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州”或“太斤堡”为绛州考
——《马可波罗行记》中的一处山西地名还原

元代建都大都后，山西在全国内陆交通系统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大都通往陕西﹑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的大道都经由这里。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诏，于1277年开始第一次到我国南方游历，走的就是这条大道。他从大都出发，首先到达涿州，然后西行进入山西境内。《马可波罗行记》中以较多的篇幅记述了此次山西之行的印象，谈到了山西的城市﹑物产﹑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全书共229章，山西之行即占有4章。其中的两章讲的都是“该州”或“太斤堡”的事情，又占到山西行记篇幅一半以上。

“该州”或“太斤堡”，究竟指的是山西哪座城市呢？各种译本说法不一。冯译本说：“法文写本大致写其名作Caigiu，喇木学本写其名作Thaigin，有一颇节写本独写作Taicin。”“马可波罗谓此堡塞在平阳西二日程，黄河东二十哩，则此堡只能当吉州。马可波罗之Caigiu，疑即吉州或耿州之对音。至若剌木学本之Thaigin，应是Tsaigiu之误。按《宋史•地理志》名吉州曰慈州，或为此Tsaigiu之对音也。”[1]265这种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从行程路线看“该州”应指“绛州”

马可波罗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元代自北京通往长安的大驿道。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载，驿道进入山西境内，由太原（冀宁）出发后的路线是：“冀宁（正南偏西七十）﹑同戈（七十五）﹑洪善（七十）﹑贾令（八十）﹑义棠（八十）﹑灵石（正南）﹑仁义（正南六十）﹑霍州（西南）﹑苗村﹑平阳（至此分二路，一路西南由绛州至河中”“平阳……绛州（正南八十）﹑闻喜（西南九十）﹑泓芝（七十）﹑临晋（正南偏西五十）﹑河中”[2]187。与这些“站名”比较，《行记》中存在着明显的记忆错误。按照驿道前行，从太原府至平阳府的整体走向应该是“正南偏西”，而不是“向西”。同样，由平阳府到“该州”或“太斤堡”，也应该是向“西南”，而不是“西向”。这样连续两个“西南”变“西向”的错误，就把读者和译者引入歧途，使人不知所云。

从太原府一直向西行，到达的城市是临县，而不是平阳府。同样，从平阳府一直向西，也全是崇山峻岭，并无宽敞平坦的驿道和可供歇脚的站驿，所到达的“吉州”（慈州﹑耿州）亦非名城巨邑。而如果从太原府出发，沿着驿道的方向南下，骑行七日，就会到达平阳府。同样，再从平阳府出发，朝南（略偏西）行进，骑行二日，到达的大城市也只能是绛州（即今新绛县）。这与“站名”所记“平阳（至此分二路，一路西南由绛州至河中”相吻合。故书中所说的“该州”或“太斤堡”，应当是绛州。

“该州”就是绛州，从下面的一段行程记载亦可得到证实：“离此堡后，向西骑行约二十哩，有一大河名哈喇木连（Karamouren）。河身甚大，不能建桥以渡，盖此河流宽而深也。此河流入环绕全土之大洋”[1]265。这里所说的哈喇木连大河（Karamouren）就是黄河。另外，这里说“约二十哩”，实际应为“三十哩”。三十哩相当于九十多华里，而这正是从绛州直通黄河河津禹门口的距离。这可以进一步证实，“该州”或“太斤堡”应当就是“绛州”不误。

至于“绛州”为什么会被误译为“该州”，应当说这是外文文本拼写的错误。正如前面引注所说，这个地名“法文写本大致写其名作Caigiu”。正是由于这种大而化之﹑不严谨的对音拼写，对译者和读者又作了一次误导。我们知道，“绛”字是见部阳韵字。依照法文拼写习惯，见母对应于C，阳韵对应为an；“绛”字应拼作Can。如同“桑干”拼作Sangan，[1]262“平阳府”拼作Pianfu，[1]264“扬州”拼作langiu[1]335一样，“绛州”应拼作Cangiu才对。而文本在这里把阳韵的an拼写作ai，以致后来的翻译家在用对音复原为汉语时，找不出正确的本字，于是变成了“该州”。

二、“太斤堡”系“金台驿”地名倒置

“太斤堡”（梁生智译本[3]107﹑奚源译本[4]98均作“泰津堡”）这个名字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又称之为“名贵堡塞”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书中所谓的“太斤（泰津）堡”，即是指绛州无疑。无论喇木学本写其名作Thaigin，还是颇节写本的Taicin，其对音字正确写法应该是“金台”，而不是译注所说的“《宋史•地理志》名吉州曰慈州，或为此Tsaigiu之对音”。这也属于文本的错误，不过是绕了几道弯而已。

