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山书院，一片神奇的沃壤

卢惠龙

书院，顾名思义，是远离尘嚣闭门读书，潜心修养的所在，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时代和人物的教育背景。提起西南军阀史，绕不开兴义系；提起兴义系，绕不开笔山书院。

1970年我得知分配到兴义，以我浅薄的知识，我知道兴义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知道那里出了个何应钦，民国时期贵州军阀中有个兴义系，与桐梓系比肩。

开赴兴义前夕，我恶补兴义地理、人文知识。知道当时兴义地区辖9个县，知道由花江、贞丰牛场，再经兴仁雨樟向南，一路万屯、顶效、马岭，进入黄草坝，这里就是兴义了。贵阳离兴义360公里呢。知道兴义曾经有个笔山书院，培养出了众多栋梁之才，如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王文华等。

品读民国时期贵州军阀历史，看到的是大清帝制被推翻以后，各路英豪们又祭起了新的义旗——“革命”和“主义”。在近代史上，黔系军阀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兴义系是以乡缘为纽带，亲缘为核心，打造出一支贵州劲旅。没有例外，军阀时期没有出现和平，安宁，演绎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没有逃脱战乱、纷乱以及同室操戈的循环往复。这倒印证了一位伟人说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

对于兴义这片土地大批精英涌现，对其教育背景，我心生好奇、敬畏。

我在兴义度过了18年，到过何应钦在泥凼的老家，对何宅镶嵌的德国进口彩色玻璃印象很深。同行的人说，何应钦小时候，偷玩藏在牛棚顶上的火药枪，不慎走火，打死了一头牛，他害怕了，就偷偷跑到兴义城里亲戚家，后来在笔山书院读书。这只是一说，真伪不可考。我到过下午屯刘氏庄园，那里缅桂花树硕大无朋，庄园阔大，是刘官礼及后人刘显世主要居住场所，来者都能领略刘氏小王朝当年的豪气。我还到过安龙县龙广的袁祖铭旧居，知道他有赖王文华向刘显世举荐，进入刘氏团练，之后一路升迁，直至黔军师长、总司令。峰回路转，风云一时，他却暗杀上司王文华。1921年3月l6日王文华被刺，时年33岁。袁祖铭最终被枪杀于湖南常德，未过不惑之年。最后，我还有幸在笔山書院的旧址黔西南师专工作。

兴义笔山书院最早创办于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由当地士绅和民众自发筹资兴办，讲授四书五经为主。书院首建于兴义老城西南一隅的水井坡。院后奇峰耸立，形似笔架，名曰“笔架山”，“笔山书院”也因此而得名。

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年），邑绅刘官礼，得到知府孙清彦和团防局支持10万两白银，资金充裕，笔山书院迁至兴义城东北。书院规模扩大，有房舍21楹，长廊、鱼池、花厅、林园均备。大门石额题有“笔山书院”，两侧配以石刻行楷对联，上联：“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

学童们在书院收获的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儒家思想。

书院购买了大量图书，有经、史、子、集四部万余卷。同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书刊数千册，藏书之富为各县之冠。书院招贤纳士，以年俸三四百的重金（当时普通年俸的2倍），诚聘名师，先后礼聘雷廷珍和姚华10多位著名的经史学家、书画大师、省内外名儒前来执教笔山书院。对学生设立奖学金，超等奖银1.2两，特等8钱，一等6钱，学风为之一振。

兴义与其他地方一样，士绅阶层对兴办地方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兴义这片乡土，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随着“旧学尽废，新学兴起”，私塾变学堂，书院，士绅纷纷办乡学，逐渐形成一个培养人才体系。

尊师重教既来自传统，也提高普罗素质，培养人才。那个时期，教育功利性也一如既往，由中状元的功利变成了领兵打仗做统帅的功利。

辛亥革命前，笔山书院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精英。1905年，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进入其蒸蒸日上的鼎盛时期，堂长徐天叙带领学生王文华等13人，赴省城贵阳报考通省公立中学，在入学考试中囊括了前13名。好事传千里，笔山书院名声大震。

壮大笔山书院的首功刘官礼，是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效法曾国藩、左宗棠，在兴义大办团练，扑灭回民起义军，抵抗广西游勇，深得清廷嘉奖，赏戴花翎，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还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忠烈祠。刘官礼也非常平民化，经常一袭蓝靛长袍，手持云南水烟筒，自称“三爷”。年老多病之后，把大权移交给潜势强大的刘显世。

准确说，刘官礼乃一介地方士绅，血脉中颇有浓重文化教育因子。对于笔山书院肇始与发展，他功不可没。

刘官礼祖籍湖南邵阳，幼读私塾，16岁从廖健藩研读性理学、左氏春秋，精习书法。左氏春秋、性理学，均属正统的中原农耕文化。刘官礼自然深受浸染，他以“武功外悠，文化内辑”的中原文化思想，在黔西南战事方息、尘埃落定之时，他希图“整饬地方”、“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他认为“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他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古道热肠，殚精竭虑，劝导乡绅办学，劝说童生入学，以其后半生之善举抵消了前半生的杀戮。他成为兴办笔山书院的主要人物，亦属必然。后来刘显世继承父业，也可圈可点。1903年，刘官礼顺应历史潮流，把笔山书院改为兴义高等小书堂，刘显世任学董。刘官礼父子削减四书五经课程，新开数理科学，包括体育、美术等，普遍采用白话文课本。在书院内增办师范讲习班，后改为传习所。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辛苦奔走，在棒乍、敬南、木贾、桔园，改庙宇为校舍，创办了21所初等小学堂和一所女子学堂。在1902年《壬寅学制》公布后几年，较大乡村的初小都改设两级小学，分别有下五屯、双生、乌沙、龙井、马岭、丰都、巴结、项效、郑屯、万屯、鲁屯、佳克、枫塘……这些都有历史文献记录在案。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在兴办地方教育上作出贡献的又一佐证。

