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基因障碍

袁越

两位美国学者认为，人类的进化速度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过去的1万年时间里有了大幅度提高，甚至导致不同族群在智商方面产生了差异。

人类这个物种发展到现在，不同族群之间已经有了明显的差距，这一点恐怕没人敢否认。问题在于，这种差距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所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面对的终极问题。著名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撰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大概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的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书籍，他在书中引经据典，证明人类族群之间的差别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同地域的相对位置、气候条件和动植物种类等等这些环境差异才是造成人类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戴蒙德的这套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现代智人自从5万年前走出非洲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大家都差不多。当然小的变化有不少，比如相貌、肤色、眼珠颜色、身高和鼻梁高度等等，但戴蒙德认为这些都是“肤浅”（Skin-deep）的改变，里面是没变的，因为他相信5万年时间太短了，不足以改变人类骨子里的东西，所以不同族群之间的主要差别是文化层面的，属于后天的改变。

为了证明这一点，戴蒙德博士举了美国移民的例子。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各国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很快就会变得和美国人一样了，这说明不同族群之间的智力发育水平是没有差别的，一个人无论祖先来自哪里，只要他从小生长在新环境，长大后一定能适应。

戴蒙德的这套理论非常“政治正确”，因为它把种族歧视政策的理论基础抽掉了。试想，如果大家的基因全都一样，差距只是“拼爹”的话，那你还有什么理由歧视人家呢？

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为落后国家指出了一条几乎是唯一的道路，那就是以“普世价值”为模板，全面拷贝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个中道理很简单：既然所有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别人的经验肯定可以拿过来学习效仿，所以说“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是戴蒙德理论所推导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无独有偶，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所著的那本《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同样假设世界各地不同族群在人性上都是相同的，其政治秩序的发展也应该遵循相同的规律，只是因为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的不同才导致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人性相同，大家追求的“普世价值”应该是一致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殊途同归。

这两本书流传很广，拥趸无数，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比如美国犹他大学的人类学家格雷戈里·柯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就对“人性相同”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两人指出，如果人性都是相同的，那么后进国家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而赶上来，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正相反，绝大多数试图忠实地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后进国家都失败了。

他俩还发现，一个民族进入农业化的时间和今天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农业化开始得越早的民族，今天也就越发达，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他俩相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性其实是不同的，这才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的主要原因。我们只有正视这个差别，不再强迫所有后进国家都去原封不动地拷贝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才能对症下药，实现共同进步的目标。

这是个革命性的结论，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于是两人合写了一本书，标题叫作《一万年的爆发》（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于2009年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派争议不断，至今余波未消。其实最应该读读这本书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所幸中信出版集团于2017年底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了，国内读者终于可以一睹尊容。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作“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作者认为，人类的进化速度在最近这几万年里不但没有变缓，反而越来越快，并在最近这1万年的时间里来了个大爆发，原因就是农业的诞生导致了文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阶段的人类进化不光是改变了身高肤色和相貌等“肤浅”的性状，还改变了人群的认知能力（智商）和情感模式（性格），后面这两点使得不同民族在面对相同的局面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直接导致了强弱和贫富的差距。

那么，他俩是如何证明这一点的呢？

首先，两人举了宠物驯化的例子。比如狗是在大約1万年前从狼驯化而来，不但狗的外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性格也变了，而且这种改变是有品种特异性的。更极端的例子是，俄罗斯科学家曾经只花了40年的时间就把凶猛的野生狐狸驯化成了温顺的宠物狐狸，这说明哺乳动物的进化速度可以相当之快。

接着，两人举了考古学的案例，指出自3万年前开始，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有加快的趋势，挖掘出来的人类艺术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以加速度在增长。两人提出一个大胆假说，认为那段时期迁移到欧亚大陆的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了性关系，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得了一些有用的基因，这才得以脱颖而出。相比之下，留在非洲的现代智人，以及跨越印度洋进入南亚的这一分支则没有出现这种爆炸性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写作之时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基因交流尚未被证实，后续研究证明两者确实发生过性关系，并且留下了后代，如今所有非非洲人体内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原住民则没有尼人基因。

但是，即使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了杂交，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是如何流传至整个人类的呢？作者通过数学计算，告诉我们这是很有可能的。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基因的优势是S，那么该基因最终流行开来的几率是2S。也就是说，如果尼安德特人的某个基因比现代智人相应的等位基因有10%的进化优势，那么这个尼人基因便有20%的机会最终取代智人的基因，并扩散到整个人群。endprint

当然了，人类进化最大的原动力还不是杂交，而是基因变异。作者认为，现代人在很多方面都和5万年前刚刚走出非洲的祖先完全不同了，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比如，早期智人始终没有发明出农业，而现代智人却有至少7支人群独立地发明出了农业，这个差别很难用环境变化来解释，应该是基因变异的结果。

