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到知识介入：当代西方学界知识分子研究视域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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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降，知识分子长期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受到曼海姆、布迪厄、鲍曼等诸多学术大家的密切关注。围绕知识分子的内涵、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功能、知识分子与国家及公众关系等众多问题，思想界争鸣不断，也形成了众多理论流派与学术主张。细致梳理20世纪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成为西方学界知识分子研究的分水岭，其研究视域及分析视角凸显出鲜明的古今之别。

一、知识分子内涵的多维解读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最早出现于1898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在该事件中，作家左拉发表了《我控诉》，被反对者斥之为“知识分子”，自此，该术语在欧美社会中得到广泛使用。[1](P30-32)然而，知识分子的概念缺乏统一连贯性。一方面，虽然它产生于19世纪末，但学者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局限于现代社会。例如，勒佩尼斯(Lepenies)将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合称为知识分子，[2]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士”亦被视为与知识分子有共通特质，甚至被称为古代知识分子。[3]另一方面，在不同文明和国家中，知识分子的概念所指也存在差异。比如，俄语中与知识分子相近的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概念主要指世俗化、受到西式教育的精英并且与当权者存在距离、对时政的批评者。[4](P487-502)而德语中的intelligenz则特指中产阶级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士。[5](P81-82)面对多种语用学意义上的应用，许多研究者试图剖析出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产生了数十乃至上百种定义。为便于澄清，当下学界对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界定可从职业功能、心理动机、行动场域三个维度展开。

(一)职业功能维度下的知识分子

社会学家希尔斯(Shils)指出，“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比他的同胞更为强烈地沉浸在各种象征符号之中……这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存在”。[6](P4)马克思(Marx)也表达了类似的功能性观点：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前者从事的是一种脑力活动而非体力活动。[7](P1-10)史密斯也认为知识分子是创作艺术作品和生产思想的人。[8](P93)李普塞特(Lipset)则按照职业分工的不同，将知识分子用“中心—边缘”模式予以表述：知识创造者，包括学者、艺术家、哲人、作家，他们构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知识传播者，包括教师和记者等中介群体；知识应用者，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9](P460)可见，社会功能维度下对知识分子的界定重点关注知识分子所属的社会系统。从该视角出发，社会被区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知识分子则活跃于文化子系统中，以文化生产和传承为职业，承担着塑造社会价值符号的功能。

(二)心理动机维度下的知识分子

以心理动机为出发点界定知识分子的定义具有浓厚的规范主义色彩。该维度认为，知识分子是什么取决于知识分子应当是什么。[10](P187)以此标准考量，在道德层面，知识分子应是善良、公正、同情等伦理价值的捍卫者。正如班达所说，知识分子构成了人类的良心，像苏格拉底、伏尔泰、斯宾诺莎这样追求永恒真理与正义的人才可称为知识分子。[11](P78-144)乔尔(Joll) 也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承担苏格拉底式“牛虻”的作用。[12](P23-31)哈维尔(Havel)则写下，“知识分子，要不断见证这个世界的苦难，他们是对权力魔咒的怀疑和批判者”。[13](P16)在行为动机层面，知识分子的首要素质则应是保持冷静理性的科学价值。如罗素(Russell)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以事实为依据提出自己观点的人。[14](P493-495)康纳利(Connolly)也认为知识分子即“独立思考的人”。[15](P164-165)亦有学者如萨义德(Said)把两种价值结合起来，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流亡者、边缘人，他们应敢于对权势说真话。[16](P6)科塞(Coser)也持类似看法，指出知识分子虽自命为捍卫道德的卫士，却也非狂热分子而倾向于形成理性批判态度。[17](P3-5)总之，对社会道德总体关怀和求真的科学精神是心理动机维度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特征。

