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精神追求抑或权力算计

孙胜忠

关键词： 《简·爱》；精神追求；权力算计；成长小说；社会实用主义自我教育

摘要： 一般認为简·爱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的精神追求者。笔者以为由于地位悬殊，简与罗切斯特之间一直处于一种征服与反征服的状态之中；她从桑菲尔德府出走似乎是为了逃离父权统治，寻求精神上的独立，但更是她迫于法律和社会习俗压力的无奈之举，从因果关系来看，或许这是她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她最终实现社会地位的逆转，成为女主人，与她的个人奋斗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得益于其叔叔的遗赠，即经济状况是她社会地位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其说简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的精神追求者，不如说她是一个对社会下层和权威态度暧昧不明，通过权力算计和外来经济援助获得成功的女性。基于对当时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简·爱》可看作一部反映19世纪中叶社会实用主义自我教育观的成长小说。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4050809

Key words： Jane Eyre； spiritual pursuit； power struggle； Bildungsroman； socially pragmatic Bildung

Abstract： The heroine in Jane Eyre is generally interpreted as a spiritual seeker after freedom and equality. Based on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paper points out： because of great disparity of social status， Jane and Rochester have been in the state of mutual subjugation； Janes departure from Thornfield is a reluctant ac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law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or rather her strategy of retreating in order to advance， rather than her active flight from patriarchal mastery， nor her spiritual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the final reversal of her social status by becoming a matriarch profits from her uncles bequest， namely， her rise to power is determined by her current economic position， rather than because of her personal strivings. Therefore， Jane is not a purely spiritual seeker after freedom and equality， her success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power struggle and external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her attitudes toward lower class and authority are ambiguou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at time indicates that Jane Eyre is a typical Bildungsroman which reflects socially pragmatic Bildung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如果说卡莱尔的《旧衣新裁》“标志着由浪漫主义时期向维多利亚时期的过渡”，[1]vii那么，勃朗特姐妹就属于这一过渡时期的“过渡性人物”，因为她们以作家身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正值19世纪之交“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行将结束与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即将开始之际，处于浪漫主义和革命的年代与危机重重的工业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形态诞生相互重叠的时代。[2]xi这种矛盾交织的时代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与她们的社会地位、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她们的多面人格。作为“自由奔放的叛逆者和浪漫主义保守派”，勃朗特姐妹既同情诸如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发起的宪章运动，又惧怕它，她们“憎恨权威又羡慕它”。“这是典型的中下阶层的暧昧性”。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可以被归为“奇怪、矛盾的动物（beasts），激进的保守派”一类。她们继承了此前那个时代“既动荡不安又因循守旧”的一面，因此，她们“既是叛逆者又是保守派，既是虔诚的墨守成规者，又是激昂的持异议者；这就不只是性情的问题了。它反映了她们所经历过的矛盾的历史”。[2]xiixiii归根结底，她们的性格是由历史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她们生活在浪漫主义的后期，属于两个时代——封建主义末期和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受两套价值观的影响——乡绅贵族秉持的绅士和淑女思想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信仰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观念。左右着她们的这些矛盾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观念在她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其中，夏洛特的《简·爱》以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这些矛盾。而在上述叛逆与保守、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及自我追求与绅士淑女思想等各对矛盾中，前者引起了论者更多的注意，从而遮蔽了他们全面考察主人公简复杂而多维的性格特征的视线。

一、对《简·爱》的再审视与追问endprint

关于《简·爱》这部经典小说，学界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讨。其一，将《简·爱》作为成长小说来解读比较有说服力，但至于它为什么是成长小说，或者说它是怎样的成长小说，却大有商榷的余地。例如，有人认为，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成长小说，是因为“《简·爱》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走向精神成熟（spiritual coming of age）之旅的小说”，主人公“开始是一位年幼的孤女，最后成了幸福的已婚妇女”，而且“自始至终，她的精神之旅在小说中是最重要的”。[3]178此论循着孤女成长为已婚妇女这一逻辑得出主人公精神成长的结论，并将幸福婚姻视为精神成熟的标志。问题是，地位的改变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精神成长，能否将“幸福”婚姻与精神成熟等而视之？

其二，一般认为，《简·爱》反映的是主人公对独立人格和平等爱情的追求。例如，有论者指出，“简渴望维护自己的人格和独立”，[4]66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她自己“争取与社会地位优越的罗切斯特平等这一诉求铺路”。[5]13更有人耸人听闻地声称《简·爱》导致了一场“革命”，它是“一本体现出女性主义倾向的宣传册，……为女性的平等权利争辩”。[6]432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最为论者和读者大众称道的是简在义愤之下对罗切斯特先生所说的一段话：

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大量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就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我是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7]330

