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

汪效驷+李飞

关键词： 知识青年；中共；抗战；延安；交通社会史

摘 要： 抗战时期知识青年之所以选择延安作为行程目的地，是因为红色革命在陕北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共向外部世界不遗余力地宣传延安，使其延安之行获得了足够的动力。在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路线上，以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为主的中共各级各类机构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安排，使数万名热血青年的朝圣之旅得以成行，安抵终点。中共对到达延安的知识青年进行了妥善安置，使其不仅停留在快乐的生活体验中，而且在延安得到了成长。

中图分类号： K26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2435（2017）06 0670 09

Abstract：

The youth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hose Yan'an as the destination because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d revolution in northern Shanxi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spared no effort in propagating the Yan'an to the outside world， so that the Yan'an trip was given enough impetus. On the route of the educated youth to Yan'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all level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had made careful planning and arrangement， so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hotblooded youngsters made the pilgrimage to the desti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the intellectual youth who arrived in Yan'an， so that it not only stayed in the happy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grew up in Yan'an.

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国共的“爭夺”及历史启示，学者同仁都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探讨。①

纵观既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宏观的分析，缺乏对历史时空的微观把握。据学界的不完全统计，在全面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学者、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大约有4-6万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数万的庞大人群从四面八方陆续辗转到陕北，仅靠年轻人本身的革命热情和坚强意志是很难完成这趟“朝

圣之旅”的；事实上，他们的成行及行程，皆有中共周密的宣传、组织与安置。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内外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要选择延安作为行程的目的地？他们是取道何种路径到延安的？他们到延安后又有什么样的人生际遇？或者说，中共是如何打造延安，使其对知识青年产生磁吸效应的？在通往延安的行程中，中共进行了哪些组织、安排、接应，才使这一艰难行程得以完成？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达以后，中共又采取了哪些措施使他们对延安产生认同，进而留驻下来？通过对奔赴延安旅程的还原，或可为这一经典的民众动员案例提供更加鲜活的佐证。本文利用时人游记、当事者回忆录及中共党史的相关史料对抗战时期中共动员知识青年去延安试作一项交通社会史的考察，以此管窥在革命与抗战的双重背景下，中共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

一、 确立目的地：中共的行前宣传与动员

1939年初的《申报》曾登载过一篇《延安行脚》，开篇言道：“上万的人已经到中国西北角的“新圣地”去了。其中有两三结伴的，二三十人的，以至于数百人的团体，一对知己，或则因目的地相同而偶然遇合的。从不同的省份，或远或近，有男有女，有中年汉子，有中年妇女，有剧人，画家，学者，兵士，哲学者，新闻记者，传教师，教徒，医生，工程师。他们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坐牛车，或则骑驴，搭大汽车、卡车、小汽车，乘飞机。这是现代的最奇特的“参圣”旅行。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行政首邑。”[1]“参圣”是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目的的最恰当的描述。延安之所以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圣地”，已有学者进行过深入分析。 参见王东仓：《延安 中国现代革命的符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及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 概而言之，是因为红色革命在陕北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共向外部世界不遗余力地宣传延安，使延安在世人的心中成为“革命圣地”与“抗战希望”之所在，是自由、民主的“新世界”。中共革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对革命理念的大力宣传，以使其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追随；这也是革命成功的要件之一。抗战前后，中共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延安的宣传，扩大延安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一方面，中共善加利用报纸、书籍及亲历者的传播效应。抗战爆发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到达陕北以后，就利用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对延安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如1937年1月就刊载了诸如《延安市民主抗日运动在继续开展著》《延安城“一二八”纪念会盛况空前》等关于社会运动的报道；诸如《禁烟工作在延安严重提出》《延安市特别法庭公审贪污偷窃犯》等关于社会治理的报道，在舆论上造就了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生机勃发的延安。抗战爆发后，《新中华报》对延安的报道内容更加丰富和详细。如关于延安的民主选举和县政建设工作的报道；关于纪念“九一八”、“双十节”、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等报道；关于社会动员、锄奸工作、赈济、慰劳方面的报道，向读者展现了延安社会面貌的方方面面，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的延安所散发的活力。但《新中华报》只是在根据地发行的报纸，其影响范围有限。endprint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党政府放松关于延安的消息封锁，延安开始进入了国统区人们的视野。国统区的报纸开始报道延安，《大公报》作了垂范。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受责备了！》一文，向读者介绍了由国统区到达延安人员的生活场景。 1938年1月25日和26日，《大公报》又连续两天以《新年的延安——除夕的一天》为题，报导了春节前后延安的民众生活。文中描述的场景与国统区的沉闷、刻板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国统区报纸对延安的宣传，动因在于中共在延安的革命实践以及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新的希望、新的选择，使国统区的人们产生了对延安这个“新世界”的向往。

