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显情,鸦兔示命
——苏童《黄雀记》中的意象分析

2018-01-27 11:15潘晶婧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名作欣赏 2018年18期
关键词:仙女梦境乌鸦

⊙潘晶婧[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黄雀记》的语言很符合苏童一贯的意象化诗性语言的风格,他的文字在诗意的叙述中娓娓道来,在冷静的笔调中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没有歇斯底里的怒号,没有放声大笑的癫狂,每一个重复出现的景物似乎都蕴含了主体的情感,暗示了故事的走向,彰显了人物的性格。这是一部内涵极为丰富的作品,可以从文本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等多重方向进行考量。本文侧重于作品的内部研究,主要考察作品中的意象在暗示人物命运、凸显人物内心、推动故事走向方面的作用。

一、愤怒的梦境与浅绿的阳伞——未来预知

梦境是显示保润内心情感及暗示其命运的关键意象。他一共做了两次梦,均与仙女有关。第一次做梦是由无名少女的照片引起的,第二次做梦是见了仙女真人并与她产生矛盾后产生的。梦境是保润深层感情冲动的暗示,关乎青春、关乎爱情。而浅绿的阳伞则是保润与仙女之间关系的最好隐喻。

保润与仙女的交集是由一张与祖父错换的相片开始的。少女在照片中的模样并不美好,并非寻常少女般与世无争、恬静无邪,她是“用一种愤愤不平的谴责性的目光,怒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保润”,但是“她对镜头流露出的愤怒显得蹊跷而神秘,正是这丝愤怒,让保润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而且保润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起就有了隐隐的预知,他不清楚照片的错换是“一次祝福,还是一个诅咒”,又感觉“有点莫名的不安”,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舍得把这一小片精致的愤怒交出去”,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春天”。保润对这个无名少女其实是一见钟情的,他去更换照片的时候还抽出一张塞进了自己的钱包。他感情的产生很奇妙,少女的模样是愤怒且不友好的,甚至让保润隐隐觉得是个祸端,但保润就是有点心动,移不开眼睛,就好像一只飞蛾,产生了扑火的冲动。

见过相片的保润几天以后第一次梦见那个无名少女,少女撑着浅绿色的阳伞,依旧不友好,嘴里嚷着“去死吧”,伞撑开刺到了保润,保润身上的痛从肩上一直穿到腹部以下。这个梦很奇怪,两者在梦中的相见是充满火药味的,少女依旧延续了照片中愤怒的情绪,“正以晴朗的天空为敌”,对保润也没有好脸色。这个梦是因照片而起,总体基调并不会脱离照片,梦中的场景是在鸿雁照相馆楼下,梦中的两者情绪都是充满张力和冲突的,唯一多的一点是,少女撑了一把浅绿的阳伞并刺痛了保润。梦境的情绪是照片的延续,梦中的冲突暗示了今后保润与仙女的种种爱恨情仇。

如果说初次相见是通过真实的照片和含有神秘意味的梦境,那么再次相见就是真人的碰面和充满预示意味的梦境了。第一次真人之间的碰面是在井亭医院,奇怪的是,依旧延续梦境,双方的火药味没有减少。女孩打着浅绿色的阳伞,伞角戳到保润的脸,而且女孩先发制人:“你眼睛长在哪儿的?”她一副高傲的样子,对保润充满了蔑视,依旧是无来由的愤怒。虽然在明面上,这种愤怒导致了两者的针锋相对,但保润内心一直对女孩有种别样的情愫,他觉得女孩“脱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古里古怪的诗意”,因此常常构思给仙女写信。

保润第二次的梦是暗示意味最强的,也直接宣判了保润的失魂和未来的悲剧。仙女没把租旱冰鞋的八十元押金还给保润,为此保润与仙女已经纠缠了好几天,也闹了不愉快,但还是在一天晚上梦到了仙女。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梦是由两种精神力量(或可描述为倾向或系统)支配的。其中一种力量构成欲望用梦来表现出来,另一种力量则对梦中的欲望实行稽查作用,迫使欲望不得不通过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概念——“显意”和“隐意”。所谓显意,它类似于假面具,是“梦所叙述的东西”,是“梦的外显的内容”。所谓隐意,是假面具所掩盖的欲望,是“那种隐匿的我们只有通过观念分析才能达到的东西”,是“内隐的梦的思想”。保润的梦境里确实出现了几个耐人寻味的意象:浅绿的旱冰鞋、云朵、巨毯、魂魄。这些是梦的显意,而梦的隐意是经过伪装的,通过一些意象的变形暗示了他的真实心理。在梦里,浅绿的阳伞变成了浅绿的旱冰鞋,无疑是白天溜旱冰事件的延续;仙女的脸变成了云朵状的,云朵是虚无缥缈的,暗示了仙女的灵魂抱不住,他注定无法得到仙女的爱情;保润爬不上也抽不掉仙女的地毯,预示了无法得到爱情的保润会产生一种毁灭的冲动,为后文他捆绑仙女以及最终刺死柳生下了判词。保润的梦其实是一个春梦,梦境中他够不到仙女而产生愤怒的情绪,随即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生理反应,觉察到自己的魂被仙女弄丢了。

