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在现代体育美学体系中的超越性价值

路云亭

足球是否可以踢到一种魔幻化的地步，人们未置可否。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的确有一些球员将足球玩弄到了艺术化的高度，足球的游戏本色在此语境中予以充分的展示。这里不得不说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巴西足球以及21世纪初崛起的巴萨足球。两者都以艺术足球的声誉扬名于世，却具有催生观众展开无限遐想的能量。无可否认，世界上所有的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巴西足球以及巴萨足球的内在价值直击全世界热爱艺术的人士的心灵焦点。它们给略显呆板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几许灵动的元素。巴西足球和巴萨足球或许具有艺术足球的典范意义，而艺术足球在一种更大的范畴内则包括一切崇尚超俗化表演的足球行为，艺术足球将足球演绎到高度自由化的境地。世界上一切高品质的足球都有艺术的品格。阿根廷足球人的高超球技、荷兰足球的美的组合图形，都具备了一种艺术的价值。人们在艺术化的足球氛围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种足以支撑人生信仰的动感形象。

1 艺术足球是对游戏的再度自由化处理过程

高品质的足球可以叫做艺术足球，而卓越的球员则可称作表演大师，然而，艺术足球首先是一种媒体制造出来的术语。换言之，艺术足球是一种媒体语汇。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富有表现力的足球看作是艺术足球。且以西甲为例。媒体曾将巴萨或皇马所呈现出来的流畅自如的足球看成是艺术足球，而那样的球员则无疑是一种艺术家群体的组合。艺术足球带有很强的稀缺性。人们都知道巴西和巴萨崇尚足球的可视性，但是，即便那样的足球也有短板。艺术足球无法永远做到如传统的表演性艺术那样奉行以表演、娱乐或以取悦大众为主的原则，它始终要经过竞技原则的检验，即必须经历胜负关系的裁决。“每个游戏都有它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使得游戏与外部世界和现实区分开来，而且具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人们做一种游戏，那么他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就是这种游戏的破坏者。像在社会活动这种游戏中，这些规则就是人们事先商量好的一些约定。它支配整个游戏的过程，并且定义了这个游戏的价值标准。但是其间偶发事件也可能对游戏的起初设想产生影响并使它朝着自发性的游戏过程发展。生活就从这样的游戏开始，我们的思维和想法就是如此不断地进行着游戏。”[1]正如花开花落的规律在全世界都通用一样，世界上的足球规则也都风行同一个标准，而且，受到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制约，足球的规则也是所有竞技项目中最稳定的。现代体育是英美法系的派生物。在英美法系中，英国的法系更为稳定，充满了保守主义的色调，而美国则有一种在保守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规则的意向。规则的人文性催生出了体育的文雅本性，规则的高度理性保证了体育的健康性，而规则的宽容性则为体育的创造力提供了保障性力量。总而言之，规则催生出来体育的独特价值，也成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体育竞赛中，设计者制造规则，运动员拼尽全力，通过竞争、合作等方式获得成功，自己获得审美感受，也给观众带来审美体验。体育中对生活的表达在方式上同传统艺术项目略有不同，但是在其他传统艺术形式中也同样存在差异，因此不能说体育同生活无密切联系，更不能断定体育不能表现生活。体育规则的制定者既想表达生活，又想要美的展现。体育完全能够表达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其中板球规则的变迁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许多项目的规则随着社会状态的变迁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变，这便是体育表现生活的最好例证。”[2]足球的规则鲜明而直接，其影响力也完全来自其规则体系的支撑。但是，严明的规则体系并不能保证崇尚艺术足球理念的球队在每一场比赛中都可以获得胜利。