与此同时，中共借重西方记者的延安行记，让外部世界了解延安。西方人士的参访、描述无疑是对延安最好的宣传。1937年6月2024日，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毕森一行访问了延安，对“延安人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大加赞赏，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和以后所有的外国访问者，都提到过延安的气氛。那种气氛很容易感觉到，却很难用文字来描述。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和气氛，吸引了追求自由、追随革命的学生从中国各地奔向延安。”[2]79道出了时人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关于延安效应的形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及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面世功不可没。据龚澎和乔冠华之子乔松都回忆，斯诺回来之后，龚澎曾向斯诺夫妇借阅《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此后，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深思熟虑后，母亲决定和各燕大同学一起奔赴延安”。[3]29、31此后，其他西方记者到延安参访，也受到热情接待；不管他们到访的机缘如何，但在客观上都成为宣传中共、宣传延安的契机。大约在1939年初，美联社有个叫马田的记者在《申报》上发表了《延安印象》，对西北特区大加赞美，谓：“特区中最显着的特点便是绝无盗贼，人民亦无寒酸之相，乞丐绝迹，乞丐行为，已不容于特区中，所有叫化子均逃往南方，或由特区政府给以工作了。”[4]这种直观、具象的描述给读者提供了太多想象的空间，容易激起年轻人的向往和追寻。

中共更重视对延安的直接宣传。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可以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公开报道延安民众的生活、战斗的场景以及宣传党的政策。此外，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帮助下，中共湖南省委还出版了《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接收、发表了大量来自全国，尤其是延安的抗战消息。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利用《救亡日报》刊登抗战消息和延安的生活，收到了显著效果，“许多爱国青年从进步报纸《救亡日报》上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事迹……对革命圣地十分向往。”[5]664

另一方面，中共通过政策感召知识分子，通过严密的组织对知识分子进行动员。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学界已有充分论述，此处仅就其针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政策略加补充。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吸引、组织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1938年1月，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王若飞发表了《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一文，号召学生们到陕北公学学习；因为“这里是要造成能够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参加抗战的干部；这里教的完全是适合于目前抗战迫切需要的知识；这里的环境是全国抗战的模范区域”。[6]中共以抗战相号召，对于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报告，从革命斗争需要的角度，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强调“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7]233同年12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抢夺”知识分子的思想，称：“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8]115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指示：“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9]474中共的这些政策使国统区的知识青年打消了顾虑，是促使他们作出西行决定的原因之一。

为了使以上政策贯彻落实，中共在国统区作了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为方便国共双方的联络，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八办”通过自己出色的活动扩大了中共及其军队在各地的影响；更成为连接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红色桥梁。在广州，“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许多爱国青年到广州办事处要求去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10]589如武汉“八办”，介绍送往延安和其他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工作人员总数，据钱之光估计，单是从武汉输送到延安，或是由延安派出来到武汉，然后再赴外地工作的，前后不少于7000人。[11]83从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多时间里，经重庆通讯处和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和解放区的进步知识青年达数千人之多。[12]228

中共还通过抗日救亡团体来引导知识青年去延安。广布于全国各地、海外侨界的抗敌后援会往往成为革命青年去往延安的起点站，如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秘书室管大印的是郑远才，郑不知给赴延安的青年盖了多少张‘省抗的‘护照。”[13]119又如马来西亚华人各界抗敌后援会，“号召马华青年回祖国去，到抗日前线去。并且，已有一些进步青年先行到陕北延安去了。”[14]8641937年10月，聚集到长沙的知识分子由吕振羽、陈润泉发起并成立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许多青年通过文抗会党组织的关系而去了延安（当时党中央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大力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如康濯、柯兰、杨迪、彭柱、杨光等就是这样去延安的。”[15]143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也加入到罗致抗日青年去抗日根据地的行列。