通过梦境分析,可知保润追求仙女注定会失败。他们的相见,无论是从相片到梦境,还是现实到梦境,都是以仙女的愤怒,两者产生冲突作为主基调的。可以说,仙女的表情与愤怒有关,保润的感情冲动与愤怒有关,两者在现实之间的接触也与愤怒有关。对保润而言,这是注定悲惨和失败的感情冲动。

浅绿的阳伞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是保润与仙女关系的最好隐喻。保润自第一次梦境后,无论是与仙女现实中的相见还是第二次做梦,他遇到的仙女,手里总是拿着一顶浅绿阳伞。伞如其人,这把伞是有攻击性的,多次划伤保润,刮到他的肩膀或者脸上。仙女总是处于一种与周遭敌对的状态,“与晴朗的天空为敌”,因此这把伞也有遮蔽与阻隔的作用。在苏童笔下,仙女的阳伞是一种抗拒,一种遮蔽,一种自我保护,同时又具有攻击性。这意味着仙女对保润感情的不接受,以伞为挡箭牌,她始终没有卸下自己的防备之心。

而阳伞的颜色为浅绿也耐人寻味。浅绿是春天的颜色,原本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对保润而言,却更像是一种诱惑:见到照片的那一刻起,就迎来了“一个意外的春天”;随后又开始想她并梦见她,“真是一个奇怪的春天”;仙女一来,他“整整一春天的焦灼和等待都消失了”;他用绳索捆了她,便意识到“他的春天提前沉沦了”。某种程度上,浅绿色又是祖先灵魂的指引:保润驱赶由祖先灵魂幻化的家蛇,家蛇被浅绿的阳伞引导着消失在街道尽头。从这几点看,浅绿色就有了一丝象征的意味:浅绿是春天,是诱惑,不仅是祖先魂灵的指引,也勾走了保润的魂魄。

将这两点结合起来看,浅绿色的阳伞则可以这样解读:对保润而言,它成了一种十分具有吸引力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是一种无望的爱情;对仙女而言,它成了一种吸引外界目光却用来抗拒外界关注的挡箭牌,是一种用以自卫的保护壳。保润注定永远无法得到仙女的心。

二、水塔的乌鸦与神秘的幽灵——罪恶见证

乌鸦是分析柳生内心及其自我道德谴责的重要意象。可以说,乌鸦是柳生罪恶的见证者,是内心自我审判者的外化。

乌鸦这一意象历来有之,在汉民族的传统理解中,乌鸦似乎是不祥之物。而在《黄雀记》中,乌鸦这一意象兼有神圣和恶俗两重含义,是分析柳生这一人物的关键着眼点。柳生犯罪的青春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却没有逃过内心的审判,特别是仙女的回归,更是毫不留情地揭去了他生命的快乐假象,让他不得不面对无边的灾难。除了内心的审判之外,外界依旧有他犯罪的见证者,非人的见证者,是乌鸦、是幽灵、是良知外化的道德神。成人后的柳生第一次见到乌鸦是因为白小姐的回归让他很慌乱,一连几天他经过当年的犯罪地水塔时,都发现“两只乌鸦还栖息在水塔顶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两只乌鸦栖息在水塔顶上”。第二次见到乌鸦是柳生为躲避白小姐的讨债者而去已改为寺庙的水塔里避难时,又见到了两只乌鸦:“他穿越黑暗中的树林,来到水塔下面,只惊动了两只乌鸦。两只乌鸦在水塔顶部发出沙哑的叫声,似乎在抗议一个夜晚的入侵者。”从年轻气少的柳生犯罪开始,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三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水塔也被改建为寺庙了,只有两只乌鸦一直待在那里,俯瞰人世。这里的乌鸦与其说是现实存在的生命,不如说是亘古不变的见证者,更是内心罪恶感的外化,是心像。无论外界环境再怎么变,就算把犯罪之地改为佛堂,柳生的内心罪恶感和负疚感是丝毫没有减少的。看到乌鸦的除了柳生,还有白小姐。她回到水塔时看到“窗台上栖息着一只乌鸦,另一只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她感觉“留守的乌鸦正以苍老的眼神俯瞰着她,俯瞰着她蹊跷的命运”。