足球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未因为其规则的成熟而畅通无阻，比如它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传播就未必称得上成功。美国因为已经有多元化的体育项目，且有与足球同源的橄榄球，因而很难再插入像足球这样的新的同类型的运动项目。而足球在中国落脚不仅看似未曾遇到强大的阻力，还附带获得了改造中国的既有文化体系和信仰体系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只发展出了足球中的可视性文化成分，并未完全将其看作是一种参与性游戏。至于印度，则因其有传统深厚的印度教支撑，民众对外来的文化缺乏足够的热情。世界上三个足球不太发达的国家都展示出了其不发达的理由，这其中美国的足球滞后问题更值得探究。1994年第十五届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国际足联曾数次欲将足球打进美国社会。“当国际足联提出，为了让足球运动更符合美国人的口味而准备对其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正时，引来足球界上下一阵哄笑，不过最后的修正以及对裁判的指导都是积极的。例如赢一场球的积分由原来的2分改为3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球队打平局的消极心态。而两年前引入的禁止守门员用手触摸本队回传球的规定，则避免了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3]美国的革新主义和英国的保守主义的融合，造就了当今主流体育的规则体系，其中也包括对足球的影响。市场化背景下，足球规则的变革之路从未中断。面对电视时代的冲击，足球的规则曾有较大幅度的调整。“不过对于80年代整个世界范围内到现场看球赛的观众人数减少，电视倒要负一定责任。不过换个角度看，也正是电视的无所不在，才减少了足坛早期所盛行的暴力和欺诈之风。有些人曾提议修改足球赛规，好在电视播放期间能够插播电视广告。但到目前为止，足联顶住了这种功利主义的建议，没有让步。确实有一些其他体育竞技项目为了适应电视而对自身做了修正，但足球‘幸免于难’:足球运动中最大的变革只不过是一些小改动而已，如在杯赛中为避免附加赛，引入了以点球决胜负的办法。对赛历也做了一定修改:英国的星期六和许多南美国家的星期日不再是专门用于举办球赛的日子了。考虑到主客场的时差问题，为了照顾客场电视观众，有时球赛不得不在炎炎烈日下举行:如1970年和1986年在墨西哥，以及在1994年蒸笼一般的美国。对于球员们受的罪，是有经济补偿的。”[3]保守主义的思想保护了足球的健康性，也使得足球在维护足球创造性的同时，保护了球员的身体健康。“在诸项革新中，最令人满意的是国际足联对裁判保护带球球员的要求:裁判现在对犯规的惩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厉。结果像巴西的罗马里奥和意大利的巴乔这样的核心球员，没有像往届比赛中的重要球员那样，遭到人身攻击的厄运。马拉多纳在他整个足球生涯中，就一直是对方防守队员眼中的第二只足球。1982年的比赛中，对于对方的不断挑衅，他已实在忍无可忍，还了手，结果自己被罚下场。”[3]巴西足球运动员小罗是集足球实用性和炫技性的典范。“在转会巴萨之后，小罗才真正地完成了球星向巨星的蜕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小罗自身的球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只是更注重把表演的观赏性和效果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后场接球时他就不会像在巴西时那样把对手过个痛快。他的表演场地集中到了禁区内和禁区附近的区域，所以如今小罗的华丽表演经常能转化为进球和助攻这样的有效数字，不光花哨好看而且实用管用。小罗在用一个个美妙的、极具观赏性的动作征服所有人的同时，也将巴萨和个人的荣誉带上了新的高度。正因为如此，小罗成了一个标志、一座灯塔。”[4]当然，过人射门之类的炫技性表演固然有其经典性，一定程度上它也能揭示出足球炫技性的精华价值，但它一旦难以经过胜负关系的检测，足球的炫技性内涵则只能成为影响足球观众的负面内容，会直接导致足球观众对艺术足球的持续的抵触心理，并进而出现对艺术足球本质的疑惧倾向。所以面对足球中的炫技性魔力与胜负性铁则，人们曾一度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观众再度感慨艺术足球的没落。“感叹马拉多纳式的长途奔袭50多米给对手的致命一击。现如今，在中学足球赛里都很难再次邂逅。可以在邮票上跳舞的德尼尔森此时发现，绿菌场上将渐渐消隐对这位盘球大师的赞赏!最优稚的雷东多即使养好了伤，也永远不要指望可以再笑傲江湖。那个世界第一后腰的头衔已灰飞烟灭!里克尔梅能够将足球紧紧护在自己脚下，可是他却抓不住一张飞往东京的机票。现代足球对于功利足球的痴热追求已经让艺术家让位，刀客们却粉墨登场。”[5]阿根廷是南美足球的起源国家。早期阿根廷足球带有浓郁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色彩。莫瑞曾非常委婉地说起阿根廷的足球往事:“建于1903年的拉森俱乐部，名字来自同名的一支法国球队;而圣罗伦索俱乐部(1905年成立)则来源于西班牙;独立俱乐部(1905年成立)是由一家名为伦敦城的商店雇员组建的，他们由于不愿参加商店的正式球队，而另组名为‘独立’的球队;首都之外的地区成功的球队有由英国铁路工人于1887年建于基尔梅斯和建于1889年罗萨里奥的球队;罗萨里奥体育俱乐部代表了中部阿根廷铁路公司的雇主;而罗萨里奥中央俱乐部则是工人的球队。只有这个工人球队一直发展到了今天，且使用的是英语队名。另一个队名为英语而现在也很出名的球队是1903年建于罗萨里奥的纽厄尔斯青年人俱乐部。”[3]阿根廷的历史中本身就蕴含有大量足球文化内涵。由于游牧文化所起的作用，阿根廷人的足球品格凝聚有丰富的游乐文化精神。从阿根廷足球的多维度发展情况中可以看到，高品质的足球中蕴含着一种自然生发、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性。

