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

周朋飞

一、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历程

（一）陕甘宁边区抗日政权初创阶段

从1937年9月到1939年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政权的初创阶段。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早期共产党人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在抗战时期执政提供了后方实践基地。1937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一个自治性的地方政府，同时也是得到国民政府承认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将先前的苏维埃政权转变为容纳各阶级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放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苏维埃的政策，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仍坚持两条原则，一是陕甘宁边区事情由我们共产党人自己办，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充分保证民主制度[1]。根据这两条原则，中国共产党将边区各县全部实行民主化，建成敌后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得到承认的合法政权，即得到国民党政府认可的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创造了条件。

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这一条例在坚持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原则的基础上，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由此陕甘宁边区开启了第一次的民主选举运动。在这个基础上，1938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并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正式确立了民主制度，民选政府的产生使边区民主政治从内容上到形式上都充分体现出来。在边区民主政治确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政权性质是党领导的抗日性质的民主政权。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抗日民主政策，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敌后抗日政权的各项建设，在党的领导和努力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逐步获得恢复和发展。

（二）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完善阶段

1940年至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完善阶段。1940年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在此之前，1939年底国民党内部逐渐形成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为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打破国民党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于边区的进攻。虽然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诸多严重的困难。为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进步、团结方针，推动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通过选举，建立由政府、军队、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机关，如边区、县、区行政会议和村(镇)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等等[2]。特别是1940年3月提出“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中由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三方面人员组成，以此保证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1941年陕甘宁边区实行新的施政纲领，认真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并根据“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制定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执政陕甘宁边区，清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党内开展了一系列整风运动纠正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提高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为共产党更好地执政陕甘宁边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不忘大力发展边区的经济，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同时也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等政策，最大程度上满足抗日军民的需要[3]。

（三）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发展和巩固阶段

1943年至1945年8月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发展和巩固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又取得新的进展。在政权建设方面，各地除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外，注意纠正部分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在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在这一时期，在乡一级“三三制”政权在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一揽子”会，一种既民主又集中的组织形式。陕甘宁边区许多乡村的参议会以召开一揽子会的形式，集中各阶层代表和各种积极分子，大家议、大家决，既能解决问题，又能一致实行决议，完成任务。这是在乡村发挥“三三制”精神的合理方式。除了乡村“三三制”政权之外，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也就是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使“三三制”在政权机关以外，得到了补充和发展，这也是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新的创举。

党执政陕甘宁边区采取的诸多政策，使得民主政治在陕甘宁边区得到了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边区社会各社会阶层更加团结，边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得到较大发展。如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并实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政策”，不仅使农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而且还兼顾了地主的利益，逐步得到了地主的支持，使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深入人心。

（四）陕甘宁边区政权发展的新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迎来了一个新时期，时间大致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1945年到1946年党领导边区人民胜利完成了第三次民主选举，这次民主选举不仅彻底实现了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等民主选举原则，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三三制”政权原则。在第三次民主选举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这也标志着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对于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共产党在短暂的失利之后，转战陕北，之后便是人民军队在党的指挥下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在战略态势转变的情况下，党开吹响人民解放战争内线反攻的号角。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军事上一系列胜利的同时，在边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整党、整军运动。从1946年下半年贯彻《五四指示》到1947年春，边区基本上完成了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任务。1947年秋，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后，党中央公布《中华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等八项基本政策[4]。在党的指导下，边区土地改革运动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使边区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人民解放军也获得了可靠而稳定的战略后方。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提高党的战斗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陕甘宁边区结合土地改革，普遍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这次整党纠正了边区党内的错误倾向，纯洁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支部真正成为农村的领导核心，进而促进了边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促进了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

二、党执政陕甘宁边区的特点

（一）执政环境极其复杂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国内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仍存在巨大矛盾，这些矛盾在民族矛盾的大背景下仍然突出，具体表现在国内出现了沦陷区、国统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

中国共产党凭借其自身的领导魅力，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者的关系。在沦陷区，共产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5]，在坚持抗战，与日伪政权的斗争中，党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民主政权，以求得共产党执政的实现。在国统区，共产党利用其自身的合法地位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宣传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不仅直接冲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影响到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推进了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进程。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混乱相比，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党组织、政权机构、军队组织和群众团体，它们各行其职，又紧密联系，互为依存。因为“革命根据地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了上述四种组织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组织中，共产党始终处于边区的领导核心。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岁月里，始终坚持其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边区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都获得巨大的解放。

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历程中始终坚持十分明确和坚定的主张，那就是始终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原则，并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更不是放任自流，反而党始终在“三三制”抗日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党在政权的领导核心地位，除了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还要通过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来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一个为广大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而选中了的政党、政治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的路线、持久战、游击战争理论、新民主主义等，从政治思想上指导着中国抗战的发展，也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党还通过党团在政权建设中贯彻和实现党的意图。

