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与中世纪城市的比较

崔盼盼

摘 要：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与中世纪城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以工商业为主要推动力，在多元政治环境和市民阶级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形成，并最终走向城市自治。中国古代城市则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主导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城市形态，这一形态不具备城市自治实现的条件，也未能孕育出强大的社会力量。

关键字：中国古代城市；中世纪城市；城市自治

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对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中包括中世纪城市的起源、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城市制度的建立等，其中关于城市市民阶级的产生以及城市自治的讨论十分具有启发性。而同时期的中国古代城市也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进一步厘清中世纪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国古代城市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中世纪城市的自治。

1 城市兴起原因

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皮雷纳提出了他关于城市起源的著名命题“商业起源说”，他认为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在工商业的带动之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城市商业的复兴，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能够出口充足的工商业产品与外部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交换，进而保证城市生活的持续运行。

中世紀的城市，在兴起之初，城市规模受到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当时的城市人口主要是逃亡或迁居的农奴建立起来的。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庄园制度遭到败坏，人口迁移的自由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限制放松后，工商业的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工商业促进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在工商业的推动之下，城市有着持续稳健的发展动力。以工商业带动的中世纪西欧城市，最初的功能也较为单一，以工商业为主。随着经济功能的健全，城市才慢慢发展成为具有政治、宗教、文化中心性质的多功能城市。

而中国古代的城市，多是以政治军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城郡和自发形成的市镇。以政治军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城郡，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作为中央王权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工具；而那些州治府治县治以外的市镇则是基于经济因素自然形成，而非政府主动设置。城郡和市镇从建立之初就存在功能上的分化，城郡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功能，市镇具有更强的经济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城市建立之初，其功能就更为多元。以政治或军事理由建立的城市，为了不受本地经济资源的制约，强制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以扩大城市规模。因此中国古代的城郡规模也相当庞大，但相比中世纪西欧的工商业城市，这样的城郡远不如它们稳定，往往容易变成敌对政权的攻守对象。因此，基于不同的发展原因，两种类型的城市发展趋势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欧的城市发展大体上是直线式的，而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发展稳定性不够，兴衰变动巨大。

2 城市兴起的政治环境

西欧封建社会是多元化的组合，尤其在政治制度方面是世俗与教权的二元政治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则是城市和乡村共生的二元制体制。在中世纪城市产生之前，总的来讲有三种政治势力：封建君主、封建诸侯和教会贵族。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又彼此独立、相互制约。也正是在西欧中世纪多元政治局面中，代表着一股新生力量的城市诞生了。不同于西欧的多元政治，中国古代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开始，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下求发展。正是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国家对工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干预。

以英国为代表地西欧中世纪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国家除征收一定的捐税外，原则上不干预工商业。同时，各国政府非但对工商业不加以限制，反而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不时赐予城市特权。与此相对，中国封建城市的起源一般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由封建国家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封建城市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郡县城市基本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城市和消费城市，或者说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因而，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大多数与国家政治有关，而不是直接源于工商业的发展。无论朝代更替如何频繁，甚至社会形态如何转化，城市仍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

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背景下，东方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的社会体制；而西欧中世纪统治者即封建领主等大多居住在乡村的庄园中，构成了乡村、城市并举的二元制社会体制。

3 城乡人口流动

典型的中世纪时代，封建农业经济的核心和基石是农奴制和庄园制，这两种制度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农奴制的一个主要支柱是实行劳役地租，这种最原始的封建地租形态将农奴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同时农奴还必须在人身上依附领主。除了劳役地租，农奴还负有其他许多繁重的义务。这种制度背景下，城乡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随着中世纪商业的复兴，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逐渐向农村渗透，从而对农村的封建经济起着侵蚀和解体作用.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封建领主为了直接得到更多的货币，便把庄园中原所实行的劳役地租普遍改变成货币地租。同时，领主们还允许庄园农奴用金钱赎取人身自由。这样一来，封建农奴制崩溃了，庄园经济也随之解体。农奴制和庄园经济的崩溃使得城乡人口流动的阻碍被清除，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在这一阶段为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中世纪的后一阶段，西欧的城市发展极大程度上摆脱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得到持续稳健的推进。

