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骥“古琴音乐遗产保护”思想之研究

连杨慧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0世纪中期，古琴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乐器面临着“绝响”的危机。古琴音乐遗产的保护工作成了当时音乐界面临的问题之一。1963年10月，《琴曲集成》①第一次出版，吕骥的《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②随之面世。针对古琴音乐的生存危机，吕骥在《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中提出保护古琴音乐遗产的理想：全面、系统地整理古琴音乐的相关资料，批判性地继承七弦琴音乐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一、吕骥“古琴音乐遗产保护”思想产生之背景

一个观念的确立，一定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吕骥“古琴音乐遗产保护”思想的产生同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

（一）古琴传承濒临断裂，给古琴音乐以沉重的打击

古琴自其产生以来的三千多年里，一直享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尤为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所喜爱，被他们当作是寄托思想感情和社会精神意识的一种艺术。然而，清末民初，频繁的战乱导致我国社会形态发生变迁，加上古琴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让古琴音乐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

当时，碍于复杂的国内形势和艰苦条件，很多琴家为生活所迫，疏离了琴艺，古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传承的断裂无疑给古琴音乐以沉重的打击。1936年，琴坛先辈查阜西先生组织开展了对现存能琴者数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全国范围内能弹琴者不到200人，古琴音乐危在旦夕。这是促使吕骥想要全面整理研究古琴音乐、保护古琴音乐遗产的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

为了改善古琴文化传承所面临的断裂困境，吕骥做了大量的努力，从其过程中亦能窥见古琴传承之断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及复兴之困境。

1953年，吕骥提出组织专家对老艺人们进行深入地调查、访问，由专人记录其中的重要部分并进行探讨、研究。1956年，在吕骥的领导及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下，琴坛先辈査阜西率领许健、王迪二人，组成了一支三人的收录采访小组，专门在各地收集古琴的音频和文献。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此次调查得知的能弹琴者数量相较于1936年更少了。经过考察，收录采访小组联系到能弹琴者61人，其中6人由于病痛或产期等原因，没有按计划参与录音。最终，被小组收录下来和约定后续收录的能琴者共有55人，琴曲共计138首③。

（二）西洋音乐大量涌入中国，挤压古琴文化的发展空间

20世纪20—30年代，西洋音乐大量涌入中国，挤压古琴文化的发展空间。大型的交响乐凭其丰富的配器、复杂的和声伴奏使国内音乐家为之震撼，群众耳目一新；钢琴、小提琴等或音域宽广，或音色独特的西洋乐器也吸引着一大批的作曲家为之谱曲。有些作曲家认为只有具有复杂的和声、伴奏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这种音乐受欢迎的程度远超过形式短小的传统民间音乐（如古琴这样的单音乐器）所演奏的乐曲；更有甚者，认为西洋音乐什么都好，是先进的、高级的音乐，而民间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则是封建的、极度落后的且需要被摒弃的音乐。彼时，虽然有些音乐家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认识到音乐形式的大小并非判断音乐价值高低的标准，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西洋音乐，既吸收其优秀的部分为民族音乐服务，又不放弃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但是这些音乐家还不足以抵挡越来越流行的以“西洋标准”④来判断音乐价值的风气。

在西洋音乐的不断冲击下，我国本土音乐，包括古琴音乐等古代音乐和各种形式的民间音乐都岌岌可危。不少音乐家乃至人民群众都认为旧的民族音乐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应该完全被西洋音乐所取代⑤。放眼国内，从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到学习西洋乐器，似乎都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人们热衷于学习钢琴、小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音乐院校中，也掀起了学习西方音乐理论的风潮。到文革时期，古琴这样的乐器还被列入了人民口中代表着封建和落后的“四旧”范畴，更加无人问津。以上的这些因素，进一步让吕骥意识到保护古琴文化遗产的急迫性。

（三）古琴自身的可研究性，使吕骥认识发展古琴音乐的可能性和价值

20世纪50—60年代，国乐景况零落，但传世古琴尚有保留。1955年，吕骥受到北京市教育局的邀约，在审阅待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时，吕骥发现教材中的内容竟然“多自苏课本译来”，国乐内容甚少。当时，在国乐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古琴却留下了不少可利用的资料；加上琴人查阜西、管平湖等人的倾力相助，吕骥产生了采录古琴音乐来充实课本的想法。而采录古琴音乐的契机也对吕骥全面收集整理古琴音乐的愿望产生了促进作用。

