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文献编撰实践及其历史价值

文·王镇富

自古以来，齐鲁就被称为人文荟萃和礼仪之邦，并以丰富的文献著述称闻天下。房玄龄承继了齐鲁学人悠久的文献编撰传统，积极参与唐朝国史、正史和实录的编修，开启了宰相在官参与文献编撰的先河。在官府所修野史笔记方面，房玄龄也做了大量艰苦卓著的工作，为研究唐朝的政治、律法、经济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房玄龄的治学之路和文献编撰实践

齐鲁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在唐朝初期政府中，无论是唐高祖还是唐太宗，他们都非常欣赏和重视山东学人的文化才能。唐太宗亲自任用的二十二位宰相中，齐鲁出身的就占了十一人，房玄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房玄龄（579年～648年），名乔，山东济南人，生长于一个典型的官学合一家庭。父亲房彦谦清雅博识，经举荐踏入仕途，历任承奉郎、监察御史、鄀州司马、司隶刺史等职，凭公正贤良称闻于世。生于乱世的房玄龄，自幼饱受儒学熏陶，以拯世济民为志，谨守清白之节。房玄龄善于处理读书、治学和为官的关系。仕途艰难时，抓紧时间读书；仕途顺畅时，勤勉为政。隋文帝开黄十八年（598年），18岁的房玄龄经贡举入仕，被授予羽骑尉。后受汉王叛乱牵累，房玄龄遭遇流放，此后全力辅佐李世民，助其完成天下统一大业，功勋卓著：“唐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李靖……等，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1]无论“穷困”还是“通达”， 房玄龄始终秉承治学宗旨，谨奉儒业，勤勉读书，为他从事国史监修打下了雄厚的学养基础。

唐代官方修史肇始于房玄龄。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房玄龄奉命负责国家文献的编撰工作：“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2]房玄龄由此开创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先河，成为唐朝政府政治、历史、文化的具体制定者和直接执行者。

房玄龄参与唐朝文献编撰，前后历时十多年。在国史编撰过程中，房玄龄对每部书的监修都做了详细分工：“姚思廉主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主修《北齐书》，令狐德棻主修《周书》，魏征主修《隋书》”。[3]在房玄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贞观十四年，五代史书全部撰成。房玄龄等主持者获得唐太宗的首肯。贞观十六年（642年），房玄龄和高士廉共同完成《文思博要》的撰写。十七年，房玄龄等撰成《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贞观二十年，时任司空和太子太傅的房玄龄奉命监修《晋书》，共同负责此书编撰的是中书令褚遂良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房玄龄主持的《晋书》修撰，主要以藏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并博采前代18家《晋史》和《世说新语》等六朝小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130卷全部写成。

房玄龄的文献编撰思想

房玄龄受家学熏陶，自幼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博览儒学经典。在辅助李世民创业的过程中，房玄龄更以政治家的卓越眼光，洞悉到儒学能够“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教育功用，极力推崇儒学。在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下，唐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儒学，对孔子和先儒们都特别尊敬。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政府在全国州县都设立了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唐朝政府分别于贞观十四年和二十一年下诏褒扬历史上的名儒和经学大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统一。房玄龄曾经和唐太宗讨论“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正因为此，房玄龄特别注重通过文献来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和教训，文献编撰思想也主要体现为儒家的“仁政”理念，包括“德”“仁”“礼”等。

（一）以民为本思想

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希望国家长治久安。房玄龄作为唐太宗的得力重臣，在亲历社会的剧烈动荡之后，更将民本思想贯穿始终。贞观元年，房玄龄奉命主持编订本朝的刑律法典。房玄龄的律法思想主要取自于儒家的仁政，即“仁本，刑末”， 这也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总纲。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房玄龄在制定《武德律》和《贞观律》的过程中，将“仁”和“礼”引入法律之中，主张慎刑宽法，断然废除了隋朝施行的苛法酷刑，比如刖刑、兄弟连坐等，使得唐朝律法更为人性化。正如《明史·刑法志》所言：“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这部律法后来又经长孙无忌修订完善，被后世赞许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房玄龄参与制定的律令，被宋元两朝沿袭，明清两朝也都以它为律令制定蓝本，可见其影响之巨。

