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中的灾害书写

龙珍华

摘要：自然灾害不仅给唐代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而且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大大丰富了唐诗的思想艺术内涵。灾害书写是唐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其与山水、边塞等题材创作一样，共同铸就了有唐诗国丰碑。唐代史书并不能反映唐代灾害历史的全貌，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唐诗，其中大量或直接或间接的灾害书写便成为唐代灾害历史的形象补充。在人类灾害相随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探讨唐诗中的灾害书写，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唐代诗歌；自然灾害；灾害书写；文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081-05

一

唐诗中不仅有山水清音、边塞风云，更有水旱惨象、疾疫伤痛、饥寒呻吟、民生凋敝等灾害书写，自然灾害成为唐诗创作的重要题材与内容，大大丰富了唐诗的思想艺术内涵，其与山水、边塞等题材一样，共同铸就了有唐一代的诗国丰碑。然而迄今为止，唐代灾害文学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千百年来的唐诗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山水田园或战争边塞等题材诗歌的研究，且在贵古贱今思维定势影响下，对于生产力水平尚低的唐代帝国的盛世想象，也往往导致人们对唐代文学中灾害书写的忽视。虽然有关唐代灾害的史载颇丰，除两《唐书》、《唐会要》及《册府元龟》等史籍的集中记录外，在《全唐文》、《唐六典》、《唐大诏令集》、《通典》、《文苑英华》、《文献通考》等文献中亦有反映，但正如福柯所言，历史的话语权与断层使得人们不可能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①，唐代史书同样不能反映唐代灾害历史的全貌，而作为唐代文学之胜的诗歌，其中大量或直接或间接的灾害书写可谓唐代灾害历史的形象补充。在人类灾害相随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探讨唐诗中的灾害书写，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国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古便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的多发国度之一，即使汉唐盛世，亦未幸免。在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统治时期，“灾害之侵袭，直无宁日，其频度与烈度，亦均冠绝于其前代”②，给唐代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及影响。

据刘俊文先生所考，唐代水害年数接近一半，而降雨是最经常、最主要的致灾原因。③ 洪水灾害不仅损害力度大，而且致灾面积广，灾害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可造成大量人畜溺亡，甚至引起疫疾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古人视洪水如猛兽，不无道理。如《旧唐书》载：“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坏屋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区，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④

虽然唐代大体气候较湿润⑤，但也频发旱灾。旱灾持续时间往往较长，危害极大，不仅引起粮食歉收，物价暴涨，社会动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如唐僖宗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饥，人相食”⑥。旱灾还可导致蝗灾、疾疫、沙尘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虽然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⑦，但唐代总体上并非稳定的温暖期，且8世纪中后期气候明显变冷⑧，故唐代霜雪寒冻灾害时有发生，加上生活条件与社会保障的历史局限，冻灾所造成的后果便更严重，如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冻死”⑨。

唐代其他灾害的发生也不少，且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来一定民生灾难，如风灾：贞元十四年八月癸未，“广州大风，坏屋覆舟”⑩；雹灾：“（大历）十年四月甲申夜，大雨雹，暴风拔树，飘屋瓦，宫寺鸱吻飘失者十五六”；地震：贞元四年，金州、房州地震，“江溢山裂，庐舍多坏”訛；海洋灾害：开元十四年七月甲子，“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史书中还频频出现“雨土”、“黄雾”或“昏雾”、”昏霾”等灾情，类似于现代常见的沙尘暴或雾霾，如武则天“长寿元年九月戊戌，黃雾四塞”；昭宗“天复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等，可见唐代也不乏风沙、雾霾等灾害天气出现。

唐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地理气候与生态环境因素以外，还与战争和动乱等人祸因素有关。战乱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还会降低政府御灾能力与效率，加剧灾害损害强度。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遣兵攻打颍州，“太守薛愿、长史庞坚悉力拒守，绕城林木皆尽”，战火不仅会使人居庐舍化为废墟，庄稼林木也惨遭摧残，所谓“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即说明了战乱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因果关联。