（四）吕骥对国乐尤其是古琴的钟爱

意念的思维决定于客观物质世界，而观念的提出则是个体思维的显现。吕骥保护古琴音乐遗产的愿望（下文简称“愿望”）是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时，也是他个人喜好和世界观的反映。

从主观方面来分析，吕骥的“愿望”的产生完全是有迹可循的。第一，吕骥对古琴音乐的关注由来已久。1925年，还是青年学生的吕骥在看到琴界先辈查阜西先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中国声律之调停与琴之声律》和《律吕概论》这两篇关于古琴音律的论文。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査阜西这个名字，第一次认识古琴这件乐器⑥。吕骥被查先生论文中所阐述的琴学理论深深吸引，对古琴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吕骥对国乐有很深厚的感情。少年时，吕骥就自学了笛、萧、琵琶、扬琴等中国传统乐器，后来才学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所以，在西洋音乐大量涌入国内，音乐界掀起中西音乐之争时，吕骥也始终是不认同以西洋音乐来完全取代国乐的观念。

吕骥对国乐（尤其是古琴）是有着特殊情感的，这是吕骥的“愿望”产生的主观原因。在古琴音乐岌岌可危、面临困境时，吕骥为了保护自己的钟爱之物，产生了想要全面整理研究古琴音乐、继承其民主性精华的愿望。

二、吕骥“古琴音乐遗产保护”思想之内容

（一）吕骥对于发展古琴音乐的第一个构想——全面、系统地整理古琴音乐的相关资料

在《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的开篇，吕骥就提出了关于艺术遗产研究的两个任务：一是要对它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和形态逐一、全面的分析，了解它的发展规律；二则是要学会鉴别其精华和糟粕，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择性地继承发展。他还强调，要进行这两项任务，必须要以收集到这门艺术遗产完整的资料为基础，而七弦琴音乐就是这样一种迫切需要我们全面整理研究的艺术遗产。

“全面整理研究”⑦是吕骥对于发展古琴音乐的第一个构想。为全面、系统地整理古琴音乐的相关资料，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委托北京古琴研究会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纂了《琴曲集成》这一大型古琴资料丛刊，将各家各派中流传的琴曲一一记录，并整理出版。资料的收集整理为他进一步研究古琴音乐提供了条件。

（二）吕骥对于发展古琴音乐的第二个构想——批判性地继承七弦琴音乐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在《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的最后，吕骥提出了发展古琴音乐的第二个构想——批判性地继承七弦琴音乐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吕骥强调，七弦琴音乐是我国音乐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组织大家来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深入的研究，学会鉴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七弦琴音乐遗产，并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推陈出新。

在这两个构想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全面整理研究古琴音乐。全面整理研究古琴音乐，是批判性地继承七弦琴音乐遗产的先决条件。吕骥认为，古琴音乐要获得发展，首先要全面收集它的现存资料，再把其来自于人民生活体验的进步性的部分加以继承。全面整理古琴音乐资料，取其民主性精华、摒弃其封建性糟粕，使古琴音乐获得继承和发展，这便是吕骥的愿望。

三、吕骥“古琴音乐遗产保护”思想之思考

（一）古琴曲谱的保护及释谱对古琴音乐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音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节拍的。据明代音乐家王骥德在他的《曲律》中说，有拍子的音乐到晋魏（约当西历4、5世纪）时才有，而记拍板的乐谱更是到唐玄宗时（8世纪）才出现⑧。在古代音乐的研究上，吕骥曾做过很多探索。如他在《音乐理论中的斗争与建设——为〈音乐建设文集〉而写的序》中就曾对古代音乐，特别是古琴曲谱的问题进行探讨。吕骥认为当时的民间音乐和古代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活着的古代音乐”，对古代音乐的研究应该“采用与民间音乐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在吕骥的正确领导和古代音乐史学者的辛勤努力下，唐宋以来流传在民间的乐谱先后在陕西、北京等地被发掘，这些乐谱中包括了姜夔的词谱以及唐宋以来工尺谱的发展线索等⑨。这对当时的音乐史研究、民族音乐遗产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有了这些乐谱，研究唐宋以来民间管弦合奏音乐才能有可靠的依据，全面继承古代音乐遗产才能成为可能。

