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

2018-02-06 05:39张连富
关键词:休谟史密斯主义

张连富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不少现代学者都认为,休谟思想是“说不尽的”[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休谟哲学仍然是一个谜,人们对于正确理解休谟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人性论》仍然存在着很多困难。这也使得解开休谟哲学之谜,成为摆在现代休谟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如托马斯·里德[2]、康德[3]等,把休谟解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认为休谟哲学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建树、完全消极的怀疑主义体系。而现代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如肯普·诺曼·史密斯[4]等,不是把休谟哲学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怀疑主义,而是将之看作积极的甚至是野心勃勃的自然主义。在他们看来,休谟并不是简单地终结旧哲学,而是力图改良和改造旧哲学,并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方案和主张。换言之,他们认为,休谟不是一位消极的、无所适从的怀疑主义者,而是一位重要的、大胆的哲学改良者。《人性论》的副标题就告诉我们,休谟正在进行将实验的方法运用于道德哲学的尝试,其序言告诉我们,休谟要建立人性科学,并因此为一切科学奠基[5]。在《人类理智研究》的第一章,休谟告诉我们,他要建立人性的解剖学,以科学的方式探究人性[6]。这些都表明休谟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企图。因此,哪怕是当代那些自称为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解读者,如R.J.Fogelin[7],也不否认休谟哲学中包含着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自然主义思想。正如W.E.Morris和C.R.Browm 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典》的“休谟”词条中所归纳的:“今天,哲学家们把休谟看作是哲学自然主义的彻底拥护者。”[8]虽然“自然主义”这一词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当代学者认为把它用在休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否意味着,现代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而传统的怀疑主义解读已经过时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一点从史密斯所奠定的自然主义解读在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中遭到的不同程度的反驳和挑战就可以看出来。因此,对于当代休谟哲学研究者来说,正确地解读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解读模式之间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一、休谟哲学之谜

众所周知,休谟哲学曾一度被解读为一个激进和极端的怀疑主义体系——这个怀疑主义体系据说摧毁了一切确定和客观的东西,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休谟哲学也因此遭到了不少哲学家的尖锐批评。在这些激烈的批评者当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托马斯·里德和康德。托马斯·里德[2]在其《按照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一书中,把休谟哲学解读为一个把为近代哲学家们共同接受的观念理论推到极致的绝对怀疑主义体系,认为休谟哲学本质上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因而是科学的观念理论体系。由于自身的逻辑困境,这个观念理论体系,必然走向怀疑主义。因此,里德[9]认为,休谟的整个哲学体系虽然建立在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但由于其自身的彻底性,它仍然是科学的。康德[3]261-262则把休谟看作是批判哲学的先行者,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并实施了对理性及其概念(因果性)的有效性根据进行检验和考察的哲学家。康德[3]263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他通过对理性及其概念的考察表明,理性根本不足以建立形而上学,因为像因果性那样的概念完全没有理性的根据,而是从经验中来的,因此,形而上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休谟虽然成功地终结了旧形而上学(独断论),但是对于未来可能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完全没有预期。在里德和康德看来,休谟的怀疑主义所挑战的是近代的形而上学或者哲学本身,它所反映的休谟问题就是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哲学必须对此做出有效的回应,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为休谟已把旧哲学引向了一个死胡同。

可见,以里德为代表的传统的休谟哲学的解读者,要么认为休谟哲学的核心是从笛卡尔、洛克和贝克莱那里继承来的观念理论,要么把休谟哲学简单地归入洛克—贝克莱的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当中。按照这种解读,休谟是从为近代主流哲学家所普遍接受的原理出发,并进而揭露其怀疑主义的。他们一致地认为,休谟把从近代先驱继承来的错误的哲学假设的逻辑结果给推演出来,并发展出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体系来:它摧毁一切确定和客观的东西,并瓦解一切常识信念。

这种解读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直到出现了史密斯的自然主义解读。史密斯反对把休谟哲学解读为纯粹的经验论或者观念理论的做法,针对上述怀疑主义解读,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读。他认为,对休谟哲学的传统解读严重误解了休谟哲学的本质,歪曲了休谟建构哲学体系的根本动机。于是,史密斯竭力为休谟哲学辩护,挖掘它里面的积极因素。1905年,史密斯[4]在《休谟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主张,休谟并非单纯的经验论者或者观念理论者,也不是常识信念的批判者和破坏者,而是一个比洛克、贝克莱更为忠实和强有力的捍卫者。他认为,休谟哲学的根本动机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似:贬抑理性,把理性严格限制在实践或经验的领域。休谟哲学中存在着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相似的知识革命:知识的功能不是提出形而上学,而是给我们以生活指导。在这里,史密斯首次提出,休谟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这样一种自然主义主张:决定人类生活的,不是理性而是感觉和本能,理性唯有在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感觉和情感时才是有效的。休谟所要建立的自然主义,就是要终结并替代西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传统的理性主义,把理性、情感和感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给颠倒过来。1841年,史密斯[10]在《大卫·休谟的哲学》一书中对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解读(主要是里德-比蒂的解读)展开了系统而强有力的攻击,并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读作了系统而细致的论证。史密斯试图表明,休谟哲学中的怀疑主义所归谬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主义,而是其他近代哲学家都信奉的理性主义。根据这种解读,休谟的怀疑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和瓦解自然主义,反而是后者的同盟,并为之进行辩护。