(三)行动场域维度下的知识分子

持此种视角的学者以主体的行动场域与影响对象为标准界定知识分子的内涵，认为知识分子是迈出私域、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并具有影响力的人。以此观之，知识分子就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从词源上看，诞生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公共领域的语境中被“创造”的。由此，是否在公共领域具有话语权成为知识分子判定的另一准绳。艾尔曼(Eyerman) 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公共话语中的思想表达者。[18](P455)夏尔(Charle)则认为知识分子是介入到政治事务中的学者或作家，他们声称其观点具有权威性。[19](P209)按照波斯纳(Posner)的看法，知识分子是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人，其对象不局限于同行和专业学者。[20](P21-23)在此，行动空间局限于专业圈的学者被排除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之外。

上述三种维度代表了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内涵的基本界定方式。许多研究或采用一种维度，或对多种维度进行综合以形成复合性的知识分子概念。多维的内涵反映出知识分子概念并不具有先验的共性特征。这也印证了鲍曼(Bauman)的观点，即对知识分子的任何定义都是一种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因为它试图在“我们”(知识分子)和“他们”(非知识分子)之间划出固定的边界，未注意到边界只能是相对的。[21](P117-137)基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流变性，以研究视域和路径梳理海外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历史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研究可以分为工业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分子研究和后工业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研究两个阶段。传统知识分子研究受到道德动机和公共性维度下知识分子内涵的强烈影响，其研究视域集中在与政治、道德、社会运动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受到后工业时代背景的影响，面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日趋多元、分化和复杂的社会现实，着重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视角出发，其研究旨趣逐渐从内在性意识形态转移到行为导向的知识介入。

二、传统知识分子的研究视域：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因素

(一)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研究的缘起

如前文所述，以智识性的文化生产为志业，以道德价值为动机，以影响公共生活为导向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多维内涵。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既担负着认识世界的天职，又有着改变世界的倾向。作为传统研究的主题，学者们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重视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自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以降，文化观念等象征性符号改变世界的能量大为增强，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的创造者，其社会动员能力迅速提升，积极运用其价值观念影响和改变社会现实，不再是公共事务的旁观者。另一方面，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深陷现代性矛盾的泥潭，社会意识形态愈发分化，知识精英的观念上也体现为空前对抗性，不仅存在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左派和右派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内部互相竞争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相互斗争成为此时欧洲文化场域的重要现象，从而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充足且丰富的研究素材。

在上述背景下，传统研究着眼于描述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威的关系，知识分子效忠于谁、[22](P117-137)信奉何种主义、是旧秩序的捍卫者还是革命者等议题成为研究焦点。例如班达发现，法国知识分子的政党化程度越来越高。出于知识分子应当关怀普世价值的道德初衷，他斥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11](P78-144)葛兰西运用“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概念把知识分子视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者。[23](P743-744)科塞则区分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五种组合关系：掌权的知识分子、掌权者的顾问、权力的合法化者、权力的批判者以及忠诚于外国者，阐释了他们差异性的政治立场。[17](P147-158)由此可见，由于知识分子纷纷借助意识形态以左右政治，且内部对立严重，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理解政权更迭的重要窗口，进而奠定了它在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二)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研究的两种分析路径

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光谱的勾勒和描述为基础，解释这种差异、分析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与影响因素成为重要议题。在此，古典社会学在结构制约和个体能动性的方法论对立，也反映在了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一种是将结构主义应用于社会研究，即分析社会结构。[24]另一种则是从象征符号出发，分析历史传统对意识形态的塑造。

1.社会结构分析路径。

社会结构分析强调宏观结构对个体意识形态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其中关注最多的当数马克思提出的阶级结构。依此路径，学界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对意识形态的塑造存在如下两种看法：一是阶级依附论(class-bound)，二是阶级自成论(class-in-itself)。[25](P63-90)阶级依附论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强调经济关系、阶级属性对主体意识的约束。其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生产出了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等等，这些依附性的知识分子被他称为“有机知识分子”。[26](P35-48)不过，阶级依附论并非完全取消个体能动性。马克思本人指出：统治阶级的小部分人会摒弃落后的意识形态而加入到革命阶级。[27](P56-57)因此，依附论并未否定意志自由，但它认为意识形态总归要附属于经济关系，不能超越于阶级而存在。