接下来，作者提出了整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农业的出现引发了更大的一次创造力大爆发，使得人类的进化速度再一次被加快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农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使得人口总数有了爆炸性的增长。根据基因数据计算，現代智人走出非洲之前的人口总数约有25万，1.2万年前农业出现前夕的人口总数达到了600万，到了公元前2000年时就暴涨到了6000万之多！要知道，基因突变的频率是不变的，人口总数越大，人群中出现优秀基因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第二，农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使得不同地区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差异，这是促进人类进化的直接原因。比如，农业的发明使得人类主粮从动物蛋白变成了淀粉，直接导致农民的平均身高比猎人降低了12厘米，以及维生素D的缺乏，后者间接地改变了人类的肤色。另外，农业还导致了糖尿病、蛀牙和粉刺的出现，这些变化都是人类祖先不适应淀粉类食物的结果。

农业是个广义的概念，还应包括畜牧业。牲畜带来了疾病，改变了人类的免疫力，这就是欧洲人之所以能够轻易地打败美洲原住民的最大原因。当然这一事实戴蒙德在书中也说过很多次了，但是两位犹他学者认为这一点恰好说明人类学家们是多么地“虚伪”，他们一方面在动植物和疾病等领域严格遵循进化法则，另一方面却在涉及到人类智力进化的时候墨守成规，沿用老一套，不肯承认不同人群的差距。

说到人类的智力进化，已经有很多对智力发育造成影响的基因突变被找了出来。比如，有个DRD4基因的等位基因与多动症（ADHD）有关，被称为“叛逆基因”，该基因在某些人群中比例很高，但在东亚国家几乎不存在，两位犹他学者认为这是东亚长时间盛行的集权国家制度导致这类叛逆性格被压抑的结果。

农业生产方式培养了一个人对欲望的克制能力，这在打猎的族群里是不需要的，所以南部非洲的原住民布须曼人（Bushman）一直被称为南非的无政府主义者，现代人发现很难教他们学会放牧，因为他们会把牲口都吃了，“从长计议”这个基因是他们所没有的。

农业的出现还导致人类社会出现了等级差别，贵族拥有贫民没有的财富，在进化上更有优势。再加上农业使得人口增加，人类经常处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预言的极限附近，竞争越来越激烈，其结果就是“失败者”的基因常常被“胜利者”全面取代。比如不列颠岛在1000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穷人都被贵族的后代替换掉了，整个社会的基因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方面的极端案例当然是成吉思汗。根据对Y染色体的研究，目前全世界一共有大约1600万男人是他的后代！换句话说，成吉思汗所拥有的“优秀”基因传遍了整个人群，其他很多“失败者”基因则被无情地淘汰了。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印欧语系的起源。两位犹他学者认为印欧语系起源于北方草原的库尔干地区，当地人产生了一个乳糖耐受基因突变，使得成年人也可以喝牛奶了。对于畜牧业来说，如果可以喝奶的话，单位面积牧场所产生的热量是只用来吃肉的畜牧方式的5倍，这一点让该基因获得了竞争优势，这个部落便迅速扩张至整个欧洲，并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了当地人。

不过，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印欧语系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这两派已经争了很久了，谁也没有完全说服谁。但不管谁赢，结论都是一样的，因为安纳托利亚半岛是农业的发源地，两者都是更强大的生产力导致某些强势部落的基因代替了其他弱小部落基因的证据。

最后，两位犹他学者讨论了欧洲的兴起。众所周知，欧洲之所以强大，主要原因就是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普及和群体智商密切相关，但科学的发展却只是少数精英的成果。作者认为，智商分布是钟形的，即使两个民族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钟形曲线尾部的延长意味着极端聪明的人数将会成倍增加，直接导致欧洲出现了非常多的天才科学家。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阿什肯纳齐犹太人（也就是欧洲犹太人），从这批人当中诞生了爱因斯坦、费曼和佩雷尔曼（俄罗斯数学家）等一大批天才级人物，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超过了很多民族的整体贡献。

那么，欧洲犹太人为什么会如此聪明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当年的欧洲犹太人被迫从事需要高智商的文书工作，久而久之高智商就被选择出来了。再加上欧洲犹太人不愿与其他民族通婚，使得这样的高智商基因被固定了下来。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个结论会不会给种族歧视者找到新的借口呢？两位作者认为不会。这本书中讨论的是群体差别，不是个体差异。高智商的犹太人群体中也有脑子笨的人，低智商的群体中也有脑子好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的肤色来预判此人的智商，因此种族歧视仍然是不对的。

但是，群体之间的智商差别和性格差异，哪怕非常微小，也能给这些群体的命运带来剧变。比如某个族群性格温顺的人比较多，那么这个族群内接受专制统治的人就会相应地多一些，一旦这个比例达到了某个阈值，造反很可能就不成功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民族倾向于接受独裁统治，另一些民族却总是在造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