史密斯[10]11主张,休谟哲学不是洛克或贝克莱式的经验论或者观念理论及其消极后果,而是这样一种学说: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感觉。因此,他说,“休谟哲学被描述为自然主义会比描述为怀疑主义更合适,并且,它的主导原理是理性彻底从属于……感觉和本能”[10]84,并且,这种自然主义思想来自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休谟是“通过哈奇森的道德哲学的大门进入哲学的”[10]12。这种道德哲学在休谟哲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休谟把它扩展到认识论领域。

尽管史密斯的自然主义解读竭力强调休谟哲学中的哈奇森因素,但是当代的另一些自然主义解读者并非如此,而是强调它里面的牛顿因素。20世纪大多数学者都看到了“休谟成为道德科学的牛顿的野心”所表达的自然主义倾向。如P.John认为,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哲学名称(如怀疑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来描述休谟的著作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中还是有某种统一的;它为某个单一的压倒性的意图所支配”[11]2。他还说,这一意图足够清晰地表现在《人性论》的副标题中,它把休谟的工作描述为“把实验的推理方法运用到道德科学中的一个尝试”[11]3-4。也就是说,“休谟的野心就是成为道德科学的牛顿”[11]43。

史密斯以及其他自然主义解读者有没有解决休谟哲学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统一和协调问题呢?显然没有,因为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休谟的自然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这一点从R.J.Fogelin[7]等人对这种解读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一致认为,休谟哲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包含着无法协调一致、相互冲突的异质思想。如R.J.Fogelin[7]认为,像史密斯一样的自然主义解读者们过分强调休谟的自然主义而忽视了他的怀疑主义。他把休谟哲学内部的自然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张力深刻地揭露了出来,也进一步暴露了休谟哲学的内在危机。

当代休谟哲学研究者受到史密斯的广泛影响,继续使用这一研究来定位他们自己在这个主题上的立场。不仅如此,即使是史密斯的批评者也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他充分塑造了关于《人性论》的争论的相关术语,即根据基本的怀疑主义/自然主义的二分。休谟的极端怀疑主义原则和结论与他推进人学的目的能否协调起来?或者说,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能否协调起来?这些问题便构成了休谟哲学之谜。这个谜的实质是: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是相互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如何解决休谟哲学之谜,如何协调休谟哲学中各个看似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部分,正是R.Popkin[12]所谓的休谟问题——

休谟有时是新牛顿,其他时候有时是一个一切事情的滑稽的批评者,有时又是一个现代的洛克主义者,有时又是苏格兰的马勒伯朗士,或者苏格兰的皮浪,等等。问题在某一时刻得到解决,在其他时候却被宣称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哲学秘密要处理。

休谟哲学因此成了一个谜,研究休谟哲学就是要解开这个谜。

二、休谟哲学的统一性

如前所示,所谓的“休谟哲学之谜”或“休谟问题”,其实就是休谟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或者说是休谟哲学内部的协调性问题。因此,要真正理解休谟哲学,我们就必须对它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即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内部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即使其内部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的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应该在某个主导性原则或者基本主张之下得到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肯定,休谟在写作如《人性论》等著作时,有着贯穿始终的根本目的、动机和问题意识。

但许多现代的休谟哲学研究者似乎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否认休谟哲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声称要否弃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休谟哲学形象。比如,艾耶尔在其《休谟》中说:“休谟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作家。”[13]H.O.Mounce也说:“完全的清晰性和一贯性不是休谟哲学的显著特征。”[14]《剑桥休谟指南》的编者之一D.F.Norton也指出,“休谟哲学包含两个完全分离的元素,每一个元素都是对两个不同的‘哲学危机’(一个是思辨的,另一个是道德的)的一个回应。……《人性论》的工程缺乏任何本质的统一性,而且去寻找这样一种统一性也是错误的”[15]。怀疑主义解读者R.J.Fogelin[16]7更是区分出“四个休谟”来:第一个是自信的休谟,一个完整的人性科学的设计者;第二个是忧郁的休谟,深受他似乎无力动摇的皮浪式怀疑之苦;第三个是节制的休谟,在期望中保持适中,对命运保持合理的满意;第四个是忙于日常生活事务的休谟。这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现代休谟哲学研究者对于休谟哲学的整体性所持的观点。他们既反对传统解读者把休谟哲学看作一种怀疑主义体系,也反对像史密斯那样的现代解读者把它解读为一贯的自然主义体系。