柳生和白小姐两个人看到乌鸦是有原因的,当仙女被柳生强奸,但更改口供诬陷保润以后,她和柳生便都有了罪恶。这种罪恶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却抵不过内在的良知,以至于每每到水塔都会看到两只乌鸦待在那里。一方面,乌鸦是不祥的,它们的存在勾起两个人最痛苦的罪恶的记忆,它们“沙哑的叫声”会有“兆凶”的预示;另一方面,乌鸦又是神圣的,是他们罪恶的见证者,是他们内心良知的外化,代表道德神,充满了谴责的力量,所以这两只乌鸦象征了两个人的内心。而白小姐最后一次只看到一只乌鸦,另一只不知道飞哪里去了,似乎也在暗示柳生最后的悲惨结局,是柳生的乌鸦飞走了。白小姐的乌鸦则以苍老的眼光俯瞰人世,似乎预示她今后看透人世,生下耻婴后的消失。

柳生每次看到乌鸦时,也会听到一个神秘幽灵的呼唤,他以为是保润在呼唤他,让他害怕起来。对于幽灵,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倾向于称之为“鬼”和“魂魄”,比如《聊斋志异》中的小倩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西方的文学作品则经常有“幽灵”出场,比如美国南方哥特小说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里的萨德本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前国王。中国的“鬼魂”对被侵扰者而言未必是一种恐惧,而西方的幽灵通常给被侵扰者带来不安。弗洛伊德认为幽灵通常令人产生一种古怪的神秘感和恐怖感,而“神秘和恐怖感源于某种熟悉的但却受到压抑的东西”。幽灵通过对活人的反复侵扰,逼迫他们唤起罪恶的记忆,从而受到内心的煎熬和谴责,无法好好生活。在《黄雀记》中,柳生感觉到的幽灵让他非常不安,但因为保润并没有死亡,所以并非是真正的幽灵。如果说乌鸦是柳生犯罪的见证者,那么此处的幽灵就是在乌鸦的见证下柳生内心恐惧的显现。柳生自我感觉是愧对保润的,为此他“夹着尾巴做人”并一直照顾保润的祖父,但他也清楚这种弥补无法偿还保润被诬陷的屈辱,和在监狱里度过的十年大好青春。所以,一旦身处犯罪之地——水塔,受道德之神——乌鸦的见证,他内心的恐惧感就出来了,他无言面对保润,他怕保润出狱后的报复。

乌鸦和幽灵可以用来观照柳生内心的良知与煎熬,是很具有象征意味的两个意象。

三、笼中的灰兔与白兔——生命困境

仙女是全书中唯一的女主人公,她与两大男主角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关系,其本身性格也非常复杂,从仙女最爱的宠物兔子出发,便能窥见她的真实内心。兔子身上体现了仙女部分的情感投射。同时,兔子和兔笼又具有象征性。前者可以说是柳生和仙女的化身,后者则是保润的化身,他们一起处在生命的困境中。

毫无疑问,兔子是仙女幼年时的唯一伙伴,从兔子身上她看到了最真实的自己,对兔子的爱与照顾实则是对自己的爱与照顾,对兔子的保护实则是对自己的保护,兔子成了她情感投射的对象。作为一个少女,仙女的内心本应该像兔子那样柔软,但是“童年红色药片导致的昏睡,颠覆了她对世界的信任……长此以往,殃及无辜,医院内外的人类一律没给她留下什么好感”,她将自己的部分情感进行了转移,把自己的爱与耐心、柔软与温存、关心他人照顾他人的需求全给了两只兔子,而兔子又是那样温顺听话,没有攻击性,不会伤害人。因此,仙女的社交需求就从与人相处转移到与动物相处,不会伤人的兔子让她产生一种安全感、被需要感、被依赖感和照顾他人及被他人信任的满足感。“谁都承认仙女容貌姣好,尤其是喂兔子的时候,她歪着脑袋,嘴巴模仿着兔子食草的口型,一个少女回归了少女的模样,可爱而妩媚”,可见通过照顾兔子,她显现出了一个卸去伪装的自己,展示出了最本真的少女心。在某种程度上说,仙女从兔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那个未受尘世伤害前本应纯洁的自己,所以仙女视兔子为自身的生命,不让别人随便碰,因为保护兔子就是保护自己,“更多的时候她提着兔笼在井亭医院里走来走去,昂着脸,目光傲慢,像一个手持宝物的女侠客穿行在吸血鬼的世界里”。后来柳生吃了仙女的兔子又做了冲动的事,兔子死了,仙女的心也死了,那个尚有少女纯真心的仙女已死。因为作为幼年伙伴的兔子就象征了仙女自身,兔子死亡则意味仙女死亡,所以当柳生拿出红烧兔肉与保润分享时,保润“白着脸,匆匆地往树林外走,似乎要急于摆脱这个可怕的恶魔”。保润深知兔子对仙女的重要性,而柳生却烹煮了她的兔子,某种程度上说,这与杀人无异。