南美足球的自然性几乎随处可见。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上，由桑塔纳执教的巴西队在第二阶段的淘汰赛中以2∶3负于意大利队。一时间便有人指责桑塔纳，认为他执教的巴西队是一支华而不实的球队。桑塔纳是一位对艺术足球充满理想的教练。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失利后，桑塔纳曾总结说:“在对意大利之战前，我们已经被欣赏我们球艺的球迷冠以桂冠。我们的失败，是一种意外。”[6]但即使经历失败，桑塔纳也从未改变初衷。桑塔纳于1992年带领圣保罗队在丰田杯上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塞罗那队;1993年，桑塔纳率领圣保罗队在丰田杯中以异常优美的方式击败了当时欧洲最强的AC米兰队，比分是惊险的3∶2。来自中国的足球论者不吝笔墨地对艺术足球大师的这场巅峰之作做出了精美的描述。“马萨罗和帕潘—我久违的偶像，后‘三剑客’时代的英雄，为米兰扳回比分。也只有米兰这样不屈的强者，才能衬托出圣保罗的卓越。卡佩罗是临场指挥的大师。他在比赛后不久就把表现不佳的罗马尼亚前锋拉度乔尤换下。他需要每个在场上的球员都足够的锐利和坚韧。而桑塔纳并不是随机应变的高手。他是用自己的理念潜移默化地陶冶球队。他的球队投入到比赛后，他也就不再发号施令，好的导演都知道，在演员入戏后是不能喊‘停’的。艺术足球需要水银泄地般的摧枯拉朽。是的，桑塔纳并没有做任何战术上的调整，但他坚信圣保罗会反超比分。事实上正是如此。让我们记住塞雷佐、帕林哈、穆勒、卡福这些名字。他们比名头更加响亮的苏格拉底、济科、法尔考更能理解桑塔纳和桑巴足球的内涵，他们踢了绝美的比赛。他们叫我们看到了艺术足球的极致，然而他们必须死掉。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7]这里呈现出一种充满了循环、复仇、正名、验证元素的境况。两场比赛都充满了戏剧般的寓意，尤其是击败AC米兰队的那场比赛，和1982年巴西输给意大利队比分相同。1993年的圣保罗和AC米兰队之战呈现出很多看点，迥异的风格，对立的理念，巅峰的对决，组合成一种拯救与自赎、复仇与求解的意义体系，而桑塔纳救赎的是艺术足球的生命体。正因为桑塔纳坚定地捍卫了桑巴足球的独特风味，才使他赢得了一世的英名。“北京时间2006年4月22日凌晨，巴西足球艺术大师桑塔纳在巴西一家医院悄然离开人世。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即轰动了世界。每一个喜爱足球的人都会怀念桑塔纳的，因为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艺术足球，他也被认为是艺术足球的象征。”[8]然而，在追求绝对胜利的现代足球世界里，那些钟情于艺术足球理念的人时常要受到胜负关系的制约，这就给艺术足球带来极大的危机。“提到济科就必须要提到另一个人，济科在国家队的主教练桑塔纳。有人说现在的巴西队之所以无法再打出当年的艺术足球不是因为没有济科这样的球员，而是因为再也没有桑塔纳这样的教练。没有一位教练能像桑塔纳那样给球员如此多的自由。看那时的巴西队踢球，不论输赢都是种享受。桑塔纳可以代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足球。在他之后巴西再没有一位教练敢于让球员个体凌驾于整体战术之上。这些年来巴西依然不断涌现着拥有足球天赋和艺术气质的天才，巴西国家队却一直没有打出当年的华丽和雍容，相反，却向着功利的方向越走越远。”[9]在如此严酷的足球竞技环境下，艺术足球的捍卫者几乎等同于理想主义的守卫者。恰是因为艺术足球的存在，世界各国才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艺术足球的拥趸。他们只看南美和欧洲的足球，这些观众仅仅相信美的足球是有价值的足球，而南美和欧洲的足球通常可以散发出一种大美的境界。艺术足球的拥趸更像是理想主义者，而足球从来都很现实。足球因此也面临分裂的危机。