最直接的组织、动员莫过于延安学校在国统区的招生。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决定把这些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招送到延安学习。1938年67月，《新华日报》以“读者信箱”的形式，相继刊登了《关于“陕公”和“抗大”招生》《关于投考 “抗大”和“陕公”》等文，向读者介绍“抗大”“陕公”“鲁师” 的报名条件、报名手续、招考方式、考试科目、如何去“抗大”“陕公”“鲁师”、所需路费多少、学习时间，甚至是毕业条件都有详细的说明，为青年学生投考边区学校提供方便。endprint

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负责招生工作。武汉招生处的牌子挂出后，“报名的人络绎不绝，都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每天约有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武汉三镇当地人，也有外省市如四川等地的，许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流亡青年，还有海外侨胞。他们中大多是青年学生，也有工人、职员，还有机关公务人员以及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等等。”[16]75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设立“抗大”“陕公”招生委员会，短短三个月时间，“先后共输送600多名进步青年去延安。”[17]558以上这些都归因于中共的行前宣传与动员，从而使知识青年的延安之行获得了足够的动力。

二、 踏上旅程：中共的沿途安排及照应

战时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来源甚广，罗瑞卿称抗大的学员，“他们中间的籍贯包括了中国二十七个省份，除青海与西藏外，任何一个省，都有学生在这儿学习”[18]。除此之外，到达边区的还有众多海外归来的华侨。为使知识青年能够顺利到达延安，以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为主的中共机构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安排。

首先，开展身份甄别工作。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对青年学生的输送工作加大力度，要求“在南北交通线未中断以前，速在长沙动员招收一批男女青年赴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为抗战培养干部”。长沙“八办”以“三步走”的方式开展工作。第一步，通过讲演、宣传、办训练班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各项实际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使学生认清当前的时局，激发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第二步，对学生的状况进行彻底摸排，向学生讲明延安的实际情况，以自愿为原则。第三步，针对有意向的学生进行调查和登记。经调查后，发现青年学生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态度坚决，方向明确；二是受别人启发，想瞒着家庭，和朋友一道走；三是好奇，对共产党八路军抱有一种神秘感，想去看看；四是寻找一条出路。以前两个层次的人居多。”长沙“八办”对愿意留下的学生进行登记，盖上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公章，就算正式录取了。[19]537

南方局的输送工作亦复如此。据时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廖似光回忆，1940年之后有大批的爱国华侨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活动。为做好统战工作，办事处事先把这些青年组织起来，将延安的现实情况向有意向去延安的人员进行说明，“告诉他们：延安要自己开荒耕地，吃小米，还要打仗，能吃得苦，身体受得了才去，不行就留下来。”名单由廖似光负责拟定，送交周恩来审批，钱之光负责负责路途上的经费和交代注意事项；童小朋负责发报，将赴延的车辆、人数、司机和带队人的姓名事先通知两安“八办”和延安党中央。[20]228而对于香港的知识青年和归侨相对比较宽松，“只要真诚表示拥护我党和我军，坚决参加抗日斗争，不怕艰苦，身体健康，自备旅费，同时填写一张简单的登记表，就可以去。” [21]655

武汉“八办”对学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由张明秀和董必武负责。首先，在报名条件中就明显包含着初步政治审查的意图，报名者应当是1835岁，身体健康，高中文化（工农例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决心抗日救国；延安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很差，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学习结束后要服从学校统一分配；从武汉至延安的一切费用自理。其次，依据报名者填的表格，在实施个别谈话中进行二次政治审查，以确定是否录取。最后，由董必武把关，对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即认为合格，就由武汉“八办”写介绍信给西安“八办”，再由他们介绍到延安的学校或安吴堡青年训练班。[22]159

政审、筛选环节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吴堡青训班的培训与审查。安吴堡青训班是指中共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设立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1938年，西安“八办”的工作报告明确规定“来历清楚，有救亡团体或负责人介绍者”方可投考延安的各类学校；但要先鉴定核实，然后呈交招生委员会。依据对知识青年的排查和分析，学生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由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地下党如武汉‘八办、洛阳‘八办、陕豫川等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二是由社会知名人士及救亡团体如李公朴、邹韬奋、民先队等介绍来的：三是一些友军地方部队，要求为其培训人才而介绍来的；还有一類就是直接持学校介绍信或毕业证自发来的。”鉴于最后一类的学生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不明来意，西安“八办”就将他们安排在安吴堡青训班，以培训的名义进行甄别、审查。[23]261262安吴堡是自发北上的青年学生到达延安前要经过的一个重要关口，在此他们开始延安战斗生活的预演。

