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教育追求—从“无锡国专”看唐文治的君子人格

陈 兴 德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1919年，韦伯为慕尼黑大学学生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这两个演讲影响了几代人，并作为一种信仰的发源将此后更多的人集中在学术理想的旗帜下。并且，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业’概念”里，韦伯作了一个将近3页长的注释，专门讲这个“业”。在他看来，“业”（Beruf）是一个伦理概念——“业”不是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具有“使命”意义的职业，是“伦理之业”，或者叫“天职”。“志业”就是听命于某种神圣召唤而进行的一场生命实验。投身“志业”不仅需要理论的勇气、饱满的热情，还需要具备相当的人格条件。此一见解似与陶行知的看法不谋而合，后者认为真正的教育家须有孔子那样的热忱、耶酥那样的博爱和释迦牟尼那样的忘我精神。这等于是说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是怀有坚定教育信仰之人，而一个怀抱教育信仰之人多半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情怀之人——这恐怕是教育家所不可或缺的品质。如果我们进一步剖析其教育信仰的内核，是否也可以说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首先是有着坚定的文化信仰，其次才是他所恪守的个性化的教育价值观？以此观之，作为教育家，唐文治“独立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①无锡国专1921年创立时定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7月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11月再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期间因四处迁徙而分为桂林、无锡与上海等分校，本文径以“无锡国专”为题代表之。，他不仅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而且其精神足以令人尊敬与同情，同时，也彰显了他理想主义者的本色。

一、教育救国、理学救国的仁爱情怀

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持续百年的“过渡时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传统文化土崩瓦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经历颠覆性变迁。不断积累、恶化的局势如同滔天洪水冲决了信仰的大坝，引发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撕裂”。［1］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自大”到“自弃”的急转［2］287，这其中既包含了中国人对于现实的不满，孕育了快速摆脱困境的躁动，更导致了所谓对于自身传统的“贬损憎恨”情结［3］。唐文治（1865—1954）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忧患”时代，作为一个身负旧学又亲历西方文明的开明思想家，他见证了帝国远去的背影，也目睹了辛亥以来的思想文化巨变，更遭遇了日寇对民族文化的破坏。观其一生，无论是早年“洋务”官员经历（1898—1906年），还是中年以后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1907—1920年），再到以双目失明之身筹办无锡国专（1920—1950年），可以说，其毕生职志尽在“救国”“救民”！如果说唐文治在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主事、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农工商部尚书等职位上的流转重在“实业救国”，那么他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和无锡国专校长任内则意在“教育救国”。并且，两个时期侧重点也有差别——如果说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带有“实学救国”旨趣，那么他在无锡国专任内则彰显“理学救国”特征。

（一）近代中国的“信仰”危机与“理学救国”

近代中国有所谓“兵战”“商战”“学战”之说，然而，文明交锋背后总不脱离“心战”——“文化认同”“思想信仰”之战。这一时期信仰危机的发生与废除书院、科举关系密切，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几乎在一夕之间摧毁殆尽。［4］176康有为说当时之革命，不仅仅是革除满清一朝之命，同样也是革除传统“教化”“礼俗”“纲纪”“道揆”“法守”等。［5］818这既说明传统有一种神圣的感召力、权威性和神圣性，同时也说明对传统的认同往往有信仰因素渗入。即使缺少信仰的成分，也必须融进崇拜的精神。［6］

