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精神

胡长春

[摘要]通过对两汉不同时期陶塑的类型和特征的分析，梳理出其艺术风格形成、发展、流变和社会文化、觀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是汉代文化艺术和工艺技术发展的物化；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形式，它是雕塑艺术和陶瓷艺术创作的结晶；它是两汉文化现实主义土壤中的产物，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状态。

[关键词]两汉；陶塑艺术；风格；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J527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71

一、序论

陶塑是两汉雕塑艺术中是十分特殊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虽然出土的两汉雕塑作品中既有湖南长沙马王堆的木制彩绘俑偶，又有甘肃武威雷台的马踏飞燕铜塑，但是通过考古发掘和梳理，目前出土的汉代雕塑中，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类型最多的则非陶塑莫属。这类陶塑绝大数量是属于礼器，而其中主要是专门用于随葬而制作的陶明器。《礼记·檀弓上》日：“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所以明器又称作冥器，即“冥中所用之器”。它是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各种器物的总称。我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以陶土制作模型作为陪葬物的现象，而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早期人类文明遗存中都有这一实物的类发现，虽然在其起源问题上学界还有颇多争议，但通过史料记载及考古实证，并对其功能、类型、工艺等诸多差异性背后文化价值的研究发现，中国对这一器物的关注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而在陶塑明器中，最重要的一类则是陶俑，这也是本文讨论和研究的重点。俑，一般是指殉葬用的人偶。我国在商代已经出现用于替代人殉的陶制人俑。随着社会的进步，至春秋战国时期，以陶俑代替人殉已被各阶层逐渐认可。发展到汉代，陶俑已成为丧葬明器中人或动物的替代物的总称，并作为普遍现象被广泛制作用于丧葬活动。

二、两汉陶塑艺术发展的时代背景

汉代是继秦之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上升期，其上承春秋、战国、秦，下启三国、两晋、南北朝，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其时间跨度之长、疆土扩展之广，贸易影响之远，必然的带来了经济国力的大发展、思想观念的大变革，其投射到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则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繁荣气象。这一时期的陶塑明器虽属“有物而不可用”之列，却又是最能反映两汉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与生产生活的“形似”之物。其中人物俑包括兵俑、侍俑、仪仗俑、歌舞乐伎俑、百戏杂技俑和生活类俑等；动物俑包括猪、犬、鸡、马、牛、羊、龟等；生产生活用具包括：家具、农具、器具、车马舟船等；建筑陶塑则有：谷仓、厕圈、房屋、楼阁、院落、水田等；两汉陶塑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生产时间之长、区域分布之广、埋藏数量之多、品种样式之全，其艺术成就是中国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独树一帜的。

究其原因，首先，汉人认为灵魂不灭的真实存在，形成被社会各阶层所认同的“侍死如侍生”信仰，极大地丰富了陶塑明器的种类，不仅有大量的人物佣、动物佣，还制作了的生产生活类、建筑模型类等；其次，“孝悌”的思想被统治阶级以“礼”的形式固化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厚葬”则称为最重要的“孝道”的外化形式，陶塑明器的需求量极大，其制造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再次，儒家思想、道家哲学、阴阳学说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加强了对“生死”观念的重视和敬畏，推动了陶塑明器向世俗发展；第四，由于制陶粘土的分布范围广、可塑性强，制作方便，烧成后的坚固稳定等特性，是其它材料所无法比拟的，使得陶塑成为制作明器最为理想的材料；最后，两汉四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作为最长历史的封建王朝，其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稳固、社会安定阶段，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为陶塑创造了良好的繁荣条件。

三、两汉陶塑艺术研究的大致分期

两汉时期的陶塑明器，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是汉代文化艺术和工艺技术发展的物化；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形式，它是雕塑艺术和陶瓷艺术创作的结晶；它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习俗等十分重要的一个类型，我们应该以审慎的态度对行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概括。

两汉陶塑艺术作为两汉文化的表征和文明的载体，其艺术魅力的独特之处源于它正处于从非独立向独立、非自觉向自觉转换的时空位置，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笼而统之的对其进行某一种艺术风格的界定，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一时期陶塑的艺术风格时，必须回到其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意识形态加以探寻和判断，其对艺术本体语意的产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是我们对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较为全面而深入研究的切入点。

