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医学史学会第九届学术会议综述

苏静静 姜 姗

(1.北京大学 医学人文研究院，北京 100191；2.北京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北京，100871)

2017年9月6—11日，国际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ISHM)第9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承办，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共同协办。这是国际医学史学会自1921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亚洲举办的会议。

大会主题为“全民健康：跨越文化与疆界的文明”(Health For All∶Heritage Across Border and Culture)，讨论了传统医学史、丝绸之路上的医学与疾病史、国际卫生史、专科史、医学编史学、医学教育史等议题，来自24个国家的逾20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大会主席为韩启德院士，副主席为乔治·赞基教授(Giorgio Zanchin)、詹启敏院士、曹雪涛院士、张伯礼院士和张大庆教授，大会秘书长由张大庆教授兼任。

韩启德院士为大会精彩致辞。他对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热情欢迎并致以诚挚问候，并就中国医学史与世界的并行发表了重要讲话。韩院士提出，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载有“扁鹊仓公列传”，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史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学家王吉民、伍连德有感于国际学界对中国医学了解的匮乏，撰写了英文版《中国医史》，为世界了解中国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该书依然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医学史的重要参考；我国医学史学者非常重视医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1941年，经著名医学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特(H.Sigerist)推荐，中华医史学会成为国际医学史学会的会员；后因二战的原因，中国与国际医学史学会的联系中断；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被接纳为国际医学史学会国家会员；而此次由中国方面承办国际医学史学会第九次会议，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医史学者与国际医史学界的交流，推动中国的医学史研究走向世界。

本次大会共组织6个大会主旨报告，32个分会场报告。在开幕式的主旨发言中，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报告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历史，他以当代医学教育见证人的身份，描述了1949年以来医学教育的三次重大变革。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梁其姿院士透过脚气病的相关案例，将疾病与营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进行关联，给人们认识疾病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新视角。国际医学史学会前任主席、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赞基教授着眼于精美的意大利油画中所现病人的形象，描述了历史上人类对偏头痛的认识，以及诊断治疗的演变历程。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席、墨西哥国立大学医学史教授卡洛斯·别斯卡·特雷维尼奥(Carlos Viesca Trevio)、复旦大学高晞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朱建平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朱京海教授等分别围绕西班牙天花疫苗的传播与中医植物药的研究、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中医”一词的历史背景、中国医科大学的历史等论题作了主旨发言。

1 治疗史

从狭义上看，疗法是医学的代名词。疗法之异，是时间与地域的印记，是对不同文化思想的承载。透过中西方历史上多样的疗法，我们看到的实为人类在不同观念引导下，对健康与病痛、生命与死亡的理解认识。

国际医学史学会前任主席阿萨纳西奥斯·季亚曼托普洛斯(Athanasios Diamandopoulos)教授总结了验证古希腊文献所载的“偏方”的工作，证明某些特殊疗法在今天仍非笑谈，这给医学史的研究赋予了实践意义。爱尔林大学的玛利亚·曼德拉-库索尼(Maria Mandyla-Kousouni)教授追溯了史前人类对牙科疾病的处置线索。北京中医药大学纪征瀚介绍了盛行于明末的挑痧放血疗法的基本原理，展现其适应病域的扩大过程；刘宁等介绍了中医古代与水相关的数种疗法，重点讨论起于汉代的饮、噀、灌、渍等治法。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思特通过对古代音乐治疗医案的分析，揭示了中医音乐治疗方法的现代医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2 中医文献史

中医的核心载体即是文献，中医史在相当程度上即是由古代文献载述的历史。而中医作为世界罕有的流传延用至今的传统医学，使中医古代文献有着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而中医的理论则是从文本中抽提而出的理性思辨，去玄存真，正本清源。

武汉大学的焦堃聚焦明代吕坤的《实政录》，从中窥探明代中国公共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

复旦大学的钱奕冰以本草插图为主探讨了明代本草中茶的形象。

3 古代西方医学史

我们今天所言西方医学，近乎全然颠覆了西方古代医学的传统与渊源，今日看去，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医学思想，已然陈列于时间长流之中。即便失却实践价值，其思想内涵仍有值得探究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更可让我们明晰现代医学发展的脉络。