唐文治成长于同、光之际，业师王紫翔和南菁书院黄以周、王先谦等晚清理学大师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倭仁、吴廷栋和李鸿藻等人的思想更成为其重要思想资源。他尤其推崇程朱，认可顾炎武所谓“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的看法。［7］2250作为理学家，他视理学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常言“理学明，则人心善而国运以盛；理学晦，则人心昧而国运亦衰”［8］486。无锡国专建校之初，唐文治为之制定“学规”，指出：“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唯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8］182近代以来，程朱之学破败之象已露，被视为“守旧迂谬之莠论”［7］749，但唐文治认为“欲淑人心，必明性理”［8］486，积极捍卫程朱之学在儒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地位，希望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8］182。1930年，他在《紫阳学术发微》中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9］2441936年，他在《朱子学术精神论》中说：“余尝谓：居今之世，欲复吾国重心，欲阐吾国文化，欲振吾国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读经始。而尊孔读经，必自崇尚朱学始。”［7］1573以上所言，皆可以归纳为唐文治所提倡的“理学救国论”主张，这是唐文治教育思想和书院志业的灵魂、主线。

（二）动荡时代的“国性”“人心”问题

近代以来，“国民性”“民族性”“人心”等所谓“国性”问题成为反思国家衰落的重要出口。唐文治认为，“积亿万人之知觉”就是“国性”［8］351，国家兴亡系于“国性”的善恶。在其眼中，清末废除书院、科举，辛亥赶走皇帝，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这一系列文化社会运动不仅意味着“普世王权”的瓦解，也意味着儒学道统等“宇宙秩序”的倾覆。［10］44-45在唐文治这一群体看来，当时“新道德既无茫，旧道德则扫地殆尽”［7］799，这不禁让其内心愤懑，如鲠在喉！他直指“国性”与“人心”问题上的种种乱象——“呜呼，世乱道微，邪说横行，淫言杂作，人人失其天真，而流于放纵”［11］13，“人心之迷谬，风俗之庸恶，士品之卑污，上下历史无有甚于今日者”［7］798，“良知良能泯，而国性日益消除，杀机洋溢不可胜数”［8］400，“近今以来气节扫地无余，腼然人面无廉耻之色者比比皆是”［7］1054，“人心机诈直道靡存，卑污苟且之风深而不可拔，礼仪廉耻扫地无余矣”［7］1121。为此，他反复思考，念之在兹，求解社会和文化的出路。

在近代中国，“西学”即为“新学”，“西潮”即为“新潮”，西学西潮步步进逼，旧学中学节节败退。民国甫立，废除尊孔读经，孔子被赶下神坛；新文化运动继起，儒学由“经学”而为“史学”。唐文治对西学、科学并无恶感，他曾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积极创设铁路、机电、航海等专科，课程设置仿照欧美工科大学，有的教科书直接购自麻省理工、哈佛等世界名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学校目标在于“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同时，又“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2］18-19。在学校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后，学校办学宗旨中除了强调“教授高等工业专门学科，养成工业人才”的内容，也突出“极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13］224。当他眼见新辈提出废除尊孔读经，又竟然主张“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甚至废除中国文字等矫枉过正的言论，他批评说，“近世末学诬罔无知，辄敢谰言废弃先师”［7］1047。“近时毕业学子是今而菲古，鹜外而以内，尊西而忘中，偶有所得庞然自大贸然自谓已足，于本国之历史掌故风尚教化茫然一无所知。”［7］728-729他慨叹“近世昏顽之士乃欲废文以废字，举中国数千年之文化刈而除之，卒至文化必不能除而莘莘学子大半已受其害”［7］1050。凡此种种，反映了唐文治将近代中国的“国性”“人心”问题看成是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

（三）以理学“救国性”，“正人心”

身处危机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在不断地思考着如何重建文化、社会的意义与秩序。唐文治视理学与“国性”“人心”问题互为因果。他将理学作为医治“国性”“人心”问题的良方。认为“理学兴则人心纯固，而国家隆盛；理学废，则人心机械恣睢，而国家因以微弱”。坚信理学可以“存天理于几希，拯人心于将死”［8］196，“挽回世道之责，诚莫先于振兴理学”［7］975，“欲善国性，当以致良知为先路之导”［8］413。无锡国专开馆伊始就公开其办学理念，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以“救吾国、救吾民”为最终目标。［14］79-80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这个充满着传统书院气息的学规中，唐文治提出十项规章，并将其与张载《东西铭》、朱熹《白鹿洞学规》、高攀龙《东林会约》和汤斌《志学会约》比拟，直言“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8］182。