总体来看，唐代史书对于灾害的记载，主要着重于灾害现象及灾害损失的客观概括性记录，不仅内容极为简略，有的还存在“灾害三要素”（发生时间、区域和灾情状况）记录不详甚至没有记录的现象。同时，由于唐初的诸雄争战与唐末社会动荡，史官的灾害记录也受到影响，故现有记录大多集中于京畿之地及经济中心地带，而岭南、陇右等偏远地区的记载较少。因此，已有灾害史料并不能穷尽唐代灾害的全部状况。作为历史见证者与灾害亲历者，唐代文人将灾害纳入文学表现领域，文学的在场性使唐诗中的灾害书写成为唐代灾害史的诗化补充。

二

叶舒宪先生认为，“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灾害造成的物质与精神损害给人们所带来的心灵苦难，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与源泉。自然灾害与诗歌创作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灾害影响着创作主体的生命状态，激发主体的创作欲望；另一方面灾害成为诗歌创作的题材与内容，诗人通过创作宣泄情绪，调适心理，为灾害主体疗伤。唐代自然灾害的频发，既给唐人生产与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也触动了唐代诗人的心灵，时代精神影响下的生命热情，功业激情中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以及灾害所造成的现实苦难等，都激发着诗人的创作欲望。唐诗中或直接或间接的灾害书写，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初唐雅颂与灾害天谴观

初唐诗歌虽沿袭六朝余绪，多宫廷题材、帝颂雅作，但在“文章四友”、“初唐四杰”等诗人的创作中，有的也涉及灾害书写。如李峤《晚秋喜雨并序》：

咸亨元年，自四月不雨至于九月，王畿之endprint

内，嘉禾不滋，君子小人，惶惶如也。天子虑

深求瘼，念在责躬，避寝损膳，录冤驰役。牲

币之礼，偏于神祇；钟庾之贷，周于穷乏。至

诚斯感，灵睠有融，爰降甘泽，大拯灾亢。朝

廷公卿，相趋动色；里闬甿庶，讴吟成响。年

和俗阜，于焉可致，抚事形言，孰云能已。乃

诗曰：

积阳躔首夏，隆旱届徂秋。炎威振皇服，

歊景暴神州。气涤朝川朗，光澄夕照浮。草木

委林甸，禾黍悴原畴。国惧流金眚，人深悬磬

忧。紫宸竞履薄，丹扆念推沟。望肃坛场祀，

冤申囹圄囚。御车迁玉殿，荐菲撤琼羞。济窘

邦储发，蠲穷井赋优。服闲云骥屏，冗术土龙

修。睿感通三极，天诚贯六幽。夏祈良未拟，

商祷讵为俦。穴蚁祯符应，山蛇毒影收。腾云

八际满，飞雨四溟周。聚霭笼仙阙，连霏绕画

楼。旱陂仍积水，涸沼更通流。晚穗萎还结，

寒苗瘁复抽。九农欢岁阜，万宇庆时休。野洽

如坻咏，途喧击壤讴。幸闻东李道，欣奉北场

游。

由诗序可知，此乃唐高宗咸亨元年的旱灾书写。诗歌先叙灾情，说明旱灾时间之长、旱情之烈，旱灾持续近半年之久，自夏徂秋，草木、庄稼枯萎悴损；次以“紫宸竞履薄”和“丹扆念推沟”典雅含蓄之语道出统治者对灾情的忧惧及悯民之心，以及为应对灾害所采取的祈禳、虑囚、避殿、减膳、赈济、蠲免等系列措施，终于诚感神灵，天降甘霖，使得“晚穗萎还结，寒苗瘁复抽”，最后抒写丰收可望的由衷喜悦，于欢乐祥和的氛围中结篇。