其次，为知识青年开具介绍信，并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1938年7月，康濯一行五人从长沙到达汉口，武汉“八办”开具了五个人去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介绍信。同时，武汉“八办”建议他们“想办法搞一个去西北一带找国民党有关方面或找哪个大学等单位的公开介绍信，因为没有公开介绍信，路上不安全”。此后由“曹伯韩搞到了国民党驻湖南部队某师盖了关防大印的一封介绍信” 。[24]219223广州“八办”对于知识青年是开具介绍信到武汉或西安“八办”，转送延安。香港知识青年和归侨是先经过香港“八办”介绍到达广州，然后由广州“八办”介绍到武汉或西安“八办”，转送延安。1938年初，广东潮阳县达濠区青抗会成员汪涛、石虹就是从香港到广州，拿着广州“八办”主任云广英开具的一封交武汉“八办”、一封交西安“八办”的介绍信，而去的延安。[25]

知识青年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家庭和学校供给。但在战时，他们很难有切实的生活保障；特别是旅途的费用，严重困扰他们的行程。如1938年10月，文学青年康濯等人“从汉口到西安，连这以前的花销，船票、车票、住旅馆、吃饭，钱已不多了。在去西安的火车上，饭都不敢随便吃”。[24]221国民党军队连长邓乃觉执意要求去延安，终经长江局高层研究同意；但经济上也不宽裕，“走时就变卖了他的书籍、望远镜等以充路费。”[22]160来自上海战地服务团的刘克英、金沙一行人员于1938年3月8日从上海乘英国货轮经香港到达广州，在广州“八办”的帮助下辗转到西安。西安“八办”考虑到她们姊妹年龄较小且体质较差，安排他们乘坐汽车去延安，但是“这时我们身上的钱都不多了，不够乘汽车去延安的路费。于是我们四人就徒步去了延安。在途中，我们一路走、一路变卖身上带的东西”[26]119120。虽然中共发布的招生简章上明确规定，知识青年去延安是路费自筹，但是，针对一些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八办”还是给予一定的资助。曾任武汉“八办”主任的钱之光回忆，1938年秋，武汉“八办”对前往延安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军服，并发零用钱，由办事处把他们送到江岸车站。”[27]1381938年经过武汉“八办”中转的人员，“他们中有一部分住在武汉‘八办招待所，大部分则由武汉‘八办出面联系旅社安排食宿。”[11]82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介绍的湖南省宁乡县立第一女子学堂的王警吾、刘履中、紫非等人于1938年6月从长沙出发到达武汉，在武汉办事处住了几天之后才坐车北上的。[17]546endprint

第三，保证知识青年去延安的交通安全。所谓的交通安全主要是指防止国民党设卡拦截和道路安全问题。中共在国统区所开展的招生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7年10月，在西安行营汇报会上，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说：“谷正纲由重庆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甚么的，为甚么不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随后，行营高层商定对策，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制止学生到延安去，并将意见汇报给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蒋鼎文“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开会研讨”[28]216，决定用“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对付共产党”，并于11月成立西安特种会报组织。该组织“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到1942年，谷正鼎称，“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途扣留送去的。”[28]218 “据1944年谷正鼎在汇报书上说，从1939年到1943年期间，仅在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咸阳等盘查站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还不包括胡宗南的特务所扣留的）。”[29]176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由拦截学生直接变为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任何学生模样的人员前往延安。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主要是指从西安到延安这一段路程。该段有“八百里秦川” 之称，途经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官—宜君—中部—洛川—富县，全程不通火车，只有一条公路。交通工具只有汽车和畜力，余则步行，并且道路崎岖，危险如影随从。

针对国民党的拦截问题，中共中央派員组织专人带队。西安“八办”特意安排具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员为其领队。如康濯一干人等，虽然由押运处的负责人带领，但是公开的领队是沙季同，由他与国民党特务打交道，因为“白崇禧发了他一张盖着战区官长司令部关防大印和个人签章的全国各处通行证”。[24]219223泰国华侨康明是从西安的青训班走的，青训班把“男女青年编排成班、排、连，有人带领，各人背自己行李步行去”。[30]165166国共关系紧张之时，中共将一些知识青年伪装成八路军相关人员，以便于乘坐八路军的汽车。据何方回忆，在其第二次到达西安办事处准备乘坐汽车去延安时，“我们干脆穿上军装，算作八路军护士学校的学员，坐上了八路军的军车。因为我们都年轻，说成是护士学校的学员比较合适。”[31]38四川万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等7人到达西安后，西安“八办”给他们“每人一套八路军军装，佩戴第一一五师臂章，与各地来的青年90人一起，由‘西办的同志带队步行去延安”。[23]262正是在中共上下的关心、组织、安排之下，数万名热血青年的朝圣之旅得以成行，抵达目的地。

