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春：一生挚爱普希金

韦 泱

上海作家协会

2017年2月10日，是俄罗斯文学之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逝世180周年纪念日。不仅在他的故乡俄罗斯，举办了众多纪念活动，在中国，人们也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给中国文学带来深刻影响的伟大诗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于纪念日当晚举行的“致普希金诗歌朗诵音乐会”，座无虚席，普希金“用话语去把人们的心点燃”的至理名言，深深感动着观众与读者。

自清末民初，迄今一百多年间，普希金的作品被不断译成中文，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此间，翻译家的劳作功不可没。一代代翻译工作者前赴后继，执着于普希金作品的汉译工作，上海翻译家冯春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翻译质量，或从事翻译的时间，冯春都可算是最负盛名者之一。他一生挚爱普希金，二十年潜心翻译普希金，成为国内翻译普希金全部作品并出版《普希金文集》（十卷本）的第一人。他百折不回，誓不言悔。假如长眠近两个世纪的普希金地下有知，也会为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中国翻译家而甚感欣慰、喜呼知音的。

自从爱上阅读，就爱上了普希金诗歌

冯春是笔名，他的原名叫郭振宗，1934年11月25日出生。谈起生日，冯春笑着说：“也是巧合，这个日子与巴金先生的生日是同一天，但他比我大整整三十岁。他是作家，也是翻译前辈，是我们的学习楷模。”

谈起出生地，冯春说：“我是厦门人，在那里出生，那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冯春的父母都是稍通文墨的普通市民。那时的厦门，有不少漂泊到东南亚国家的南洋侨民，冯春的大姑母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冯春出生不久，父亲就随姑母去菲律宾工作，在一家商店里做会计，每月寄钱回来养家糊口，小日子还算过得去。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也许是积劳成疾，父亲患上肺结核。那个年代，这种病也算是一种顽症，很难治愈。无奈之下，父亲只得拖着病体，回到厦门老家养病。可怜三十几岁的壮汉，回家时已面黄肌瘦，虚弱无力。那年，冯春6岁。为了看病，家里倾囊而出，到处问药投医。断断续续医治了半年，父亲病情每况愈下，最终撒手离开了人世。父亲辛辛苦苦在菲律宾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积蓄，到他去世时已荡然无存。从此，家中经济状况急骤恶化，可说是一贫如洗。当时才28岁的母亲带着冯春，艰难度日。母亲不怕吃苦，有时赶十多里路，到郊区农村收购蕃薯，背回市里出售，赚取很微薄的差价；有时去别人家做保姆。稍有空隙，就编织手工日用品贴补家用。她能把很微小的玻璃珠子一粒粒串缀起来，做成鞋面漂亮的装饰，可谓心灵手巧。

不久，时局动荡，日本军队打进厦门，这座城市满目疮痍，彻底沦陷。即使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坚强的母亲也没有被压垮。她深明大义，清醒地意识到，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上书，有了知识，穷人才有出头的希望。母亲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免费的市立小学，给冯春创造了难得的求学机会。冯春是个聪明的学生，一有空闲就看书。当时班里有个林姓同学，家境比较富裕，其父是做酒业生意的。冯春常到他家去玩，一走进同学家，冯春真是看傻了，家里除了酒多，还有就是书多。各种各样的文学书、美术书，应有尽有。他悄悄跟同学耳语：“我们可是好朋友，我能借你的书回家去看吗？”林同学慷慨地说：“好呀，你爱看多少就看多少。”冯春一听乐坏了，赶紧伸出小手指说：“拉拉勾，一百年不反悔。”由此，他阅读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更多的是美术画册。抗战胜利后，他以优异成绩读完小学，考入厦门省立第一中学。那时，中学里还开设美术课，再加上在中学教国文的叔父喜欢书法、篆刻，母亲也喜欢看书，冯春因此有机会读了不少章回体的绣像小说。耳濡目染，冯春对字画也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每天做完作业，不是拿本字帖练毛笔字，就是取出叔父带回的过期考卷，翻到空白的背面，照着母亲看过的小说插图，临摹几个人像。他立誓中学毕业去报考美术学校。

20世纪50年代末，冯春与母亲合影

然而，通往理想的道路并不是平坦顺畅的。当初，厦门没有美术专门学校，要考美校，只能到上海或杭州，那里有上海艺专、国立杭州艺专等校。交通不便，路费还是个天文数字，一番盘算，是家中绝对承受不起的，冯春不得不打消报考美校的念头。

