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张力中的“俗文学”
—— 读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刘宁

郑振铎于193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较早全面系统梳理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一部专题文学史，书中对“俗文学”概念的界定，对“俗文学史”重要理论问题的阐释，对其历史脉络的梳理，都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

此书的命运颇为曲折，1957年曾受到激烈批判，此后在中国大陆沉寂二十余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俗文学研究出现新的热潮，此书再度受到广泛关注，十多家出版社先后再版。与出版传播的浮沉曲折相伴随的，是书中“俗文学”观所不断引发的质疑和讨论。钟敬文主张“民间文艺”专指“产生和流传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的口传文学”，反对“把城市中所创作和流行的唱本、通俗小说、小调和戏剧等也包括进去”①钟敬文：《关心民间文艺的朋友们集合起来》，《光明日报•文代会特刊》，1949年7月11日。。《中国俗文学史》所讨论的内容，虽然包括前者，但后者的分量更重。郑振铎很清楚他与钟敬文的分歧，但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曾风趣地说：“关于这一点，我和钟敬文先生经常吵架。”②陈福康：《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史〉》，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0日第19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俗文学研究重新崛起，面对民间文学研究积累的丰富成果，对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复杂关系加以辨析，从而理清俗文学研究内涵与边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郑振铎俗文学观的贡献与局限，再度引发思考的兴趣。而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重新回到《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语境，理解郑振铎本人的雅俗文学意识对其俗文学观建构的具体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角度。

《中国俗文学史》的“俗文学”观，是一个从鲜明的雅俗文学分流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观念，这种分流对立的态度，在全书的开篇就被提出：“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③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显然，俗文学就是士大夫文学、正统文学这种雅文学的反面。郑振铎推重俗文学是文学史的“中心”和“原动力”④同上，第2页。，而一旦俗文学成为正统文学的一支，“原是活泼泼的东西，终于衰老了，僵硬了，而成为躯壳徒存的活尸。”⑤同上，第3页。这种对雅文学的厌恶与排斥，郑振铎不仅在书里，也在很多场合反复道及。朱自清曾特别提到，“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又谓论文当以现代为标准。”⑥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面对20年代国学复兴的热潮，郑振铎十分厌恶，在1929年1月发表的《且漫谈所谓“国学”》中，他说“国学家”就是“士大夫阶级的嫡系子孙”“我们却希望这一个特殊的阶级，能否早日由没落而趋于死灭”。⑦郑振铎：《回忆高小泉先生》，《郑振铎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然而，郑振铎本人所厌恶的雅文学，究竟是怎样的面貌，一直以来，学界对此的认识颇为模糊和笼统。文学中的雅俗，随时而变，因人而异。郑振铎在清末民国的求学成长经历，形塑了他对雅文学的独特认识。

郑振铎于1898年出生于温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在家乡上小学、中学，19岁远赴北京，入北京政府隶属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英文班）学习。①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页。他学习旧文学，不仅没有家学传承，就是在学校里也没有专门深造，不过是接受常规的教育。晚清民初中小学国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古文，在回忆其高小语文老师黄小泉的文章里，郑振铎提到在学校里学习《左传》《孟子》《古文观止》等。②同上，第2卷，第529页。他自述当年爱看《古诗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还曾向同学借阅张相编纂的《古今文综》，将其中论文之语，全部抄录下来。③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陆荣椿、王爱玉编《郑振铎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707页。1957年他在中国书店再度见到此书，欣喜买下，忆及抄录此书的艰苦，不胜感慨。④郑振铎撰、吴晓铃整理：《西谛书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负箧北京之后，他曾在大学课堂上听著名学者黄节讲授古文。⑤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陆荣椿、王爱玉编：《郑振铎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707页。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古文在他的学习中占了很大比重。晚清古文，传绪桐城。郑振铎认真阅读的张相所编《古今文综》，取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而扩大其规模，虽融合骈散，但以古文为重。在诗歌方面，清末民初的旧体诗坛仍是笼罩在同光体的影响下，在大学课堂上为郑振铎讲过古文的黄节，有《蒹葭楼诗》传世，其创作即取法宋诗。这样的经历决定了郑振铎所理解的雅文学，偏于桐城派和同光体这一类型。作为新文学的猛将，郑振铎旧文学颇多排斥，回忆起往昔的学习经历，也多是不愉快的，但情感上的疏远并不意味着旧文学对他全无影响。他编辑《晚清文汇》，于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虽然标举的编选宗旨是经世致用，但选录倾向上，以古文为重，还是有颇为浓厚的桐城色彩，曾国藩、王先谦、林纾等人选篇甚多，而对于骈文名家如王闿运、刘师培、樊增祥等，所选录者无一篇为骈文。⑥郑振铎：《晚清文选》，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郑振铎交游很广，其中不少人有桐城派的渊源，如与他十分投契的朱光潜，就对桐城派在新旧文化转型中的意义有很深入的认识。桐城后学林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但郑振铎在其去世后，特意撰文，公允地评价其以古文翻译小说的成绩。⑦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郑本人用心于文学创作，专注于学术研究，倾力于文献的搜集与考辨，这与桐城派所推重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的境界亦颇为一致。

