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共同体理论图景与实践路径

何顺民

传播与共同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一直为功能主义导向的主流传播学所遮蔽。在新传播技术革命背景下，尤其是移动媒体（如依赖手机媒介的“两微一端”）的出现，传统的城市机构媒介主导的社会传播系统开始破碎、断裂。在全球化、碎片化、个体化的时代，我们能否在有差异中交流而共同生活，成了时代课题。共同体的重构成了近年来学界的重要议题。学术界的焦点集中在互联网等新媒体构筑的虚拟网络空间对心理意识层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共同体的解构和重构。如，“在当代‘脱域’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共同体中”，探讨“传播的发生和作用机制如何产生心理集群并维持心理集群的稳定”。[1]再比如，“网络空间所固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广泛性和超时空性使得网民在新媒体空间的书写互动面临着众声喧哗和话语强占的困境”，从而认为“当前新媒体的共同体是一种‘幻像’”。[2]这种研究的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至少遮蔽了两种面向：第一，对共同体的理解集中在达成共识基础上的社会心理视角，而对在城市场域中作为关系网络层面的共同体关照的缺失。第二，网络空间因新传播技术实现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融合。过于强调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割裂了实体和虚拟的连接关系，遮蔽了实体空间的传播元素。

本文立足城市场域，试图打破现代性视域中“脱域”的停留在意识层面“想象的共同体”的视野，从数字媒体技术带来的流动的关系网络（实现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织、拼贴和融合）视角重新理解共同体，以此来探讨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共同体重构的实然和应然逻辑。

一、共同体内涵的演变

（一）共同体之原初：乡村与民族国家

在鲍曼看来,共同体就是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安全,它涉及到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3]鲍曼梳理了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关于共同体的学说指出，理想的共同体基于一种“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无法人为制造出来。而理想共同体的实现基于三个条件：独特性、小、自给自足。这三位一体特性的保持就能使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墙，这样，共同体的关系就是稳固的。但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机械运输方式的出现破坏了共同体的理想状态，而信息传输技术的出现更是给予理想的共同体以致命的打击，其自我与外界的界线再也无法划定和维持，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只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4]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共同体的创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这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区分共同体不是以真/假，而是以它们被想象的方式。民族可被看做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想象和建构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媒介、传播的角色和作用不可或缺。大众印刷媒介（主要指报纸和书刊）把不同时空的人连接起来（读报作为一种仪式），公众动用这些资源想象民族共同体。同时，他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5]也就是说，作为共同体的民族不仅存在于传播之中，而且是通过传播得以存在。安德森富有洞见地指出了报纸等大众媒介在现代的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想象和建构的角色和作用。但他没有看到“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观念本身是诞生在城市的新观念”[6]，因而，在他的视野中对作为中观层面的现代都市共同体的观照是缺失的。

而在鲍曼看来，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多数人居住的城市成了“持久的、流动的、异质人群庞大而密集的”地方，现代人需要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7]

（二）作为共同体的都市：“群体联系网络”

研究共同体的早期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随着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际关系被交换关系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由“共同社会”走向“利益社会”。其结果是城市人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8]腾尼斯把社会描述成原子化的次级关系，遭受了现代性的社会解组，社会解体和文化分离，从传统共同体角度建构了一种对都市社会的否定看法。所以，他论述到，“城市发展到大城市时，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日益枯萎，甚至日益消亡。”[9]在腾尼斯的视野中，传统共同体强调的是高度规范的整合与秩序，而大都市与共同体是分离的。而在麦基佛的视野中的“共同体”不同于滕尼斯的“共同社会”， 他区分了“共同体”（community)、“联合体”（association)。“流动的人群聚集于城市，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共同努力联结成新的地域共同体。”[10]可见，麦氏认为因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地域共同体在现代城市中并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但他没有指出这种地域共同体如何及通过什么方式联结起来。

腾尼斯敏锐地看到了大都会社会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是不同个人利益对权力和合法性展开的空间，从而大都会或许就是一种冲突。但他没看到这种冲突也具有融合作用。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看法迥异于滕尼斯。齐美尔将“共同体”定义为“群团联系网络”，也就是人际关系密切的“开放式的网络”，这个“开放式网络”是以异质性和彼此依赖为基础。而在齐美尔看来，社会冲突也具有潜在的融合作用。[11]可见，齐美尔描述的冲突非整合式的共同体（群体联系网络）颠覆了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及其整合式社区的观念。