2 舞蹈性造就出足球的艺术化镜像

从终极的意义上考量，舞蹈源自原始巫术，是巫人做法的附属性元素。它寄托着人类自身的游戏、娱乐和表演冲动，蕴含有人类对于天地人间基本秩序的一种复杂情感，同时，此类表演还包容着人类对于有节律的疯癫性表演的怀念情结，而所有带有疯癫情结的人类的表演性动态语汇都具备了释放生存压力的功能。“不同形式的身体文化都具有其特定的文化特质。戏剧表演和舞蹈表演突出其艺术文化的特质，而竞技运动的表演在相互的直接和间接对抗中表现出明显的竞技文化的特质。竞技运动发展初期的文化特质倾向于游戏文化，表现出简单性、纯洁性和无功利性。竞技者在对抗的游戏中是为了证明自我的价值和潜能。”[10]娱乐时代到来后，足球变成了一种高效释放社会压力的手段。舞蹈在现代社会已经成功地进入到了艺术领域，并成为一种人类表演学领域中的主要构件。足球和舞蹈原本毫不相干，但在公共表演学的领域，两者出现了高度融合的趋向。人们还在回味2014巴西世界杯决赛时的梅西及其队友的表现，其中同样展示出对梅西作为悲情角色的同情心。“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当年的蓝找到了探戈的节奏，马拉多纳与布鲁查加、马拉多纳与卡尼吉亚，他们之间心领神会，一个眼神能让对手的防线轰然崩塌。而现在，梅西更多的时候孤独地陷身于对手的包围中，队友则在远处等着他把球传出来。阿奎罗曾经和梅西有过一次脚后跟配合，然后就受伤了;最能搅乱对手防线的迪马利亚也伤了——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梅西找不到自己的舞伴。”[11]舞蹈语汇与足球赛事的融合能很好地产生一种媒体世界的联动性反应。它在寄托人们哀婉之情的同时也将足球的残酷性再度释放出来。足球在此承受住了其看似不应承受的压力，足球的内在境界得以提升，足球自身彰显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性。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将人类的原始舞蹈分为操练式与摹拟式两种。“能给予快感的最高价值的，无疑是那些代表人类感情作用的摹拟舞蹈，最主要的例如战争舞和爱情舞;因为这两种舞蹈也和操练式及其他摹拟式的舞蹈一样，在满足、活泼和合律动作和摹拟的欲望时，还贡献一种从舞蹈里流露出来的热烈的感情来洗涤和排解心神。这种katharsis就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谓悲剧的最高和最大的效果。摹拟式舞蹈的后一种形式实为产生戏剧的雏型。因为从历史的演进的观点看来，戏剧实在是舞蹈的一种分体。我们要在原始民族中找寻舞蹈和戏剧的区别，就得依赖外表标记，就是看节奏的有无，但是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两者的性质和效果还是相同的。”[12]人类对自然的模仿产生了具有表演学意义的审美性。万物之美本身仅仅是一种自在之物，和人的存在毫无关系，但人类赋予了万物以一种新的功能。换言之，万物在人的游戏、扮演以及模仿的过程中并未变化，而变化的是人的感觉。在此意义上看，足球只是人和自然沟通的一种媒介，足球使得人类更为紧迫地进入到了自然的深层地界。足球距离我们不太遥远的理由恰蕴含于此。