雅典国家大学浦拉口-雷贝拉库(Poulakou-Rebelakou E)教授等对古代历史学家关于弗尔涅坏疽病例的文献描述进行回顾研究，这是以法国性病学家让·阿尔弗雷德·弗尔涅(1832—1914)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幼童腹壁薄弱造成的疾病。俄罗斯西叶诺夫大学教授迪米特里·巴拉雷金(Dmitry Balalykin)等研究了柏拉图、盖伦灵魂理论对医学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意大利罗马生物医学大学的卢卡·博尔基(Luca Borghi)教授透过罗马教皇本尼迪克十四世的巧克力事件、挂在天花板的巨大鲸鱼标本、以及为刚刚被解剖的死者灵魂举行的募捐仪式，回顾现存于意大利的诸多解剖教室的历史。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玛利亚·加西亚(María del Carmen Macuil García)教授对比了墨西哥传统医学与中医学的脉诊方法之异同，由此探究从历史学与人类学角度进行墨西哥传统医学的比较研究的进一步空间。

美国华盛顿大学阿兰·涂文德教授(Alain Touwaide)等介绍了他们有关没药在地中海地区与中国的传统医学中运用的比较研究；此外，阿兰与埃马努埃莱·阿佩蒂蒂(Emanuela Appetiti)还就古代文献中有关地中海地区对中国药物的运用历史进行了回顾。以色列第比利斯国立医科大学的拉玛·申格利亚(Ramaz Shengelia)教授就阿拉伯的尤纳尼医学与格鲁吉亚传统医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古代文献证明格鲁吉亚医学受到阿拉伯医学的影响，同时也为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推动性作用；罗南·赛格夫(Ronen Segev R.N)教授追溯了以色列部队随军护士的40年历史，明确了当时随军护士的主要分布区域与特殊的招募方式。罗马尼亚卡罗尔·达维拉医药大学的森济娜娅·约内斯库(Sinziana Ionescu)教授介绍了关于卡罗尔·达维拉(Carol Davila)医生的历史，如何推动罗马尼亚的医学教育与外科学发展。意大利帕多瓦医科大学的法维奥·詹培芮(Fabio Zampieri)教授回顾了古代不同文化心血管生理学中的气动范式的运用。

4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医学知识不断进步，技术持续提高，通过研究医学知识和技术在特定时期的传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知识技术的发展，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易卜拉·欣谢赫(Ibrahim Shaikh)教授以丝绸之路上的医学为题，回顾了丝绸之路在医学交通往来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标示了医学传播的时间轴，通过古代文物，再现了医学在丝绸之路不同地域传播发展的特征。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章原报告了 “从《申报》看晚清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提出《申报》对于西医知识、医学制度改革的宣传、对医界时弊的指摘乃至于中西医学取长补短的期待，对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起到了舆论引领作用。 安徽医科大学的张晓丽介绍了安徽民望医院到东南医学院的发展历程，指出近代教会在中国“借医传教”，对传播西方医学，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北京大学付馨悦介绍了我国官办学堂使用的第一本汉译美国《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译者、内容、插图等，阐述了晚清时期医学知识和技术在中学生中的传播。中国科学院的颜宜葳分析了西方女性传教士医生19世纪晚期来中国的真实动因，包括中国高阶层女性对男传教士医生的排斥，新教社会渴望通过药物对中国一半人口进行治疗，以及美国当时特殊的从业环境等。国际医学史学会司库、意大利巴里大学的阿尔弗莱德·穆萨约-索马(Alfredo Musajo-Somma)教授等报告了意大利军医朱塞佩·墨索里尼·本韦努蒂(Giuseppe Messerotti Benvenuti)当时在天津作为外科医生和战时摄影师的活动，同时作为亲历者见证了中国传教医学的转型。东南大学的万旭作了题为“南京的马琳(W.E Macklin)：传教士医生的本土化尝试”的演讲，通过马琳在中国南京40多年的传教经历，追溯他的人生轨迹和对中国本土的医学贡献。北京大学的陈琦对牛痘接种在华的传播进行了介绍，第三军医大学的史如松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卡介苗在中国的传播，河北大学的崔军峰等从X光在中国的传播，理解近代西方科技及物质文化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意义。

5 中西医论争

西医的传入为中国本土的传统医学带来冲击性的影响。在这一段漫长的中西医交争史中，随着史料的填埋，有些事实已然真假难辨。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马晓彤教授关注了自明朝后期以来中西医的冲突与融合；渭南师范学院张田生回顾清代医疗多家对中医的否定与批判，论证俞樾为“废医论”的支持者之一，而非所周知的源头。中国中医科学院宋歌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医药目前文化内涵淡化、特色诊疗技术濒临失传的困境。

6 中国现代医学史

有着千年积淀的传统中医，近代兼收并蓄了西方医学，经历了长时的中西方医学之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医学呈现的多样化特质已是必然。从1949年后得到稳步发展的生物医学，至现当代由传统的觉醒与文化自信的树立，而日渐振兴的中医，中国现代医学史这一篇章该如何谱写？

