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父亲的春节

2018-01-27 15:56弓长
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 2018年1期
关键词:竹篮生产队大姐

弓长

1974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小年。母亲在那一天去了远嫁到安徽省的大姐家,因为头天接到大姐夫的电报,说大姐病了,让母亲无论如何去一趟。母亲临走时,从土囤子里掏索了半天,摸出一粗布口袋,里面是母亲珍藏的花生。母亲说,秋天家里分了50斤花生,卖了40斤,还剩10斤没有舍得吃,预备过年炒了吃的。母亲把花生倒出来两碗,放进包裹里带给大姐。捆包裹时,她想了想,又抓出来两把,丢回口袋里。母亲叹了口气,说,你们爷仨过年都炒了吧。

父亲把家里准备置办年货的50块钱一把手都拿给了母亲,母亲要留下10块钱,父亲说,不用啦,穷家富路,再说,也不知大闺女这一病要花多少钱呢?母亲说,这点钱全拿走了,你们爷仨过年可咋办?父亲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放心走吧。

母亲走后几天,父亲一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和父亲的性格并不相符,父亲是个民间艺人,靠说唱大鼓书养家糊口。在1966年“文革”以前,父亲几十年就是唱着过来的,他高兴时唱,忧愁时也唱。村里人说到父亲,都说他一辈子过的值,唱着过来的。但“文革”开始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的鼓书段子不准再唱,被批成“封资修”的东西,要唱就唱《烈火金刚》、《追穷寇》等新编鼓书。父亲不识字,学不会新鼓书。跑了一辈子江湖生涯的父亲对于农活却是一知半解,在靠工分分粮食的生产队里,我家的生活很快就陷入困顿。一年分到手的口粮不够半年吃的,但从我记事起很少见到父亲有忧愁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唱他一辈子唱熟透了的鼓书段子,自得其乐。这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掩饰了父親身上忧郁的气质。

腊月二十五,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会上,队长说上级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蜜糖罐子里,还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队长鹦鹉学舌。

散会后,每人分到了一斤豆腐。我家四口人,一共4斤豆腐,那是我们家那年唯一的年货。那年我12岁,妹妹10岁。我和妹妹同着一群差不多大小的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疯玩,空气里荡漾着浓郁的香味。有的孩子拿着油炸的油角子、糖糕、新蒸的粉条包子,津津有味地吃着。妹妹咂巴着小嘴,问我:“哥,咱家咋还不买肉?”

我咽了一口唾沫,拉着妹妹回了家。父亲正在家里蒸馍,已经蒸好了一锅,是那种白面里搀上杂面的花卷馍。父亲见我们回来了,说:“馍蒸好了,碗里有辣椒油,你们就着吃吧。”

妹妹说:“也没有白面馍。”她说着话,没出息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拿着一本上午从队长儿子那里借来的《艳阳天》,低头坐在木凳子上,一个一个的字在我眼前跳跃着舞蹈,它们却怎么也跳不到我的眼睛里。

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那天早上,父亲提了个竹篮子,对我说:“我要上集了,买些过年的东西。万一回家晚了,或是有啥事耽搁了,你和妹妹把馍熘熘吃吧。”

天快要黑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拉着妹妹的手站在村口上,往县城的方向看,眼睛看酸了,也不见父亲的身影。来了一个熟人,就问,你见到俺大了吗?人家摇头,说,没看见,县城就那么大一点,我在大街上逛了一圈又一圈,也没见你大的影子,他没去县城吧?去了,我肯定地说。那你在这再等一会吧。人家急着往家里奔,家家户户点起了明亮的灯火。

我和妹妹回到屋,屋子里冰凉。我俩一人啃了一个同样冰凉的花卷馍。妹妹说:“哥……”我说:“妹……”我们身上瑟瑟发抖。村子里不时有零零星星的鞭炮炸响。我和妹妹合盖了一条被子,妹妹把我的脚抱在怀里。后来我们睡着了。

半夜。有人在外面拍门。我激灵猛醒过来,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我起来开了门,父亲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屋,他划亮火柴点着煤油灯。看着父亲,我鼻子一酸,呜呜哭起来。

父亲的大手抚了抚我的后脑勺,他说:“好了,别哭了,男人的泪可不能随便掉。你看,咱家过年有白馍、也有肥肉吃了。”

地上,竹篮子里,盛满了白白的蒸馍和红红的大肥肉块子。

父亲从他裤子口袋里掏出他说唱鼓书时用的紫檀木简板,放到小桌子上。

那年春节,我们吃到了香甜肥腻的红烧肉和雪白的蒸馍。正月初六,生产队开忆苦思甜会,队长点了父亲的名字,说父亲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别人都在大干社会主义,父亲大年二十八了还偷偷跑到别的公社里去唱大鼓书,宣传“封资修”的东西。

我才知道,那一竹篮子的白蒸馍和红肉块是父亲唱鼓书唱来的。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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