李峤此诗不仅真实展现了旱灾发生的历史情景及其社会影响，而且充分反映了唐代社会灾害思想观念及其影响下的灾害应对方式。事实上，唐统治者直接继承了汉儒的灾害思想，秉持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的灾害天谴观，认为灾害的发生是因政道有失，阴阳失序，“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认为天降灾害之目的乃“谴告人君，觉悟其行”，使其“悔过修德”。唐重臣狄仁杰即云：“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故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引起人君的高度重视，以致采取各种措施，希望及时消除灾害，稳定民心，巩固统治。唐皇在灾害发生后，除了祭祀祈禳以弭灾外，一般还会采取虑囚简刑、避正殿、减膳食、出宫人、赈济调粟、蠲免减负等一系列措施应对灾害，以答天谴。李峤《晚秋喜雨》既表达了唐统治者对于灾情的忧虑及恤民之心，也体现了唐皇修德理政，以德感天，使政通人和以消弭灾祸的思想观念。

这种天人感应灾害思想在唐诗中较为多见，如杜甫《夏日叹》即称“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元稹《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引商汤于桑林祷雨之事以表其自咎之意：“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等，均体现了唐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灾害天谴观。

同时，李峤《晚秋喜雨》一诗先叙灾情，次写弭灾救灾，再写上天有感而灾害自消，最后写农稼有望之喜悦，末尾以欢庆美颂之词结篇，可谓唐代政治灾害诗的典型范式，虽未脱初唐雅颂之宫廷诗风，但对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2. 盛唐气象与灾害书写

安史之乱前后，由于社会巨变，灾害诗歌创作内容与数量也存在差异。唐前期处于社会发展上升阶段，统治者勤政忧民，国力强大，社会安定，政府抗灾救灾能力较强，灾害诗数量不多，且诗人情感心理总体乐观，即使反映灾害，也大多气象阔朗而少悲苦之音。直至安史之乱爆发，战争与灾害的刺激，使诗人更着眼于现实观照，而儒家的入世精神，又普遍激起其悲悯情怀及忧患意识，尤其在乐府创作中，融入大量灾害内容。

唐前期统治者可谓勤政爱民，重视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李唐水利工程大多集中建设于高宗、武则天以及玄宗时期。其中唐玄宗于开天年间所修建的水利工程，几乎是唐王朝所修水利工程总数的四分之一。同时，玄宗还很重视水利制度的建设及水政的实施，建立了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由“水部”专司水利，并于开元二十五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水利法典《水部式》，又于天宝十一载“改水部曰司水。又设都水监使者二人”，负责管理国家水利。水利建设对于防灾减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开天盛世的出现与玄宗前期重视农耕水利建设等勤政措施息息相关。

盛唐诗歌的灾害书写，往往表现出开朗自信的时代精神风貌，以及相对乐观的心理，如张九龄、张说、苏颋等人的灾害诗中即可见国运上升时期的从容、大气与自信。张九龄《和崔尚书喜雨》诗中所谓“仁心及草木，号令起风雷”，反映了国运昌盛、抗灾能力较强的自信，而“积阳虽有晦，经月未为灾”之语，又表现出虽有旱情，却不足为患的开朗。忧国忧民如杜甫者，也常于忧患中流露出乐观，如《雨晴》诗云：“天水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可以说，“久雨不妨农”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因为“雨晴”，还与盛唐政府的抗灾能力有关，诗中可见其“久雨”放晴之喜悦，于天高云阔之景象刻画中，表现出“雁入高空”的时代理想与激情。