当青涩的仙女已经变成了成熟的白小姐,她再次看到兔子时的反应以及最终的结果颇耐人寻味。时隔多年,白小姐再次看到了自己童年时最心爱的兔子,就像再次看到了揭开坚硬外壳后内心最纯真的自己,而在她的潜意识中,“自己”早就死了,突然又看到了复活的“自己”,于是失声尖叫,本能反应就是去追,但没有追上反而出了车祸。尽管在看到兔子的那一刹那,她仿佛又看到了青春的自己,那个尚有爱心的自己,但其实这只是幻象,仙女的内心已死,仙女的灵魂已死,白小姐注定追不上兔子,追自己失去的青春是徒劳的。当然这些幻象也不持久,以白小姐最后出车祸而告终。

出车祸以后,白小姐日益意识到自己和柳生都是兔子,困在保润的笼子里。三个人的命运最终纠缠在一起,处于生命的困境中:兔子会死,笼子破败,都没有好下场。一天晚上,柳生和白小姐一起住在保润房子里,“这个夜晚有点古怪,她睡在阁楼上,他睡在阁楼下,他们都睡在保润家的屋檐下”,白小姐“无端想起那只天蓝色的铁丝兔笼,想起她饲养的两只兔子。她和柳生,多像两只兔子,两只兔子,一灰一白,他们现在睡在保润的笼子里”。又在另一天,白小姐有朦朦胧胧的睡意之时,再一次有了一种宿命般的认知:“她感觉岁月有点奇异,岁月仿照她少女时代的兔笼,编织了一个天蓝色的笼子,她像一只兔子,被困在笼子里了。有人陪着他困在笼子里,她至今不敢指认,是谁在笼子里陪她。”而当天,白小姐又“在阁楼的曙色里依稀看见保润的影子,那影子在楼上楼下穿梭游荡,一双纯真悲伤的眼睛,监视着他们,也守护着他们”。

无疑,陪伴仙女的是柳生,困住了柳生和仙女的是保润。仙女被强奸,并且更改口供指认保润之后,走上了一条堕落之路;而柳生强奸仙女以后,走上了一条忏悔之路。仙女私生活混乱,柳生夹着尾巴做人。仙女辗转在多个男人中间,徒劳守着不能怀孕的底线;柳生生意越做越大,但内心经常受着煎熬。仙女和柳生两个人都不好过,而保润就像一道阴影,一根绳索,一双纯真悲伤的眼睛,一只残破的铁丝兔笼。他像一道阴影,无时不跟在两者的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他像一根绳索,捆住了仙女的身体和灵魂;他像一双纯真悲伤的眼睛,注视着两者的种种交集和误会;他像一只残破的兔笼子,困住了仙女和柳生。

对仙女来说,幼年的兔子是她的化身,是她情感投射的对象;对白小姐来说,成年以后再碰见的灰兔与白兔,暗示了她的生命困境:她、柳生、保润三者有着纠缠不清的交集,她和柳生就如兔子般被困在保润的兔笼中,三者均逃不脱宿命般的结局。

四、结语

苏童的《黄雀记》是他的一部回归性质的作品,在书中又一次回到了他初入文坛时所塑造的“香椿树街”,这是苏童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他“使用文字造街”,并“期望这条街道可以汲取某种神奇的力量,期望这条街能够延展,能够流动”,因此街道中发生的故事有对现实的延续和想象,有控告人物的罪恶和堕落,也有人物对自身的忏悔与反省……此外,在苏童看来,“街道中的人物面对过去的姿态,有助于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真诚地眺望到未来”,所以对人物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相关的意象设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力求突出原始的生命力。苏童曾经说过:“我写作上的冲动不是因为那个旧时代而萌发,使我产生冲动的是一组具体的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的组合纽结非常吸引人,一潭死水的腐朽的生活,滋生出令人窒息的冲突。”可见对具体人物塑造的渴望才是苏童产生创作冲动,就像在《黄雀记》中的梦境与阳伞、乌鸦与幽灵、笼与兔,这些意象都暗示了人物命运,丰满了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刻画效果。而且对于这些诗意化的意象的选择也与苏童一贯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学“诗画同源”精神相通的“空间型写作”密切相关,他关注的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之外,更为恒定的生活形态和意蕴。不同作家对意象的运用各有其特色和目的,比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其中频繁提到的红高粱意象,就象征着先辈们的血性,也为了更好地展现出东北民间的植物崇拜和原始野性;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其中多次提及有关白鹿的神话传说故事,暗示了白鹿的纯洁高尚,也表现出灾难深重的先民对美好和谐生活的渴望。当然,相较于这些作家所运用的意象,苏童的诗意化意象无疑有其独有的特色,更注重对人物真实性格的刻画与暗示,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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