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胶囊”的流行背后

陈赛

这场知识危机让我们终于得以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向知识寻求什么，而不只是我们可以从知识中得到什么？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豆瓣时间”上购买了生平第一个网络付费课程——《52倍人生——戴锦华电影大师课》。

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一个音频课程，每周解读一部经典电影，包括《美国往事》《飞越疯人院》《窃听风暴》《布达佩斯大饭店》……

“相对于其他艺术，人们始终顽强地认为，观影的艺术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需要学习就能够看懂电影。但事实上，电影是一个高度与工业、与科技、与商业、与前沿的人类思维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被人们制作、被人们编织、被人们编码的一种艺术。”

“电影是需要学习的，请相信我。”

戴教授的声音很有特点，低沉、沙哑，有一种气势，让你不由自主地对她所说的产生一种真切的信任感。在这一轮知识付费的商业热潮中，这样的信任感是稀缺的。

更重要的是，這个声音把我带回十几年前的北大课堂。她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我记得是在一个老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学生塞得满满当当，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白衬衫、长马尾，帅气而干练，长长的华丽的句子如流水一般滑过耳际。

其实，我已经完全忘了当时她讲了什么，但那种课堂的气氛却始终留在脑海里。年轻时代的求知热情，无论对世界的好奇，还是对艺术的向往，多少混杂着一点小小的虚荣。

那时候我刚刚考上研究生。在此之前，我在北京的一所语言学院花了四年时间学了一门语言。中国绝大部分的语言学院，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技能被教授的。初到北大，好像突然进入到知识的另一个维度，一种更自由、更舒展的精神空间。我很快学会了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热衷的事情：逛书店，淘DVD，看电影，听音乐会……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虽然距离社交时代还远，但知识的危机其实已经初现端倪，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仍然理所当然地以为，书本、图书馆、大学是知识最稳固的媒介——那里储存着我们文化里最庄重的知识，那些能够推动我们进步的知识，那些让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知识，那些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最高成就的知识。我们在大学里学习这些知识，然后走到社会上，就能沉着应对这个世界如潮水一般的问题。谁能想到，有一天，这些信念都会一一轰然倒塌呢？

“知识胶囊”的时代

一开始，我有点担心，用“知识胶囊”来形容她的这门豆瓣课程，是否有所冒犯。

两年前，许知远在采访罗振宇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是一个卖胶囊的，把知识装在一个胶囊里，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你吃下去。”

在那次采访中，罗振宇预测了一个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只剩下一个壁垒——认知的壁垒。”而他认为，他的知识产品有能力让人们的知识视野极速扩张。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将极大地节省人们求知的时间与精力。毕竟，在这个时代，效率意味着一切。

认知重要吗？

当然。

有那么重要吗？

未必。

然而，没多久，在传统知识机构与互联网免费内容的中间地带，果然诞生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工业，分答、值乎、知乎Live、得到、喜马拉雅FM……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的自由市场：从怎么做PPT到如何实现财富自由，从如何瘦腿到如何欣赏古典音乐，从母婴知识到养生知识，从北大经济学课到清华管理学课，我们甚至被许诺“与全球精英大脑同步”，“像时代领航者一样思考”，“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

“你认为，它如果不是胶囊，那叫什么呢？盒饭吗？”戴锦华笑着反问我。

在北大，她的一门电影赏析课通常要花三个小时，前半部分带学生精读电影，后半部分对电影进行文化分析——电影的社会语境与历史语境。

对她而言，电影文本是一个朝向社会和历史的窗口。从文本到社会，从媒介到社会，也是她自己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研究思路。但在豆瓣课程中，她不得不最大程度地压缩这种文化分析，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电影本身，也就是分析电影的视听语言。

“以前，我会跟我的学生分享我通过电影这扇窗户看到了什么，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说这个窗子是怎样的、是什么形状、是怎样构成的，我们如何打开它，而不是停止在这里。但在这里，我只能采取压缩的方式，尽可能跟大家去把握触摸这扇窗户和打开这扇窗户的方法，至于最后他们看到了什么，就只能交给他们自己了。”