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两汉墓葬出土实物考察比较，以及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从两汉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对于两汉陶塑的类型与特征，我们根据考古学历史分期方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将进行区分讨论，即西汉前期（汉高祖至景帝）、西汉中后期（汉武帝至元帝）、东汉前期（新莽至汉章帝）、东汉中后期（汉和帝至献帝）四个阶段。这样有利于我们进入真实的历史文化语境，能够较为全面的对两汉陶塑艺术风的格形成，进行深入而准确的分析思考。

四、两汉陶塑艺术风格演变的分析

两汉陶塑由于社会变革而呈现出不断发展演变的时代性、地域性、创造性和流变性的特征。

西汉前期的陶塑，主要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和以汉高祖故乡徐州为重心的鲁南苏北地区出土的兵马俑、仪仗俑、侍俑及乐舞俑等为主。其中以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和汉景帝阳陵湾出土的兵马俑阵最具代表性，从汉兵马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军阵的模拟受秦俑的影响较大，虽然汉兵马俑在形体上没用秦俑高大魁梧，但在形式上继承了秦兵马俑阵的规模与气势，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又是一种政治上的需求。汉兵马俑整体偏于小巧，服饰五官的刻画也不如秦俑精准，但写实特征比较明显，依然注重具象质朴的风格再现，也可以看做是“汉承秦制”的一个有力证明。现实军阵的模拟。这一时期的仪仗俑和乐舞俑以徐州地区的汉墓出土为主，如北洞山出土的仪仗俑，身着右衽深衣，腰束带，佩长剑，足登翘首履，神态肃穆，造型凝重，虽采用模制成型，但在面部的眉目、胡须刻画上每一件都不同，极力达到“栩栩如生”的视觉效果，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侍女俑的表现，在对象的刻画上，无论是五官、神态都十分精细，身体各部位的比例匀称，仪态庄重，而且其衣着的形制及其色彩都是对汉代妇女的装束的如实模仿，其塑造手法是写实的。由于汉初统治者受楚文化的影响较深，因此楚乐楚舞是西汉前期流行的宫廷文化，其直接表现在汉俑之中，即在造型上转向了生动细腻、富于情趣的一面。整体来看，这一时期陶塑的艺术风格是模拟写实。endprint

西汉中后期，通过汉武帝一系列对外扩张和对内集权，皇权统治稳固，军事强盛，经济发展，特别是文化“大一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成为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礼”为统治阶级接受，并以“孝”为内涵渗透于民，其强大的影响力推动了“厚葬”之风的盛行，并不可避免地促进了陶塑明器的生产制作。这一时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主要发现在以西安为重心的陕西地区、徐州为重心的鲁南苏北地区及以济南为重心的山东地区，从实物看，陶俑主要以侍俑和歌舞乐伎俑为主。仪仗俑基本消失不见，少量兵马俑也仅见于帝陵的陪葬，而在岭南地区的陶塑明器中建筑模型开始出现。侍俑的数量迅速增加，形象塑造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强调以整体性为特征的艺术再现，更注重人物内心的活动状态和精神气质的传达表现，反映的是阶级等级的“礼”的诉求。同时，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又表现在对“取大势、去繁缛”的道家朴素自然审美观的文化融合上。在乐舞俑、百戏俑的表现上，不再关注五官细节的刻画与服装的修饰，而是强调人物富有张力的造型和整体气氛的传达。其中出土于济南无影山的杂技百戏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者巧妙地将二十二个陶俑分布在在一个长不到67厘米，宽47厘米的陶盘之上，舞蹈者和杂技者作为主要形象安排在场景中心，观赏者和配乐者处于陪衬的位置，以观赏者的静态衬托表演者的动态，人物塑造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通过细节的弱化，烘托了整体。着力将观者的视点集中在精彩的瞬间，表现的是对表演者造型特征的动势捕捉，使人感觉的杂技的惊险活泼，乐舞的优美生动。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和西汉前期的明显变化就是，由具象写实向概括表现的转变，更加强调整体性的表达。而出土于西安市白家口的女舞俑，恬淡的笑容浮现于清秀脸庞，右手长袖飘扬在肩上方；左手长袖舒展后摆，整件作品，既取真实的动作姿态，又注意整体动势的平衡，同样是抓住舞女舞动长袖的一刹那，把轻盈、舒展而柔美的长袖舞伎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实现寓动于静的情景营造。这实质上是西汉中期后，儒家文化与秦楚文化在交融转化过程中，在陶俑造型上的客观反映，表现出一种概括写形的艺术风格。

