把人们对“个人”的理解、解释与实践置于一种复杂的张力之中，从而亦可起到平衡个人消极治理的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个人主义不仅仅强调了“明确的差别”观念变成一种区别，这个区分在本质上可以播下自我与社会之间最终出现疏离状态的种子。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文化也可以产生一种共同的意识，但这种意识需要个人参与公共生活，在以社会为背景的条件下团结分散的个人。用作者的话来讲，唯有蕴含于社会之中，“个人”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道德语言。

五、个人主义命题在中国：何以可为

作为一个从事人类学的研究者，作者保持着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预期，或者说，是对社会生活应该如何的一种理解与解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价值理念，从根上讲，它无法穷尽其复杂社会的全部面向，也无法彻底描绘出对于社会成员而言的“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作者试图打破这些固有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揭示出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个人行为、思想意识等。就此而言，既通过日常生活来认识感念，也经由对日常生活的参与观察来认识被观念或多或少所遮蔽或过滤了的社会实在。

无疑，研究启示我们：个人概念在某个层面或某个阶层的存在与个人价值作为社会共识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或者说，个人作为心灵层面的道德主体与个人作为制度保障的权利主体不是一回事。如果要对个人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解，我们就需要把个体这一抽象概念放在历史变迁和社会结构之中加以研究。

就个人主义命题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首先，个人主义作为一套复杂伦理价值的被简化与利用为适应不同目的与需要的工具；其次，个人主义话语曾经扮演一个明显功能是把个人从其与家庭、宗教的传统中剥离出来，并交给其国家；最后，个人直接面对国家，与个人对应的团体是缺失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人化摆脱了传统束缚之后，个体仍然可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在哪里？或者说，个人与社会的共同体建构如何实现。唯有蕴含于社会之中，“个人”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道德语言。如果仅此将日常生活的观念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判断，将会有意无意带来个人与社会的罅隙。当个人缺乏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时，作为道德观念兴起的个人主义就有可能走向非道德的一面——自恋主义和道德主观主义。从而，作为道德理想个人主义的真正实现的社会条件就显得尤为迫切。因而，当前社会热烈呼吁的关于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话题无疑为个人参与公共生活创造有利条件，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国家制度保障对个人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的激励作用，也不能遮蔽基层社会中地方性资源对当代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现代社会既为自我实现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条件，也在不断地揭示着个人自身的有限性。如果中国人的自主性能够得到发扬，中国就很有希望。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有两大优点：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他的毕生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创建出能够帮助人们积极向上的组织。中国人没有普遍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人生的出路正在于俗世中发扬出“我”的力量。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我们不具备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自我”，我们将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背弃了安置个人的心灵港湾，个人就只能是来自无可有之乡，去往无何之乡，而那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如果每天的生活确实如此的平凡、琐碎，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为之浪费笔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包含的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意义得多。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