俗话说，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却为你打开了一扇窗。50年代初，冯春顺利升入高中，对文学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喜欢上了中国现代新诗和外国诗歌。课外经常读艾青、田间、郭小川、李季、阮章竞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接触过普希金的诗歌，还把他们的诗抄在小本子上，一遍遍朗诵，一遍遍回味，越读越有兴趣。读多了，也梦想做个诗人。晚上，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悄悄学着写新诗，写散文。对诗歌的爱好，为他和普希金的一段因缘埋下了种子。

1954年秋，高中即将毕业，冯春信心满满，想考北大中文系或复旦历史系等。可是，那年北大、复旦录取的考生数量特别少，冯春被统一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而刚建校不久的这所专门学校，只开设了一个俄语系。就这样机缘巧合，冯春学了俄语。

当年正是俄语大热，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俄语翻译人才，上外一年就招收了七百多名学生，学制三年，属本科，教学质量堪称上乘，执教的多是俄籍老师。可谁料毕业那年，中苏关系急骤恶化，直接导致俄语系学生毕业后无法完成工作分配。1957年一部分学生分配了工作，另有两百余人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课程。

冯春就是这继续读书的一员。他倒安之若素，多读一年，就能多学点知识。不仅如此，他还继续做着他的文学梦。新学期刚开始的1957年10月，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学校发起征文活动，冯春挥笔应征，一首《人造卫星颂》的抒情诗，获得一等奖。整个大学时代，冯春是校内活跃的文学爱好者，他的诗歌、散文作品，常常发表在校刊和墙报上。

那时，一本图文并茂、诗文合一的《普希金文集》，让还在读大学的冯春为之神魂颠倒，日思夜想。一次，他路过新华书店，偶然看到书柜上放着这本书，眼睛一亮，他急切地想马上买回去捧读。可作为一个穷学生，他囊中羞涩，当年一元八角八分的书，对他来说犹如天价。他只得怏怏离去。第二个月，学校发下助学金三块钱，他赶紧奔向书店，不顾一切地把《普希金文集》紧紧抓在手中，生怕被人抢去。这本书的钱花去了他当月生活费的一半以上，但他心里是乐滋滋的，他拥有了当时我国最权威的中译本《普希金文集》。此书他细心地使用着、呵护着，一直珍藏到今天。偶尔小心翼翼取出，回味曾经艰苦而快乐的大学读书时光。

正是由于冯春早慧的文学才华，让他“时来运转”，毕业时分配进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

像绣花一样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翻译普希金作品中

冯春早期翻译的普希金作品三卷本

在埋首外国文学编辑之余，冯春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投入向往已久的普希金作品翻译工作。每天晚上，在祖孙三代五人共居的12平方米的斗室里，他以床当桌，奋笔译书。1978年的一年间，他就译出普希金诗歌三千多行，并与梦海先生合作出版了新时期第一本普希金译著《普希金童话诗》。冯春在“译后记”的开头写道：“《普希金童话诗》中译本初版于1954年，后来又多次重印，是一本颇受我国读者欢迎的童话作品。这次重新出版，原有的五首童话诗已由译者（即梦海）重新校订和修改，同时又编进了新译（冯春译）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样，普希金的童话诗除了一首《母熊的故事》，由于作者没有写完未收入外，已全部收进这个集子了。”

在介绍了普希金生平及他的创作后，冯春又具体分析了《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八一七年普希金还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写作，这首长诗完成于1820年，当时普希金才20岁。在这首长篇童话叙事诗里，普希金采用了许多民间故事的材料，如魔法师、女水妖、隐身帽、巨头与长须矮人的战斗以及鲁斯兰死而复活等等。在这首诗中，普希金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刚毅的品格，歌颂了人民的美德，鞭挞了种种不义和罪恶，这是和一切民间创作的特性一脉相承的。”在分析了另外五首童话诗后，冯春写道：“普希金童话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人民群众当中久久流传。”

可以说，这篇写于1978年10月的“译后记”，是冯春第一篇关于普希金诗歌的分析论文，这首童话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是冯春翻译的第一首普希金诗歌作品，这本与梦海合作的《普希金童话诗》印行了二十多万册，是他的第一部普希金译本。