她半开玩笑地说，在北大的课堂里，判断教学的成功与否，是看你把学生讲明白了，还是讲“糊涂”了。“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都听明白了，那我就失败了，因为我是要跟你们分享问题，而不是答案。我是要让你进入问题，发现你原来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知识面对巨大危机的时代里，提出问题，提出“真问题”，她认为才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所在。“真问题和伪问题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真问题无法预设答案，也没有答案可预设。它是正在追寻答案过程的问题。不光我没有答案，今天你所能找到的所有知识系统中都没有答案，然后，我们共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尝试回答它。”

事实上，她曾经以为，这种教育理想能在网络时代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与普及——所有“愿意花三小时来分享一部电影和分享这部电影向我们打开的所有问题的人”都可以聚在一起。

“理论上来说，我们是可以相遇的。”她说。尽管她不断被告知，没有人愿意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一部电影。“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愿意花三个小时坐在课堂上，而且走很远的路到北大来。”

真正的问题是体制上的。“如果北大所有的课都在网上，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北大的生存，或者其他学校的生存，或者教师职业等怎么解决？我们怎么面对今天的体制？”endprint

“当然，我也可以无偿地把我的课程放到网上去，但这就面临另外一系列的问题，有人可能会拿它做各种有偿的利用，甚至各种的断章取义、各种的阉割……我很恐惧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需要一些系数，需要一些保障，那就意味着我必须跟各种各样的机构达成某种合作的样式，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不付钱的午餐。”

相应的，她也降低了她对一门网络课程的期待值——“在传播电影的一些基础知识的同时，传播一种与主流评价标准，比如流行趋势、教科书，或者各种权威版本有所错落的趣味。能与主流价值之间形成一些摩擦，我已经很满意了。”

在豆瓣的第一节课上，她就告诉她那些看不见的学生们：“我想与你们分享我对电影的爱，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还记得MOOC吗？

几年前，我还在《新知》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学习的封面。当时我们报道的主角是MOOC（大型网络公开课），它有一个几乎是诗意的中文名字：慕课。

MOOC：“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大学应不吝于向世界开放更多的智性资源。自从麻省理工于2001年开创性地提出开放教育课件以来，这一运动已经迅速在全球推广开来，并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学习热潮。尤其是2012年，成了MOOC井喷的一年——源于斯坦福的Udacity、Cousera，哈佛与MIT联手创办的EDX都属于其中的佼佼者。

2011年，塞巴斯蒂安·史朗，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位明星教授将自己的人工智能入门课放到了网上。没想到短短三天时间就有1.4万名学生报名，三个月内，他的网络课堂里聚集了16万名学生。整个斯坦福都没有这么多学生。不久，他创建了Udacity，第一个商业性的大型线上教育平台，他本人也被称为“MOOC教父”。

不到两三年的时间里，当年风头最健的几个MOOC平台，包括Cousera、Udacity，纷纷偃旗息鼓，或者转向付费的职业培训。史朗在2013年的12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在教育上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产生影响。我们的产品非常糟糕。”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MOOC衰落的原因，认为MOOC的理想很美好，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普及到每个普通人身上，但它对人们的时间、精力以及学习能力也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在几个大平臺上，每个课程的学生完成率不到10%，而完成了课程的学生基本上都曾经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也许只适合很少数的人。在MOOC系统中成功的学生，恰恰是并不需要MOOC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胶囊是否是MOOC的一种变体呢？

从视频转向音频，从整块时间转向碎片化时间，简化学习的难度，帮你整理知识点、适时加入笑点，增加学习的兴趣度，按照一位从业者的说法：“付费时代就是把一些精深的东西翻译得更加浅薄，让普通大众都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它。谁在未来掌握了这种能力，谁就可以在内容付费中获得成功。简言之，就是把课本上那点事说得像家长里短一样。人们面对知识固然好奇，但同时也很偷懒，谁替听众省了这步力，谁就分享了市场。”

由此，知识变成了一种服务——保证你实时的知识更新、有效的连接，以及哄着你把课上完。

当然，你必须为这些服务付费。

当一个商家为你提供了足够好的知识商品时，你当然应该付费。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社会、文化与技术环境里，我们如何判断一个知识商品是否“足够好”？

金钱从来不是真正有效的过滤器。付费并不能保证知识的质量。有趣的谎言常常比真理更赚钱。依靠商家的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可靠的知识更是危险的。