三、 抵达终点：中共对知识青年的妥善安置

一趟圆满的旅程，并未随着到达目的地而结束；在延安的学习、生活体验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才是检验的更重要的尺度。这些到达延安的年轻人总体而言，生活虽然清苦，但充满了快乐，“在延安，人们的生活像斯巴达人一样清苦而简单。大部分的学生住窑洞，在野外上课。每天由政府供给七分钱的伙食。每月有一块钱的零用。教授月薪五元。校中纪律严明，每人除了两套制服，山西帽，书本，铺盖之外，就很少别的东西了。有些人也许再拥有望远镜一具，或镜箱一只。忙碌的生活，紧张而活泼。每餐几乎是无变化的，一切表示着茹苦含辛，抗战救国的精神。”[4]

延安满足了他们对于“新世界”的全部想象。女作家丁玲这样描述延安：“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那些跹蹀在街头的年轻的工人，全来自武汉、西安、沪上。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32]324325时人谈及到延安后的感受：“在这里，她会给你生命的活力，你所要讲的，要做的，尽你去干。这里没有一点大都市的气息，更没有大都市里的罪恶，纯洁敦厚的风尚，确可使你身心方面得到最好的培养，这里确然是一所伟大的家庭……相信在这短促的将来，会带着荣耀的，欢跃的，健全的体魄归来，那时正是我们奏着凯旋的乐曲庆祝抗战胜利的一天。”[33]还有人言道：“在我们朝圣地旅行的终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灰白圣骸或神秘的圣所……那里人们都是赤裸裸的，不带任何假面具；那里没有虚伪，人们都是很自然的……延安是采用民主主义方法的，他们的生活原则是现实主义，即追求真理，一经发现了真理即以无畏的精神去应用他，这就是延安的神秘也就是他的快乐的泉源。”[34]他们不仅停留在希望和快乐的人生体验中，还在中共的教导和安排下，追寻更高的革命理想，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这些知识青年到达延安的第一站是交际处，“接待和安置这些投奔延安来的人员”是“交际处的日常工作之一”。据时任交际处处长金城回忆，交际处在做好接待工作的同时，“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反映他们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奔赴延安的年轻人之中，“也有一些人在来延安之前，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没有实际的感受，对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而是抱着很多不切合实际的美妙幻想，凭着一股热情和勇气而来的。及至走上工作岗位，在实际生活中一体验，感到现实同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对此，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35]157158实践证明，中共的措置是有效的，知识青年在延安锻炼成长，在革命和抗战的大潮中显露身手。

一方面，进入边区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是进入学校学习。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文艺学院、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其中抗日军政大学是唯一一所国民政府承认的高等学府，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被毛泽东称之为陕北的“黄埔”。这两所学校可谓年轻人竞相追逐的热门。美联社记者马田曾经这样描述：“抗大的门外，正有二万个学生等着入学。恐怕是任何大学的新纪录吧，延安就像一间大学，大家来这里学习，怎样动员民众，做前方后方的政治工作，帮助军队，全民族一起参加神圣的抗战。而到延安去的人的唯一的资格，即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志愿。你可以先进预科，或直接读正课，研究哲学，政治，经济。群众工作，军事策略，军训，党务，军事工程，射击实习，抗大是注重军事科学的。陕公是一般的注重民运等等。鲁迅艺术学院注重宣传。文学，戏剧，音乐，木刻画，都和中国目前的政治军事问题切实联系。九个月的学习期中，三个月在学校念书，第二个三月在校外实习宣传工作，第三个三月重新在校内学习，改正各自的缺点。”[4]这些学校可供知识青年选择，然后边区政府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再进行分配。进学校之前，边区相关人员会再次进行审核，但是这个审查就很简单。时人称，“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需要有反抗敌人侵略的坚决意志。此后，你就可以参加预备科程，或者直接就读哲学，政治经济学，民众工作，作战技术，步兵操典，游击战争，工事和射击等科目。”[36]上文所提及的刘克英一行到达延安后，刘克英姊妹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而金沙和郭弗荣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26]119120“左联”话剧演员苏菲到达延安之后，被安排进了“鲁艺”，学习文学和戏剧，在“鲁艺”学习半年之后，又去“女大”待了一年，之后又回到“鲁艺”戏剧系学习理论和实践。endprint