以新阶级理论家为代表的阶级自成论则认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独立的阶级。古德曼(Gouldner)提出，科学专家和技术占有者正在形成一个新阶级，试图以文化资本取代旧资产阶级的物质资本，与政治权力合流。[28]然而，新阶级内部关于新阶级究竟应指哪些知识分子群体并未达成共识。埃伦赖希(Enrenreich)、拉德(Ladd)、古德纳、克里斯托(Kristol)对新阶级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上述学者在教育程度较低者、人文知识分子、技术专家、职业经理人等群体是否属于知识分子阶级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休。[29](P30-71)新阶级论在提出后饱受争议，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独立阶级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然而，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绑定的研究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曼海姆(Mannheim)对此批评道，尽管知识分子天生被嵌入了阶级结构，但教育可以使得他们从初始结构中解脱出来，形成公正性的观点，使之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具有“自由浮动”(free-floating)的特质。[30](P91-170)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帕森斯(Parsons)的支持，他认为知识分子对文化功能的专注可以使之从其他世俗责任中得以解放。[31](P3-26)在这种批评下，也陆续有学者引入其他结构变量。例如，巴巴咖利(Barbagali)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指出社会职业的供大于求可能造成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进而形成他们的社会挫折感和激进倾向。[32]以布里姆(Brym)为代表的“社会依附论”，则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既非自由浮动也非由阶级给定，而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具体情境。除阶级外，族裔、宗教、代际结构都应当成为备选要素。[33](P62)虽然同属外部决定论，但上述研究解释变量逐渐多元化，揭示了社会结构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塑造的多维层次。

2.历史传统分析路径。

历史传统分析路径则更具个人主义方法论色彩。此类研究以知识分子思想生产与创造这一活动为出发和落脚点，考察其意识形态产生、形成、发展的传统渊源，提倡思想史和观念史分析、文本分析、谱系学等方法，在分析取向上强调对于话语符号意义的理解。

遵循历史传统研究进路的学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特活动就是对以往思想进行系统性学习，其意识形态的生成需要借助已有的价值观念作为基础。因此，思维传统、文化渊源、学术与观念的交流互通等成为值得关注的变量。希尔斯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主要存在五种意识形态传统：科学主义传统、浪漫主义传统、革命传统、民粹主义传统和反智主义传统。[6](P18-26)以赛亚·伯林(Berlin)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德国文化特别是浪漫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俄国社会批判的思想来源之一。[34](P138-177)李普赛特则通过比较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指出美国短暂的历史及开国以来精英的平民主义精神，使得知识分子缺乏在欧洲显现出的保守主义传统和社会优越感，进而构成了美国左翼思想的来源。[35](P460-486)雷蒙·阿隆(Aron)则借用“神话”这一概念来解释“何以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发现三种神话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一，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即理性主义的神话，认为人类的智力能够建造出理想之国。当代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对大革命的怀旧。第二，无产阶级的神话。他们渴望的“理想的解放”根植于基督教的救世理想。第三，历史偶像崇拜的神话，包括对圣人、历史决定论和必然性的信仰。[36](P1-199)希尔斯的学生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则试图突破对单一意识形态的剖析，指出传统规范的内在特质——特别是它多大程度允许改变，是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37](P1-19)

总体来看，历史传统路径关注文化、传统等抽象符号，引入时间变量，以此分析各种意识形态的承继、变迁和革新，这种研究视角多用于对不同国家、地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差异分析。同时，它也未忽略个体的能动性，而把意识形态视为原有价值体系和知识分子主体思维互动整合的结果。