一个问题以60秒的音频来回答，一本书的内容以20分钟的音频来消费，3小时的课程压缩为30分钟的音频，在这样的知识加工过程中，我们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当然，它们也许为我们拓宽了视野，节省了时间，给我们一个个被零碎知识点亮的瞬间，但我们真的能指望依靠它们应付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世界吗？这种显而易见的扁平化、娱乐化、流行化的倾向，又会对它所传递的知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似乎已经对这些知识商品的加工原则达成了某些基本的共识——比如知识必须是碎片化的，必须短，但这样的认知究竟是我们对媒介的认知，还是我们对今天的整个的资本环境正在塑造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认知？

还有，所谓现代人对于知识的焦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的？

“我不认为有什么知识的焦虑。”戴锦华教授告诉我，“我甚至认为我们对于如此深刻巨大的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知识的这种急剧更新都缺少敏感。”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整体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生态，因此我们需要用完全新的知识去面对它，去认知它，在这个意义上你认为我们有过什么有效的讨论吗？”

“我指的是一切，我们获得知识，我们使用知识，我们相互连接，我们日常生活都被改变了。你想一想，现在你还进商场吗？你还逛街吗？你现在一年有几次去看你的朋友？你有几次跟朋友们坐下来聊天？你读几本书？你花多少时间在微信朋友圈？你有多少知识是从微信朋友圈当中获得的？……我们的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原有的所有的生活方式，但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们应该如何面对Alpha Go、Alpha Zero？当机器的自主学习能力以这样的速率和规模提升的时候，人类知识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的危机

“知识”曾经是一个宏大的词，它不是一堆不相关的事实，或者某种实用的速成配方，而是我们理解周遭世界的基本能力，是从混乱中寻找秩序，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我们作为人的成就，是我们的命运。

或许，这才是这些付费知识商品令我感到如此困惑，甚至不适的更重要的原因——它们的出现伴随着整个传统知识系统的崩塌。Alpha Go、Alpha Zero的出现则让事情变得更诡异——这个世界上，机器拥有人类不具备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具备的知识，那人类累积了数千年的知识系统算什么？endprint

我向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博士请教。他是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资深研究员，2012年曾经出版过一本《知识的边界》。在这本书中，他详细探讨了互联网如何彻底改变了人类知识的运作方式。

他说，“知识胶囊”这个隐喻让他感到不安之处有两点：一是这个隐喻中有一种隐含的消极性。被喂养并不是一种获取知识的好办法，真正的求知之旅必然包含提问，包含挑战，而不是将知识视为关于世界无可置疑的真理。

二是知识的封装性。如果你认为这里有一口知识，它是完整的，只要服用了你就掌控了它，那么这就是危险的。人类知识中确实有一些可以测量、拆解成最小的单元，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控，比如如何修理电脑、如何做生意，没有这些单元化的知识，就没有可以对话的空间，因为别的计算机修理人员会指望你理解什么是“主板”，而别的生意人会指望你懂得生意的基本规则。但即使是这样的知识，也不会是封闭的。

“我们关心的知识永远指向未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根本不可能穷尽，与之相反的任何许诺都是让你变小，而不是变大。知识永远承诺开放，而不是封闭，你永远无法真正‘掌控它，你知道的越多，知道自己无知之处越多，就理解这个事情多么超出你的控制。”

事实上，他那本《知识的边界》的英文标题就是Too Big to Know，意思是“世界太大，无可穷尽”，还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重新思考知识，既然事实不再是事实，专家随处可见，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

为什么要重新思考知识呢？

他认为，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我们的知识——信息、思想，甚至智慧，逃离了它固有的物理限制（书本的页面或者人的心智空间）之后，从性质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有限变成了无限，从内容变成了链接，从图书馆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巨网。

在这样的变化中，我们意识到，过去我们关于知识的许多认知，其实都源于知识的媒介——纸张、书本、图书馆，而非知识的本质。比如我们认为知识是固定的，书本也是如此，一经出版就无法收回。我们认为知识是有序的，井井有条地被组织进章节与书本之中，根据严格的分类系统摆放在图书馆的架子上。我们还认为知识是过滤的产物，作者、编辑、出版人、图书馆馆员都是过滤器——很少有书能够被出版出来，更少的书能被搬到图书馆的书架上，而经过这些过滤器的层层筛选，最终能摆到图书馆书架上的知识显然是可以信任的。