为实现“正人心”“救民命”的目标，唐文治认为读经与救国休戚相关，“读经为救世之第一事”［7］800。1921年，无锡国专刊刻十三经供学生诵读，唐文治于《施刻十三经序》中再次强调读经的重要性，“人心自害孰为之，废经为之也。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立法乖，废经而孝悌廉耻亡，人且无异于禽兽”，“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7］257-263他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读经教育计划，认为循此步骤方能挽救“日尚欺诈，杀机循环不穷”的社会，达致“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国以救世界”之目标。［7］1605-1608无锡国专创校之初，唐文治讲授《论语》《孝经》《孟子》《礼记》《性理学大义》等，并针对授课内容编纂教学讲义。［14］81-122从1925年起，他编辑《国文经纬贯通大义》，选录古诗文276篇，依文章作法体系，分为44类。1928年，他讲授《尚书》，编定《尚书大义内外篇》。［14］97-98唐文治以“厚植基础，博览专精”为训导，提倡学生精研国学元典。规定每位学生至少记诵古文五六百篇。除讲学于无锡国专外，唐文治亦前往各地演讲。1933年8月，他前往苏州国学会演讲，在详述《论语大义》《孟子大义》时，唐文治标举“尊孔读经”大旗，目的为“救人心”“救人命”。［7］1309-1312，1312-13171938年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开设特别讲座，邀请唐文治每星期日前往演讲，他以道德文学大纲为主，揭示救民命之宗旨。1939年，又前往大夏大学演讲，内容以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学为主，希望达到“正心救国”的目的。［14］131-133

二、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的实践智慧

近代以来，随着大学由“边缘”逐渐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得以重塑。结果，政府以强势姿态介入大学管理，这使得原本处于“体制外”的私立大学很难保持原有的独立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即着手整顿全国高等教育，先后出台《大学组织法》（1929）、《专科学校组织法》（1929）、《大学规程》（1929）、《专科学校规程》（1931）等系列法令。［15］此外，又相继发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1927）、《私立学校规程》（1929、1933）等专门针对私立大学办学管理的政策规定。这表明，北洋政府以来因政治混乱而形成的大学发展的宽松环境不复存在，政府对私立大学的管理日趋细密、严格。［16］事实证明，上述法令尤其是私立大学须受国家监督，只有取得立案资格方准办学的规定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尤其是对一批“书院式学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部分机构如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等，或无视，或抵制，或主动调适而效果不彰，虽具有“遗世独存”风范，但始终徘徊于体制之外，最终归于失败。但也有少数机构像无锡国专那样，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在保持办学风格同时又积极适应政府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书院现代化”。

（一）务实的抉择：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

人们津津乐道的“书院精神”，即一种具有独立与自治倾向的“学术乌托邦”，与早期书院“在野”“体制外”身份不无关系。“在野”，意味着与当权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区隔，因而较不易受到政治的直接干预；“体制外”，意味着书院在经济上基本或较少有求于政府。但是，书院独立与自治传统相当脆弱，尤其是元代书院“官学化”、明代书院“科举化”以后，书院作为“学术乌托邦”遇到强大的外部冲击。进入现代以后，书院转型除了面临知识转型、人才培养目标与过程的调适以外，还存在着主动适应新的法律、政策环境的问题。当此之时，要想继续保持“在野”或“体制外”方式维持“书院式的学校”，无异于“刻舟求剑”。