郑振铎的雅文学认知，构成了他“俗文学”观的反面背景，《中国俗文学史》对俗文学作品的界定，提出了六点特质：1.大众的，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2.无名的集体的创作；3.口传的；4.新鲜的，但是粗鄙的；5.想象力是奔放的；6.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如果透过雅俗的张力来观察这些特质，会发现郑振铎俗文学观有三个颇为独特的取向：

一、文体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

《中国俗文学史》最受质疑的，就是所论述的大量俗文学作品，都有明确的作者，并非“无名的集体的”，如散曲、弹词、鼓词、子弟书等。事实上，郑振铎是将文体，而非有无明确作者，视为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

宋代以来文学雅俗分流的标志，就是严格的文体辨体意识，视诗文为雅，而以戏曲、小说等文体为俗。《四库全书》不收戏曲、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正史文苑传也不会记录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范仲淹《岳阳楼记》，被尹洙笑为“传奇体”（《后山诗话》）⑧（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就是批评其不够纯正，掺杂了“传奇”笔墨。这样的辨体要求，在追求“雅洁”的桐城派手中，被极大地强化。方苞提出古文中不可以入语录中语、佛氏语、藻俪俳语、隽语、佻巧语。（《书方望溪先生传后》）①（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01页。诗文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区隔更加严格，而文又更局限于古文，骈文自然要排斥，对辞赋的包容也颇为勉强。《中国俗文学史》说“正统文学的范围很狭小”②《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除了诗歌和散文之外，几无第三种文体”，③同上，第9页。这感叹的背后，正是桐城派极端严格的辨体意识。郑振铎将被排斥在诗文藩篱之外的大量文体纳入俗文学的范畴，可见其“俗文学”观的建构，首先来自对雅文学的反动，来自对宋代以下严格辨体基础上的雅俗分流意识的反动，因此，文体就成为裁定一种文学作品是否为俗文学的首要标准。

二、为民众写作：载道、言志、教化的反面

郑振铎对俗文学内容的讨论，也深刻地渗透了雅俗的张力。他说俗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情，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3页。这个特质恰是雅文学“载道”“言志”追求的反面，郑振铎认为《诗经》就是恋歌和农村生活的歌谣，并无美刺大义，就是对“诗言志”的消解。除了“载道”的大义之论，文人的牢骚情怀，也是郑振铎认为最远离民众的，作家一旦有了这样的牢骚，他就不再是为民众而写作。《俗文学史》对马致远的分析，很能体现这一点。郑振铎认为马“发牢骚，由牢骚而厌世，由厌世而故作超脱语。这是深足以打动文人们的情怀的，但离开民众却很远了。民众是不爱听那一套的酸气扑鼻的叹穷诉苦的话的。从他以后，元曲便渐渐的成了文人之所有，……而益益的远离了民间了。”⑤同上，第390页。

除了对载道言志和牢骚咏怀的排斥，郑振铎更强调俗文学是“为民众写作”，认为这是雅文学所根本缺乏的。《中国俗文学史》在论述“唐代的民间歌赋”时，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看法，那就是“白居易的诗，虽号称妇孺皆解，但实在不是通俗诗；他们还不够通俗，还不敢专为民众而写，还不敢引用方言俗语入诗，还不敢抓住民众的心意和情绪来写。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⑥同上，第104页。

