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视角下的大历史

维舟

从130亿年前写起的大历史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提供了一种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进化的统一性创世故事。

大历史在意的不是故事

通常来说，当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指的是人文历史，甚至仅限人文历史中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其跨度最多不过“上下五千年”。至于在此之前的，那就是茫无可考的传说与神话，可信的只有考古挖掘出土的那些不会说话的证据。再往上推便是自然史，涉及诸如人类起源、生物演化之类的古生物学领域；继续向前追溯，则是诸如地质年代、地球诞生乃至宇宙起源，那通常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才会探究的问题。“大历史”这个概念在国内的盛行大抵是从黄仁宇作品引入之后开始的，但那通常也不过在几百年的尺度里“放宽历史的视界”，以求在历史细节之外看到某些更具普遍意义的变迁，至于将“大历史”拉长到从宇宙起源至今的130亿年，那似乎是只有少儿科普读物中才有的事，这对历史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

根据常识可以想见的一点是：时间可以改变事件的意义。就像你在25岁、50岁和75岁之际分别回顾自己的人生，即便是对同一件事，你的体会也会大有不同，因为后来发生的事，会赋予早先一些事截然不同的意义。对大历史来说，在时间跨度拉长之后，很多近景细节也变得模糊不重要了，很多人读历史时所偏好的宫廷恩怨、悲欢离合也大多無足轻重，因此在《时间地图》一书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苏格拉底、恺撒、耶稣、穆罕默德、秦始皇，它在意的“历史”并不是“故事”，而是在超大时空下的物种进化和社会演变规律。换言之，在这样的“大历史”中，人类是被当作一个“物种”在被研究的，带有生物进化论的意味。

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某些特殊人类个体或帝国兴亡都是意义不大的，不是说这些完全不重要，而是说这对人类社会整体的演进而言未必有什么直接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另一些“大问题”则相应浮现出来：事物如何从无到有？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命形式，为什么人类的进化特别成功？这种思考框架本身也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要解释这样一个历程，势必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人类所创造的，相反，人类才是各种机遇之下的创造物。这里面潜藏着作者的一个雄心：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提供一种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进化的统一性创世故事，以便从整体上重塑一种理解人类过往生活的普遍历史。这就是“时间地图”的意义：就像使用一张世界地图那样，从总体上观察过去的历史。这看上去像是在向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致敬：在历史中寻找潜藏在“混沌和复杂性的无尽的华尔兹”里的规律，看看是哪些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特殊物种的社会适应能力。

人类的集体知识

作为一个生物体，人类的进化遵循着与昆虫、鸟兽、植物一样的规则：通过复杂而精确的机制处理巨大的能量流，也同样需要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按照这样的视角，一个人类社群及其独特文化，也可以说是在进化过程中被塑造或逐渐适应的特定生活方式——借用生态学术语来说便是“生态龛”（niche）。如果说与它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人类不仅适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需要；动植物是通过无目的的自然过程来实现进化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试图”去适应，而只是让更具适应能力的基因生存下来，但人类却可以“学习”，因而在一生的时间里就能不断调整适应；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类在25万年前还发明了语言和其他符号来相互沟通，通过“集体知识”的方式达成一种强大而又独一无二共同协作能量，改变并拓展了周围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龛，直至形成如今连为一体的全球体系。正是这样的能力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使我们这个特殊物种在短短5000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整个星球的面貌。

在这里不难得出几个要点。首先，很多对后来极具重要性的进化变异都是随机的，进化没有目的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失控”的，它也未必按照“优胜劣汰”的确定机制进行，如果是这样，那么像市场和科技发明这样的领域也一样，重要的是允许开放的不断试验，鼓励那些新事物源源不断地涌现，谁知道其中会不会出现某个对我们未来生活带来不可预计的重大影响的“新物种”？

其次，进化成功的标志是新层次的复杂性，而这伴随着能量流的密集使用——作为一种智能生物，人类在结合成相互依存的大型实体之后，汲取了地球上提供给所有陆上物种总能量的至少25%。这个原理在政治学上与生物界一样，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在汲取能力上显然远远超过古代社会，而国际社会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以5%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能源的30%。

