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刍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国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然而，国际社会对西方话语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外交受到不同程度的不解、误读甚至是污蔑。“中国例外”论、“中国过度自信”说、“中国威胁”论等不时充斥国际舆论，中国外交的积极作为总被一些人视为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中国外交坚持的“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理念在西方主导的“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维的挑战下有时会陷入话语困境。中国外交话语的“缺位”和“失语”，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

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也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构建具有自身特质并符合自身需要的外交话语体系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和前提基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能系统、完整、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另一方面也要科学、客观、全面地体现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最大限度地体现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总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要立足中国，适应中国外交实践的要求，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要面向世界，体现国际社会的政治共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

话语作为特定语境中使用的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价值性工具。话语的背后是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知识和文化。外交话语本质上是政治话语，是“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表达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1](P114)它“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2](P2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理念、理论内容、战略规划与政策实施的系统化、条理化和规范化的表达系统。

(一)指导理念

明确指导理念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核心和首要任务。指导理念既要符合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要适应中国外交实践的要求，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又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伟大外交实践。总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要反映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指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时代的产物。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高速发展，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和严峻，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的碎片化和分裂化也在并行发展。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分裂着全球经济，全球性治理机制面临的困境推动着碎片化治理格局的发展，政治认同危机导致社会的碎片化，分化的世界更加需要打造命运共同体。因此，时代要求和形势发展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可能也必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吸取和借鉴了全世界的文明精华，既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升华，也破解了今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宇宙观、“天下为公”政治观、“和而不同”社会观的当代体现，同时也吸取和借鉴了世界文明中的世界主义、共同体意识等思想精华，体现出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在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世界提交的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它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愿望，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解决思路，它还体现出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世界难题的大国担当意识。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和当代诉求，应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核心指导理念。

(二)理论内容

理论内容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是对中国外交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概括和提炼而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的理论化。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出整体性、联系性、辩证性和发展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历史视野、大局观念和角色意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代表性理论包括以下几个。

1. 时代学说。

时代学说是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内涵的科学揭示。把握时代脉络、认清时代主题是当代中国制定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基础，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从事关国际全局的、战略性重大问题入手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一方面，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性挑战空前加深了全球性相互依存，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世界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所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为此，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各国“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5]要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利益论。

自主权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家利益一直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坚决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任务。中国的国家利益论体现出“利”与“义”的辩证统一性。一方面，中国外交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决不会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也决不会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不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另一方面，中国明确反对“利益至上”“利益永恒”的西方国际关系法则，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倡导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主张把本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主张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增加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3. 安全观。

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当今世界，一方面传统安全挑战依然严峻，安全困境依然困扰多国；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为突出，各国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并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又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安全的整体性、关联性增加。由此“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6]在此形势下，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更要认识到，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为此，中国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要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安全，通过协商与合作而非权力与对抗来寻求安全，通过发展来筑牢安全的根基，共建共享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4.权力观。

权力是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中国的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体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首先，坚持权与责的统一性原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认为这虽是一种权力但不仅是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坚持权力的使用标准是公平正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判断处理有关问题。再次，把握好权力的边界，坚持依法用权，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给权力运行“划红线”。最后，中国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范，努力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5.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和全球相互依存世界的必然选择。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为实现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过去由少数国家和行为体垄断全球事务发言权和管理权、独享全球治理成果而带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效能低下的问题，中国主张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坚持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应该由所有利益方平等参与、集思广益、共同商议；倡导所有参与方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共同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作出贡献；主张各方共享成果，让全球治理的成果公平地惠及每个参与方。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旨在确保各方在全球治理中做到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从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理论内容是对外交理念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的阐释，其实践价值来自于具有时代进步性的理念指导，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和先进性，使外交理论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三)主体框架