无锡国专创办之初一直以“书院”模式运转，但这明显地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大势不符。壬戌学制（1922）颁布后，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年限、文凭等作出相应的规定。依照规定，由于无锡国专在这一体制之外，学生即使国学功底扎实也无法拿到官方认可的文凭。1927年12月，《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要求私立学校一律重新立案，凡不符规定者不予立案；其后《私立大学条例》和《私立大学校董事会条例》更对私立大学办学条件、规模、目标、水平提出明确要求。江苏省政府也于1926年颁布《江苏省整理私立学校中等以上学校暂行办法》，要求试办两年以上私立学校应向教育厅申请立案，并对经济窘迫、宗旨悖谬、籍学敛财、贻误青年、违法乱纪的私立学校坚决取缔。［17］1927 年1月，教育厅组织专门人员对私立大学整顿情况实地考察。［18］在此背景下，唐文治主导下的无锡国学专修馆选择主动顺应形势，扩大学校发展空间，积极融入现代学校制度潮流。此后，根据1929年颁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对于“大学”学科设置要求，教育部给予学校“专科学校”身份，并令学校更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校”。

（二）必要的妥协：不求其名，但求有实

唐文治原希望将国学馆办成一所正规大学或一般意义上的文科大学，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弘扬“国粹”的旗帜。办理“专科学校”显然非其本意——1947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报教育部的英译名为“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即“中国文化学院”），1949年8月，桂林、无锡、上海三所国专分校合校之际，师生一致主张校名为“中国文学院”。［19］85但是，倡导“立教救世，贵在因时”的唐文治似乎更愿意顺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尽管校名和学校性质并非如预期，但唐文治并不计较于此，而是在坚持国学特色的同时不断妥协、变通。在这一点上，同样致力于复办书院的章太炎、马一浮就更显“狷介”。譬如，两人对于学校教育始终持怀疑态度，章太炎批评学校“专重耳学，遗弃眼学”，过求速悟，不讲虚心切己体察穷究，于学生日后之治学危害极大；至于学生才性不一，教师只管大班讲授，而非因材施教，实在是糟蹋人才。［20］70-115马一浮讲 ：“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21］28因此，章太炎等始终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而是模仿古代大儒设帐讲学，归根到底，这反映了他们厌恶新式学校，向往传统书院的强烈心愿。［22］83，95但是，为什么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虽有章太炎这样的名师坐镇，然而真正由其培养的国学人才却凤毛麟角？这固然有章太炎过早去世，以及缺乏系统的人才培育计划和完善的课程规划等因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主办者不能拥抱现代教育制度，积极立案获得合法身份，从而导致其与教育发展潮流渐行渐远。无怪吴稚晖在章太炎过世后扬言：“章氏国学讲习会既不是大学，又不类研究院，未经立案，应予封闭。”［23］401同样，复性书院虽“无名而有实”地存在了几年，但最终也只得草草关门，从而使得这种“有理想”“有信念”的可贵尝试仅留下“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遗憾。［24］60

（三）灵活的机制：不断致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美国化”倾向日益明显。反映在大学组织架构上，大学纷纷设立董事会和校务委员会，教学实行学分制、课程实行选修制，在沿袭书院传统上旁采欧美大学建立导师制。在唐文治主持下，早在1927年改制为国学专修学院（1927—1929年）时，学校就成立董事会，董事会分“经济股”和“教育股”。到抗战前，经济股共33名董事中32人为江苏当地实业家。这些企业家发扬施肇曾、孙鹤卿等国专早期捐助者倾资助学精神，又通过《校董会章程》将其制度化，明确规定“经济股校董每年每人担负本校经费五百元”［25］。大部分校董不仅热爱教育，又与唐文治志同道合，这对无锡国专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战前，无锡国专得以平稳发展与其董事会建设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此外，学校又健全了行政机构，据《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组织大纲》，学校设校长一人，“总理全校一切行政”，其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训育处。健全的组织结构意味着学校虽以唐文治为灵魂，但教学、管理运作秩序井然。1928年2月，国专又进一步实行学分制，订学制为3年，规定至少应修满129个学分才能毕业。［26］117同时，又规划必修与选修课程，这为学生根据自己的喜爱和所长进一步地提高、进修和加入研究提供了条件。为了解决无锡国专改制后学生人数增长，对学生的课外指导减弱的问题，1935年起，国专决定实行“导师制”。［27］虽然后来导师制有所变化，但目的和实行的方法基本相同，“由各同学性趣所近，自行签名认选教授为课外导师，指导各种研究方法，时间则由各教授支配”［27］。当然，无锡国专的导师制与清华国学院研究生导师制还是有所不同，无锡国专的导师制更像是一种课堂教学的补充，其目的是通过专门辅导，针对性地问学和指导，为学生的自学或深入研究学问提供指导。总体而言，无锡国专从1927年开始设立董事会、校务会，实行学分制、选修制和导师制等制度，虽然一开始有国民政府《私立大学条例》和《私立大学校董事会条例》等外部要求的原因，但最终逐渐趋于主动和积极，体现了唐文治积极融入现代大学制度的努力。