冯春、梦海合译《普希金童话诗》

普希金（1799—1837）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说：“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18世纪的最后一年，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从小聪慧，酷爱书籍，时常偷偷钻进父亲的书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贪婪地阅读他所能拿到的每一本书。除了从书本上获得丰富的文学知识外，他还从保姆那里汲取民间口头诗歌的丰富养料。8岁时，他已能用法语写作诗歌作品。12岁考入彼得堡贵族的皇村学校。此后六年中，他写了不少诗歌作品，显示出卓越的诗歌才能。历史上中国与西欧各国的贸易往来引起俄国作家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这些，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也有反映。在他最早的一首诗《献给娜塔利娅》中写道：“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土耳其人/请你也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在另一首著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写道：“孔夫子中国的圣人/教导我们要敬重青年人/为了防止堕入迷误的歧途/不要急于加以指责/只有他们才能寄予希望……”普希金对中国的憧憬与想往随着年岁增长，并开始有了访问中国的念头。在一首《我们一起走吧，我准备好啦》的诗中，有“哪怕是去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的句子。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那么我请求允许我随到中国去的使团一同访问中国。”由于英年早逝，普希金访问中国的愿望终成泡影。

但是，这并不妨碍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传播。据阿英所著《晚清小说史》披露，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个叫戢翼翚的人，已从日文转译了普希罄（今译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后查知，这就是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普式庚（今译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五四”以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大量译介到中国，不但《小说月报》《译文》等杂志选登翻译的普希金作品，还出版了单行本，如安寿颐翻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赵诚之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等。

1937年2月10日，在普希金逝世百年忌辰，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举行盛大纪念会，编印《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生活书店出版了《普式庚创作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普式庚短篇小说集》。不少刊物如《文学》《中苏文化》等推出专刊、纪念专号，有的影院还放映影片《诗人的青年时代》《复仇艳遇》（即《杜勃罗夫斯基》）。同年，在上海汾阳路建造了著名的“普希金铜像”，至今仍吸引人们前去驻足瞻仰。到1947年普希金逝世110周年时，苏联汉学家罗果夫和中国俄文翻译家戈宝权合编出版了《普希金文集》，此书一再印行，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年，除了《普希金文集》，冯春还找来普希金其他作品的中译本，尽可能一一阅读，如孙用翻译的《上尉的女儿》，萧珊翻译的《别尔金小说集》，特别是查良铮（即诗人穆旦）翻译、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四部长诗单行本《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以及《普希金抒情诗集》，都手不释卷地逐册阅读，渐渐地不少诗歌能够顺口背下来，如《致恰达耶夫》《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冯春很钦佩作为诗人兼翻译家查良铮的翻译水平。可惜天不假年，查良铮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就去世了，普希金的诗歌尚未全部译出，更谈不上其他作品了。此外，已有的译作，由于译者很多，因而形成不同风格，也不成系统。有鉴于此，一个念想在冯春脑海中诞生了：继承翻译前辈的遗愿，独立完成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为此，他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埋首译事，皓首穷经，心无旁骛，力求把普希金的作品译得准确，译出原作的神韵。冯春认为，翻译诗歌，应懂得诗歌的韵律感，如同从事音乐的人应有乐感一样，否则很难翻译好诗歌。查良铮是“九叶派”诗人，写过诗歌也出过诗集，他翻译的普希金诗歌，自然胜人一筹。冯春从小爱好诗歌，也创作诗歌，对韵律有很好的感悟，翻译普希金的诗歌，自然也得心应手。

要翻译普希金这样世界闻名的外国作家的全部作品，必须成为这个作家的研究专家，不但要熟悉作者的生平、作品，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关系等。冯春从翻译普希金作品起就开始研究普希金了。每出一部单行本就认真撰写“前言”或“后记”，洋洋洒洒，条分缕析，严谨细致，在读者看来，就是一篇篇让人茅塞顿开的理论文章。他在读了俄罗斯与欧洲作家写的许多有关普希金的论文后，从浩繁篇幅中编选了60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集》，每篇文章都撰写了作为导读的“题解”。他自己还写了《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的戏剧革新》《普希金在中国》等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冯春的同行或同事，都称他为“学者型翻译家”，而冯春则谦虚地说：“对于普希金这样一位重量级大作家，我们翻译与研究必须同时进行，这是无法分开的。”正如一位翻译家所说：“我们在充分肯定冯春的翻译成就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他在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到1999年，整整二十年时间，冯春凭一人之力，译完十卷本《普希金文集》。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有感于此，把采访稿的标题写成《他把每个夜晚都献给了普希金》。文集出版后广获好评。老诗人、翻译家魏荒弩专门撰文称赞“译者所具有的锲而不舍精神”，上海新闻出版局给予了特别嘉奖，并把文集列入上海五十年精品图书之一。缘此，冯春获得了“中国资深翻译家”“俄罗斯作家协会奖”“俄罗斯联邦政府普希金奖”等诸多荣誉。

此后，国内又出版了多种普希金文集或全集，少则七八卷，多则十来卷，但都是合译本，译者多达十多位甚至四十多位。这样，不但难以保证翻译质量上的均衡，也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翻译风格。