虽然休谟哲学的整体性在当代遭到了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休谟哲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事实上,即使那些否定休谟哲学统一性的学者,也不得不去寻求某种统一。即使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休谟哲学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几个不能协调一致的部分堆砌而成的,但对它里面的各个部分的不一致做出某种解释,这样的诠释工作本身就是对休谟哲学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因为人们若要对它里面的各个部分的某种关系做出解释,就必须预先确立某个理论框架,然后才能在这个框架下对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做出解释,而预先确立这种理论框架的工作本身就是整体把握休谟哲学的结果。这样一来,这些休谟哲学研究者们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宣称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休谟哲学,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对它里面无法统一、相互冲突的各个部分做出某种解释,以使得它们有机地聚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极端的怀疑主义解读者R.J.Fogelin[16]11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他否认有一个统一的休谟哲学,但在对那些不同的、无法协调起来的休谟思想做出解释时,仍然也坚持休谟对人性科学的追求在其著作中是一致的,是贯穿始终的。也就是说,它们仍然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至少在这一总体观点之下,它们是可理解的。因此,寻求休谟哲学的某种统一性,仍然是现代休谟哲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者更加重视休谟自己所说的(文本),提倡对休谟哲学的客观研究,也更加注重细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休谟的哲学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也趋于碎片化和表面化,过分注重一些细节而忽视了整体,只看到休谟著作中表面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论述,而忽视了其贯穿始终的主线。这样的研究往往沉溺于文字的表面意思而不能自拔,流于肤浅而不能深入。这是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者过于专业化、专门化所带来的弊病。

但是,正如史密斯所说的,我们必须首先把休谟看作一位严肃而有着缜密思维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所写出来的严肃著作不可能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充斥着各种矛盾和不一致。如果我们要对休谟哲学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必须对之有一个同情之理解,而同情之理解的前提就是,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我们要真正理解休谟哲学,首先就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即应尽力地去寻找可以把它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的某种哲学主张或原则。

由此可见,对于休谟哲学的统一性问题,传统的解读者和现代的解读者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虽然二者存在着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水火不容的。休谟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思想,与他积极建立人性科学或者道德哲学体系的方案,并非截然对立。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或者说,它们仅仅是同一个休谟哲学的两个面向,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统一的休谟哲学。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和现代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中,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个面向并将之独立化和绝对化,以至于好像在它里面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内容似的。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这是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中所看到的——表现在他对传统哲学或者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攻击上。休谟在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把新的人学建立起来了,即把积极的自然主义建立起来了。这两个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也是相互映衬的。因此,建立人性科学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不过是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是同一个休谟哲学的两个方面。

三、建立人学与拒斥传统形而上学

如前所述,传统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中看到的怀疑主义其实是休谟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面向,而现代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之中看到的自然主义是休谟自然主义积极、建设性的一面。因此,现代解读者所谓的“休谟的自然主义”指的是休谟对新事物、新价值的重建,究其实质不过是他对旧事物、旧价值的拒斥和攻击。

现代解读者把休谟的自然主义理解为他建立人学或者道德科学的企图,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对休谟的人学或者道德科学的理解过于狭隘,要么认为它的目的不过是为常识或者自然信念奠基,以抵抗由传统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怀疑主义的攻击;要么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关于人或者人性的普遍理论,以便对人的各种现象和活动做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这样的自然主义解读忽视了休谟建立人学或者道德科学背后的形而上学目的,即通过对理性的职能、范围和权限的考察,为人类知识设定界限,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自然领域内重新为科学和知识奠基。也就是说,他们忽视了休谟自然主义消极的即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一面。

所以休谟的自然主义应该从两个面向来理解:一方面,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方位的批判和攻击;另一方面,则可以把它理解为休谟对新的自然主义体系的积极建构。这两个方面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传统的和现代的休谟解读者由于没有完整地把握休谟哲学,即没有同时看到休谟哲学的两个面向,所以都不可避免地在理解休谟哲学时有所偏差。他们常常只是抓住了它的一个面向,然后就把它看作是休谟哲学的全部,因而以偏盖全。