格罗塞曾说:“狩猎民族的舞蹈通常仅由男子单独表演，同时，妇女们只作音乐伴奏。但是也有男女共同参加跳舞，这种舞蹈大部分无疑是想激动性的热情。我们更可进一步断言，甚至男子的舞蹈也是增进两性的交游。一个精干而勇健的舞蹈者定然可以给女性的观众一个深刻印象:一个精干而勇健的舞蹈者也必是精干和勇猛的猎者和战士。在这一点上跳舞确实有助于性的选择和人种的改良。可是，在这里原始舞蹈的意义无论如何伟大，仍然不足以证明没有其他的原始艺术如舞蹈一样有一种文化任务的重要性。”[12]体育自身的动作感、和谐性可以缔造出一种泛舞蹈的特性，体育的高度的和谐性所缔造出来的类似舞者的文化体系完全可以构建出一种相对独立的视觉艺术。这便是人们将体育与行为性视觉艺术挂钩的理由。

舞蹈一度具有更为广阔的张力。古希腊的戏剧本身就有舞蹈性。“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希腊悲剧源于酒神颂中的领头者，也就是春天庆典舞蹈上的领舞者。这种舞蹈是一场象征冬、夏之争的哑剧表演。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舞蹈中只有一个演员，他一身兼任两个角色。既扮演死亡之神，又扮演生命之神。因为整场表演只有一场戏，只有一个演员，因此，根本用不着什么舞台，一顶帐篷，也就是所谓的场景，就足够了。因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让舞蹈者穿戴行头的地方，所以，这时候还不需要什么舞台。”[13]匈牙利体育史学家拉斯洛·孔在论述古代体育时曾说:“战斗舞蹈在体育中的作用，可以在一切拥有轻武器的民族，以及军事行动中战车不起主要作用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一些哑剧类型的活动形式形成了，它们除发展战士的灵巧和坚定精神外，也用来表现英雄功绩。”[14]美国舞蹈家邓肯曾说:“我的艺术就是通过舞姿和节奏来努力展现真我的。为探究一个绝对真实的动作我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这与语言表达完全是两码事。在蜂拥而来的观众面前，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用艺术向他们展示我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冲动。”[15]大型体育赛事本身就有人体表演的大聚会，具有十足的人的身体展示的真实性。换言之，足球有诸多的功能，其中的超身体行为的功能一度为人长期忽略，直到近期人们才意识到足球在聚集民心、娱乐大众以节庆庆典方面的作用。

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足球的舞蹈性可能是最鲜明的。巴西足球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根性和价值观，它很好地融合了土著舞蹈的欢快性，又有多种族混血后的人种多样性的优势;巴西足球中还一直蕴含有一种融合了舞蹈的动荡感和巫术想象力的巨大优势。它使得看似僵化的欧洲足球理念得以重新溶解，并以全新的风貌展示出其异样化的特性。出于同样的原因，巴萨足球的艺术性也十分明确。媒体对巴萨足球的评价就带有浓厚的表演艺术的格调。巴萨足球因为具有极强的韵律和节奏感，也时常被媒体人比喻为舞蹈。巴萨足球舞蹈性体现在高度的自然化、优美化和自由化方面。巴萨足球的舞蹈性来自其美感的超常态层面，而美的足球经常给人带来一种富有节奏感的致幻效果。