外交话语作为一国在一定历史时期表达对外战略和政策使用的话语，其主体框架由战略性话语和政策性话语构成。战略性话语和政策性话语既是外交思想和理论的现实反映，也是外交实践的工具。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性话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战略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该目标既体现了中国外交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视野，也反映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之间的联通性。它还清楚地表明中国外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努力方向。其次是战略思想和原则，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平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外交原则，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外交也走向和平发展之路。在各国利益交融、命运相连的今天，合作共赢成为和平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涵。再次是战略途径，即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体体现为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在亲、诚、惠、容理念下发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国家关系；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扩大与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充分利用多边舞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最后是运作手段，主要体现为政治安全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经济上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关系是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点的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中国实现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新构想，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升级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思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性话语是对外交实践的具体领域和地域、针对具体问题的话语表达。随着外交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中国外交也扩展到更多领域和更广地域，不但包括了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军事外交，还包括领事外交、公共外交、环境外交等等一系列新兴领域，不但有对欧、亚、非、美和大洋洲国家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还产生了针对极地、外太空、深海、网络等新疆域的外交。在这些诸多领域和地域中，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都产生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如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海外民生工程、网络主权等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由上述不同层次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构成，并相互关联、相关影响，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层次清晰、结构科学、内容全面的表达系统。

(四)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外交话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制度基础。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根基所在。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外交追求实现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为此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在世界上仗义执言，坚决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体制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应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大境界，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今进入了新时代，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所以，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外交也仍然服从并服务于发展大局。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所追求的发展，是共同发展，是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的发展，这是一种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发展观。对此，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7]

二、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由于既具有中国特色也体现国际共识，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也体现当今时代特征，既服务中国外交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同时它还是对正在实践探索中的中国外交的表达，所以，其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坚持融通性、传承性、统一性、实践性等基本原则。

(一)融通性

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首先面临的问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表达的是中国理念、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作为世界主流话语的西方话语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乃至对立，而差异和对立将成为矛盾焦点和潜在冲突点，也将带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话语权增长的担忧。对此有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战略问题不仅是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而是中国的世界观和适用理论能否复制，以及它与美欧统治时代的世界观和理念是趋同还是渐行渐远的问题。”[8]在此形势下，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寻求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共性而不是突出差异，要努力实现二者的融通。

要实现中西方话语的融通，就要努力寻求双方的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首先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共识基础上，价值观念的对立和差异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对话，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价值共性以扩大对话交流的基础。历史证明，世界各国人民在基本价值理念上本来就具有相通性，不同文明虽然各具特色但也存在一些人类社会共通的价值理念，尤其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极大促进了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同文明的交集和交汇也在增多。我们需要去挖掘中西方话语的目标共识、思想共识、价值共识，找准中外利益交汇点、理论对接点、话语共同点来实现中外话语的融通。

中国话语虽然扎根于中国但也汲取并借鉴了世界优秀文明的一切成果，这使得融通中西方话语成为可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它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也汲取和借鉴了纵贯古今、横跨东西的世界主义思想和世界政治中出现的各种共同体的实践和构想，是中西方文明交融交汇的体现。要融通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就必须直面二者的差异，直面差异不是用来否定和反对，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对话交流的契合点、思想情感的共鸣点，以此来实现二者的接轨。

(二)传承性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价值观和政策实践等的表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政治理念，以及“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社会价值观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而当代中国的伟大外交实践积累下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行动指南。所以，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传承性原则，坚持中国外交话语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保留中国外交话语中朴实的本土存在。事实上，真正的传承是创新中传承或传承中创新。传承只有与时代主题相契合、与国家身份地位相吻合、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才能使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才能让历史经验昭示今天。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要在传承中国外交话语核心理念的同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文化根基，但传统文化只有被赋予时代内涵才能真正复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一家”理念和历代统治者对“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通过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之基，需要在传承中创新。比如，“不结盟”、“不当头”、“不干涉内政”等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和长期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如果固化或僵化这些原则将不利于当前的外交工作，只有在坚持核心理念基础上创新发展其内涵，才能使其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提出了“结伴而不结盟”、“负责任大国”等新概念。

坚持外交话语的传承性是为了保证中国核心外交话语的稳定性，让外部世界能够清楚认识其主旨和原则，避免认识上的混乱。而重视外交话语传承中的创新，一方面是为了否定认识上的教条主义，反对一味地用历史和传统的框框看待当前中国外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因固化或僵化历史经验和原则而导致束缚今日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

