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朱韩兵

摘要：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备受关注。但大学与社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遭遇多种现实困境：社区文化的庸俗化倾向不断侵蚀大学文化，大学与社区的空间隔离形成文化融合壁垒，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机制缺乏实效性。为走出困境，大学要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积极打通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通道，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的良性发展，共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大学文化；社区文化；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71-0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推进，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开始呈现对话和融合之势，但同时也存在融合途径不畅、融合力度不够、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等问题。本文从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的概念剖析入手，梳理了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关系的历史渊源，指出当前我国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并尝试性地提出建议和应对策略，以期指导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健康发展，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繁荣。

一、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

从发生学角度看，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的关系经历了相互独立到相互了解再到相互融合的过程，这既是大学和社区的理性选择，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大学文化和社区文化的内涵

大学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是“大学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始终贯穿于大学教学和生活之中。目前国内对大学文化的内容分类比较认同“四分法”，将大学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包含多个维度的全面发展。[2]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区域内的群体，在利益相关的基础上不断互动从而形成共同意识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包括地域空间、经济行为、社会交往和社会心理等要素。社区成员通过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最终凝练成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3]社区文化是社区共同体长期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思维模式和群体性格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体等活动。[4]社区文化一经形成，便能对社区成员实现有效的管理、服务、教育、保障和维稳功能，进而促进整个社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大学文化和社区文化同为社会亚文化系统，有不同的运作规律与法则，二者之间的互动形式主要表现为冲突、合作、引领和补充等。[5]为了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和促进整体社会文化的繁荣，地方大学与社区应当通力合作，优势互补，实现文化互通、互动和互惠。

（二）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关系溯源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巴黎[6]，成立之初，大学是一种学术组织，被称为学者行会或法人团体，具有高度自治的特权，“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7]此时，大学与社区的关系，既存在共生联系，又因为争夺城市资源而出现持续的紧张甚至冲突状态。[8]早期大学功能较为单一，基本就是教学任务，大学活动领域主要限于学者行会内部，与外部社会系统基本无关，大学成为真正意义的“象牙塔”。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首开科学研究的先河，将科研作为大学的主要工作，而教学则退居其次[9]，这一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其后，由于民主、多元的文化观念和教育哲学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功能的分化，不仅关注学生个体，还要关注社会的需要。美国学者范·海斯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昭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第三大功能。[10]大学开始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转移，成为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并导致多种新兴职业的出现。

二、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社会文化繁荣的共同诉求，然而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一）社区文化的庸俗化倾向不断侵蚀大学文化

依据价值判断，社区文化有积极和消极文化之分，有正向和负向文化之分。当前社区文化存在的庸俗化、功利化、金钱至上等不良思潮，正悄无声息地入侵大學校园。社区文化的庸俗化取向禁锢青年学子积极人生观的定型，大学生群体逐渐放弃多元化的生活价值和高贵的精神世界，对“特立独行”避之不及，却趋之以一元化、板块化和同质化的人生定位，最终青年文化被世俗“绑架”，在被严重异化的过程中放弃了先锋品格。[11]社区文化的功利性取向同样误导青年学子的人格塑造和行为准则，重“利”轻“义”，只关注个人的而非国家的利。[12]大学生专业选择和人生规划以方便和实用为第一要义，最终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此同时，大学教学和管理人员也难逃功利文化的袭扰，“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发生异化，重“教书”，轻“育人”，功利主义的教育倾向愈演愈烈。教师疲于个人职位提升，疏于教学反思和改革，以及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引导，长此以往，必将有损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成效。

（二）大学与社区的空间隔离形成文化融合壁垒

社区文化在“渗入”大学文化的同时，大学却有意无意地从空间上远离社区，在精致的“象牙塔”内攻读“圣贤书”。首先表现为心理空间的隔离。大学理念与社区文化相脱节，大学“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职能被“教授知识和培养人才”职能所遮蔽，丧失了大学功能的完整性，从而与社区划上了难以跨越的心理鸿沟。其次表现为地理空间的隔离。大学校园外设围墙，内设门禁制度，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空间隔离。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很多城市直接建设大学城或高教园区。大学新校区和大学城基本远离城区，空间隔离致使大学与社区无法形成有效的文化互动。很多大学城每到周末，便是一座座远离“尘世”的“孤岛”。大学生希望在学习之余，可以在学校所在社区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俭学等活动，但囿于学校与社区的距离，只能遗憾放弃。高校过于关注学校内部以及不同高校文化之间的同质性和学术性交流，却忽略与社区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世俗性交流。endprint

（三）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机制缺乏实效性

从绩效评价的结果来看，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实效性不佳，与预期仍有一定的差距。第一，全局性不够。从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高校与社区的文化融合层次较低，范围较窄。很多城市社区只是为大学提供办学场所和后勤物资，以及教育基地和实习基地，维护大学治安环境等，文化融合往往表现在行政指導和政策落实层面，大学对社区的影响基本停留在技术支持和拉动经济增长等物质文化层面，而忽略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对社区的引导，导致文化“偏科”发展。第二，稳定性不够。政府部门对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理论认识仍停留在感性和经验性层面，缺少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客观研究，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短视行为，政策不够稳定，甚至朝令夕改。第三，灵活性不够。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和自身历史经验的影响，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模式应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灵活对待。在实践环节，以一个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视大学与大学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差异性，而一味追求同质化，最终将影响文化融合发展的实际效果。