再次，要加速进化，提升竞争力，就得通过复杂精确的符号系统来分享信息，创造知识的资源共享池。人类共有的能力便是可以将习得的知识代代传递，并与人群分享，共享的人群越大、资源越多、传播越迅速，带来的变革就越快，如今网络时代正是这种习性的最新升级版。值得补充的是，人群不只可以集体学习，还能通过规则、纪律和法令带来超越个体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当年说，法军如果与埃及马木鲁克骑兵单打独斗不是其对手，但如果是军团对决就能轻易击败他们。

就生物进化的长期过程来看，最佳的生存策略是不断适应，并使这种适应力最大化，但即便一个物种适应特定环境的能力再强，它终究还是会遇到一些无法设想的意外冲击。既然自然选择是随机的，像小行星撞击地球毁灭恐龙这样的事件不可预期，那么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或许是预见可能的危险与机会，或者即便不知道将有什么危险/机会，但仍然提高警惕，以适度灵活的预见性做好准备，一旦出现情况就能迅速做出合理反应。这种生物学上称之为“预适应”的能力证明在现代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极为关键，可以说，西欧率先完成现代化，正是因为它原有的社会结构“预适应”了地理大发现后新出现的全球交换网络，正如王国斌在对中国和西欧早期现代化进行比较时所说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创造工业化，欧洲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故意设计一套方案去推行工业化。相反，欧洲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套制度，一旦工业化出现就能推动它发展。”endprint

作为物种的文明

如果把中国文明也看作是这样一个“物种”，那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中国在近代遭受那么深远的冲击，这一失败正是由于它原先太过成功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这种预适应能力。在东亚的这个“生态龛”里，中国已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文明体系，高度适应了这样一种生存环境，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基础。正如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过，在这种情况下，“当环境持续不变，这些社会就能持续繁荣，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也因为成功而面临更严重的危机”。过分的适应就成了“技术锁定”，意味着无法突破。事实上，如果中国没那么强大，并处在一个不断有挑战的环境中，那它或许早就被迫做出调整适应了。“预适应”意味着能力上有冗余（就像一个人每天走路1小时即可，但却要练习马拉松，为可能的挑战做准备），这本身就是在多变的环境中获得的能力，因而是动态挑战所锻造的。不过，在经历了近代的挫败之后，中国得以复兴的最关键点之一仍是传统时代的遗产：庞大的人口规模及其人口密度被历史证明更易于促发创造力，只要信息网络的规模、多样性和效率得到保证，通过人群的密切互动焕发革新是迟早的事。

《时间地图》中常常用一些物理学隐喻（“社会电压”“权力的集线器”）来描述这种不断加速的社会进化机制，确实，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集聚、联网、效率是创新与速度的关键，无论是人口还是资本，一旦密集化结合互动，便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正如细胞结合能组成新物种，零件组装也能创造出新事物。这幅画面多少是线性进化的叙事，因为作者似乎认定，物种进化尽管是随机的，但至少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是不可逆的，即便短时间中断倒退，但长远来看算不得什么，也迟早会重新启动。在这样一种乐观的进化论论调下，不免也会遗漏一些问题，例如，如果说效率和汲取是进化的关键，那么这与多样性可以兼得吗？巴别塔的故事表明，语言的多样性影响人群协作效率，那么许多语言的灭绝与濒危是好事吗？

从生物学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的确能带来许多启发，正如书中所说，很多成功的致病细菌，到后来都毒性减弱，以便更好利用而非杀死宿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统治者最终也是如此：他们逐渐学会保护自己的民众，将原先的纯粹残酷剥削寄生关系转变为一种共生关系。不过，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人类也可以说是与这个星球共生，如果我们缺乏自制力地过分利用地球这个“宿主”，那最终可能是两败俱伤：宿主死亡后，寄生者也活不了。《血疫》一书的末尾，将环境灾害和新病毒看作是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的第一步。”如果是这样，这或许也是大自然最后的报复手段。虽然我们在谈论“生物入侵”，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本身就到处都是在上演着同样的剧目，因为从共生关系来看，人类已经没有天敌，可以为所欲为，这最终要看我们能否像细菌们那样聪明，学会自我克制，不至于杀死自己赖以为生的宿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