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基本维度
——基于民主政治的比较研究

董亚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群众路线：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民主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党的群众路线，探索和创立了党的政治领导理论。在党的政治领导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社会阶级关系形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如同西方学者所说：“它必须建构新的不同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关系。民主化的大众或大众民主的象征浮现出来去构造不同于阶级立场的主体立场。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对矛盾的分析确实有把社会斗争领域当成丰富的矛盾领域的巨大优点，而不是完全返回到阶级原则上去。”［1］但囿于当时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政治仍然未能摆脱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的“人民”范畴从本质上仍然建立在社会阶级对立基础上。对此，列宁论述道：“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2］这指出了群众与阶级基本上是同一个范畴，群众不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且具有阶级属性。这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其在国家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虽然人民群众占据了社会大多数，但总有社会成员在国家和政治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因而，社会就会处在阶级对立基础上，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导致社会共同体蕴含内在的紧张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3］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人民”虽然成为国家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建立在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政治具有排斥性，并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列宁的论述又蕴含了“群众”可以不具有阶级属性的条件。这就是如果社会主义消除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差别时，“群众”就不再具有阶级属性，而成为平等的社会个体。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人民性”统一的特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创新党的政党政治理论，优化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克服单纯地将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机械对应起来的理论观点，否则就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在实践中面临困惑和障碍。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会是一种大众民主的形态，它是人民民主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的产物［4］。中国政党制度不能脱离政党制度运行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建立在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基础之上的大众民主①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论述，可以进一步参阅笔者的专著《群众路线：创新党的领导》，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0-117页、第175页。。大众民主一方面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另一方面是发展程度和理想追求更高的、积极的、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大众民主是一种彻底的民主，它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而不是仅仅追求某项具体的权利。马克思指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大众民主不仅具有一般民主形态的特点，更是一种实质的、具有经济社会内容的民主。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内在一致性。大众民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创造历史条件。大众民主的实现过程不能脱离经济社会领域，而仅仅成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是领导阶级根据人类理想追求不断对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改造和革命的历史过程，是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社会相融合的过程，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5］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大众民主不同于一般的民主形态。正是在党领导人民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历史过程中，新型政党制度得以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6］

二、政治安排：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上文已述，由于大众民主和社会主义对人的自由实现的本质追求，新型政党制度就不会像西方多党竞争政治和代议制民主那样成为市民社会的客观选择。如同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所述：“地方选举和议会并不是权力角逐的舞台，而只是议会外权力角逐在政治上得以被评价的车间，是一个政治交易所，它就像经济交易所一样，不产生价值，而只是确定价值，是一个政治清算程序：一个政党在议会外的力量有多大，那么它在议会里的影响就有多大。因此，除了为了争取选民选票和议会席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外，还必须不断展开为了争取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7］

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即使在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大众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也不可能完全为每个个体自由的实现创造好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社会领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会长期存在，更何况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这是社会主义实现阶段性的必然要求。对于党的领导来说，首要的任务和问题就是辩证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实现和党的领导是一个从先进分子到人民群众，从党内到党外，从政治到经济的辩证历史过程。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之所以那么重要，根本上来说乃是作为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党，代表着历史主体对自身命运的主宰，而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客观法则。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来说，政治不能只是经济社会势力的机械代表和反映。社会主义政治权利和地位安排既不能根据人数多少也不能根据资本大小来决定。周恩来指出：“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形势和要求。”［9］中国共产党要根据人民根本利益最大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提高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能力，不断探索和加大人民大众对生产资料共享程度和社会化的实现方式，及时制定体现人民大众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政策和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之中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10］中国政党制度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10］561。中国共产党既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要照顾少数、尊重差异，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不同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对社会贡献大小作出相应安排。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新型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政治安排这一本质特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同时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经济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主要在市民社会也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本身的法则来加以解决。西方自由民主就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受资本主义市场法则所决定的民主，无法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加以调控和解决。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所谓民主就是西方“代议民主”的神话，拓展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民主政治不仅仅只是经济社会的被动反映，社会主义政治不仅在国家政权层面运行，而是会拓展到整个经济社会层面。这一过程正是政治领导确立和行使的过程，体现为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吉登斯认为：“协商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11］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政治安排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可以说，协商民主是政治安排的具体体现。如果政治没有安排的能力，那么协商也就不可能，政治只会陷入一种客观法则或者利益博弈当中。与西方政治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再是一种理论和理想中的状态，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与社会主义实现阶段性和党的群众路线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生动具体的政治实践，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三、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独特机理