（四）人文的关怀：以生为本，宽谋出路

科举时代，“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士绅潜于野”的文化格局导致古代书院等教育机构很少考虑学生的出路问题。但是，近代城市兴起，学校多集中于城市，这决定了学校必须应对“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形。因此，学生的出路其实就是“书院式学校”的出路！如果说古代书院尚可以“为己之学”自命，那么，现代学校则越来越成为职业技能养成机构和身份认证机构，通过“文凭”或“证书”，“教育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实现有效对接。

民国时期，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或东南大学国学院等都企图在追求专门训练的同时强调通才教育，但结果适得其反。唐文治、章太炎、马一浮与钱穆等人原本冀望于“体制外”复兴书院，通过培养“通儒”，以避免现代教育关于人才培养的割裂与片面化。但是，一开始，无锡国学专修馆、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复性书院、新亚书院都未完成注册手续，自然无法颁发文凭证书。马一浮认为，虽然注册可解决文凭认证，却与儒家“为己之学”理念悖离。他质疑：“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22］10但是，这种自我封闭的办学却无疑影响着学生的出路。试想，倘学生出路无着，学校的命运也就无形中决定了。须知钱穆对古代书院推崇备至，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书院“私人讲学，培养通才”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传统教育中最有价值、最值得保存的。［28］11为此，他创办新亚书院并惨淡经营十余年，但当60年代香港政府有意将新亚、崇基、联合三校合并为中文大学时，虽有同人反对，钱穆却力排众议，认为“新亚毕业生，非得港政府承认新亚之大学地位，离校谋事，极难得较佳位置”［29］274。再看无锡国专，今日教育者津津乐道于“以生为本”，在唐文治那里则具体反映为积极为学生谋出路。除了前面提到的立案问题、证书问题外，无锡国专还注重帮学生解决现实的问题，甚至为了让学生到中学顺利任教，国专还专门开设“教育学”“中学国文教学法”等课程，并邀请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教育学专家如朱邦彦、孟宪承等人去任教。［30］在“教育学”之外，还开设“历史教学法”“国文教学法”，以提高学生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

（五）良好的氛围：同声同气，善解“人事”问题

无锡国专还较好地处理了“人事”这一困扰书院复兴的重要问题。这体现在：

一是广泛延聘名师，设置多样化课程。无锡国专虽以“国学”为名，但其授课范围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学”或“理学”，而是囊括经、史、子、集，涵盖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地理、艺术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是以“国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化学问。［31］11尤其是在文字、训诂、音韵、版本目录学等学科和儒家经典、史学名著、诗词曲选等专题研究方面见长。为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40年代学校还开设中外哲学、中外史地、汉译名著选读、中外文艺批评、英语等课程。学者评价国专教学突出“重基础、宽视野、求精研”特征，不断争取与时俱进，其课程变化既刻下了时局变动的烙印，也反映了其由书院向现代学校转型的身影。［19］142为支持多样化的课程教学，国专灵活采取专聘、兼聘，或短期讲学方式邀请知名学者到校任教。

