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四）

《许三观卖血》讲的是许三观以一笼小笼包子勾引了许玉兰，“一个月以后，许玉兰嫁给了许三观”，很快，又生了儿子，一个、两个、三个。许三观分别给三个儿子起名：一乐、二乐、三乐。许玉兰问他：“我在产房里疼了一次、二次、三次，你就在外面乐了一次、二次、三次，是不是？”

这个小说的经线是许三观40年的卖血记，他靠卖血，支撑着这个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卖血卖的其实是力气，小说一开始，阿方告诉许三观：“力气有两种，一种是从血里使出来的，一种是从肉里使出来的，血里的力气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后来，许三观为了救一乐，一连卖了三次血，他说：“我三个月卖了三次血，把身上的力气都卖光了，只剩下热气了。”这还是“活着”的主题；纬线则是40年来这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余华有意安排了许玉兰在认识许三观后，又让何小勇“睡”了，之后，便有了一乐。一乐因打破了方铁匠儿子的脑袋，要赔钱。许三观就说，这钱他不能出，因为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他已白养了他9年。可是何小勇不仅不出钱，还打了许玉兰；许三观又让一乐再去找何小勇，结果，一乐也被何小勇骂走了；许三观任凭方铁匠拉走了家里属于许玉兰的所有东西去，看似冷漠；然后，他去卖血，又把这些东西都给赎了回来。这就有了一波三折的感动。这种感动，后来又强化一次：三年自然灾害，一家人眼看喝玉米粥都熬不下去了，为了“吃一顿好饭”，许三观又一次去卖血。之后，一家人去胜利饭店吃面条，却独少了一乐，因为一乐不是他亲生的，所以他只配吃五角钱一个的烤红薯。因为在许三观的逻辑里，“这钱是我拿命换的，我卖了血让你吃面条，就太便宜何小勇那个王八蛋了”。一乐出走后，许三观也是先让许玉兰去找，找不回来，他才自己去找，又是一波三折。余华还在这中间，插入了一个许三观因和林芬芳偷情而去卖血败露的桥段，许三观对许玉兰说，“你和何小勇是一次，我和林芬芳也是一次”，就这样扯平了，而且合情合理。

我最佩服余华的是，他通过精心的设置，一波推一波，终于使一乐和许三观的亲情关系有了最合乎情理的解释，用音乐的术语来说，就是他创造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感人的旋律线。这个旋律线一直延续到了“文革”中，许玉兰被扣上“妓女”的帽子，许三观给她送饭，在米饭下藏了红烧肉；一乐得了肝炎后，许三观先是找遍熟人借钱，何小勇老婆和她的两个女儿给的钱最多，这善良的一笔，也是余华有意补上去的；然后是许三观一路卖血，卖到第三次时，休克了，反输了700毫升血，将先两次挣的钱都搭了进去；之后，他又遇到了两个摇船的兄弟，又买了他们一碗血，再卖出去两碗，因为他们的血浓，“一碗能顶两碗”。这就是被余华使到了出神入化的黑色幽默吧。

从高潮跌下来，许三观到了上海，见到一乐，马上就是结尾：他成了60岁老人，为想念猪肝与黄酒再去卖血，被年轻的血头羞辱。许玉兰就在胜利饭店给他点了黄酒与猪肝，在一片温情中，仪式完成，基调不再是冷酷的了。

《兄弟》是余华写的最长的小说，上下部有50多万字。余华说这个长篇他早在1996年就动笔写了。但只写了两三万字又放下了。等撿起来再写，已是2004年，再捡起来后，写得非常顺利，用了一年就写完了。他说：“现在看，是命运的安排，1996年时，中国的变化很大，但到2004年再看，1996年的变化已经不算什么了，所以，2004年才是写这部小说的最佳时机。”