三、知识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重心

20世纪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开始迈入知识社会。随着实用主义和专业知识逐渐取代了抽象的整体性知识，作为一项社会资源，知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能力(capacity)，而并不必然和社会身份捆绑在一起。随着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急剧变革，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也发生变化。如果说，知识分子在工业社会还只是由作家和学者组成的小圈子的文化阶层，那么它的当代用法无疑涉及更多的群体，包括学者、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甚至很多网络媒体人士。 至此，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出发点的本体性研究的意义和可行性逐渐减弱，知识介入(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埃亚勒(Eyal)声称，“知识分子社会学应向介入社会学的方向转移。”[38](P117-137)从对象上看，知识介入和传统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对象是意识，而前者是行为。知识介入对知识分子行动的场域、策略、影响效能等议题的关注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心，也形成了场域理论、网络分析、定位理论等方法路径。

(一)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侧重从中微观层面分析知识分子行为的发生环境，在一定意义上是结构路径的拓展。布迪厄是场域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空间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式各样的场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布迪厄既不把知识分子视为一体化的阶级，也没将他们视为 “自由浮动者”，而认为他们具有自利性，相互竞争着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本形式的文化资本。以场域作为分析空间，学者们关注不同场域、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场域环境的变化对知识介入的影响。纳坦森(Natanson)通过对《法国世界报》专栏文章的分析，发现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存在专业结构上的差异，作家和大学教授居多，而历史学、政治科学家高于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中象征资本的获得方式存在矛盾：即学术资本的提升要求专业性写作，而专栏写作要求通俗性话语，立基于价值中立(承诺)、内容专业性(大众化)两个维度，他区分出了四类知识分子角色。[39](P173-193)赖克曼(Reichmann)则突出了学术场域对行为效果的作用，指出导致哈耶克(Hayek)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公共影响力不同的最重要自变量在于两人不同的研究领域。[40](P243-261)斯沃茨(Swartz)则以布迪厄本人为对象，发现布迪厄在知识场域中地位的上升，以及旧有领袖福柯的早逝、大众媒体的兴起等知识场域内部的变化共同促使他成为公共抗争的新一代领导者。[41](P791-823)尽管场域理论对知识分子行为的分析没有脱离结构的关照，但他们所描绘的场域是一种关系性空间，这一分析路径更为丰满而现实，为经验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二)网络分析

与场域相关但又存在区别的是网络分析方法。布迪厄的场域论一方面阐述了行动者在场域空间中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集体行动以维护其自主性，这也为网络分析提供了启示。在这种视角下，知识介入是由知识分子所在的网络促发的，网络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高于其所在场域，知识分子仅仅是网络中的一个要素，其活动需要与外部行动者建立合作性的网络节点(network nodes)完成。例如，埃亚勒有力说明了诸如GDP等国家经济指标的设置与出台，本质上属于一种知识介入方式，而这依赖于一个由跨学科专家、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组成的制度化交流网络。[42](P220-253)网络分析也促成了知识共同体概念(intellectual community)的形成。在知识共同体情境下，知识介入可以以跨领域、跨地域和集体式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此，网络分析特别适合解释智库等新兴机构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知识介入方式。例如，菲盖拉斯(Figueiras) 发现互联网沟通了专家、同行及公众、形成了智力交流的合作网络，发挥了类似十八世纪沙龙的作用。[43](P145-160)奥斯登(Oslender)也指出新媒体建构了新的网络关系，产生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等组织，意味着知识的集体生产甚至跨国介入成为可能。[44](P508-509)鲍尔(Ball) 则分析了英国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的形成，详细绘制了智库之间、智库与高校、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网络关系地图。[45](P151-169)概言之，网络分析以平等性否定了中心性，以合作替代竞争，拓扑结构取代线性结构，意味着知识介入并不是由知识分子单独完成的，而是在各种社会因素的联系作用下形成的，从而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研究的主体性思维。