其二取兼容并包风范，鼓励学术争鸣。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学术立场鲜明，但他同时也认为做学问不能以“陋儒”心态局于“一隅”，主张经不计汉宋，文不分古今，学不问新旧，以开放包容心态汇集了各家各派的学者，活跃国专的学术氛围。［19］98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治经素扬汉抑宋，与唐文治学术观点抵牾，但唐文治赞其国学精深、博学识广，多次邀其到校讲演。周予同主张经学史研究应跳出汉宋所限，坚决反对读经，在课堂上，周予同也对孔子多有批评，有家长认为不应让周予同在学生面前“大放厥词”，但唐文治却惜周予同有真才实学，辩称“我们学校正需要周予同先生这样的教授”［32］131-132。

三是国专核心人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锡国专虽以唐文治为灵魂，但钱基博、冯振、王蘧常等管理核心在唐文治精神感召下团结一致，倾心为校，为无锡国专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反观由于书院的人治色彩极为浓厚，且其发展方向与主事者密不可分。若逢意见分歧，往往引发内部对立，造成出走情形。如马一浮与熊十力即为最佳例证，由于二人对于书院理念的意见相左，导致熊十力出走。熊十力及其学生牟宗三不再回到复性书院讲学，无形中削弱了师资阵容，这也是复性书院办学不彰的重要原因。［4］70

孔子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在儒家看来，中行中道若不可求，则退而思狂狷。何谓“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不为”意味着守住自己，保持独立人格。如刘梦溪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狷介之士恰好是有独立人格，不肯同流合污的人。［33］以此观之，“五四”以后尚力倡保存文化血脉，致力国学教育的唐文治在诸多方面确体现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执拗与坚持，体现其性格狷介的一面。但“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守成主义者”，并且，“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常常微妙地修改传统的文化体系，一方面与新派对抗，一方面用自己的方式捍卫旧的价值系统”［34］。唐文治自己讲：“吾国学术久荒，宜采所长辅吾之短，但讲西法者必取而化裁之，以适中人之用。尊西抑中与守中斥西皆一孔之见，非通人所宜出也。”［7］939如果我们进一步结合唐文治在无锡国专立案及管理等问题上的策略化应对，那么，我们可以说唐文治身上不仅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主义情怀，而且体现出因时变通的实践理性精神。学者谓无锡国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校长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35］52，但如果缺少了“智慧”恐怕远远不够。

三、存正气、履大节的勇毅精神

1865年，唐文治生于江苏太仓一个较清寒的书香之家。宋、明以来太仓、昆山一带贤哲名士辈出，尤其是明代以来的王世贞、张溥、顾亭林等，他们或才高一世、名满朝野，或风骨侠义、名节高尚，或倡经学以淑世，或导穷理尽性以拯人心。唐文治年幼时因随父亲读书，每年来往于太仓、昆山数次，“车舟经历，先大夫辄指示之曰：某乡之某先生之发祥地也，某社某先贤之设教地也”。幼年的经历和感悟往往为成年后的性格、气质扎下根基。在唐文治眼中，先贤遗址虽不可辨识，但其精神仍在。因此，在其身上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情节和爱国情怀。他常言：“一国之文化风尚，必始于一乡，而一乡之文化风尚，实始于一二人之心理。”“爱国不在空言，当先爱乡。爱乡不在空言，当先爱乡先哲。爱乡先哲不在形迹而在精神。”［8］278-279此后，数十年的理学家生涯，更令其从精神、信念上将儒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内化。在儒家看来，“传道”与“为己”是人生两大使命，“传道”就是“为学”，“为己”就是完善自身人格。而“为学”与“为己”二者实质是统一的。唐文治一生推崇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其中既有“为学”的担当，更有“为己”的承诺。而要养成一种完善的人格，这就要求不断地扩充自己，培育自己，促成自己的健全人格，达到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境界。［36］正是这种理学家一以贯之的修养，在非常的情况下，会转化成另一种形式，那就是气节。