使冯春聊可安慰的是，他一人独自翻译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避免了上述众多合译本的一些通病。有专家指出：冯春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对照原文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打磨。有时一个晚上只能译三四行诗，如有一个词觉得不妥贴，卡在那里，他就寝食不安，会不厌其烦地查找各种资料，直到几天后突然灵感乍现，头脑中跳出了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如在翻译《致凯恩》一诗时，初译“萌生爱情”，后经反复推敲，觉得可改为“涌动爱情”。他认为“萌生”是初发初绽，不足以表达再次遇到凯恩的热烈情感，而“涌动”则极富动感，以表现更浓烈的爆发式的情绪。一词之差，可以看出译者的严谨与认真。

需要说明的是，冯春最早计划译出十二卷的《普希金文集》，因出版方想赶在普希金诞辰两百周年这个时间点出版，普希金的一些诗歌就没有列入文集。2009年，冯春又补译出此前他未曾译过的诗歌，出版了两卷本《普希金抒情诗全集》，至此，才算完成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展现了普希金创作的完整面貌，了却了他一生的夙愿。一位中国翻译家集中心力，译出另一位外国作家的全部作品，如同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冯春时时以他们为自己的翻译榜样。他欣慰地说：“八九十年代给了我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我可以说是‘生正逢时’。”

1999年，冯春将所译十卷本《普希金文集》赠予俄驻沪总领事馆

翻译只是业余爱好，一辈子都做着“他人的嫁衣”

冯春1958年从外语学院毕业，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一直到1995年退休（其间除去十四年下乡与干校劳动），其职业只有一个：外国文学编辑。

1972年，因外交工作之需，周恩来总理下达任务，要求上海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于是，还在干校劳动的上海各出版社的外文编辑，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此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在干校则称为“五连”）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为骨干，成立了“翻译连”。冯春被调到这个连，参加《北非史》的翻译。后来，冯春进入了其中的文学组，相继参加了十来部“苏修小说”，如《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围困》等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这也是他真正开始接手的外文翻译编辑工作。此时，已年届不惑的冯春，在痛惜自己“一事无成”之际，仍深感来日可追，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外文编辑纷纷归队，冯春也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外国文学编辑室。接着又传来外国文学全面恢复出版的喜讯，译文出版社积极策划选题，首先上马的是一批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重版印刷。冯春接到的任务是编辑《斯巴达克思》，这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创作的一部反映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长篇小说。为了拨乱反正，社里要求编辑们在编辑每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时，都要认真撰写“前言”，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的文学特色和思想意义，发挥外国文学重新出版的现实功用。冯春广阅资料，沉潜书桌，为这部译作写了万言“前言”，又应约先行在《光明日报》上刊出，受到专家与读者的广泛好评。作为文化出版界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就是率先集中出版发行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斯巴达克思》作为这批外国作品集的第一部，深受读者欢迎。新华书店门口购书队伍排成长龙的情景，冯春至今还记忆犹新，感怀不已。

接着，译文出版社又与相关机构策划合作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冯春马不停蹄，投入到这套丛书中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选》、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诗选》等译作的编辑工作。这是让人感奋、值得回味的1980年代，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黄金岁月！

当年，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也是为春回大地所召唤，决意以一人之力，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六十多篇中短小说，以及一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

作为草婴的好友，冯春为能成为这部翻译巨著的责任编辑而深感荣幸。冯春概括自己一生主要从事过“两大工程”，即翻译工程的《普希金文集》（十卷），另一工程就是为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担任责任编辑。

冯春主持第三届上海翻译家金秋诗会（左为草婴）

为完成这一编辑工程，冯春前后一共花去了十八年时间。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每个编辑做一部书的责编时，不能只是把作品通读一遍，没有标点遗漏、文字差错，就可以发稿了，而是必须逐字逐句对照原文仔细审阅，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纰漏。冯春对十二卷中的每部作品，都从头至尾对照原文一字字审读，对译者的一些差错及笔误，冯春都仔细地用铅笔在译稿的页眉、页边一一标出来，有的与译者提出商榷，有的认为有更准确的用词，就直接写上了。对于责编的认真与专业，草婴内心深为钦佩，他几乎百分之百地接受了责编的修改意见，一页页完善自己的译作，而后擦去铅笔标识，以保持稿纸的清洁、规整。如一部40万字的《复活》，冯春前后要花半年多时间核校，哪些地方译得不够准确，哪些句子需要修饰等，都提示译者思考和修改。最后，冯春还要统看全稿，做到万无一失才放心发稿。《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经译者、编者共同努力，终于在1995年冯春退休前，先行出版了十卷。冯春退休后又以特约编辑的身份，完成了最后两卷的编校工作。草婴先生是我国自学成才的著名翻译家，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投入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具有丰富的翻译经历和翻译经验。冯春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班出身的俄语专业人才，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扎实的俄语功底，细腻专致的编辑风格。这些在同行中有口皆碑。如此著名译者与资深编辑的完美结合，堪称珠联璧合。