中国古代的情况则不同。中国古代自战国以降，城乡人口交流就十分自由。盛行于周代的国鄙之制的界限日渐淡化并消失。自战国时期开始的城乡人口自由对流慢慢在中国社会上定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相较于西欧城市发展史，中国历史上人力资源未曾受到制约。这种人口自由流动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过剩情况的出现，明清时期开始，城乡人口流动的趋势有所减缓，但整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城乡人口流动未曾受到严重阻碍，这与西欧中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endprint

4 城市中工商业者的身份及社会地位

古日耳曼有谚语称“城市的空气使得一个人自由”。城市的自由乃至市民的自由，一方面表现在它同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城市制度和城市生活中。中世纪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这种自治，同样一方面是相对于封建领主统治的自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管理或自我统治。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市民是城市居民的主体并主宰着整个城市的运作。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城市，首先意味着其居民是自由人。许多城市在斗争中获得的特权证书明确给予市民以人身自由，而取消作为农奴的一系列束缚。同时，西欧许多城市还形成了一种习惯法，即一个农奴如逃来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期间其领主并没有提出异议，即取得自由身份，过去的主人再也不能迫使他返回。这样，西欧中世纪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乃至从农村逃来而住满期限的农奴，尽管财产方面存在差别甚至是鲜明的贫富对比，但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自由人。市民已初步取得选举市政官员及法律诸方面的有关保障，不负担沉重的封建苛税劳役、不发生与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而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中下层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自秦、汉以来，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压抑而相当低下，尤其是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更为卑贱。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雇佣双方绝非劳动力买卖的平等关系，而是雇工人无以为生，来受主人家的豢养。其次，对所有的手工业匠户（多为自营谋生而有技艺之匠户），明代前期用匠籍制度对其进行掠夺性的奴役，将其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总之，对明清工商业者而言，尤其在西欧城市市民所享有权利的比较之下，其依然处于一系列封建束缚之中，要负担沉重的苛税与差役，人身受一定程度的控制，不存在有关法律的保障。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歧视，而明清法律同样没有明确过工商业者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当时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给予民众这些权利，而统治当局可任意进行为所欲为的奴役。这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法律明确保护市民的人身自由、工商经营诸权利是绝然不同的，两者的社会法律地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5 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中国古代城市和中世纪城市的比较，可以看到在同一时空之下，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城市形态。其中，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它的城市自治，它被看作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显著的特征。韦伯曾对比了东西方城市、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异同，并揭示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独特性质，对中国没有产生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韦伯指出，西方城市的居民基本上摆脱了家族统治的束缚。因为这些城市居民大多是一些流浪者、冒险家和逃亡农奴。他们要么不知其身份，要么孑然一身来到城市从事具有冒险性的商业。而以血缘为纽带的支配关系恰恰是东方封建社会赖以存续的基础，尤其在奉行“析产不分家”的中国社会，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仍然受到他们所归属的宗族的束缚，因此无法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

其次，与上文讨论过的政治环境相关。西欧中世纪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国王的权力十分有限，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财政资源和军队，完全依靠封建领主的供奉和效忠。军事力量的分散化一方面使城市居民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使国王和单个的封建领主无法掌握和驱动一支庞大的军队。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统治团体乃是依靠武力上的结合，依靠团体的力量对抗封建主，保护城市的自治权。在东方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对财政和军事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人民拥有武器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能够组织成武装力量，也无法与庞大的国家军队相抗衡。

韦伯还指出，欧洲中世纪广泛存在于城市中的自治团体，包括行会在内的自治组织，拥有较为独立团结的力量，它们对市民阶层争取政治权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尽管存在一些商会，大部分也是依附于王权，有的甚至与王权勾结一同对付城市的工商业者，工商业者自身无法形成团结的力量以达到商人自治。

按照韦伯的分析，中国古代城市无法实现城市自治主要是由于强大的王权和没有可以担纲的阶级。而西欧中世纪因其多元化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以及独立的自治团体促使城市实现自治，城市自治能力的实现也进一步孕育了强大的社会力量，而这最终必将导向了民主社会发展。中国古代城市一直在中央集权制的专断权力之下生存，唯一可以与西欧中世纪市民阶层相提并论的“士阶层”也是依托于封建王权，成为韦伯笔下家产官僚制的核心成员，极力维护着专制王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力量长期被专断权利压抑，难以形成城市自治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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