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张顺凤+张艳涛

摘要：“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一带一路”借助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所遗留下的丰富资源，建设性地回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是面对世界发展困境、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和世界秩序重构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联通起来，是连接世界多元多样文明的纽带。中国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者，也是负责任的参与者和有担当的行动者。追溯“一带一路”产生的历史渊源，阐明互联互通的精神实质，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对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一带一路；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6-0038-06

“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如果说，始于18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为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驱动力，那么，资产阶级基于对价值增殖的追逐则潜在地推动着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其结果就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404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客观规律在社会领域发生作用的结果，它突破了民族与地域的局限，使整个人类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世界历史形成后，其社会的深层结构——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辯证统一。”[2]总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深入发展为“一带一路”构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构想正是中国在遵循这一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人的能动性，为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它既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也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伟大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伟大实践，它借助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所遗留下的丰富资源，是建设性地回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也是面对世界发展困境、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和世界秩序重构提出的中国方案。其实，“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合作模式，还是连接起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纽带。中国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者，也是负责任的参与者和有担当的行动者。“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为此，应从世界力量转移和全球秩序重组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及其构想[3]。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践意义与世界历史意义；反过来，只有真正理解了世界历史、理解了“一带一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和全球秩序重构的趋向，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

一、激活历史：追溯“一带一路”产生的历史渊源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丝绸之路”这一术语由德国旅行家、科学家、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首次提出。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是指始于古代中国“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4]。毋庸置疑，西汉张骞为加强中原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搭建了一座稳固的桥梁，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大量传入西方，西方的香料、金银货币等也广泛流入中原，极大地密切了中西方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但考古资料显示，丝绸之路的开辟，“黄河流域与新疆大地的联系，新疆大地与中亚西部地区的往来，时代要远比西汉为早……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王朝的后期，新疆与黄河流域一带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5]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繁荣均有一个历史过程，前一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物质文化财富、社会关系、生产及生活经验等都能够为后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因为契合时代潮流，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资源，因而得到了沿途各国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虽然是由中国倡导，但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因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从历史的高度看，互联互通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人心所向。“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潮流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6]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的一段话，它高度概括了丝绸之路精神，并精炼阐述了中国在21世纪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逻辑起点。反思过去，“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这一构想的初步萌芽，到它的正式产生，再到它的实施，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中国对其倾注的热情和心血，也离不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此项构想的关心和支持。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一经形成，中国就开始抓紧制定出这一构想的初步实施方案。2014年习近平先后访问了13个周边国家，足迹遍及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等周边区域，这些访问加快了“一带一路”建设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显然，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诋毁，不少西方媒体宣称“一带一路”是后发国家在崛起中必走的一条称霸道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等，企图在意识形态层面挑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不满情绪，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endprint

鉴于此，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7]可能有些国家对此仍然心有疑虑，但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建设确实能够造福沿线国家广大人民。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达到6.3万亿人民币，增长了0.6%，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达到145亿美金。在沿线国家新签的对外承包合同额达1620亿美金，同比增长了36%，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合作区新增投资达到50亿美金。此外，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正在投入建设或者已经完工[8]。这些可喜的成就在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平稳过渡、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路径的同时，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增加了彼此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为丝绸之路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现实道路。

二、互联互通：开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新纪元

“一带一路”蕴含着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为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贡献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对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格局，拉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对促进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提供了共享平台；对唤醒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引导世界科学认识中国崛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为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思维范式

“一带一路”建设寻求的是通达。纵观“一带一路”建设的拓展路线，不难发现中国在空间发展上确实有基于对国内、国外发展局势的科学定位。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还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乐于敞开胸怀，勇于走向世界的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革命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逐渐走出封闭状态并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初步尝试，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地方是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其特有的区位优势、便利的水运交通与其他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同时国家也给予这些地区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大量的外资，这实现了外资企业部分产业转移与中国劳动力资源过剩的对接，带来了双赢效应。1978年改革开放将空间发展定位在东南沿海是基于中国当时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现实，只有通过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再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但在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减弱，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剩余产能转移的问题，这就不能够仅仅依靠调整部分结构，而应有一种整合、优化整体结构的整体性思维范式，由此，“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恰恰是基于中国发展现实所探寻的一条发展道路，其空间发展重心不仅在东南沿海地区有所保留，即尽量保存当地已有的自然优势及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所取得的新的成就，同时也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更高的水平、更广阔的平台，着力向中国的中、西部推进，将覆盖范围延展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性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和沿线国家不仅能够借此平台发挥自身的潜力，而且也能够实现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沟通对话，进而增强理解与互信，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在发挥中国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也为世界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即从本国国情出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实施有合理差别的发展规划，运用区域与整体协同发展的思维方式，充分发挥某些地区的天然优势和“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优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以某一地区的发展优势逐步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