但当研究专员们躇踌满志地准备在古代音乐遗产研究上做出一番成绩的时候，大家却在释谱上遇上困难。

古琴音乐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音乐符号体系——减字谱⑩。减字谱缺乏严格的节奏记录，只描述弹奏方法和音高位置，单看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琴谱，并不能使我们真正感受并理解古琴音乐，但如果这些曲谱能经过琴人打谱，将琴曲按其原貌弹奏出来，便可以供后人演奏。吕骥作为当时民族音乐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吕骥决定从现存琴人着手，通过探访琴人，采集录音来收集古琴音乐资料。

可是在1956年吕骥及查阜西等人成立调查小组开始整理古琴曲目和相关录音之前，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全国各地琴家及其掌握的琴曲数目日渐缩小，至建国初期，曲谱还在不断流失。三千多年间流传下来的150多部古琴谱集所收录的3000多首琴曲，能弹奏的只有百分之十，其余的的大量琴谱都没有进行打谱，无法演奏。

吕骥提出要“全面整理研究”古琴音乐，并批判性地继承七弦琴音乐遗产的愿望，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就是曲谱流失的问题。古琴作品的打谱在那时便显得格外重要。吕骥认为，浩瀚的古琴传谱只有通过当今琴家的打谱才能为我们所利用，才能真正作为我国的一种民族精神财富被保留下来。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任职中国音协主席兼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吕骥通过音乐研究所和古琴协会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在琴界开展了古琴存谱的打谱工作。各派琴家们经过不断地考证指法、研读曲谱，对流传谱集中的古琴存谱进行二度创作，并按照五线谱记谱，将古琴音乐比较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了下来，《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碣石调·幽兰》等古琴名曲的曲谱就是在吴景略、姚丙炎、管平湖等琴家的共同努力下才保留下来的。

（二）对古琴的误解需要澄清，这对于古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非凡的意义

古琴音乐是民间音乐的一种，它和其他民间音乐一样，取材于民间，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可它又不同于其他艺术遗产，它产生时间较早，在漫长的历史里一直被封建主义所笼罩着。有些人认为，古琴音乐是脱离古代民间音乐基础的一种提高，它完全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它是封建时代中有鲜明阶级性的一种雅乐。究其原因，在于在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有少部分琴家为了提高自身地位，把古琴音乐纳入了雅乐的范畴，作出了一些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脱离人民群众的作品，如《太平奏》、《大明一统》、《孝顺歌》、《孔圣经》、《清静经》等；另外，一些琴人还编纂了一些宣扬宗教思想、宗庙祭祀的歌曲，如张德新的《三教同声》、朱载堉的《操慢古乐谱》、李之藻的《叛公礼越书琴谱》、邱之稑《律音汇考》等⑪。但这只是古琴音乐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古琴音乐都是与人民的生活有紧密联系的。

但当时，人们刚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后来，又受到文革时期“打倒四旧”的思想的影响，使得人们难以对古琴音乐形成正确的认识。吕骥提出正确认识古琴音乐，将古琴乐曲中小部分受封建主义影响产生的落后的乐曲与大部分反映人民生活体验、富含民主性精华的乐曲区分开来，这种观念是十分合理而又十分必要的。这对继承古琴音乐并发挥其民族性的精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吕骥在《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的冀望仍有其局限性

从吕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所取得的成果来反观他的愿望，吕骥的这种愿望对发展古琴音乐，乃至继承我国其他艺术遗产都是极为有利的。只有对古琴音乐进行全面整理研究，才能让人民了解它；只有把古琴音乐的精华与糟粕别分开来，让人民看到其民主性的精华，才能挖掘出其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积极意义。

但是，站在今天，当我们回头细心思考吕骥在《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的冀望，会发现吕骥对其“愿望”的阐述仍有局限性。

在《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的开篇，吕骥提出，对艺术遗产发展规律和所具有社会意义的研究，离不开对其作品的全面掌握，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背景、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入探究。然而，对于“艺术遗产”的概念，即，什么样的艺术形式算得上是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内涵及外延是什么？吕骥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具体的阐述。