精神上的“平等”、“独立意志”、“自由人”等极具诱惑力和挑战性的话语激起了地位远在简之上的罗切斯特的情感，使他情不自禁地重复着简的话——“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就这样”，从而完全认同了简关于“平等”和“自由意志”的说辞，并当即决定把一切都献给简：“我把我的手、我的心和我的全部财产的分享权都献给你”[7]330。罗切斯特不仅要将身心和财产都奉献给简，还誓言要与她终身厮守：“我要你一辈子都在我身边——做我的第二个自我和最好的人间伴侣”[7]330。就这样，他正式向简求婚，第一次将简揽入自己的怀抱并热切地亲吻她，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简的热烈回应。至此，简似乎离自己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但她后来又经历了出走、流浪和复归等一系列曲折的过程，仿佛最终实现了自己对精神平等、意志独立和自由人等理想的追求。

我们不禁要问：情况果真如此吗？若如是，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历史语境下，简又是如何单凭平等、独立和自由的诉求就实现了阶级跨越和平等的？简抱持的仅仅是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吗？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问题远非那么简单，简也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粹。简的追求，无论是就其目标还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而言，都绝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诉求，更多的是权力算计；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压力是她从桑菲尔德府出走的主因，而这背后映现的是封建的绅士淑女思想对她的影响；从事件的前因后果看，这更像是她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并非完全是她独立意志和精神追求的表现；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束缚与被束缚的关系，因而也谈不上自由，更遑论平等。小说反映的绝非全然是主人公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在这一表象之下隐藏的是她的权力算计，因此，简不是个纯粹的精神追求者，而是当时对社会变革态度暧昧不明的中下阶层的代表，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位通过权力算计和外来经济援助获得成功的女性。

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出发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追问，我们还会发现，《简·爱》不仅是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这一过渡时期的产物，就成长小说而言，它还是崇尚美学和精神追求的自我教育观向社会实用主义自我教育观转变时期的成长小说代表作之一。“19世纪的英国为考察将歌德和洪堡式的美学—精神之自我教育理想转变为更具社会实用主义性质的社会化方式和社会流动性这种制度性妥协提供了特别有效的语境”。[8]47以这种语境为参照，《简·爱》是一部典型的反映社会实用主义自我教育观的女性成长小说，而不是上述论者所称谓的关于女性如何走向精神成熟的小说。

二、社会流动性加大条件下的权力算计

简的追求以及她为此所采取的手段无不与社会地位和财富等物质因素有关，而当时社会流动性加大客观上为简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条件。

简是个孤儿，在小说的大部分，她都处于孤苦无依的状态。直到小说第21章她才得知，她有个身为富有商人的叔叔约翰·爱。约翰打算收养她，并将身后的“遗产留赠给她”[7]310，但他至死也未曾见过他的这个侄女儿。直到他死后，简才得到了他的这笔遗产，那已是她离开桑菲尔德之后的事了。因此，在此之前，简的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与绅士出身的罗切斯特相比。两人地位的悬殊使得罗切斯特的求婚显得有点屈尊俯就的味道，难怪女管家菲尔费克斯太太在看到他吻简时惊得脸都白了。

外界的不理解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绅士罗切斯特与只是家庭教师的简这对地位之别形同天壤的男女的结合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更值得注意的是，简的动机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纯洁。就在上述被人们广为传颂，看似超凡脱俗的慷慨陈词中，简在有意无意间却露出了真容，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即暴露出她对财富的向往以及凭借财富牢牢控制住罗切斯特的愿望，因为她断定，假如她有“大量财富”，罗切斯特就难以离开她（后来他果然难以离开已经富有的简），换言之，她当时难以离开罗切斯特也与他的财富不无关系。

与这一动机相匹配的是简的心计与降服罗切斯特的手腕。面对主人，简一直在反叛与屈从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恰恰显示了她高超的伎俩：反叛是对自我的积极肯定和伸张自我的激进方式，而屈从是自我牺牲或自我克制的表现，但无论是反叛还是屈从，其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以俘获罗切斯特为目的。在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是简自我实现的现实途径，因此，她始终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她对这种“平衡术”可谓驾轻就熟，似乎具有这方面的天赋：endprint

我懂得一会儿惹恼他一会儿安慰他的乐趣；这是最使我高兴的，而且我总是有一种可靠的本能来阻止我做得过分；我从来没敢越过激怒的界限。在最远的边缘我很喜欢试试我的技巧。我可以既保持表示尊重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保持我的身份所应有的每一种礼貌，又在辩论上对付他，而不感到担心，也不感到不安的约束；这对他对我都合适。[7]205