东汉前期的陶塑艺术，处于两汉交替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除兵马俑与仪仗俑外，其余各种类型陶塑均已出现，而且分布范围更广。生活类俑塑主要出土在以成都为重心的四川地区，分为庖厨俑和家务俑两类。以广州为重心的岭南地区则以建筑模型明器为主，种类较多，有陶屋、陶楼、陶城堡等。这一时期，经过西汉末年的破坏和王莽新政的混乱，终于回归正统。儒学的逐渐神化，使“天人感应”观和“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相融合，促进了生命意识的觉醒，个体存在价值得到肯定，折射到陶塑艺术上，工匠意识的崛起，通过简约洗练的手法更加准确的塑造对象，传达精神内涵和形体表现达到了和谐统一。如陕西扶风官务汉墓出土的女舞俑，身着长袖舞衣，右臂长袖甩向左肩，左手露出袖外，裙裳呈喇叭形，作半跪舞蹈状，在漠然表情中隐隐透露出淡淡忧愁，在写形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物的心理状态的表现，可谓神形兼备。而“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自然朴素审美观，开创有别于西汉写实再现风格的审美追求。从以洛阳为重心的河南地区的动物类陶塑和杂技百戏俑中可见一斑。在河南地区发现的东汉动物俑中，陶塑的动物姿态有站立、蜷坐、跪卧等，制作工艺多为泥坯压模，也有捏塑成型，虽然精粗不等，但那种寓巧于拙的艺术特点直接影响了动物类陶塑的创作，都有着东汉陶塑艺术特有的时代感——寓巧于拙。无论是机敏的狗、憨厚的猪，还是狡猾的狐狸，都在看似随意的捏塑和简单的刻画中，呈现出活灵活现的姿态。而在河南济源市桐花沟汉墓出土的一件胡人俳优俑，扮相怪异，高鼻凹目，朱唇粉面，赤身露乳；造型夸张，双腿叉立微拱，两臂左右伸展，整个身体几乎拧成S状，形态的笨拙与表情的诙谐浑然一体，粗犷豪放，这种有意的夸张变形，无不洋溢着浓郁朴素的情韵和追求生命活力的传达，已具有写意传神的艺术表现力。

东汉中后期，儒道哲学的糅合，方术迷信的兴起，民间信仰发生转变并弥漫于社会各阶层。同时，地主庄园经济的迅速发展，代表地主庄园经济兴起标志的陶仓楼，以及大量的生活建筑类陶塑数量迅速增加，带来了陶塑制作的空前繁荣，。如出土于郑州南关的陶塑四合院，忠实的纪录了当时建筑风貌，由门房、正房、仓房、厨房等等一系列的院落结构组合而成，是微缩的建筑景观。再如广州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城堡，整体构造严谨，四壁围合，前后各有高门望楼，四角之上建有亭屋，内部有武士守卫，俨然是地主武装的再现，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王权的式微和豪强的崛起。这一时期各地乐舞俑、百戏俑等数量依然较多，其中当属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的说唱俑最为经典，眯目张口，袒胸露乳，左臂抱鼓，右臂前伸，左足抬起，右腿支撑，通过夸张性的表动态，将书艺人演出到紧张而精彩时刻的情景充分地展现出来，也构造成了与虚拟的观众相联系的“场”。此外生产生活类的陶塑作为现实生活的象征，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品类。水田、水库、鱼池、磨房、风车等应有尽有，这也正是东汉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表达，是一种以现实为参照的创作形式。而富有特色的生产生活类人物陶塑的表现，勤杂俑、庖厨俑、农耕俑和育儿俑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画面，每个俑都有着欲与外部交流的表情或动势，对现实生活的温情与感悟，对极乐世界的迷茫与遥想，酝酿于匠人心中，被塑造成具有叙事性情节的社会群像，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传神表现，又以象征手法礼赞人世。其投射出传情达意的“境”的整体需求，是社会的所有阶层的人生寄望，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展示出文化多元融合后的象征表现主义风格。

综上所述，在两汉四百多年的时空维度里，两汉文化特征从“秦制楚风”到“无为而制”、从“独尊儒术”到“儒道并举、”从“道法自然”到“阴阳轮回”、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陶塑艺术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化精神的融创，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文化投影。其艺术风格从模拟写实到概括写形，再到传神写意，最后发展为象征表现，反映出从“礼制化”向“世俗化”发展，从“地域性”向“统一性”转变的演进历程。它在自身文化嬗变中丰富了民族的艺术精神，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和每一个人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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