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曾对巫术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过明晰的分析:“原始世界是充满巫术的世界。原始人认为世界上有一种神秘的无处不在的‘力’。‘力’的存在和坚硬的岩石和滋润土地的水一样是确定无疑的，和现代物理学所谓的‘以太’一样是普遍存在的。现代人认为这种‘力’是超自然的，但在原始人看来则是十分真实和自然的。这种‘力’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中名称各不相同。易洛魁印第安人称之为‘奥伦达’;马来和玻利尼西亚称之为‘马那’;阿尔衮琴印第安人则称之为‘曼尼陶’。原始人都承认这种神秘的‘力’的作用。都想理解掌握和使用它，使之服务于人。在原始人眼里，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每件事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必然的。人们要努力去认识和理解其原因和与其它事物的联系。”[16]大自然有其独特的禀赋，自然界并无所谓的进化，也谈不上绝对性的退化。只有寄生于自然界中的生灵在不断地进化或退化。因此，大自然是一种最为稳定的存在。它是整个生灵的绝对的主宰。自然的本体也有意志，自然的意志便是其自身的展示过程。那是一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形态。人类只有游戏，才能看到自然的真实面目。莫尔特曼对此有过阐释:“同有目的而且有用的工作相比，游戏的特点是有意义但不是必然的。创造性上帝用自己的潜能游戏，并从无中创造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因为这些东西与他本身一致。如果人类把它们看成是通过进化的世界和自己生命历史中的自我表演的大型游戏中的一部分，那么，人们深刻感觉到的一般世界的偶然性以及不断体验到的世界事件的偶然性，对人类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除非他相信天意，否则，在他看来，这也许常常是残酷的游戏。”[17]由此可知，自然的本相寄托在游戏中。游戏中有残忍的成分，也有柔情蜜意的一面。在人类社会中，原始性的文化具有过滤、降解、释读现代文明的绝对能量。且以原始性的巫术为例，原始巫术充满了诗意的美和丰富的想象力。巴西足球的原始性体现在极为自然优美的田园诗般的境界中，其中不乏原始巫术语境下的自然性，人类的的身体极限在此场域中得以展示。足球之美来自多元化的语境。小而言之，足球之美来自其纷然多样之流派，而以南美足球为代表的艺术足球无疑是这种流派丛林中最为可观可赏的存在物。世界各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艺术足球的拥趸，他们只看南美和欧洲的足球。这些观众仅仅相信美的足球是有价值的足球，而南美和欧洲的足球通常可以散发出一种大美的境界。

从表面上看，足球运动生机勃勃，充满了不依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的动感之美以及奇异的画面组合之美，而事实远非如此。前苏联足球的意识形态色彩一度十分浓烈。“人们来到球场为的并非受教育，而是要以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方式来自由地交谈，交换各自的想法和感受。1940年代末期，苏联正处于文化压抑状态中，此时的足球运动被冠以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以及外国影响之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足球在人们的心目中更成为一片自由的孤岛了。这一因素随同二战结束给人们带来的宽慰，促使更多的人将兴趣和注意力转向足球。其它体育运动也经历了同样的繁荣时期，但曲棍球的流行程度远远不及足球，而篮球也只能屈居第二大运动。”[3]包括足球在内的所有体育项目都可能是距离意识形态最远的文化种类，但仍旧难以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的限定。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下，体育自身的特质也会淹没在意识形态的威权之下，苏联的体育即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的体育。“苏联从不认为体育运动是纯个人而无害的娱乐。从一开始苏联的足球队便被组织到工人俱乐部中，并赋予无产阶级名称，用来为新社会的支柱歌功颂德。斯巴达克队代表了生产合作社;鱼雷艇队代表了汽车工人;而火车头队则代表了铁路工人;中央军俱乐部和苏维埃之翼俱乐部则隶属武装部队的体育部。这些俱乐部中都有多种体育运动，其设施也是一直向公众开放。斯巴达克俱乐部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第比利斯的迪纳摩俱乐部都有著名的冰球队和排球队，但人们更多地把它们同足球联系在一起。莫斯科斯巴达克队同莫斯科迪纳摩队间的比赛发展成被渲染过重的赛事，其中迪纳摩队是克格勃的代表队，以国家政府为后盾。”[3]足球固然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足球中的超意识形态性同样十分突出。当世界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充满对立元素且无法摆脱这种冲突感之时，足球横空出现，足球裹挟有自然之力，足球因此而具备了溶释所有的人类社会异化问题的超然的能量。