(三)统一性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涉及不同层次的多个主体、各种力量及其相互间关系，因此要坚持统一性原则，使各方相互支持、协调和配合，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

首先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统一。外交话语本质上是政治话语，是合法代表国家的政治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作出的表达。但是，政治话语要想取得良好效果，既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也要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民众支持，这就需要学术话语的理论支撑和大众话语的支持。学术话语是由一定的学理支撑的由特定概念、范畴构成的话语，是基于社会共有知识的科学的、客观的理论叙述和逻辑论证。大众话语是以大众为使用主体、面向大众的话语，它比较接地气，也通俗易懂。今天，社会的开放、媒体的发展改变了过去外交由政府垄断的局面，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官民共举是当代外交发展的突出特点，而民众参与外交事务也凸显出大众话语的重要性，大众话语在造就大众认同和汇集民众力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统一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在政府清晰定位、学界正确阐释、媒体讲好故事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协调统一。

其次是语言与行动的统一性。虽然说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但是语言是外交的基本工具，外交也被认为是“语言中的政治”。所以，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保持语言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十分重要。要做到语言和行动的统一，就要严格区别沟通话语和宣传话语，规范各自的使用场景，否则会造成要么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讲大话、讲空话，要么在宣传外交政策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也不可把理想的目标当作现实拥有来讲，这样可能会“高估自身的威慑力”，导致“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将可能会反应过度”。[9](P116-117)另外，在行动上，尽力不要陷于一种与言语表达自相矛盾的策略行为之中，行动与言语的不一致将深刻影响中国外交话语的“信誉证明”。

最后是话语的表达、翻译与传播的统一性。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要重视“说什么”的问题，也要重视准确地传达所表达的内容以及提升话语传播力的问题。所以，外交话语的表达、翻译与传播是一个统一体，为此需要不同专业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产生于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外交话语，如何在不同语境下做到“信”“达”“雅”，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如何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是我国媒体界面对的难题。这些问题要得到更好解决，都需要各领域人士在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一共同目标下的相互协作与通力合作。

(四)实践性

实践是话语产生的现实土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国外交的实践，而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也只能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习近平强调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0]所以，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要坚持实践性原则，要立足中国外交实践，从丰富的中国外交实践中提炼价值理念、知识和概念。

实践的需要是产生话语的动力。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P81)应对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解决中国外交实践中的新问题，是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动力源泉。所以，外交话语体系要服从和服务于外交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要在世界大变局中开拓中国外交新局面，迫切需要构建一套科学、严谨、具有逻辑性的外交话语体系，以改变国际社会依赖西方话语资源认知和解读中国外交的情形。同时，话语体系本身就意味着交流和沟通。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要在哲学思维上体现主体间性的平等思维方式，在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表达方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项正在实践中的伟大事业，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不断丰富着话语体系的内涵。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首先必须立足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使话语能够产生现实力量，增强话语的沟通力、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而这也正是话语的生命力所在。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功能定位

话语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是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虽然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仍面临诸多掣肘，“主要表现有：在回应国际舆论对我国政策的歪曲和对我国制度的抹黑上比较乏力，“有理说不清”；在国际舆论议题设置上缺乏足够能力，常常只能被动接受；在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国际责任的承担上，我们做得合理合法合情，却经常遭到西方的无端指责；等等。”[12]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实践和理论的创新，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成为当务之急。具体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功能定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

和平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面临着不断增多的来自国内外的新挑战，不但外部世界普遍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国内也不时出现各种否定和平发展战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论调，或狂热或悲情、或自负或自卑。因此，服务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首要功能。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首先要凝聚和平发展的理念共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上统一了，才能汇聚目标共识，才能积聚行动的力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从自身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客观判断中作出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使然和民心所盼。古往今来，永久和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向往和不懈追求，今天世界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繁荣发展不要贫穷落后、要平等合作不要倚强凌弱的诉求更为强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构建凝聚和平发展理念共识的话语体系不仅更加可能也更为必要，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必须构建能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和平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也要准确解读和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举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根植于中国外交的价值理念和历史经验、立足于中国外交的当下实践、着眼于中国外交未来发展的一项伟大工程，它只能用中国话语来表达、讲述和解读。如果用西方理念和西方思维来认识并用西方经验来检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然出现认知偏差和解释力不足等问题。在此形势下，我们不能期望外部世界会自觉地、准确地去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谋划，也不能指望他们站在中国立场、从中国利益出发来看待中国外交的政策举措，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去解读和说明。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和任务。