三、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应对策略

（一）大学要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13]现代大学价值观虽趋多元，但文化自觉仍是其存在之根本。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文化育人”、“文化教化”的教育诉求，辨别并认清社区文化的多元性，有效抵制社区消极文化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影响。大学应坚持以人文教育引领科学教育，以博雅教育丰富专业教育，创设优良的校园人文环境。其次，大学要始终坚守三种文化品格，即保守性、适应性和超越性的辩证统一。适应性强调大学要适应社区发展需要，通过技术服务解决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保守性强调大学的遗传特性，大学要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坚守文化传统，保护理性精神，积极承担起保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的使命。超越性要求大学在适应社区的基础上，走在社区文化的前沿，以超越精神引领社区文化向前发展。大学只有悉心守护保守、适应和超越三种品质，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主与自觉。

（二）打通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通道，削弱文化壁垒

大学与社区的文化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前提是双方之间要畅通融合通道。大学要放低姿态，积极回应社区文化的发展。大学要坚持以发展社会先进文化为己任，坚守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的信念，既要自我发展，又要心怀天下，努力将社区文化的发展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对待。社区要想弘扬和发展民间文化，应主动依靠大学这个文化平台，借助大学文化软实力，不断传播和创新民间文化。]譬如，安徽省很多地方高校相继成立了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开展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创新研究，形成了切实有效的文化融合通道。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应扮演好“承上启下”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关政策，做好组织管理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同政府、公共部门等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14]在这点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对大学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如何实现与社区的融合发展、如何建设社区文化等方面，通过细致分析和研究，形成精准的研究报告，作为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的融合发展的指导性建议。[15]美国在19世纪曾制定《莫雷尔法案》，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大学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互动。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模式

第一，坚持全面融合。具体来说，大学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社区文化亦如此，因此，大学与社区的文化融合应包括多个维度的全面融合。一是表现为物质资源的融合发展。社区积极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大学同样可以为社区提供重要的优质资源。比如可以通过发放图书借阅证的方式，也可利用网络技术，将图书馆内资源与社区居民共享。除图书馆之外，地方大学还可以向社区居民开放学校的体育设施、实验室等资源。二是表现为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服务方面的融合发展。社区利用丰富的社会资源为大学搭建大学生实践和创业平台，提供实践岗位和创业机会。大学则通过知识与技术输出，为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三是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化融合。社区积极主动将地方特色文化引进大学校园和课堂，通过不断地消化吸收，逐渐成为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最终丰富和发展大学文化。大学则以文化大讲堂的形式，组织校内文化学者，向社区传播优秀文化。

第二，坚持深度融合。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广度上，更要体现在深度上。一是大学与社区可以进行课题研究的深度合作。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地方社区出现了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但缺乏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大学苦于找不到有价值的课题，或者是没有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和必要的技术保障。大学与社区应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深度合作，将研究成果和专利转化为社区需要。二是大学利用自身教育资源，开设面向社区的成人课程。大学应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结合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开设针对性课程，通过函授或网络形式进行实用性课程的教学。比如，职业培训类课程可以帮助居民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形成一技之长，提升职业选择机会；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开设可以针对性地增强社区成员内在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精神，从而优化整个社区的人文环境。

第三，坚持特色融合。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潮中，差异性已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说，特色是文化产品的生存之根本。大学和社区在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谨防跟风随大流，根据自身文化优势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很多大学所在区域都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将传统文化带进大学，与大学校园文化碰撞与融合，最终成为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既能丰富校园文化，也能弘扬传统文化。比如，安徽省宿州学院泗州戏表演专业，就是以宿州传统戏曲泗州戏为特色，将泗州戏表演专家请进大学，指导设立泗州戏表演专业，这已成为宿州学院的特色专业之一。大学对社区进行文化输送时，也应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突出重点。比如，工科类院校着重技术支持，服务地方企业；师范类院校着重师资培训，服务地方基础教育；医学类院校着重医护指导，服务居民健康。只有突出优势和特色，加强针对性，才能切实提升文化融合的实际效果。endprint

四、结 语

大学文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只有坚持以先进文化为发展方向，以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才能有效抵御社区庸俗文化的负面影响，引领社区文化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大学和社区只有消弭心理和空间隔阂，互通文化融合渠道，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2]蔡劲松.大学文化理论建构与系统设计[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6.

[3]刘丽娟.大学和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9.

[4]段东升，胡琳梓，等.社会文化与大学校园文化的融合共建[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5]杨博.大学与社区的文化关系研究——以南昌大学为例[D].南昌大学，2011.

[6]Walter Ruegg（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Volume 1.Universties in the middle Ag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6.

[7]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1.

[8]孟三爱.大学文化与社区文化互动关系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9]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腾大春，腾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5.

[10]詹林.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文化传承创新视阈下的分析[J].学术评论，2012，（5）.

[11]周凤梅.青年文化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嬗变与当代建构[J].江淮论坛，2016，（2）.

[12]李玉滑.“功利化”心态要不得[N].光明日报，2011-12-5（1）.

[13]眭依凡.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兼谈大学新区的文化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04，（4）.

[14]吴理财，贾晓芬，刘磊.以文化治理理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15]俞建伟.国外大学城概览[J].比较教育研究，2002， 23（10）.

（责任编辑 丹 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