这里对白居易的评价，就“不敢引用方言俗语入诗”这一点来讲，不尽准确，但其他的意见很引人深思。白诗语言明白易懂，对民生疾苦有大量的表现，何以不是通俗诗？因为像新乐府这类作品是出于补察时政的目的，继承的是儒家所谓“采诗观风”的传统，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虽然白居易自己说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⑦（唐）白居易著：《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2页。，但其中的“为民”，是要通过反映民情，让执政者关心民瘼来实现，不是真正的“为民众写作”。儒家的文艺思想很强调教化，因此有对诗教与文教的推重，但儒家教化关注的重心，是在士人，教化的目的，首先是士人的进德修业、成圣立贤，对民众的影响，是通过培养士君子，来实现对民众的引导与管理。因此，儒家的教化传统很难真正眼光向下，产生出为民众的创作。王梵志的诗贴近民众的心理，而唐代变文，更是典型的“为民众”的作品，郑振铎指出，变文在宋初被禁止后，“幻身为宝卷，为诸宫调，为鼓词，为弹词，为说经，为说参请，为讲史，为小说，……在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上遗留下最重要的痕迹。”⑧《中国俗文学史》，第235页。郑振铎在传统士人所说的“小说”“戏曲”这两类俗文学体裁之外，自创“讲唱文学”一体，囊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做浓墨重彩的阐述。讲唱文学虽然常有训示劝导的目的，但与儒家教化思想指导下的创作，有着明显的雅俗之别。对历史长河中散在各个时代的讲唱文学，给予集中的关注和讨论，正体现了郑振铎严于雅俗之辨的自觉追求。

三、与雅趣对立的俗趣

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特质是新鲜的、勇于引进新的东西，这正是雅文学以拟古为尚的反面。其实，传统士大夫文学也不尽然推重拟古，但郑振铎在旧文学学习中大量接触的桐城派古文和同光体诗歌，却是有着浓厚的崇古、拟古倾向，和俗文学之新鲜特质尤为异趣。从艺术趣味来看，桐城派注重“雅洁”，追求语言简约凝练、质而不芜，反对为文泛滥铺张，因此就很少有瑰奇想象、飞腾纵横的笔墨。取法宋诗的同光体诗歌，也追求瘦劲内敛。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一大特质，是要有奔放的想象力，这尤其与桐城古文和同光体诗作的追求，迥乎不同。《中国俗文学史》评论俗文学作品之艺术风格，常以尖新为佳，例如说雎景臣“可怪的是，铸辞用语，仍未脱俗套，尖新的字句很罕见”①《中国俗文学史》，第443页。。可见，尖新便是富于俗趣。他特别举出《白雪遗音》中的情词，称赞这些作品里“漂亮的情语、尖新的文句，是撷之不尽的”②同上，第646页。。尖新是含蓄婉约与崇古的反面，尤其是桐城派与同光体避之唯恐不及的恶趣，然而对于俗文学，就成了艺术上的佳妙。

郑振铎本人对文人艺术趣味是有很深的体会、在生活中甚至有偏好。他曾在北平大力搜集诗笺，从他自叙来看，他尤其欣赏那些文人意趣浓厚的清隽绝伦之作，称赞陈师曾氏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对这样的作品“只是赞赏，无心批判”。他很不喜欢所谓洋式笺，“笺上所绘的大都是迎亲、抬轿、舞灯、拉车一类的本地风光，笔法粗劣，且惯喜以浓红大绿涂抹。”“其少数还保存着旧式的图版画，然以柔和的线条，温蒨的色调，刷印在又涩又糙的矾水拖过的人造纸面上，却格外的显得不调和，那一片一块的浮出的彩光，大损中国画的秀丽的情绪。”③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43页。正因为对含蓄蕴藉的文人趣味有如此深入的体会，郑振铎也经常会感叹俗文学浅薄无聊，难以卒读。他1932年在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作的序言中，说自己“尝发愿要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并在上海鉴赏周刊上连续的刊布二十几部小说的提要，但连续写了五六个星期之后，便觉得有些头痛，写不下去。那些无穷尽的浅薄无聊的小说，实在使我不能感得兴趣”④同上，第36页。。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俗文学“新鲜但粗鄙”，也是这种心声的流露。无论是誉之为尖新，还是遗憾其粗鄙，郑振铎对俗文学的态度，背后都可以清晰看到雅文学趣味的影响。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郑振铎自觉地在雅俗张力中建构“俗文学”观，他独特的雅文学认知，形塑了其“俗文学”观许多独特的取向，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俗文学研究，以及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在《中国俗文学史》问世八十年后的今天，站在俗文学研究长足发展的时代平台上，固然可以对书中的得失有更清晰的认识，但要理解其更为内在的用心，就需要回到其写作语境。《中国俗文学史》在雅俗张力中所形成的思考，说明五四以来的文学研究创新，固然深受外来学术风气的影响，但其内在的理路，往往与文学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