(二)引导世界秩序变革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权力格局变革进程加快的同时，全球性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面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的做法已经失去效力，既有的所谓“文明标准”和主导理念也跟不上时代要求，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世界向何处走？主要国际力量纷纷提出各自的世界秩序理念和政策主张。中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经济政治大国。在经济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政治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公认的核大国。中国不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主要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作用不断上升，而且在G20、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新兴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世界秩序变革中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要发挥引导世界秩序变革方向的功能。

首先要倡导形成新的价值理念。话语体系是文化价值观的最直接表现。今日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一枝独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要求和历史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涵了平等互信的权力观，和谐共生的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丰富的价值观念，是处于十字路口上世界的路标牌。

其次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创新。当前世界秩序的变革离不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世界秩序变革的重要途径和助推力。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改革加速期，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积极向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中国理念、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强化全球安全治理制度、创建新疆域治理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为世界应对全球性挑战作出了贡献也有力地维护了中国权益。

最后要促成变革世界秩序的共同行动。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都要靠行动来落实，世界秩序变革最终也是要通过行动来完成。但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是国际社会中大家共同的事情，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凝聚各方共识并化为集体行动，才能真正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来打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使世界新秩序理念转化为行动，世界新秩序愿景转变为现实。

(三)促进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外交话语虽然本质上是政治话语，是政府传播政治理念、表达政治诉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官方话语，但它同时也是一套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直接体现了相关学科的价值意义和发展状况。对于外交话语体系而言，其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的质量、翻译水平和传播能力，而这是与相关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话语分析和翻译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建设协同发展、相互促进。

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起步较晚，译介西方著作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所以西方的知识和理论方法对中国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上的开明和开放虽然有助于中国的学科发展，但是西方知识和西方经验运用到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中必然陷入种种窘境，在西方的知识和话语霸权构建起来的一套所谓的“文明标准”的参照系下，中国的外交呈现出种种“例外”，从而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就是从中国外交实践中提炼知识和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这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中国视角。

外交是通过谈判沟通的方式来管控国际关系，外交活动的显著特点是语言交流，由此不同语种间语意传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而由于各国在文化背景、语言特点、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就需要进行较强专业性的话语分析及其翻译。同时，话语的基本功能是认知和交流，对方的认知情况和交流的广度和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尤其如此。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必然促进语言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养，而学科发展的成熟和完善也推动着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总之，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要形成话语体系与学科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展现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理解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21世纪主要学术研究的问题之一”，因为中国“在世界市场和全球环境中的影响，在所有主要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以及在所有世界主要地区问题上的积极外交，正在重构这个混合型的全球社会。”[13](P1-5)中国到底在世界上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给出了明确答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一条“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历史担当的大国之路。所以，展现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功能定位。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中华民族崇尚的品德和大国胸怀。当今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14]在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 语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既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和共同努力。可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构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了土壤，在此基础上还应重视以下方面。

第一，切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实践是话语的根基，在实践探索中获得鲜活的知识来源和话语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外交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只有再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所以，外交话语与外交实践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的。外交话语既来自实践也服务于实践，构建一套有说服力、公信力和感染力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将十分有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开展。

第二，坚持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虽然源自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是在与其他话语体系的对话与交流中成长的。只有以开放包容姿态不断汲取他者的精华，并尽量反映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才能更好地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正在积极推进中的外交事业不可能形成一个固定不变的话语体系。所以，开放性和发展性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三，坚定话语自信。自信是必胜的信念和成功的第一步。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要坚定话语自信。话语自信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理念、战略谋划和政策实施的高度认同，是对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知识体系的坚定信念和表达体系的充分肯定。自信不是盲目地自信，是来自对自我的深刻了解和对世界的全面认知。中国外交话语自信既来自于自身外交的实力基础和实践成就，也来自于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外交的道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