（二）执政的社会基础广泛

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初步实践，由于革命斗争经验不足，党教条地照搬原苏联经验，参与到政权中的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将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和阶层排斥在政权之外，这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1935年以后，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党吸取井冈山时期局部执政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陕甘宁边区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认为，党员和党外人士的数量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少数。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6]会议还特别强调党以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等阶级的政策。在后来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就大大改变了参加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成分，三三制政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各阶级阶层社会人士广泛参与到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当中。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倡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参加政权的成分更加广大，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宏大规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权模式[7]。共产党不断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如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不仅充分保证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权益，此外还吸收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使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方。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同时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精诚合作，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等，都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重要政治资源。

（三）党以特殊民主方式进行执政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命运出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成为国民政府下的特区政府，由参议会和政府两部分组成，从而使党执政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边区进行了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从而实现党以特殊的民主方式执政。为了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建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1937年5月12日，中共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根据地政权由苏维埃形式改为议会形式，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各级参议会，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也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综理全边区政务”，执行国民政府委托事项和边区参议会决议；边区政府下设的各级政府是同级的最高行政机关，其体制和职责与边区政府基本相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政权体制，既继承了苏维埃政权体制的优点，同时又兼具国民党政权的某些特点；此外边区政权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毛泽东明确提出，“特区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8]从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到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边区人民总共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

从工农民主专政到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根据地政权性质的改变必然对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要求。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三三制”不仅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同时也加强了党外人士对于政权的监督制衡和政权自身建设。实行“三三制”政权后，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强调指出：“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9]这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进一步明确了党政关系，完善了党的执政机制。

三、党成功执政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总结

（一）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党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下成功执政陕甘宁边区，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了执政为民，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始终代表着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得到边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陕甘宁边区，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宗旨，始终代表边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凡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碰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是遇到各种困难，人民身边总会出现边区干部的身影，边区干部不论职位高低，总是全心全意解决人民的问题、困难；边区干部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全身心投入到边区建设，投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得到最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党的执政是民心所向。党所代表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阶级、某一党派，党所代表的是边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如，照顾到边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边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也要求农民交租交息，就充分考虑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正是由于边区党员干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照顾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而赢得了边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边区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执政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不能忽视，那就是党十分注重执政能力建设。党只有拥有良好的执政能力，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越能更好地执政陕甘宁边区。党的执政能力越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越能得到贯彻落实，才能更好地加强边区建设。陕甘宁边区时期，党对于执政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党员干部的培养以及先进的领导和工作体制，党员干部的培养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优秀的、合格的党员干部才能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执政；而先进的领导和工作体制是党成功执政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保证，只有先进的领导和工作体制，才能保证陕甘宁边区政权的良好运行。

各级党员干部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整体的执政能力。“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在于有一大批能打仗、懂经济、善管理的干部，也还在于用一整套民主的办法、而不是人治的办法培养干部、选拔干部，从而使党的执政具有凝聚力和活力”。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参与执政，但确实是为党执政而服务，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素质不高、能力平庸，直接影响到党执政能力的发挥，也很难让人民群众相信党有执政能力，能够执政好陕甘宁边区。

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先进的领导和工作体制—“三三制”，党在执政时，自从制定“三三制”原则以来就坚决贯彻执行。“三三制”的实施，使得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与认同。党执政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证明，“三三制”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地位，又充分调动了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参与政权的积极性，从而证明“三三制”原则是科学、有效、合理的。党的领导体制、工作体制是否合理、有效，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党的执政效率与执政成本。只有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领导工作体制才能更好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

（三）党始终坚持廉洁执政

陕甘宁边区自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时就面临着腐败的严峻考验，对于党廉洁执政提出新的挑战。1937年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权虽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拥有了政权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对于陕甘宁边区政权的领导，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同国民党政权同流合污。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出现了诸多现象，共产党便面临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腐败问题，腐败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形象，关系到党的廉洁政权建设。

坚持廉洁执政，建设廉洁政权，预防腐败现象侵蚀边区民主政权，这既是党执政陕甘宁边区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得出的重要经验教训。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面对着腐败现象的严峻考验，比如个别党员干部生活腐化，变相收取地主的回扣等腐败问题，这些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我党以“严”字当头，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监督与自律相结合的策略，对共产党员中的犯法者从重治罪，坚决地进行了反腐倡廉的斗争。一方面，制定一系列确保廉洁执政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如在边区颁布的施政纲领、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等，从法律层面规范党员干部的施政理财行为；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和弘扬廉洁执政，执政为民的精神，通过表彰优秀党员干部、优秀劳动人民的先进事迹，培养边区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工作作风。此外，党还特别注重党外人士对于党和政府的监督，“三三制”政权形式就是最好的体现。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政治上节节败退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不注重廉洁，腐败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我党正是在吸取了国民党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廉洁政权、建立廉洁政府。党采取的一系列确保廉洁执政举措，将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政权。

回顾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历史，总结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1][2][3]李蓉.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4）:45，46，47.

[4]梁星亮.陕甘宁边区史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571.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743.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56-158.

[7]梁星亮.试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1）：69-73.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92.

[9]中央挡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