(三)定位理论

近年来，以剑桥大学巴尔(Baert)教授为代表的定位理论(positioning theory)逐渐兴起，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领域。奥斯丁(Austin)指出，一类语言，例如承诺、赞美等，它们属于“述行命令”(performative utterances)的范畴，不是用于描述世界，其本身就在改变世界。[46]依此逻辑，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知识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本身就会产生影响，知识介入的后果就在于必然会产生定位，即将相关特征赋予某个主体或群体。例如，行动者被视为左派还是右派、观点深刻还是肤浅等。

以定位理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可以发现，平台、策略、语言修辞甚至个体身份等诸多具有符号象征性的事物都会影响知识介入的状态和方向，影响公众对知识的理解和评价。例如，书籍的类别、出版商、作者生平及封面导语都可被视为定位要素，因为它们为读者提供了额外的符号意义，在阅读之前就引导着读者的选择。在此，定位显然不是主观的，也不能完全化约为场域中的竞争文化资本，定位的供给来自于社会通行的价值文化系统，因此，解释定位要素的社会符号意义就成为理解知识生产与介入模式的关键。例如，知识分子通过国家电视节目、官方出版物表达观点，容易被定位为官方代理人，而选择非制度化的媒介例如博客则具有更少的权威暗示和更多的平民性和个体性，从而对观众产生不同的介入影响。其中，巴尔尤其强调新媒体的作用——它的即时性、互动性极大改变了传统定位要素的语境和形式。[47](P304-324)

定位理论的独到之处就是它重视定位要素的选择，重新复兴了符号分析，阐述了知识介入与文化政治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48](Pvii-xi)它提出：定位既是普遍的又是情境性的，知识介入的模式、知识的接受与扩散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的内在价值，也受制于用以定位的话语和情境符号代表的意义，从而在微观层次深刻探讨了知识介入的发生环境。

通过对西方学界知识分子研究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百年来，西方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研究的重心由分析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知识介入。如表1所示，纵轴代表视域的流变，横轴代表两种基本性的分析视角。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古典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即重视结构的外在性路径(如涂尔干和帕森斯)以及重视个体能动性的内在性路径(如韦伯)在知识分子研究中都有所呈现。结构分析和符号分析代表着上述两种视角，并且随着知识分子研究的不断深入，两种研究方法都得到了极大完善。一方面，传统结构分析不论是阶级决定论抑或多元决定论，关注的是宏观和静态性结构，认为知识分子意识由社会和经济等因素所限定，忽视了日常生活对意识形成的意义。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当代研究则借助场域和网络分析，从宏观结构扩展到中微观结构，从静态结构转移到以关系为基础的交互性结构，更为完整地揭示了外部环境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传统符号分析集中于对知识分子书写文字等话语符号的阐释，通过话语分析勾勒出思想脉络。定位理论则扩展了符号的“分析池”，弥补了传统分析对情境符号的忽视。情境符号和话语符号相结合有助于还原知识分子试图建构的完整意义图景。

四、知识分子研究视域变迁的现实背景与文化动因

通过前文可知，传统知识分子的研究视域主要围绕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当代研究不再过多关注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和内在世界，而试图回答知识分子如何将其智力劳动外在化，采取何种行动影响他者和社会。实际上，知识分子研究视域的转型内在隐含着不同历史时期学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与影响力的不同预设。具体来看，在传统研究中，学界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有着一定共识，对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有着肯定性判断。而以“知识介入”为核心的当代知识分子行为研究则内在蕴含着如下预设：首先，知识分子的群体边界并不固定；其次，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日益多元；最后，知识分子对公众的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从社会和文化变迁上看，当代知识分子研究视域及理论预设的演变具有一定必然性。

(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侵蚀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生成的基础