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但是，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之间仍然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历史课题。“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同统一战线问题联系起来看……就会懂得。”［12］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都是党的领导实现的战略支撑。正是通过党的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才不断得以扩大，党的领导才得以实现，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才得到统一，中国共产党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具特色的“群众性政党”。作为“群众性政党”实现载体的统一战线，成为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各种矛盾、利益、意见的场所。党的统一战线战略就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统一战线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缩影和反映。

统一战线在现实政治中表现为具体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制度体现。新型政党制度与统一战线之间是一个同构的过程。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可以壮大共同团结奋斗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10］563党的领导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政协对社会中间阶层和社会精英的引领教育作用、群团组织对基层群众的组织作用，可以将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不断流动和分化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为实现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为社会主义实现和国家治理提供战略支撑。

作为统一战线和协商建国的产物，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由内向外的同心圆结构。这种领导结构依赖于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结构下，政治领导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底线，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共识和政治认同。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有效发挥自身效能，需要对建立在统一战线战略基础上的政党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来说，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要改变传统的单纯地将政党与阶级相等同的政党政治理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也不能简单地将政党等同于某个特定的阶级。

新型政党制度虽然首先具有中国特色，但本质上它属于社会主义民主范畴，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如同恩格斯所述：“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3］①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阅笔者的专著《群众路线：创新党的领导》，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一定是在“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民主有能力而且也愿意帮助每一种力量角逐，同样还有每一个议会外的力量角逐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作出政治表达，而且，如果今天从表面现象看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从内在实质来看是资本主义，那么以后民主的形式就可以将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作为其内容予以接受。这样，新的民主意识形态就必须以它这种可能的内容为取向。假使旧的民主是以自由和平等为方向，那么新的民主就要以共同体和领袖体制为方向。假如旧的意识形态意味着‘那些具有人的面孔的一切人的平等’，那么新的差不多就意味着它的反面，即‘领袖的选择’。”［7］②对此，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有类似的观点。葛兰西认为：“某些国家的‘国家元首’恰好就是‘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在社会多元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如果说我国民主党派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多元力量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社会共同体意志的选择。社会多元利益表达只有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才能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政治的包容性，才能为大众民主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四、民主过程：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

大众民主或者说所有民主的本质就在于民主过程中要有主体存在，无论其是人民还是政党。新型政党制度是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达成社会共识的重要辩证过程。这就需要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各政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依据国家宪法和政治体制，规范中国共产党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保障各政党独立自主发挥作用的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只有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才有生命力，也才能在社会主义民主中激发政党活力。这一民主过程具体表现为如下基本环节：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民主。从这一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新型政党制度在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承担着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社会整合等政治功能。在党的领导环节，群众路线发挥着基本作用；在新型政党制度环节，统一战线是其支撑；在基层民主环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大众民主要真正实现，需要在民主过程中把它们有机衔接统一起来，其中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是关键。

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要发挥作用，也需要社会主义民主过程各环节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关系就决定了各民主党派既不等同于党委政府，也不完全是对民意的机械反映。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不仅仅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只起到桥梁、纽带、联系群众的作用，而且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催化剂，起着“化合作用”，是民主过程。虽然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政治结构中的议会制度，但各民主党派具有批评监督、协商、表达整合等政治功能，也遵循民主运行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民主的运行也正是基于民主党派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才得以实现。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具有政治功能，民主党派才不同于政治协商中的一般社会界别，而称作“政治界”。

所谓“政治界”就是在政治过程中发挥民主作用，这正是民主党派和新型政党制度设计的本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6］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目的是保障法律和政策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等到决策失误后才进行批评，更不是为了权力制约而监督。“参政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的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14］在协商民主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行使民主监督，建立纠错机制，融监督于决策之中，从源头上减少了决策失误和社会风险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减少了政治冲突和摩擦的可能性，降低了政治运行成本，提高了政府效能。这一制度安排使我国政治自我监督成为可能，使监督内在于政治过程，成为政治运行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独立于政治决策，成为所谓的与决策权相对的“监督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15］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政治过程，同时要求民主党派具有主体地位和自主性。

民主过程需要理性成熟的社会作基础。新型政党制度能否实现“多样性”和“一致性”的统一，从根本上依赖于人民大众的公民意识、利益表达状况和政治参与水平，依赖于基层社会成长和中国现代社会治理水平。大众民主的目标就是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除了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经济方面的有利条件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给人民大众创造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只有这样，人才可以作为历史主体不断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得到解放和自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派才可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丰富参政议政内涵，获取发展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从基层社会中获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这种基础和动力不是建立在社会组织和界别之上，而是建立在现代社会职业构成和社会个体基础之上。“在这类社会中，社会整合并非来自高层或决策中心，而是来自底层：通过把社会地位的指标多重化，用消费建立阶层结构并达到整合。在各组织内部，其他的整合力量也在运作。”［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