虽然我们应该从正反两个面向上去理解休谟的自然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面向是同样重要的,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并列和平行的关系。显然,休谟自然主义的前一面向,即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一面,与后一面向相比,要重要得多,它对于我们对休谟哲学的整体性把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休谟哲学中每个问题的展开和阐明,都是由他的形而上学企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反动——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休谟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和动机,对于其整个哲学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休谟自然主义中的第二个面向,即肯定性的一面,只有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

休谟对每个问题的讨论,无不浸透着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休谟在积极地确立某一个正面主张的同时,都必然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在相关领域的失守。休谟每放出一箭,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都必定指向传统形而上学,或者说,休谟放出的每一箭,都是由他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休谟看作是一个哲学上的纯粹改革家,简单地认为休谟的目的只是为传统形而上学概念(如实体、共相、因果性等等)奠定新的基础(史密斯和D.F.Norton[17]就是这么认为的,后者把休谟称为后怀疑论者),或者建立一套人学体系(B.Straud[18]就是这么认为的),而应该认定,休谟的每个肯定的、积极的主张都是由他所要否定的东西决定的。休谟哲学的重心不在于他所肯定的内容,不在于他对新体系的建构,而在于他所要否定的东西,在于他贯彻始终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休谟并不把具体的建构工作看作自己的特殊使命,因为这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工作,而是把为这种具体的建构工作奠基、做准备和为之清除障碍看作自己的本职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而不是像后来的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在做一些具体的建构性工作。休谟认为,当时激进的自然科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这方面已经在做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了,他的工作只是为他们的具体工作扫清障碍,把旧的、不合时宜的障碍清理掉,为新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奠定基础。这样的工作只能是形而上学的。

正因如此,如果单纯从休谟积极的、正面的主张和动机上看,而不考虑到休谟贯穿始终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意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休谟所有那些正面主张和观点都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们充满了冲突和不一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对于休谟哲学中的这种不一致,塞比-比格在为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研究》所写的序中曾这样描述:“读休漠的哲学著作要非常细心。他的书写——尤其是《人性论》的书写——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他说了如此多的不同东西——以如此多的不同方式、不同关联,并如此不在乎他之前所说的,以至于很难断定他教授或没有教授这个或那个特定学说。他把同样的原理用于如此不同的主题,以至于毫不奇怪,在他的陈述中可以发现许多文字上的以及一些实在的不一致。……这就使得在休漠那里很容易找到一切哲学,要不然就是由于让一个陈述反对另一个陈述,以至于根本没有找到哲学。”[6]vii这里再次证明,单纯从休谟正面所建立起来的学说入手,很难把休谟哲学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实际上它们只是由否定性的目的联系起来的,这一否定性的目的就是拒斥形而上学。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抹煞休谟自然主义的另一面向。虽然休谟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对于整个的休谟体系具有主导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休谟的目的是纯粹消极的、没有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给出任何预示,就像里德和康德认为的那样。正如前面所说的,摧毁旧的价值一定伴随着新价值的建立,摧毁旧的形而上学必定伴随着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因此,虽然我们应该把休谟拒斥形而上学看作休谟哲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但我们仍然需要把积极地建立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看作它的另一面向,两者不可割裂。事实上,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休谟哲学中确实包含了清除一切超验或者形而上学对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且这一体系在后来20世纪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思潮中被发扬光大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的大部分休谟哲学解读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从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去理解休谟哲学,忽视了休谟哲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要么忽视了它积极的、贯穿始终的自然主义,即建立人学的企图;要么忽视了它贯穿始终的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

只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休谟哲学,我们就能够正确把握休谟自然主义的本质。休谟自然主义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危机,这种危机外在地表现为当时所兴起的各种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启蒙思想、科学主义思潮等对形而上学的冲击,内在地则表现在不同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一致及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主义。近代形而上学的内在危机在贝克莱的学说中以最极端、最荒诞、最为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对于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回应和克服近代形而上学危机,重新为科学奠基,是休谟自然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休谟认为,近代形而上学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理性过于狂妄,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无能,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试图超出自然领域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类这样一种有限的存在者来说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理性根本不足以建构任何试图超越自然的形而上学体系,人类如果偏偏要运用理性去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就必然会导致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因此,克服形而上学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彻底放弃传统形而上学这种不可能的事业。可是要拒斥、否定和彻底放弃传统形而上学,就要证明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休谟正是通过对理性的职能、权限和范围的考察,为人类知性设定界限,把知识严格限定在自然或者经验的领域之内,并由此证明任何形式的传统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的、不合法的。显然,休谟意图由此一劳永逸地终结传统形而上学。而休谟在考察理性、限制知性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把知识体系重新建立起来,即在自然的界限内为新的知识大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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