纵观20世纪历史，谈到知识分子似乎就必须言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光谱，知识分子是各种“主义”的提出者，可以巩固也可以颠覆政权。在很多关注结构的学者看来，经济不平等往往是导致知识分子激进和无产阶级化的根源。希尔斯论述道：社会的危机状态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上台提供了条件，它导致公众对旧有的中心价值系统失去信任，而选择某种知性建构的理论。[6](P32-38)根据这种观点，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能否得到认同依赖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然而二战后，西方社会迎来了经济复苏的黄金期，福利国家的建立有力缓解了阶层矛盾，中产阶级数量的上升使社会稳定效应更为显著。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使激进意识形态失去了发展空间，由此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随之减弱。雅各比(Jacoby)就通过研究揭示，城市化和商业化如何使得传统乡村社区衰落，进而导致边缘知识分子即波希米亚群体的消亡。[49](P18-37)这可谓是环境变迁导致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证明。此外，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公众的政治兴趣逐渐从乌托邦的憧憬转移到社会现实问题。按照吉登斯(Giddens)的观点是发生了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前者旨在彻底消除不平等、改变社会结构，而后者则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50](P246-272)医疗、健康、环境等微观问题逐渐取代了政治哲学、制度建构等抽象问题，成为公众的关心议题。这种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以阶级、革命、权力合法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

(二)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丰富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平民化的推进，知识分子群体数量、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多元化。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仅在美国就先后建立了超过3 000所大学，人均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精英身份逐渐流失。布兰德利(Brandury)对此做了系统论述，他把导致英国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的丧失归结为六个因素，并指出人数增长应负首要责任。[51](P7-9)柯林斯则分析了知识产品数量对质量的影响，通过“知识阶层人数增加—竞争加剧—知识产品数量增加(单位投入时间减少)—质量下降”的链条，他有力地论证了知识产品的贬值化倾向，指出战后知识分子的重大危机是其创造力的下降。[52](P73-96)知识分子创立思想体系的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知识解读、传播与应用逐渐被人们所关注。迈耶(Meyer)就指出，知识社会促进了全新的知识中介者(knowledge broker)的兴起，他们包括科普作家、高校技术转让部门等等，在知识管理、沟通行为、知识能力建设三个维度行动。[53](P118-127)奥斯本(Osborne)系统区分了当代社会主要的四种知识分子形态，即立法者、诠释者、专家以及协调者(mediator)，从知识内容、行为目的、行为风格和实施策略等四个维度比较了他们的差异。其中，协调者承担着社会创新，不断对知识进行创造性应用和生产。[54](P430-447)学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归纳充分反映出当前知识分子功能多元化的现实。

(三)知识观念转型弱化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威与社会影响力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一直是多数意识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但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其起到了解构作用，随之动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Lyotard)认为，宏大叙事正为情境(local situation)和语言游戏所解构。[55]鲍曼更指出，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不再是追求理性的立法者，不能以“导师”的口吻训诫公众，而应强调话语意义的相对性和相互理解，成为文本的诠释者。[56]贝克(Beck)则注意到理性即风险，风险的根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57](P432-436)通过对知识尤其是抽象知识的反思，知识分子自己否定了其成为政治权威和人类导师的可欲性。此外，随着专业的不断分化，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如福柯(Foucault)所说的从 “普遍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s)的转变，[58](P127-128)而后者实际上降低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正如富里迪(Furedi)所言：“将知识等同于人们从零星经历中获得的洞见，这一倾向使人们无法拿出一个共同标准来衡量是否拥有知识。通过把知识细分为各种知识，知识分子的地位被削弱了”。[59](P56-64)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的关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讨论，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社会影响的衰落。哈斯纳指出，“在西方，也同样在东方，不仅知识分子发现难找到听众，也无法确定知识分子确实有东西可说。”[60](P138)由此知识启蒙变得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领域的民粹化和情绪化倾向不断加剧。

总之，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时代的反映，知识分子的研究视域、方法的演变既由时代环境所决定，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由此观之，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勃兴的当下，知识介入的研究可谓正当其时。关于知识分子的诸多行为及社会嵌入机制的分析、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公众关系的探讨、关于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下的知识分子如何作为等现实议题都值得学界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