3 足球以游戏的方式诠释人性的本然性

对许多人来说，世界杯几乎永远是一种荧屏和视频节目。即使一些有条件观看现场足球的人也开始对现场足球产生了排斥心理。现场足球没有慢动作回放，也了无近距离捕捉射门镜像的条件。置身现场足球的观众无法选择音量、光线，人们在观看比赛时很难获得机会随意进食，更不可能临时性地选择其他的观看空间。现场足球只能给人制造极为有限的观球舒适度。为此，现场足球和镜像足球出现了分野，一些人终生都拒绝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求助于双重意义上的戏剧化。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屏，制成影像，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及戏剧性、悲剧性的特征。”[18]就目前的情况看，电视节目取代传统戏剧的地位已成现实，因为电视在以镜像表演替代了舞台真人秀的同时，还加入了大量来自媒体采撷到的新鲜的戏剧性元素。这里所说的戏剧指的是仪式学、观剧性和舞台学意义上的典型性戏剧，那样的戏剧已然步入式微之势。孙惠柱对此有很明确评判:“从门类来说，百老汇式剧场的演出是和希腊戏剧同宗，但比较起来，今日的戏剧在社会上的边缘角色和当年戏剧的明星地位差得太远了。”[19]戏剧式微的标志有很多，在现时代的戏剧早已失去了原先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又丧失了国家仪式的核心功能，其败亡之势无可挽回。孙惠柱还站在仪式学的高度重新认定了戏剧的式微的背后缘由，因为在现场戏剧之外还存在一种新型的戏剧。“要说总的人数和影响，电视比希腊戏剧还要厉害得多，重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让全世界好几亿人同时看到。”[19]在此意义上说，电视及网络的权力有强化之趋势，因为它控制了特定群体的公共话语权。质言之，足球的自身视觉性和电视荧屏及网络视频的可视性形成一种合力，共同为大众提供了一种视觉享乐的机会。英国视觉艺术理论家威廉·荷加斯曾说:“形体由于光线、阴影和色彩而更加多样。此外，大自然又给形体的全部惊人的多样性补充了一种性能——处在运动中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增强了形体的多样性并从而提高了大自然的创造物的价值。通过动作，一个人可以充分地表现自己。在这种意义上说，形成美或丑的全部规则都与动作有关。”[20]足球是一种十分人性化的自然游戏，在镜像时代则是一种堪称完美的视觉艺术，其对现代人的精神的影响力理应得到更高的关注。

足球的存在方式多种多样，对于镜像足球的爱好者来说，他们或许仅仅为了观看足球重大赛事才会萌生了观看电视节目的意愿。这种现象具有互动性，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是镜像足球控制观众灵魂的开端。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生产的阶级已经学会了将欲望融入商品之中，进而控制对统治阶级有利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即购买商品和服务。”[21]镜像电视观众群的形成一向受制约于电视转播的强度、广度和烈度，而镜像足球本质上属于一种拟态足球。这种足球形态在网络时代到来后，更显得生机勃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理查·古德里克(Richard Gooderick)认为:“网络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创造了新的关系。虚拟被看作是为了现实这一整体所必需的组成部分。它深化了对多重创造的理解，使作为多重角色的存在成为可能……常规的戏剧结构，向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间一样，将变得更根本、当然更复杂……。虚拟将被深化，以至于我们一旦沉迷进去就再也浮现不出来。……对于我们来说，在线身份可能会比我们的‘真实生活’中的身份更重要，虚拟的VR会比个人的RL更有用。”[22]镜像足球由于获得了先进传播手段的支撑，其扩张力更为强大。