（二）促进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提供新平台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或“绝对精神”所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的、必然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及各个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打破了人们空间距离上的分离状态，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68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给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像南北差距扩大、落后国家更加贫困等问题，究其本质在于某些西方大国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利用资本掠夺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资源与财富，并强力挤占其市场，导致其发展举步维艰。如何探索一种世界各国都能够受益的新全球化？如何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成为现实课题。

“一带一路”建设的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让更多的國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6]“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不仅为沿线广大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基于此平台拓展自身的业务、引进它国先进的技术改造本国的落后产业、开发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能够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彼此间政治互信、人文交流与国际合作。endprint

虽然当前世界整体局势稳定，但在稳定的背后仍然隐藏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与博弈。当前国际交往中所出现的“零和博弈”，国家间的冲突、不信任因素不断增加，这都充分说明了目前各国之间的合作、共享很难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当前国内外发展所遇到的现实困境迫使中国再次重新思考发展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国内外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其中“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不仅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更是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外交理念之一。“一带一路”构想就是基于这种“共享”发展理念而展开，它打破了以往以竞争为主导的旧的国际交往模式，倡导以合作促发展的国际交往新模式，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作为非歧视性的国际性合作平台，是中国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化和展开，它为探索和创新21世纪国际合作新模式，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也是中国打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举措，它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提供了新平台。

（三）唤醒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为科学认识中国崛起提供文化资源

“一带一路”建设的萌芽、提出、实施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有其历史逻辑起点，它承接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理念，承载着互联互通的丝路精神，借助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互通的文化资源，唤醒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国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取得的成效世界有目共睹，这为世界各国科学认识中国崛起提供了文化资源。

在世界历史长河里，中国属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精神信仰。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战国时期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9]“恻隐之心”放在首位可见其在孟子思想中的重要性，仁爱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更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孟子·尽心上》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旨在鼓励后人在自己得志时要不忘百姓苍生、施惠于他人，在自己不得志、穷困潦倒的时候要注重提升自身修养，久而久之，这些文化理念渗透在后人的思想里就会形成指导人们行为的行为准则。从中国古代两次重大的外交实践来看，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都彰显出中国追求和谐、仁爱的价值理念，他们给当地人民带去了精致的丝绸、华美的瓷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发明创造，加深了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加速了所到国家的历史文明进程。

在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里，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就世界范围而言，在过去500年间，先后崛起的9个大国往往都是通过暴力、掠夺和血腥的方式得以实现并加以巩固。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在加强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也为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国进行海外掠夺和黑奴贸易创造了条件，加速了本国的财富积累却给沿线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样，美国、日本等大国倚仗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强迫他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他国大量的财富进行本国的资本积累，因此，人们在历史记忆里会存在一种“误认”，即某条道路的开辟极有可能会导致途经国家的毁灭。在新一轮的世界力量转移和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误认”的存在引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猜疑，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挑战。而“一带一路”作为破解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主要借助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唤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破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曲解与误解，为世界科学认识中国崛起提供文化资源，进而在推进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同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类新文明。

三、互利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贸易和国际合作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历史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和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进一步牵制了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整个世界处于新一轮的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进程之中，虽然“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如何重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10]中国现今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正是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基础上，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价值和命运契合点，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无论是新航路开辟初期的“欧洲中心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力量的中心一直处于动变之中。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它使得整个世界免于“单极主导”的同时也使得各个国家间的依赖程度加深，孤立地、区域性的民族历史在更深和更广的层次上被世界历史所取代，各个国家处于独立与依存的张力之中。按照西方的发展逻辑，世界性大国的崛起迄今为止均离不开侵略与战争，所以中国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的高度警惕。

虽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局部冲突与矛盾不断显现，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具有多樣性、变动性、突发性等特征。“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11]进言之，世界上不同国家间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只有在摒弃意识形态隔阂、摆脱冷战思维、增进彼此间相互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一旦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生冲突与对立，世界和平与发展将难以维系。“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扩大了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为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合作典范，而且也为破解当今世界经济整体增长迟缓问题、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endprint

“一带一路”所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一切虚假的共同体，“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99这两类共同体不仅适用于某个国家内部，而且还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以往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性倡议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旨在打造一个真实的共同体，让所有的国家能够在参与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摒弃意识形态隔阂，着力改变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为21世纪国际政治定调”[12]“一带一路”虽然由中国倡议，但得到了沿线国家广泛的响应与支持，它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求稳定、求发展的深切呼声，沿线国家能够在此项战略合作中平等的对话交流，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建设中，共享“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丰硕成果，彼此之间既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又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的再生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进而是为了重建新的世界格局。”[13]可见，“一带一路”为破解当代世界困局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所倡导的世界性合作平台，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提升中国话语权、促进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互信、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体现出中国不懈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坚定意愿，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相信在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能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建构世界新秩序，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为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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