为国家富强、为民族文化复兴是唐文治毕生追求，也成为无锡国专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校友回忆学校礼堂讲台的正上方悬挂“作新民”的大字横匾，两旁配上长一丈有余、宽两尺许的长联条幅，上刻唐文治亲手融汇孔孟经典所成之联：“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19］35“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唐文治作《国鉴》，斥责当政者的误国，并借以警醒人心，在国专膳堂挂了一块匾，上面写道：“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19］128日伪占据上海后，唐文治又一直激励国专师生保持气节，书写了“浩然之气”“人生唯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等字联。激励学生的爱国救亡意识，并在教学上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学生生活军事化，教学、研究和诗文创作中突出“抗战”“爱国”题材，举行关于抗日主题的演讲比赛，动员学生捐款捐物支援抗日等。在校董产业因抗战遭受巨大损失，学校失去外部资助情况下，他和教职员一起减薪减酬，共克时艰。“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轰炸无锡，他在双目失明，处处须人扶持的74岁高龄，率国专师生西迁桂林。1938年，淞沪战役失利，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深望吾国青年，从事修养，动心以致其灵警，忍心以致其深沉。振兴中国深望诸生勉之。”［19］65抗战期间，唐文治在上海一边养病，一边在租界以“补习部”名义开办国专沪校。在唐门弟子王蘧常协助下，沪校办得有声有色。为抵制向汪伪教育部立案，在沪12年间国专沪校数度更换校名。譬如，为了避免与汪伪纠缠，他将国专沪校改为“国学专修馆”，以私人讲学名义教学和招生。1943年，又将校名恢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坚决不向汪伪当局登记立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接管了交通大学并劝唐文治出任伪交大董事长，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19］80由此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在唐文治的引领和感召下，冯振以代校长名义领导国专桂校师生在桂林、北流、穿山等地坚持着“明耻教战”的兴教活动。由于国专不停迁移，地址难以固定，教育部每年有限的补助资金无法及时发放到校，桂校师生在缺少经济来源情形下仍患难相共、自力更生，求学之志磨炼愈坚，真正体现出“贫贱不能移”的风骨。

四、结语

综观唐文治47年教育生涯，可知其基本理念在“教育救国论”。然而，区别于民国时期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救国论”，是其居于“教育救国论”核心的“理学救国论”主张，后者构成了其个性化的文化哲学、教育哲学观。以后来者的角度，“教育救国论”无限夸大了教育的功能，不能正确认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辨证关系，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但它却是近代以来广大教育家群体献身于教育的思想基础和根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他们把教育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将兴学育才作为中国摆脱奴役的“自由之路”。可以说“教育救国论”深入他们的骨髓，注入了他们的血液，成为教育家们共同的时代特征。［37］66与之类似，“理学救国论”也并非将中华民族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的科学路径，但正如学者所指出，“提出理学救国，有助于在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凝聚人心，弘扬民族气节，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拯救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38］。所以，如果我们能以理解的态度对其表之以同情，如果我们不是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其价值观念贴一标签，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如唐文治这样的书院教育家的真挚与热诚，同时对他们怀抱理想主义而上下求索的精神感到可敬与可爱。

以理想主义的立场，试图保存民族文化精粹，救民众于水火，此之为“仁爱”，所以也可以说这体现了唐文治身上所具有的“仁爱”品质。同时，其根据无锡国专面临的社会形势与教育环境，积极拥抱现代教育制度，通过主动调适与因时变革，化解“书院式”学校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难题，从而体现其实践“智慧”人格。当日寇入侵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他以“明耻教战”为旗帜，面对日伪势力不妥协、不屈服，从而展现其“勇毅”精神。钱穆说：“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39］505无锡国专及唐文治虽已成为历史，但唐文治身上所具有的“仁爱”“智慧”“勇毅”的君子人格仍值得今人铭记与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