盛唐时期灾害发生也很频繁，尤其水灾频仍。据《新唐书》所载，开元三年、四年、五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均有大水或河决之灾，而后的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均有水患。水灾是唐代主要灾害类型，而雨水则是主要致灾因素，唐诗中的水灾书写也形象生动。如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一诗写其被秦中苦雨所滞的情景，诗歌生动描绘了一幅大雨滂沱的灾害景象：“秋霖剧倒井，昏雾横绝山献”，“泥沙塞中途，牛马不可辨”。高适《东平路中遇大水》更是形象描述了诗人于东平路上所遇大水灾害的惨烈场景：“傍沿巨野泽，大水纵横流。虫蛇拥独树，麇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室居相枕藉，蛙黾声啾啾”，以及诗人面对灾害表现出的悲悯情怀：“仍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圣主当深仁，庙堂运良筹。仓廪终尔给，田租应罢收。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于灾害描写中融入深刻的现实思考，体现了诗人对社会民生的人文关怀及现实忧患意识，可谓唐代水灾诗的代表作。而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则往往由眼前灾害情景的描写，感发出对于生命的深沉感慨，如其描写三川“行潦”大水，既书写了“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的灾害情景，又借道路阻滯难行，抒发其“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的失路之叹。endprint

3. 现实批判与中晚唐灾害诗

自然灾害无疑是唐诗表现的重要内容，而中晚唐灾害诗歌创作较初盛唐而言，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在书写内容方面，除了灾害场景的描写外，极少盛唐时那种乐观自信的灾害心理，更多是对于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尖锐讽刺。

安史乱后社会动荡，灾害频仍，中晚唐文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映。有的诗歌直接写出水旱等灾害给农民所带来的损害，如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的“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归彭城》所云“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白居易《夏旱》：“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比屋惸嫠辈，连年水旱并”；殷尧藩《关中伤乱后》：“去岁干戈险，今年蝗旱忧。关西归战马，海内卖耕牛”等等。有的则间接反映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如罗隐《送前南昌崔令替任映摄新城县》一诗中“五年苛政甚虫螟”一句既指出晚唐蝗虫灾害之盛，又以此为喻揭示苛政酷吏对百姓的剥削与压榨，表现出诗人对良吏德政的期冀以及对现实的关切。

可以说，盛唐灾害诗多为灾害情景的展现，自然灾害多为抒情写意的媒介和背景，中唐灾害诗则对灾害背后的人祸更进一步进行了揭示。较之盛唐，中唐灾害诗的题材内容更为广泛，现实批判的程度更深，力度更大。在元白乐府诗丰富的灾害书写中，不仅反映了中唐自然灾害的历史情景，还从现实批判高度对灾害发生的社会政治因素给予了深刻揭示，常于灾害书写中揭露统治者的政治得失；在时弊针砭中，对百姓苦难给予深切同情。如白居易乐府诗《黑潭龙——疾贪吏也》对贪吏借黑潭龙祈雨盘剥百姓的贪婪行为进行极力讽刺，而其《捕蝗——刺长吏也》一诗则反映了蝗虫为害，灾民捕蝗的劳苦，同时批判了统治者的为政失德，不恤民瘼，以及修德理政以禳灾害的思想观念。元稹《旱灾自咎，贻七县宰》一诗则表现了因灾自谴的政治内涵，塑造了一位关心民瘼、勤政爱民的良吏形象。

同时，中唐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的灾害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前者奇崛险怪如韩愈的《苦寒》，极写贞元十九年的春雪酷寒之灾，以及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人受寒冻之苦，动物亦遭此灾，鸟雀尤为凄惨：“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火寻”，鸟雀宁可被射死以就汤镬，也胜过受此寒冻之苦，韩愈笔力之雄健于此可见一斑。后者平俗通易如白居易的《村居苦寒》：“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是为元和八年十二月冬雪灾害的书写，诗人对“无衣”百姓给予了关心与同情，体现出对于现实的关切及人文精神，语言虽明白晓畅，内容却愈见深刻。