（三）全球化时代多元、异质的都市共同体

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社会”，其参照对象无一例外地都是共同体，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传统把社会看作是放大了的共同体，其基础是民族国家，强调的是规范的整合和共同的文化价值。全球化的进程冲破了这一思想，全球社会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复杂相处。[12]全球化进程，使得人们的认同无法被整合进或限制在他们所居住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当中。全球化进程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地方文化的崛起。[13]在涉及地方时，不要预设一个整合式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费瑟斯通立足于有着多元信仰的“异质性价值密集”占核心地位的复杂大都市社会当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内涵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这是一种集体团结的新形式，类似于康德的“审美共同体”，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担当，放弃了责任、苦行、统一和目的。”[14]费瑟斯通基于后现代的立场看到了全球化进程导致不同于传统共同体（主要指民族国家）的多元异质的都市共同体的出现，但他没有特别指出导致这样一种文化类型的共同体出现的前提条件——媒介网络的作用。以研究网络社会著称的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是一种全球化社会，媒介网络支撑的公共空间不仅是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而且还是移动的。数字媒介使得不同地区和文化处于一个全天候的交流网络中，多元文化主义在我们的世界中是一种规则而非例外。”[15]也就是说，新媒体（数字媒介）支撑的交流网络使得全球化时代多元异质都市共同体成为可能。立足城市场景，在传播研究的历史长河中，传播与共同体至少出现了两种观念。

二、基于城市场景传播与共同体的两种观念

（一）传播与城市共同体的整合观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情境，正是美国由传统有机社区向大都市原子化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下，他们关注社会、文化的整合。帕克认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16]也就是说，帕克是基于生命有机体的预设在人类生态学整合的视野下开展城市研究。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口的涌入，城市人口规模日益增大，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关系被次要关系取代，城市处于离散状态。难么，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寄希望于作为粘合剂的媒介（报纸）传递信息。他指出：“报纸是城市范围内通讯传递的重要手段。公众舆论正是以报纸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报纸提供的第一个功能，便是以前村庄里的街谈巷议所起的功能。”[17]同是芝加哥学派的沃斯富有远见地看到了异质性是都市的重要特征，这既是城市的希望也是麻烦所在：“基本的人际关系被次要的关系所取代，宗族纽带弱化，家庭的社会重要性下降，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日渐衰弱”[18]如何解决城市生活失序的问题，媒介的角色何在？他提出：“在拥有更多个体的共同体内，人们彼此不了解，无法聚集在一起，因此有必要通过媒体的间接作用相互交流”。[19]换句话说，在沃斯的视野中，需要通过媒体的信息交流作用来整合处于离散状态的城市。总之，在芝加哥学派看来，城市作为共同体（生命有机体）必须整合，媒介（报纸）通过信息传递，整合处于原子化的城市社会，报纸、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手段起一种整合功能。

（二）传播生成了都市

不同于芝加哥城市学派关注都市文化如何整合的问题，并把报纸媒介理解为都市文化的整合功能。1960-1970年代，从早期工业社会进入了成熟工业社会，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新都市社会学家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关注大都市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多重文化世界里都市经验的多样性。在新都市社会学家看来，社会、文化整合不再那么重要，更加关注冲突与协商。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反对把空间仅仅看作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的传统城市社会理论，他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20]受亨利·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理论的启发，索亚指出，空间生产既是社会关系和行为的媒介也是其结果。[21]正因为如此，地理学者哈维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城市空间生产如何再造新的社会关系和形塑新的共同体。[22]从他们对空间的表述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空间不是先验和空洞的，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空间会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城市文化学者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在这个意义上，她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23]同时，在她看来，文化是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争取生活方式再现的一种动态过程。她在《裸城》一书中检视了都市中的“奇特空间”（具有独特历史和传统的邻里）及“共同空间”（如公园和社区农园等供大众使用的空间），指出“公共文化乃是在不同族群的对话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生产”[24]，从而形成真正由市民所共享的公共文化。也就是说，在流动、充满冲突的异质性都市中，要形成市民所共享的共同文化，实体的都市空间中的对话、沟通、交流异常重要。

“交往是引起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正是交往的压力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25]交往、对话、沟通，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本质和精髓。著名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在她富有启发性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城市的最本质的特性在于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城市必须有喧闹声和街市，必须有那些发生在拱廊街道上的有规律的商业交往。只有通过时常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26]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了对城市本质的看法：“城市是个地理联结（geographic plexus）,经济组织、制度过程、社会行动的剧场，以及集体的美学象征。城市孕育艺术，本身也是艺术；城市创造剧场，本身就是剧场。”[27]用“地理联结”的说法，在人文地理学者Steve pile看来，就是“城市由许多网络组成，流通、交换和互动则在这些网络里发生。”[28]人文地理学者朵琳·玛西进一步指出：“广泛社会关系网的交错（单纯的交会），不足以造就一个城市，需要积极活泼的互动。”[29]这些城市学者都看到了交往、沟通、对话对造就一个城市的极其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者谢静指出城市的根本特性：“从网络的观点视之，城市从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网络。”[30]而传播就是编织网络、建构关系的基本过程。[31]