在互联网上，很多人看到了知识深刻的危机——搜索引擎腐蚀了我们的记忆力，社交网络切割了我们的注意力，终结了深入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读书了，当然更加不读报纸了。任何人都能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大扩声器，发出和受过良好教育及训练的人一样高扬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再愚不可及。所以，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

但温伯格却认为，知识的危机是一件好事。当知识溢出了它固有的容器之后，其实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场知识危机让我们终于得以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向知识寻求什么，而不只是我们可以从知识中得到什么。”

我们向知识寻求什么呢？

在西方传统中，是柏拉图对知识做出了最初也最权威的定义：“知识是一种真实的，因为正当的理由而为人们所信服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很多事物，但只有一部分是知识。

自柏拉图之后，测定知识的标准越来越高。笛卡儿认为，知识是你在任何可想象的环境中都不会怀疑的事物。现代科学家们对知识的测定更要经过精心设计的、反复的实验。唯有如此，知识才是知识。而我们每确定一个知识，就在知识的大厦中多添加了一块砖瓦，同时也消除了又一处怀疑。这就是我们关于知识最基本的信念——知识是由所有理性的人都同意的真理构成的，而这些真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世界的真实本质。理解世界的真实本质，这就是知识的目标。

温伯格认为，这个目标是高尚的，策略也很聪明很有效地运行了两千多年，但其实都是为了应付一个我们选择性遮蔽掉的事实：世界很大很大，而我们的大脑很小很小。以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试图去理解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世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理解一个远远超出大脑处理能力的世界？

当然是过滤、筛选、简化，将复杂的事情降低到可以掌控的局面。

但是，在网络时代，这种策略却不再可行。因为知识的规模变得如此巨大（截至2015年，谷歌图书已经扫描了2500万本图书；维基百科上有299种语言，总词条超过4000万），大到超過任何个人的理解，中央过滤器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知识策略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减法到加法。从过滤知识以适应我们狭小的认知能力（书、出版、图书馆都是一道道非常狭窄的门），到将任何一种想法，它的细枝末节——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连接的网络之中，容纳其中所有的混乱、冲突与争议。

网络上当然也有过滤器，但它们的原则只是向前过滤（Filter Forward），把过滤的结果排到最前面，而不是剔除掉任何东西（Filter Out）。每一个链接既是潜在的停止点，也是继续向前的诱惑。

在他看来，旧的知识过滤系统虽然效率很高，但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过滤器的偏见，比如边缘化的声音很少被听见。现在我们有了成千上万新的过滤器：网络上的每一个人本身都是一个过滤器，就像每一个网站或服务都会梳理网络并呈现它认为你应该关注的内容。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生命体验都被连接在一起，但问题是，我们必须自己决定，应该听谁的？

“互联网最强大，也最改变世界的一点是，每个人都能说话，但同时也意味着那些帮助我们决定可信度的旧技术不再可行。在这里，你可能找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也可能找到不学无术的骗子。所以，对于关心知识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但对于蠢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时代——你可以找到很多你愿意相信的事情，也找到很多同意你的人。”endprint

“对每一种知识的媒介而言都有限制，它们有擅长的，也有不擅长的，但它们总是倾向于以自己的强项来定义知识，无论是书，是大学，还是知识胶囊。”温伯格说。

事实上，我们许多关于知识的理想，都不过是关于媒介的美丽的误会。比如我们将图书理想化了，浪漫化了，有人甚至盲目地迷恋它们。它们作为文化物体在我们眼中呈现的形象，反映的常常是我们对端着一杯干雪利酒在英国式的阅览室里读书的一种怪异的怀旧情绪。但事实是，大多数读者读到的大多数书，都是廉价的，几乎读完即丢的一次性用品。

在温伯格看来，不仅读书并没有那么神圣，連我们以为知识所能拥有的最高的、最自然的形状——长思考能力（Long Form Thinking），也是受限于媒介的结果。如果你在写一本书，你就不得不与自己对话，想象各种可能的反对观点，因为书就是一种与读者分离的、非对话式的、单向的媒介。我们不得不依赖这种自言自语，但并非思想本就如此。正因为书将思想固定在了纸上，于是我们不得不建立一支长长的思想序列，由一个想法通往另一个想法，因为书籍是由一张纸一张纸装订起来的。而作家们费尽心思将读者从A地送到Z地，一切与这条叙述的狭长小径背离的事情或者观点，就算再有价值，看起来也像是干扰，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所以，我们之所以发展出长思考，只是因为书籍不够长，不足以让那些思考自由舒展成它们本来的样子。“如果书籍告诉我们，知识是从A到Z的漫长旅程，那么网络化的知识可能会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更像是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