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怀着一份“同情之理解”的心态看待吕骥的努力。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束缚，吕骥不可能讲得明白。当时我国正处于彷徨不安、百废待兴的历史环境中，即使有査阜西、许健、王迪等人不遗余力的为全面获得资料而努力，但纵观浩瀚的艺术文化海洋，这些力量还是显得微薄了些，单是古琴音乐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就面临着诸多困难，难以使音乐工作者得以广泛地研究资料。资料的匮乏也限制了吕骥思想的建设与扩展，使他不能形成一个稳固的理论观念。

显然，吕骥的思想受到了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他对古琴音乐的深刻认识在当时以至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在往后的研究中，他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古琴音乐及艺术遗产的思考。1979年4月，吕骥在1963年第1版序言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部分，作为文章新的第五部分。在这个部分中，吕骥引述了诸多古代文献中的琴事，如孟尝君听琴、俞伯牙学琴等。通过举例分析，吕骥指出生活体验对于我们的音乐创作力、表演力和欣赏力的深刻影响，进一步论述了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四、结语

总的来说，吕骥的“愿望”不仅合理，而且其对艺术遗产尤其是古琴音乐遗产的珍重和远见，值得后辈学习。这对于音乐史的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启示，音乐史是无声的，却又是有声的。音乐史的无声在于，它和其他历史一样，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东西，它们都变成了一个个符号，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记录并保留下来，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只能通过一页页的工整的铅字阅读并铭记；而音乐史的有声在于它是生动活泼的，就像经历过几千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古琴曲谱，它们拥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按着它的精神重新打谱，演奏出一首首美妙的音乐，即使不能完全复原这些音乐，但通过全面的整理研究，我们也能看见一个个时代的缩影、听到一段又一段历史的回声。而这些历史的回声，它们是很动人的。■

注释：

① 《琴曲集成》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纂，査阜西、吴钊等负责主持整理的一部有关我国古琴艺术遗产的大型资料汇编。到目前为止，《琴曲集成》共发行过3个版次，分别为1963年10月第1版、1981年4月第2版和2010年8月第3版。三个版次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② 《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是吕骥（1909-2002）为《琴曲集成》而作的长篇序言，共有两个版本。其一为1963年10月随《琴曲集成》第1版面世的版本，其二为1979年4月吕骥对该篇序言修订后的版本。修订版序言于1981年4随《琴曲集成》第2版出版。2010年《琴曲集成》第3版延用吕骥于1979年4月完成的修订版序言。笔者选用修订版序言进行研究。

③ 査阜西.古琴音乐的收集和采访[J].査阜西琴学文萃,1995,08：421-430.

④ 吕骥.学习民间音乐中的几个问题-《河北民间歌曲选》代序，吕骥文选（上）,1988,08：153-176.

⑤ 田可文.论黄自发展民族音乐的理想[J].黄钟,1988,03：45-51.

⑥ 吕骥,吴文光.查阜西琴学文萃（序）[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02.

⑦ 吕骥.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为《琴曲集成》出版而作[M].琴曲集成（一）（上）,1981：1-22.

⑧ 吕骥.民歌的节拍形式-民间音乐研究杂记之一[M].吕骥文选（上）,1988,8：61-70.

⑨ 吕骥.音乐理论中的斗争和建设-为《音乐建设文集》而写的序[M].吕骥文选（上）,1988,8：286-303。

⑩ 减字谱：中国古琴常用的一种以记写指位与左右手演奏技法为特征的记谱法。因为它是将古琴文字谱的指法、术语减取其较具特点的部分组合而成，故名“减字谱”。

⑪ 吕骥.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为《琴曲集成》出版而作[M].琴曲集成（一）（上）,1981：1-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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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骥.二月八日在北京古琴研究会举行的茶会上吕骥同志的讲话[J].琴论缀新,1963,02：1-10.

[3]吕骥.论“移情法”[J].音乐研究,1980,03：3-6.

[4]吕骥.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为《琴曲集成》出版而作[M].琴曲集成（一）（上）,1981：1-22.

[5]李祥霆.万里知音多-追记欧洲琴社的成立[J].音乐生活,1983,09：35.

[6]吕骥.吕骥文选[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7]田可文.论黄自发展民族音乐的理想[J].黄钟,1988,03：45-51.

[8]吕骥.后继有人 生气蓬勃-在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开幕式上的讲话[J].乐苑,1990,03：5-6.

[9]吕骥.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开幕词[J].人民音乐,1990,06：2-3.

[10]许健.难得的知音-吕骥同志与古琴-论吕骥的艺术道路[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35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