城市是当前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曼纽尔·卡斯特把城市看作是由空间过程和文化形式构成。在卡斯特看来，21世纪前期都市面临的挑战是“不再有一个支配性的文化，而是不同文化与认同如何分享一个城市的问题。”[32]在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时代，“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历史、地理、语言和环境等原材料为基础。它是构筑起来的，然而围绕被历史和地理所决定的反应和规划而物质性地构筑起来。”[33]可见，对共同体的的理解不能仅从意识和生命体验的层面理解，还应加入空间、地理的物质性维度。人们要在处于全球网络节点的城市世界中生存下去，在有差异的但却相互交流的地方社会中共同生活，那就要求“城市在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中必须变成超级沟通的城市，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渠道（符号的、虚拟的、物质的），既能进行局部交流也能进行全球交流，然后在这些渠道之间架起桥梁。”也就是说，在曼纽尔·卡斯特的视野中，城市要成为一个在多维意义上作为沟通体系能充分交流的媒介，以此来重建城市公共生活，传播在都市社会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三、新传播技术情境下通达城市共同体实践的路径：从“新型主体”入手

21世纪的社会生活日益成为生活在新媒体技术日趋流动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的生活。媒体和城市不再分离，而是一种嵌合的关系。新型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文化同一性相应地较少由基于单一国家版图的地理边界的‘想象的共同体’所定义，而是越来越多地被假定为由相互交叠的卫星轨迹和数字网络流所勾勒的马赛克模式。”[34]如果承认媒介是人之生存的场域，在一个媒体变得可移动、无所不在和私人化的时代，技术与人融合了。由于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的出现，现在的人类生活在信息的、影像的、移动的全球交流网络中，社会生活进一步走向“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连接和整合，研究全球复杂性的著名学者约翰·厄里指出：“‘人’（persons）是作为各种各样可居的、移动的机器的各节点而存在。”[35]新型传播（交往）模式的出现引发了人之主体的变化，马克·波斯特指出,新技术（电子媒介）是一种不同于印刷传播的新的信息方式，“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36]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基于后现代的视野指出了信息社会中新型自我的出现：“自我处在更为复杂、多变交流关系网络的节点上。”[37]一言以蔽之，不同于笛卡尔以降现代性范式预设先于技术的理性主体，后现代视域中新传播技术的出现缔造了新型的主体，新型主体具有多重性，这个多重主体不是同一空间分时段的不同角色扮演，而是在多重空间里的自然生长。在微时代，社会化媒体尤其是微信等技术的兴盛使得单一个体对自身“多重人格”的建构，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基于移动网络的微信用移动连接了固著，建构了“节点主体”，[38]。节点的意义不是固著和本质化的，而是在的动态关系网络中呈现不同的状态。

移动网络时代，大众媒介主导的社会传播系统开始破碎、断裂。当前，城市媒介的数字化实践（如传统主流媒体的新媒体转型）正在编织新的传播网络，而城市正是这种实践的主要场域。在这种背景下，传播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和“多面性”的变化。其多元化表现在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个人成为传播主体，而多面性在于一个实体机构或一个自然人在多重网络中有多重主体身份。传播主体的并置状态导致了去中心化、去结构化，各网络中的节点只有强弱之分。因而，过去传统机构媒体在社会传播系统中的“独唱”因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形成了“多声部合奏”的景观。在这样的情境下，大众媒介机构需要转向社会传播网络中的强势节点，连接是其核心，城市媒体需要融入城市传播网络，以此来重建城市的公共生活。

结语

从西方传播与共同体的理论脉路来看，城市是芝加哥学派思考媒介（报纸）之意义的历史场景和现实框架，指出了传播、媒介作为整合城市共同体（有机体）的角色和作用。而新都市社会学理论家看到了全球化时代传播重构了都市以及传播、媒介（包括实体和虚拟）在异质多元的都市中起基础性作用。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传播对城市的影响有多个面向的文化意义：除了信息传递，可以扩展理解为仪式感的实现，意义的共享、共同体（关系网络）的建构，使城市真正成为市民基于文化认同的多元异质的都市共同体。这也是当前方兴未艾的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从中国城市化实践逻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大规模高速城镇化浪潮中，伴随电子和移动数字媒介的高度卷入和渗透，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后半程城镇化建设时期，也就是由增量、局部走向系统工程的建设，“新型城镇化”成为了时代命题，而新型城镇化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而“城市文明的基础是交流和共享（即是以冲突式的共享）”[39]。而交流和共享不只是信息传递的快速和便捷（如ICT驱动的智慧城市）,还是构筑在历史、地理、媒介等物质基础上“意义”的生成和分享。新传播技术（如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意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意义不再是凝结在文本中，作为理性主体（笛卡尔之主体）的人把它拎出来，而是经由媒介实践多元“节点主体”共生关系的凸显和体验。 传播（交往）对一个人的价值是与共相地群体跟多地交汇和连接。在此基础上，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实现历史与现实、实体与虚拟的充分交融，城市地方共同体的生产与重构，依赖嵌入日常生活空间的媒介编织意义网络，以此实现在移动网络的时代我们能否在有差异中交流而共同生活，这关系到传播与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