第一，金元时代，绛州城东二里处设有“金台驿”（清代名站庄，今名站里村）。《新绛县志》“邮政•驿站”说：“据《唐邮驿交通图鉴》记载，古驿道由长安经绛州本州，北达平阳至太原出雁门关，本州设金台驿。”[5]第九卷227而元代太原通往京兆府的驿道，是沿用唐代长安至雁门关的路线，当时的金台是驿道必经之地。上述元《析津志•天下站名》中的“绛州站”具体就是指金台驿，如同书中所载的“临晋（县）站”是指“樊桥驿”，“泓芝（驿）站”属“安邑县”一样。“金台驿”在地方志书中有突出记载。在清光绪版《直隶绛州志》中，“金台夜月”被列为“绛州十景”之首[6]卷之一9，并刻有图版；“艺文志”还收有歌咏“金台夜月”的诗[6]367。按照元朝的规定，马可波罗路过绛州应该是在金台驿下榻，所以在他的印象中“绛州”就是“金台”，“金台”就是“绛州”。

第二，绛州城历史悠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金﹑元两代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金“天会六年（1140）置绛阳军节度使。兴定二年十二月（1218）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7]卷二十六．地理志（下）258元太祖十四年己卯（1219），“秋，木华黎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8]卷一，太祖本纪165元初置绛州行元帅府，有军队驻屯，辖控河中府﹑解州各县。马可波罗下榻金台驿时，看到绛州城四面有很高的城墙（俗称“卧牛城”），故在他的眼里，绛州城就是金台驿旁边一个“城堡”“要塞”。因而称之为“金台堡”“名贵堡塞”。

第三，“金台”这个地名对音拼写应当写作Ginthai或Cintai才对，而在各种版本的游记书中，却倒置拼写为Thaigin或Taicin（太斤﹑泰津），这应该归咎于马可波罗不懂得古汉文读写习惯是从右到左，“金台”二字横写就成了“台金”。故若干年后，只记得有这样两个音，于是被记录者﹑转译者拼作了Thaigin或Taicin，就有了“太斤（泰津）堡”这个奇怪译名的出现。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马可波罗在讲述时提到过这里濒临汾河渡口，以致在转译过程中有的译者“据音生义”，把“金台”的Gin （金）误释为“津渡”，按照外国语法习惯，以为这是一个叫做“台（或太﹑泰）”的“津渡”，便将“金台（津泰）”二字写为“泰津”。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绛州古城，也就变成了子虚乌有的“太斤堡”“泰津堡”了。

三、“黄金王”系“晋王”,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国君

“黄金王”故事在《行记》中是山西之行讲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占了整整两章篇幅。“黄金王”究竟是谁，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故事发生地；二是考虑作品翻译过程可能存在音译谐音等因素；三是事件元素所对应的历史人物主要事件。

从故事发生地看，显然发生在山西晋南。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南绛州一带曾经是晋国的国都所在，当地发生过许多有名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见诸史籍记载，世代流传。马可波罗到达绛州城后，在金台驿逗留期间，听到了当地的这些经典故事（诚如书中所说，故事是“据此堡人之说”[1]266），可谓合情合理。

从事件元素所叙述的事件元素看，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完整找到对应的情节。且这些故事以及所叙述的人物形象前后矛盾，所述情节缺乏连贯性。这个“黄金王”一会儿荒淫暴虐，一会儿又“善治其国，威及全境”；一会儿奢靡享乐，一会儿又能隐忍负重﹑卧薪尝胆。这样一位拥有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的“黄金王”，很难在某一位君王身上全面体现。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不可能了如指掌。由此推论不管是晋平公﹑晋献公，还是晋文公﹑晋灵公，都是外国人眼中的“晋王”。

假设“黄金王”故事就是“晋王”的故事，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晋国国君的故事。那应该有与“晋王”相近的历史事件。

回归事件本身，从故事细节上看，确实有很多晋国故事的影子。这些故事既有对应的史实，又有些杂糅﹑混乱。究其原因，讲述者是在讲“故事”，只是一个外国人讲述自己听到的生动事件片段杂糅的故事，并不是记述历史，没有那么严谨。就像荷兰人葛罗佩所讲的唐代名相“狄仁杰故事”一样，中西杂糅，要从唐史书中一一找到对应的“本事”，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发生地﹑音译以及故事元素和人物特质来看，书中“黄金王”的名字是由“晋王”演绎而来，故事的主角“晋（金）王”，不是特指某一个国君，而是众多晋国国君故事的杂糅。这是一个背景设在历史上晋国国都，穿着西方骑士文学外衣，把纵向的晋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生的晋国君主的事情，压缩到一个时间区间内，由外国人讲述出来的“晋王”故事。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一系列错误造成“该州”或“太斤堡”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地名谜团：一是讲述者讲述时出现行程方向的错误，即把平阳府“西南”行误为“西行”；二是文本中地名对音拼写的错误，即将Cangiu（绛州）误拼写为Caigiu；三是传抄译写中发生词序倒置的错误，即将“金台”误写为“太斤”或“泰津”；四是谐音字造成的错误解读，即把“晋王”误解为“金王”以致“黄金王”。因此，“该州”或“太斤堡”即指晋南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