我觉得，余华的特点就是“锋利”，这锋利指的是他能锐敏地切割出现实的断面，让你直视筋髓组织。他的锋利还直接体现在结构上：14岁的李光头偷窥了五个屁股，其中最重要的是林红的屁股。他用了一整节的篇幅，写派出所民警的询问，小镇上一堆人都对林红的屁股感兴趣。于是，李光头就用他掌握的“稀缺资源”，做起了蹭面条吃的生意，这不仅铺垫了林红的引人关注，也铺垫了李光头的生意脑袋。

《兄弟》的上部都是为林红这个人物的正式出场所做的铺垫，而一般作家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的。又比如他写宋凡平在灯光球场上的高大魁伟，写李兰被他保护着的幸福，都是为了铺垫宋凡平和李兰结婚后一年，去上海接李兰，被活活打死，而李兰的钱却只够买一口最小的薄皮棺材，甚至装不进他的尸身，身体进去了，腿却在外面，最后就只能砸断了膝盖，将小腿放在大腿上，装进棺材。

在上部里，宋凡平今天还是灯光球场上众人瞩目的球星、红光满面的旗手，明天就被戴上了高帽，给打得满身是血。长头发的孙伟，今天还因其父是宋凡平的看守，耀武扬威，明天就因父亲的资本家身份被发现，沦为了阶下囚，紧跟着又被“红袖章”用理发推子铰断了颈动脉。孙母成了赤身裸体的疯子，孙父精神彻底崩溃，自杀了，且他选取的自杀方式是用铁钉钉进了自己的脑袋。这就是“文革”。

对我而言，上部中最难卒读的，是宋凡平逃出仓库，在棍棒下一次次挣扎着也要上车，最后“身体像漏了似的到处喷出鲜血”的情节。其实，宋凡平的死与李兰的死，目的都是为了铺垫下部里，宋钢跟着骗子周游去走江湖，甚至做了假胸手术，屈辱地推销“丰乳霜”。而李兰的死，则是为了让宋钢答应，“不管李光头以后做了什么坏事，你都要照顾他”。

下部，主要写了李光头、宋钢与林红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李光头变成超级巨富，宋钢下岗后变成一无所有，唯一的“财富”，就只剩下林红可以转让。我听很多年轻的读者说，下部与上部的风格不符，或认为下部不如上部写的好。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太看懂这部小说。

下部中，余华在解析李光头、宋钢与林红的关系时，仍是以坚硬的逻辑，体现着他的锋利：一开始，当李光头以他的组织能力成为福利厂厂长后，认定林红非他莫属，想了很多办法，结果却是他越追求，就越把林红推向宋钢。李光头落难时，宋钢以林红每天给的零花钱救济他，两人在垃圾堆前一起吃饭，也的确是做到了他之前承诺过的，即使“剩一碗饭，也会让李光头吃”。而李光头也非天生的混蛋，发达后，不仅让宋钢做了他的副总裁，还给了林红一大笔钱，以保他们衣食无忧。其实，如果宋钢做了副总裁，或者林红把李光头要救济他们的真相告诉了宋钢，后面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按说宋钢的“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自卑与李光头“不能让宋钢知道”的嘱咐，也都是合情合理的。于是，宋钢为了让林红能过上好日子，就只能跟上周游去闯江湖。宋钢一去不回，李光头买来奔驰宝马，让林红揭幕，这是个转折点，余华注意到了林红的忧郁、苦笑、不知所措和她最后关头，叫起了宋钢的名字。但李光头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快感，这也可以说是两性关系的本质。所以当历尽千辛万苦只挣了三万块钱的宋钢回来以后，也就只能是选择死亡了。

我理解余华的这个长篇是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表达了“新批判现实主义”。余华后来发表了他在创作《兄弟》时写的几篇日记，其中一篇写到了他对上部和下部所反映的两个时代的看法，他说：“文革”是一个极端，主要是压抑；今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主要是放荡。但不管是压抑还是放荡，都能开放出“黑色的恶之花”。他说哪怕有一人能在看了他的这部小说之后，能够意识到我们是需要自救的，那他也就感到十分的欣慰了。（完）

据《三联生活周刊》朱伟/文整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