电视镜像给人们提供了超视距的电视画面，但电视镜像也迫使足球的画面产生新质。人们在电视图像中看到的足球已然和在现场看到的足球有所不同，电视分化了大众的视觉印象，视觉艺术从此出现了分野。电视可以将足球镜像传递到千家万户，但是电视时代也可以再度强迫足球异化为一种类似游戏机足球的模式。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连过英格兰5人所打进的一球时常为人称道。马拉多纳“千里走单骑”打进旷世未见的世界杯进球可能仅仅是马拉多纳一生中极为寻常的足球生活。马拉多纳也多次声明:他一共有一百多次过五关斩六将式的进球历史，也只有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那粒进球成为旷世经典。由此现象可以看出，超大型的足球场域在缔造神话方面的功用十分明确，而电视镜像则成为记录这种经典瞬间的最佳载体。

镜像足球的确培养了诸多的居家式观众。面对电视镜像中的足球赛事，人们更容易联想到游戏机。2014年巴西世界杯结束后，中国论者将德国人的踢球方式阐释为一种游戏机模式。梅西的超人般的表演经常会赢得一些社会人士的超常态的赞誉，很多人将梅西看成了一个自然精灵。大数据的技术手段催生出一种特殊时代。电视时代到来后，人们看到的足球实际上仅仅是一种镜像足球或拟态足球。它更类似于一种以数码形式生成的视觉戏剧。而数码戏剧是一种虚拟戏剧，其存在的真实感完全被人类的视觉、听觉和其他的感觉体系所迷惑。而未来的足球极有可能有一部分要让位于数码足球。“在这一现实中，计算机生成的仿真人物能说流利的自然语言，并能理解用户的表情与话语。凯尔索、韦赫洛奇与贝茨曾合著一份报告(1992)，对他们所努力开发的交互性戏剧作了描述。根据这份报告的解释，交互性戏剧指的是‘由计算机展示丰富的、高度交互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居住着动态的、复杂的人物，并由美学上令人愉悦的故事所塑造’。”[23]足球对全世界民众的直接的控制性动能越来越依赖符码或拟态的力量。阿瑟·伯格认为:“符码是极为复杂的联想模式，需要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中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人脑中的符码或者说‘秘密结构’，影响了个体对于媒介和生活方式中符号与象征的阐释与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即符码化系统(codification systems)，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但经常不易察觉的)作用。本质上讲，人的社会化和受教育就是被传授一些符码，而大部分符码与个体特有的社会阶级、地理位置以及种族等等存在关系。”[21]在许多当代人的眼中，巴萨的足球由于具有高度的观赏性，已经逼近数码控制的游戏版本。游戏与足球的统一也只能在镜像世界中始可呈现。如果从数据学的层面考量，梅西所展示出来的足球镜像同样可以是一种审美对象，它展示出类似电子竞技一样的新型的动态之美。当人类创造的一种游戏性生活方式征服了自身之后，人们便很难回归到原始的生活界域了。人类为了创造一种便捷、舒适、优雅的生活环境，却不惜放弃了基本的乐趣。它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性身份，并揭示出一种人为的社会悲剧。在此意义上观照，足球只能成为这场人与自然博弈过程中的一种补救程序。

4 结语

艺术化的足球给现代媒体一种误导的力量，媒体误以为美好的足球一定是炫技性的足球类型。由于绝大多数的炫技性球星来自艺术足球的缘起国家，这便给艺术足球带来了一种高度自由化的阐释空间。南美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未曾遭受过高强度战火洗礼的大洲，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习惯于绝对自由的生活。巴西与阿根廷都是艺术足球的捍卫者，而崛起于这样的地域环境的美学法则是促使南美足球走向艺术化道路的绝对支点。从终极的意义上说起，南美洲的足球也是欧洲规则主义的产物。美洲的现代文明本身就是大航海时代的遗产，而以电视和网络技术为主导的视觉技术革命也来自英美法系统摄的国度，电视和网络镜像将焦点对准艺术足球的意义已然清晰可见。人们还必将在很长时间内怀念那种珍稀的游戏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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