据统计，安吴堡青训班自创办到结束历经两年半，共计办了14期，组编到127个连（队），培训了12000多名学员，分别输送到延安、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以及自已的家乡，参加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组织推动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中国青年运动谱写了光辉篇章。[37]5陕北公学自1937年7月创办到1941年8月，总计培养了13000多名干部，[38]主要是外来的知识青年。关于进入抗大的学员，学者程朝云依据第四期抗大学员为基数估算，在抗战爆发后一年时间内抗大共计接收了1万名左右的学员。鲁艺自1938年到1944年共计接收了685名学生。[39]110

另一方面，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充实到边区的干部队伍中去。边区政府将这些知识青年直接吸收为干部。如边区妇联组织开展的扫盲运动中，从长征中过来的女干部很少，为解决夜校、妇女识字班的师资缺乏问题，大量吸收“从国统区和敌占区奔赴边区的女知识青年”充当教员。[40]128同时，这些经过培养、培训的学员，分配到各机关和军队中，从事抗战工作。1938年8月23日，毛泽东等致林伯渠、周恩来等电，专门提到“抗大”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派往友军工作之抗大第三队，外来学生，学习三个月毕业，成绩尚好，其中数十名可由西安、武汉两处派往友军工作，一部可派新四军，不日动身，望准备接受分配。”[41]103在“抗大”第四期的欢送会上，毛泽东在致辞中又说：“抗大毕业生的出路，到军队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去，加强抗战力量，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到敌人后方去，到游击队去，发动广大的普遍的游击队，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到群众中间去，到工人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到学生中去，到一切救亡团体中里面去，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战。”[42]意即经过培训的学生可以作为抗战的干部中坚使用的。

山东沂水青年尹平符、李松舟、王涛、周元同等人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直接进入“抗大”学习，1938年4月毕业。王涛、周元同随后分配去115师工作。尹平符、李松舟回到山东老家沂水，参加了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六大队，开展抗战工作。[43]37王仲方于1937年12月到达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三期学习，毕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泽东青干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华北局社会部科长。[44]10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紫非，1938年初到达陕北公学第三分校学习，其后加入中国产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要处工作。1940年跟隨周恩来在重庆“八办”工作，后又在南方局做机要员。[17]547王淑敏于1938年7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进入八路军卫生学校学习。194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晋绥一二〇师野战医院……走上了抗日前线”。[45]88据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资料，当年从长沙先后输送去的许多人经过革命熔炉的熏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锻炼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如刘雪初（原教育部副部长）、莫立本（方克，原《红旗》杂志副总编）、赵录吟（烈士，“平江惨序”中被活埋）、杨展（烈士）等。[46]132另据统计，从边区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储备干部、党政的骨干力量，边区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成立较晚的女子大学， 自1940年到1943年，向各部队输送了一千余名优秀妇女干部。[47]229陈云在谈及华北的地区基层干部建设时指出：“绝大部分是在1936年、1937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相当好。如果没有新干部，华北的根据地就建立不起来。”[48]195197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的情况时也说：“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49]62

此外，对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特殊安排。前文所述高士其到达延安后，受到了很高的礼遇。毛泽东多次到他的窑洞看望他、问候他。边区政府称其为“红色科学家”。高士其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国防科学社”，是抗日根据地医疗和科普事业的卓越贡献者。[50]78另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专业学者陈康白在恩师徐特立的影响和介绍之下，于1937年底历尽艰辛到达延安。对于这样一位延安紧缺的“大科学家”，边区人民对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毛泽东、陈毅亲自接见。1939年4月起，陈康白跟随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边区从事经济工作，开始了他“科技救国”的探索，“为延安的科技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51]

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行程圆满结束，但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回顾这一行程的始末，尤其将这一关涉战时交通与社会的事件置于红色革命和全民抗战的背景下，我们对中共在组织、动员各阶级、各阶层民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战略远见和行动能力当有更加清晰与完整的认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旅程中经受了磨炼，在延安得到了成长，他们极大地充实了抗战的社会力量，也进一步夯实了中共革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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