复旦大学武士龙以上海为例介绍了1949年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台湾大学历史系的FONG Jiun Shen描绘了战后台湾为重建检疫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开展的抗疟疾和抗结核病运动。北京协和医院李乃适等研究了1917—1941年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学的发展，梳理了刘世浩、朱建义、王叔咸等人的贡献。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王勇阐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形成独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首都医科大学的谷晓阳分析中国胰岛素制药行业制造胰岛素的技术来源，分析了1941—1944年不同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并阐述了科学，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因素如何塑造了现代中国胰岛素制造产业的理论与实践。苏州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宋铭恩对张为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生素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的李彦昌通过八一三事变、太平洋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医学共同体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动状况，梳理对上海医疗与医学研究的影响。北京大学的邢菁华关注了当代体外诊断的历史演进，阜外医院的唐亚婕则关注了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的历史发展。

《天津护理》杂志的姜月平梳理了钟茂芳对中华护理学会历史及中国护理事业的贡献。

医学教育的发展也是现代医学史中的重要议题。《天津卫生史志》的张少华对天津的医学发展史予以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刘芳对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予以阐发。中国医科大学的季惠斌追溯了毛泽东七次到访中国医科大学，慰问、考察、报告的过程及其影响，董园园则追溯了司督阁对东北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启蒙和影响。北京大学的葛海涛研究美国医学教育家韦尔奇，他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体制的引入，以及之后中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7 国际卫生史

国际卫生关系着全人类健康与疾病防治的事业，国际卫生的历史既有全世界与疾病抗争的努力，以及对健康的不懈探求，亦有政治与战争引控下的违背人伦的人体试验的血泪史。

拉脱维亚里加斯坦丁斯大学的朱丽斯·萨拉克(Juris Salaks)以发行于1953—1962年130余张宣传中国卫生教育海报为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证据，进一步比较了中苏两国在20世纪中期的卫生问题宣传海报的相似性。北京大学的苏静静对1949—1978年中国多边卫生外交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米卓琳等介绍了中美两国在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方面的科研合作。浙江大学的黄加南回应了冯客对鸦片阻滞中国近代化的质疑，认为民族主义者将“卫生现代性”的重要性投射到政治合法性的建设当中。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马伊·托姆泽鲁(Maie Toomsalu)回顾了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组织战时手术的历史，阐发了他在建立发展战地外科学的重大贡献。俄罗斯远东国立医科大学的罗曼诺夫·帕维尔(Ratmanov Pavel)通过在1910年至1911年俄罗斯报纸上的海报，回顾当时伪满洲国流行的肺炎性鼠疫的防治历史。土耳其凡城百年大学(Van Yuzuncu Yl)医学院的修葛兰·塞维姆利(Sukran Sevimli)教授回顾了病人搬运的历史，分析了不同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医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阿雷利·米诺·科鲁兹(Areli Muoz Cruz)介绍了在1796年爱德华詹纳发现了天花接种方法之后，由弗朗西斯科·沙维尔(Francisco Xavier de Balmis)医生将牛痘接种法从西班牙带到美洲、菲律宾、中国的历史。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艳荣副教授从文化心理角度解读731部队的暴行，指出美国领导了战后的东京审判，与日方达成协议，从日军731部队获得了大量关于生物战争和人体实验的材料，正是日军罪行的关键证据。杨威报告了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的毒气研究工作，结合同时期日军在中国实施毒气试验的部分历史，对当时化学战、毒气试验等相关问题进行重要补充。

8 历史上的性别和医学

无论作为医者抑或患者，女性常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女性主义的视角日渐被纳入医学编史学中。

北京大学的李丹从医学研究、制药、媒体促进和自由批评，分析了经前综合征如何借由西方世界的医学社会化进程形成一种医学共识。

国际医学史学会副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安娜·玛利亚·罗斯(Ana María Rosso)教授介绍了古代妇产科方法的创新历程，对几个不同文化圈的传统方法进行回顾。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卡罗尔·斯坦姆(Carol Stamm)教授介绍了在计划生育政策中，中国使用的几种不同的避孕药。

北京大学的唐文佩副教授通过梳理麻醉技术应用与分娩过程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无痛分娩与女权运动的关系及女性掌握对自己身体管理权的意义。陈雪扬讨论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美国妇女健康运动，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对当时的医疗问题进行批判反思，提倡妇女自助互助的医疗保健模式。

在本次大会上，来自不同国家、地域、学科的学者“跨界”切磋，开阔视野，既有对古典医学史的追溯，也有对当下科技前沿的关注，在国际化、多元化和开放性上将医学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拓宽。通过此次大会，我们不仅了解到国外医学史家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医学在全球的传播有了新的理解，也让国外同行对国内的医学史研究有了认识。通过此次大会国内外多个学术单位建立了学术联系，并拟定了初步的合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