我们常说，编辑是无名英雄、幕后推手，是“为他人做嫁衣”的默默奉献者。冯春为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担任责编，确保了全集的高质量出版。这一段文坛的佳话，体现出彼此良好的合作与深厚友情，也体现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十八年中，冯春还见缝插针，参与编辑了几十种俄罗斯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涅克拉索夫《诗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的《奇婚记》，等等。

作为译文社苏联（俄罗斯）、东欧文学编辑室主任，冯春在选题策划、稿源组织上也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如主持“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有关作品的组稿、编辑工作，还规划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丛书”，俄国“作家回忆录”丛书，“苏联文学丛书”“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丛书，以及《莱蒙托夫文集》（七卷本）等外国作家文集的编辑出版与统筹工作。

三代译家接力传递，《别林斯基选集》终得完整出版

说起编辑工作，还传颂着一则关于冯春的“三位翻译家与一部译作的故事”。这部译作就是《别林斯基选集》（六卷本）。别林斯基是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并称“别车杜”。苏联科学院曾出版过他的十三卷全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48年出版过三卷本的《别林斯基选集》，中译本《别林斯基选集》即在此基础上进行选编翻译，凡别林斯基的重要论文都尽量选编。这部选集基本反映了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展示了他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无疑，这些也对我国俄国文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我国文艺创作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著名翻译家满涛就开始翻译并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别林斯基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书译稿移交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社，满涛重新进行编选，增为六卷本，并出版了第一卷。不久，由于分工的关系，人民文学社的这个选题移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满涛在“文革”前又译出第三卷。“四人帮”垮台后，新组建成立的译文出版社开始发排《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但未及印出，满涛突然病逝。此书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续译者，当时任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的包文棣（辛未艾）接过了这个活，按照前两卷的体例，写出第三卷的“题解”，又根据满涛留下的半部《论普希金》译稿，补充译完了第四卷。包文棣是高度近视，翻译时双眼几乎贴近纸页了，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又译出了第五卷、第六卷，共一百万字的初稿。可惜的是，包文棣于2002年底，因突发脑溢血也骤然离世。

包文棣生前曾向家人有过嘱托，一旦自己译不完，续译工作可交给社里的老编辑冯春。这让冯春既感到包老对他的莫大信任，又感到责无旁贷。退休后的冯春根据包文棣译出的第五卷及第六卷的初稿，逐字逐句进行校订和补正，期间因劳累过度，两度心脏病复发，住院期间仍放不下这一工作，直到写完最后两卷的“题解”，交付印梓，才放心地露出欣慰的笑容。三位翻译家前赴后继，呕心沥血，终于迎来了《别林斯基选集》（六卷本）的完美出版。这部译作与三位翻译家的因缘为我国现当代出版史留下一段生动的文坛佳话。

最后，说点不算跑题的题外话。当年人们在赞赏傅雷先生的译作和艺术水平时，常常忽略了他身边的另一个人——一个与傅雷的一切均有关联的人，她就是傅雷夫人朱梅馥。翻译家杨绛曾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生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我想，这段话用在冯春先生的夫人张蕙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了。也是俄语专业毕业的张蕙，一直在大百科出版社任编辑。他们共同生活六十余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其中有二十年时间夫妻分居两地，有时经济困难到没有八分钱买一枚邮票寄封家信。两个分居两地的儿子，因骨肉分离太久而不认识亲生父母，待到见面时，一个管爸爸叫“叔叔”， 一个管妈妈叫“阿姨”，闻听令人心酸不已。“文革”后夫妻终于团聚。冯春翻译普希金的每一句诗文，张蕙都是第一个读者兼编辑，她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校阅，尽量使译作减少差错以确保质量。张蕙陪伴冯春，一起迎酷暑熬严寒，几乎牺牲了所有的娱乐和爱好。说起这些，冯春感慨万千：“有句歌词唱得好：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啊！”

冯春与老伴一起欣赏新作《梅花图》

现在，在翻译上可谓功成名就的冯春先生，可以重拾旧好，尽情投入少年时就酷爱的书画艺术创作，画画写字不亦乐乎。作品完成后，老俩口欣赏一番，自得其乐，还常常参加上海宣传系统举办的老年书画展，作品作为礼物馈赠友好，共享雅赏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