作为唐太宗的心腹重臣，房玄龄深谙唐太宗要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政治蓝图，对于唐朝的政治体制，包括礼仪、律令和行政等进行全面的改革。在礼仪的制订中，房玄龄刻意打破常规，凸显当世新智，强调“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3]这也是君臣们修撰礼仪的根本指导思想。贞观十一年十一月，《贞观礼》撰写完毕。贞观二年夏，京城大旱，蝗虫四起。房玄龄陪同皇上深入到田间视察，随后连续发布了几十道皇帝诏书，包括《水部式》《租庸调法》《缓力役诏》等，旨在减轻民众负担，发展生产力。房玄龄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儒家的民本主张，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文化整合思想

在授命监修国史过程中，房玄龄尤为强调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叙事，并将其顺利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之内，以此为李世民通过政变建立的政权正名。在整理图书典籍的过程中，房玄龄格外注重实现南北一统的政治理念，这也是贞观前期君臣们的文化共识。针对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为之正名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周公诛管蔡”。在国史编撰的字里行间，房玄龄除了将李世民和周公作比，还为其冠上“安社稷、立万民”的建国舆论。这个事实也间接说明，“符命论”在房玄龄监修的文献撰写中难有作为。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齐鲁学人，房玄龄在文献撰述过程中，对于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唐高祖对于建成和元吉等人的态度和立场等，也难免出现明显的失实。这也决定了房玄龄基于儒学伦理的文献编撰，很难和现代性对接。因此，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对《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就不乏中肯的批评之语：“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

（三）任贤举能思想

作为唐太宗的贤臣良将，房玄龄敏感警觉到贤臣的治国安邦责任，一直将选拔和任用贤哲视为自己的职责。唐太宗能在短短时间内克平天下，并成就“贞观之盛，群材蚁附”的盛景，明显离不开房玄龄的推举贤臣之功。任贤举能也成为房玄龄文献编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房玄龄编修《晋书》的主要目的，旨在确定晋朝的法统地位，之后顺理成章将李氏唐朝纳入历朝通史之中。在授命担任《晋书》总监修后，房玄龄始终遵守任贤举能理念，不仅将“臣不忠则国乱”“子不肖则家亡”严谨地落实到文献的编撰之中，并将晋王朝维持百年的缘由归功于贤良的王、谢两大家族：“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晋书》卷七十九《史臣曰》）！房玄龄希求更多贤才能够参与到富国民强的宏伟大业之中：“若乃成乎栋宇，非一枝之势；处乎经纶，称万夫之敌”（《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在史书的撰写中，房玄龄非常重视对于“忠诚”和“仁义”的阐释，特意将先前的史传《魏书·节义传》和《隋书·诚节传》合并为《忠义传》，旨意甚为明确：“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4]在担任国史撰修的过程中，房玄龄借史臣之口，规谏君王洞悉良将在社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飞龙御天，故资云雨之势；帝王兴运，必俟股肱之力”（《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房玄龄由衷希望君王积极纳贤取才：“怀其宠秩，所以系其存亡者也”（《晋书》卷四十五《史臣曰》）。正因为此，房玄龄不仅在治国中践行识才、爱才、信才的主张，而且将其视为文献的撰写理念之一。

结语：政治与史学的紧密互动

唐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出于控制修史、奠定唐朝史学政治话语的需要，设立以宰相监修国史制度。早在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就非常重视图文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工作。进入宫城之后，唐太宗更是将荡涤隋末唐初的政治思想残渣、使本朝政权迅速合法化列为工作首位：“唐太宗继承皇位后，……决定单独组建史馆，把史馆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5]作为李世民的政治心腹谋臣，精通文史之学的房玄龄入主中书和门下省，可谓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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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负责的文献撰修活动，集中体现了唐朝初期的史学意识形态。兼具学者和政治谋臣的房玄龄，不仅把控着国家最高决策的走向，而且承继了齐鲁学人悠久的文献编撰传统，积极参与唐朝国史、正史和实录的编修。在官府所修野史笔记方面，房玄龄也做了大量艰苦卓著的工作。房玄龄在参与史学的编撰过程中，特别强调史学与政治社会的互动，注重儒学实践对当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启迪。梁启超曾说：“儒家之言政治，其惟一目的与惟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6]房玄龄文献撰写的最切实目的，即是为人君提供最有意义的政治借鉴功用。作为人文素养深厚的史学大家，房玄龄通过自己的文献撰述活动，很好地实现了儒学、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密切融合，将唐朝史学纳入到了一个正常轨道，国史撰写自此正式进入了政府工作日程。围绕房玄龄的文献撰述成就，探讨其文献撰述理念，不仅为研究唐朝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而且对于深化中国档案文献的编纂理念，梳理中国官修史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