因教学有方，成绩显著，滇、桂邻省及本省盘江八属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endprint

所有的历史变迁都是历史的必然，如想改变历史的命运，必先冲破造成那种历史宿命的文化观、价值观。

顾宪成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在笔山书院渐成风气。虽身处穷乡僻壤，也心向外域。

1905年至1920年间，笔山书院学生东渡日本留学多达30余人，甲于全省。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分别进入日本的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友（如王文华）一起，在各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没有随同留日的王文华，1911年投笔从戎。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滇黔两省宣告独立，掀起护国之役。王文华将军为护国军右翼东路支队长，亲率黔军出师湖南。1917年7月，率黔军凯旋贵阳。王文华还深受孙中山先生器重，任命王文华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勋复辟帝制，孙中山号召护法，王文华在沪受孙中山之命，兼程回黔，任黔军总司令，率领黔军入川与北洋军阀激战，攻克重庆，进占成都，与滇川护法军会师，川滇黔成为南方护法政府的有力支柱。

王伯群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参与护国、护法运动，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第一任部长。

刘显治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国会议员，常驻北京。

何应钦是1900年进入笔山书院的，后被推举入贵阳陆军小学、武汉陆军中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曾先后任旅长、军长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成为长期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

王文彦曾在台儿庄对日战役中奋勇杀敌，曾任兵团副司令。

王伯群先生对教育负有深情，不愧一代教育家。1924年在上海捐资和集资创办了大夏大学，深受各界好评。他掌管大夏大学的18年中，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其弟子遍布国内外。

在笔山书院毕业的学生中，在实业界，影响最大者当属刘若遗。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昆明开办“同森木行”、 “呈贡果园”、“富滇银行”。其中，“富滇银行”在西南三省影响甚大，使他成为当时能够左右云南经济的金融家和实业家。

道不同，不相谋。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从笔山书院出来，跋涉千山万水，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黄俊、肖君盛将军等。

这样一张从一个学校走出来的学生清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鲜见的。

笔山书院这种亦公亦私的族学性学校，既成功地培植和壮大了家族姻亲势力，又成为后来民国各界风云人物的摇篮。

这张清单它证实笔山书院是文化贫瘠之乡挺拔的神奇之树，冠绝全省。虽偏处僻壤，却如此上下相辅相承，共铸出了一段新的世风。

笔山书院在贵州教育史上的地位难以震撼。

刘显世、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一批军政人物，构成贵州军阀“兴义系”，左右贵州政局长达10多年之久，这与笔山书院有隔不断的历史血脉。

1982年，学校更名为黔西南民族师专。我1986年来到这里工作时，笔山书院旧貌斑驳，遗迹残存。靠附中，一片院舍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绿荫匝地，风轻轻，云也轻轻，清幽静雅；院内一个清澈的水井，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百多年，大浪淘沙，疾风化雨，文秀之气依旧。这里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了。

这里是福地。院里的梨树，每到初春，无声无息地开出白色的花瓣，冰清玉洁的，如絮如脂，满树都是。雪白的梨花会缤纷落下。新建的几幢两层小楼，就在绿树丛中，很美。每到课间操，早上九十点钟的阳光透过绿树洒下来，空气里绿叶的气息，朦胧缭绕在学子身边。大家一字排开，做操。校园里碎石的小径，小径两边长满了花草。去教室，进饭厅，大家都走在小径上，人头涌涌，同学都青春年少。学校图书馆气氛也好，那里书多，阅览室里鸦雀无声，查资料，作笔记，写小说的都有。图书馆悬挂的一帧板桥体书法也很耐看，结体变化多端，章法诡谲有致，摇曳多姿。在一种大自由中看出他性情、气韵之桀骜。

该出场时出场，该谢幕时谢幕。

笔山书院为我们撬开了民国时期西南边城教育景象的一角。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生活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刘显世、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这批兴义人的成长背景在今人看来，可谓正值社会大变革时期，惊险而野蛮，局中人因有先见之明而提早布局应对，聪明者顺势而行，得风得雨得势。

春去秋来，草长莺飞。当年刘显世、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们，也像眼前学子一样年轻。他们只是生活在不一样的时代罢了。

王文华、何应钦他们的时代，犹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说“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于是，他们奋起！

儒家亚圣孟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合乎义，否则就为不义。受新文化熏陶的王文华、何应钦们显然不能见容于专制的封建主义，不由周天子发出讨伐，各自为义，争雄称霸。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社会各阶层的各种不同诉求，逐渐由不同的政治派别代表，最终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具有当时旧制度与新文明的激烈碰撞和碾压性质。虽然谁也逃不过历史洪流的强势裹挟，在历史瞬间潮起潮落。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课题。

笔山书院4度兴废，终于在辛亥革命之前，有如凤凰涅槃，义无返顾、不断追求、提升自我，高高腾飞，闪耀出书院文化精神的光芒。

兴义地处僻壤，山高谷深，当年盐商、马帮、土匪、鸦片贩子纵横出没，社会混乱而无序，人心惶恐。笔山书院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地域出现，实在令人刮目。

时代不同，学子们其实是一样的丰富，一样的渴望，一样的沉迷，一样的热烈，这如同生命，一样的春秋代序，一样的生生不息……

笔山书院，是中国式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的一片沃壤，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想空间。而今，国运不同，不再需要傲骨嶙嶙、马革裹尸的革命。在祈望谋求和谐的时期，笔山书院的后來人，如何落笔？

（作者系贵州著名作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