温伯格说，我们对于人类是多么容易犯错误的物种这一事实，多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自从有文明以来，一个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然后一个个地死去。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的物种，这种对于确定与清晰的要求，实在是一种强求，有很不自然的一面。

所以，反倒是网络一代对于知识的看法更接近知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某种叫“知识”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到某个容器里，郑而重之地保存在那里，永远不会变化。恰恰相反，知识永远存在于网络之中，在变化之中，在玩耍之中，在一系列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的讨论与争执之中。对于我们这样一种不完美的社会动物，试图理解一个太大太复杂的世界，永远的合作与争执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到底向知识寻求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胶囊的流行，是否是对旧的过滤器的一种怀念，那个平静的、有序的、清晰的世界图景？我们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人会为我们提供值得信任的知识，而将一切令人不快的分歧、争执拒之门外。

但是，我们真的有选择吗？

是的，我们看到，知识走下书架之后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知识被错误引用、被贬损、被强化、被合并，被误读了一千倍而传播，被同化到近乎看不见的地步。但其实，知识一向如此，只不过以前我们看不到而已。

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仍然依赖于旧的过滤器给我们权威的知识。我们仍然依赖专家、出版社、图书馆、大学为我们提供权威的信息，但正如温伯格所说，在网络时代，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再是任何专家，甚至任何知识机构，而是房间本身：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

“知识网络并不关心我们从哪里获得知识，无论是从网络上免费获取的，还是从书本、大学课程中付费得到的，或是听了某个廉价的知识胶囊或者昂贵的咨询公司报告得到的。它关心的是，在获取了这些知识之后，是否与别人一起理解这些知识。你是否与别人构成网络，以分享你所学到的，与他们交谈、讨论、增进彼此的知识？”温伯格告诉我。

所以，他所谓的“最聪明的房间”，或者说“知识网络”，与其说是一个网络，不如说是一组网络时代面对知识应持的信念与态度。比如，这个世界的知识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深刻地连接在一起；比如，我们对知识应该更加慷慨，这样不仅更多的人可以学到知识，你自己的知识也因为经过了质疑、挑战、检验、连接而变得更好；比如，我们应该学会更加开放地拥抱新观念，学会如何参与到多种方式、多元文化的讨论之中，可靠性不仅来自权威，也来自开放的对话；比如，我们应该如何学会评估知识——当神殿的祭司们不再控制我们能够了解什么知识，我们就比以往更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我们需要学会区分哪些是废话，哪些是论证充分的结论。在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学习热爱不同——作为人类的本能，我们都喜欢和像我们一样的人站在一起，但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点打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

旧媒体，哪怕是抱着最美好的意图，也只能展现给我们很小的一部分世界，那个它认为我们应该觉得有趣的世界。但网络是我们每一个人兴趣最真实的表达，我们点击每一个链接，都是因为这个链接对我们而言具有某种意义，无论是大是小，是好是坏。

所以，我们向知识寻求什么呢？

理解世界，难道不是我们能向知识寻求的最重要的东西吗？

“是的，西方很多哲学家都这样认为。但这不是唯一的目标。对于知识与教育、文化有许多不同的目标：培养负责任的公民、好的邻居、高效率、令人满意的工作者、终身学习者、知识的探索者、公共辩论的有益参与者、有爱的家庭成员、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不懈的人、艺术与美的创造者……”

温伯格告诉我，在这个单子里，他没有将知识从教育里分离出来，因为他认为将知识从获取知识的方式中抽离出来是不对的，这会使知识简化为内容，但知识不是内容。知识永远伴随着情境，人类创造知识，永远是为了某种具体的目的。

求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极其个人化的事情，与人的情绪、情感、欲望、信仰相关。一个好的学习者设计并开展自己的学习，必然从自己所关心的意义出发。著名教育学家派珀特（S.Papert）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不擅记花草的名字，他看着一朵花，使劲地想名字，就是想不起来。直到有一天，他换了一种办法：先从花的名字开始，想为什么这个名字适合这朵花。于是，死记硬背变成一个小小的探究游戏，很快他就能很流利地说出各种花的名字。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想向知识寻求什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