从整部小说来看，简之所以不断地把她的浪漫情感拉回到理性的范围内，主要还是因为她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hard fact）：“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cashnexus）”。[9]18但当时的简贫穷、出身卑贱，而且相貌平平，也就是说，在物质层面——经济、社会地位乃至身体方面，她都不占优势。那么，她凭什么能博得罗切斯特的青睐呢？于是，简精明地采取了扬长避短的策略，避开“习俗、惯例”甚至“肉体”不谈，祭出精神战术，声称自己有“心”，有“灵魂”，用精神与主人对话，这样，她就天然地获得了与他平等的地位——同“在上帝脚跟前”，能与之在同一平台上说话了，因为循着她的逻辑推理，二者皆为上帝创造之物，所以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事实上，平等、独立和自由等口号以及既顺从又反叛的行为掩盖的是简追求自我提升的真实目的。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简的策略是“顺从俗套”（submissive conventionalism）自身的转变，即由“自我保护模式”向“自我提升模式”的转化。简敏锐地研判着自己的处境，并在求爱中十分巧妙地把握着分寸，“将瞬间挑逗性的自我肯定与她惯常的温顺的被动性交织在一起”。[9]18由此可见，简所采取的策略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社会地位的晋级。简在桑菲尔德府的庭院里与罗切斯特一开始的那场对话显然不只是在谈论她是否能继续留在府邸，保持她家庭教师这个职位，而是在谈她是否能得到提升，成为罗切斯特的新娘[7]324330。对此，二者心照不宣。这段对话异常精彩，实际上是男女双方都在设法征服对方，最后以罗切斯特落败——承认简是与他地位“平等的人”，他“最好的人间伴侣”[7]331——告终。

为达到这一目的，简一开始采用的是有限的反叛，以不突破社会和道德规范为限，因而她在这一阶段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逆来顺受的从属地位。不过，在桑菲尔德府，简确实逐渐树立起了信心，自信“是个大家闺秀”（quite a lady），“面色比以前红润，人比以前胖，而且更加生气勃勃，更加活跃，因为我有了更光明的希望和更强烈的乐趣”[7]204。但为了确保自己成功，简时时收紧自己情感的缰绳，将浪漫的情怀控制在理智的范围内。譬如，当简了解到罗切斯特有可能会与英格拉姆勋爵美丽的女儿布兰奇小姐走到一起时，她暗自思忖道：“命令你！不准哭鼻子！——不准伤感！——不准懊丧！我只容许理智和决心”[7]209。理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她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清醒认识，尤其是在感情受挫、沮丧的时候，她能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孤苦无依、相貌平凡的家庭女教师”[7]209，能清晰地辨析她与罗切斯特之间存在的社会等级差别。因此，她告诫自己：“他与你不在同等地位上，你还是留在你的阶层吧；要自爱，不能把整个心灵、全副力量的爱情都浪费在不需要、甚至轻视这种天赋的地方”[7]211。这既是她情绪低落时的感慨，也是她理性的反映，其所思所想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种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敏感的简始终没有放弃对自我的追求，并不时以不突破底线的方式表达对这种自我的肯定。

说到底，简的这种矛盾性格和行为是由她身为家庭女教师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家庭女教师本质上是个“用人”，她受到严格的“社会职责”的限制，这个职责要求她“勤奋、屈从和自我牺牲”，但她又是个“高级”用人，必须具备想象意识和敏感性，这正是当教师的“拿手好戏”（stockintrade）。这表明，她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模糊不清的”，处于两个世界——“情感饥渴的内心世界和有严苛机械性需求的外部世界”中，这两个世界必然“相遇并冲突”。[9]16这种社会地位和尴尬处境与简的理想相去甚远，对此她有明确的表白。在她从桑菲尔德府出走被圣约翰兄妹三人收留后不久，应她要找一个工作职位的要求，圣约翰为他在莫尔顿专门办了一个仅20个学生的乡村女子小学校，让她当一位年薪30英镑的教师，她欣然接受了，因为这个职位“同在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来比，它是独立的”[7]465。但仅仅上了一天课，她就对此感到失落和不满：“不：我感到有几分凄凉。……我感到降低了身份。我怀疑自己是采取了一个步骤，使我在社会生活的等级中不是上升，而是下降”[7]471。对这个刚刚以“独立”之名接受的工作，她很快就因社会等级不升反降而表示不满，可见，她要求独立是假，追求社会地位才是真，至少对她而言，后者要比前者显得重要而迫切。可见，在这个小资产阶级女子的头脑中深深烙上的是阶级差别的印记，尽管因为她自身地位低下因而反对这种阶级区分，或者说她在心理上本能地对此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她对上层社会心驰神往。综上所述，简的目的和手段无不与社会地位和物质追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必须指出的是，简之所以能最终梦想成真还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当时的社会氛围为简的追求提供了条件，因为与前一個世纪不同，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虽然仍等级森严，但社会流动性已明显加大。例如，当时富有的商人通过购买乡村庄园已能融入“地主家庭”和“更加古老的名门望族”，即财富的增长已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种趋势还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每个阶层的“领跑者”都效仿上个阶层，结果社会各阶层中有“社会野心”的人都具有了类似的“规范”和“渴望”。不仅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淑女和绅士与其他人之间的界线已松动（slipped）”，即人们不再以出身为唯一标准，而是以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等级。[10]3132与此相呼应的是，人们在婚姻中纳入了教育这个考量因素，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可以成为最好处的妻子”，并由此推论，“受教育的男子……必须要有受教育的妻子”。[10]96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上述社会气候激发了简向上流动的动机，而且客观上她也具备了这个条件，因为简受过教育，而后来她得到的遗赠使她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因此，她已完全“有资格”进入上流社会，成为罗切斯特的妻子。换言之，社会流动性增强为简权力算计提供了外在条件，也为她向上流动提供了契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