晚唐国势日颓，战乱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灾难成为诗人笔下的重要内容。晚唐诗人在以史为鉴，大量创作咏史诗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自然灾害这一现实题材，反映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生活苦难，描绘荒凉破败的末世景象。如杜牧《大雨行》一诗以乐府旧题书写开成三年“三吴六月”大雨滂沱的灾害景象，并于“太和六年亦如此，我时壮气神洋洋”，“今年阘茸鬓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的今昔对比中，抒写“景”是人非之感慨。在豪俊如杜牧的晚唐诗人的今昔感叹中，可见晚唐时风之衰飒。敏感多情的李商隐则往往将灾害描写融入幽婉的情感抒写中，其《滞雨》诗曰：“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因秋季长安多雨水之灾，诗人将客观上霖雨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与自己主观上的“客愁”及悲秋之绪相结合，更具艺术感染力。

晚唐频繁的战乱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使盛世祥和欣荣的农村景象一去不复返，在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的创作中，可见晚唐农村极其荒凉的灾后景象。如皮日休《奉和鲁望徐方平后闻赦次韵》中的“空林叶尽蝗来郡，腐骨花生战后村”，表现了天灾与人祸所造成的荒村景象，读来令人噤声而寒；陆龟蒙《水国诗》则反映了旱灾荒村的贫穷与饥歉，以致无食可啖的生活境况。

同时，自然灾害也是民谣表现的重要内容，在《河南民为河南尹某公歌》、《杭州民诵刺史房孺复》、《南郑县旱山谚》、《邺下百姓为张嘉祐歌》等唐代民谣，以及《唐武德祷雨辟邪镔铁镜铭》等碑铭韵语中，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

三

唐诗中的灾害书写不仅是唐代灾害历史的诗化表现，也是唐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唐代灾害诗作为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在丰富古代文学创作题材，拓展诗歌创作范围，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等多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而言，唐代灾害诗创作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数量多，内容广。保守而言，唐代诗歌中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自然灾害的作品当以千计。涉及灾害书写的诗人多，诗作数量大，初盛中晚唐均有创作，对水旱蝗疫风霜雪冻震等多种自然灾害皆有反映。二是书写水旱灾害的诗歌数量相对较多，时间上以中晚唐居多，与唐代灾害历史状况相符。三是唐代灾害诗明显继承了六朝灾害诗的抒情传统，灾害描写与情感抒发的融合较唐前更完善。四是体裁更加完备。诗到唐朝众体已备，唐代灾害诗体裁更为丰富，表现形式更为多样。除一般五七言古体、近体诗外，还有组诗、长韵、联句等多种形式。

可以说，唐代自然灾害对唐诗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自然灾害既是唐代诗人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重要契机，也是其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其中以雅颂为主的初唐诗风转变为健康务实、关注社会和人生的盛唐诗风，便与开元年间水灾频发有关，“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所致，与自然灾害的频发及统治者前期励精图治、忧勤务实的灾害应对密切相关，因为在务实去伪的开元政治中，“文人们关注经济民生，这是盛唐诗歌大变的原因之一”。另外，新乐府的现实精神及元和诗歌中兴局面的形成，也与中唐灾害诗创作关系密切。晚唐的天災人祸使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等诗人的创作更多表现出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endprint

历史气候是一种消逝了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包括人类感受和自然界的客观反映）以一定的方式留存在文献记载中”，这些文献记载对于历史时期的气候与社会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唐代灾害诗中的物候记载，既是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料，也丰富了唐诗的艺术内涵。唐代灾害诗不仅具有一定史学价值，更具文学审美价值与意义。

清人汪中认为，灾害诗创作乃诗人“目击异灾，迫于其所不忍，而饰之以文藻”，“是《小雅》之旨也”。 唐代灾害诗创作不仅为《小雅》之旨意，更是《国风》现实精神之体现，其直承风雅传统，是对先秦以来灾害诗歌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后来的灾害诗歌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古代灾害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通过研究唐诗中的灾害书写，可以发现和把握唐代灾害历史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推动唐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注释：

①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2頁。

②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页。

③ 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④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2、1361、364、1358、2890页。

⑤⑦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⑥⑨⑩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8、935、901、949、906页。

⑧ 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08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9页。

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下所引唐诗同此版本，不另出详注。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319页。

班固：《白虎通德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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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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