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倾斜的精神之塔

孙蕴芷

常芳：《拥有一双撒拉弗的翅膀》，《上海文学》2017年第11期

撒拉弗，是《旧约圣经》中提到的六翼天使。它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在常芳的《撒拉弗的翅膀》中，撒拉弗这个神圣的天使似乎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它身上带有更多的日常色彩，指向着现实生活中“多余人”—司马的生存状态。司马始终游离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沉溺于对“自己杀死了房东老万”、“老万死了吗”的追问中，小说的意旨不在于给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而是向我们展示在这场荒诞迷离的杀人梦境背后现代人精神的失衡状态，对于自我生存的位置的深层怀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梦里那个生长着月季的花园”和“花瓣上的晶莹的露珠”似乎是主人公司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灰色卑琐的现实生活中无法寻觅到的，只能从梦中见到。貌似荒诞的杀人梦境更是对现实生活一个巨大的讽刺，在梦中的司马被警察指控杀死了房东老万，在被押解至警车的路上，围观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群脸上露出惊异和怀疑的表情，“他们的面孔被强烈的太阳光照射着，每个人脸上都像是敷了层透明的塑料薄膜。”梦中的人群似乎更是现实中看客的写照，带着伪善的面具，内心冷漠。而司马被关押到监狱后，没有人去相信他是否杀死了老万，出狱的条件变成了只要配合好杜倾城演好这出皮影戏，老万的死就和司马没有任何关系。在梦中，没有真相可言，所有人都丧失了寻求真理的权利，最初以纯洁的天使面目降临的杜倾城最后却成了婊子，所有的一切都通过演戏来进行。

梦中是如此，那么现实中呢？司马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多余人”，一个行业报里的小记者，业余时间里喜欢偷窃收藏女人的丝袜和骑白鲸，租住在低矮简陋，天天被房东逼租的房子里。“司马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拥有一间，完全彻底属于一个叫司马的男人的房子。”而现实中的司马确实住在一个一百六十平米四室两厅的房子里，只是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杜倾城，户口本上户主的名字同样是杜倾城，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亲手购买回的，除了自己赤裸的身体，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唯一的胜利便是争取到为儿子站着撒尿的权利。“他闯荡到这座城市快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光阴，他得到的全部收获，就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和一个少年的父亲这两个头衔。”司马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一个失掉尊严和人格的男人，巨大的无奈和空虚。此外，小说中提到的司马童年的记忆，父爱的缺失，以及自己被爷爷送出去寄养的原因—他和杀人犯母亲长得完全一样。司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生存位置的缺失，无论是家庭中，抑或是工作，都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人，一个多余的人，他鄙弃杜倾城为讨好“一任又一任的上司们”所学习的各种“艺术”，他想拥有一座带花园的房子，他想自由地骑着白鲸飞翔，他想有一对撒拉弗的翅膀带他飞离灰色卑琐的生活，而现实是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者。常芳带有梦幻浪漫色彩的叙述，丝毫不减对于现代人精神失衡状态的剖析，在梦与现实的纠葛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伪善面具的破碎和真实的自我存在欲望。

郝景芳：《永生医院》，《山花》2017年第10期

郝景芳的《永生医院》延续了一贯的科幻现实主义风格，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是一篇有温度的科幻小说。“永生医院”这个奇特的名字，让我们思考何为“永生”，“永生”的意义是什么。一个高科技的医院—“妙手医院”通过复制病人的基因生成一个新人来延续病人的生命，主人公钱睿无意间得知了这个秘密，从起初要揭露妙手医院为母亲讨回公道到最后明白了生前母亲的苦心而放弃了，这中间有着深刻的人性抉择。正如小说开篇写道“他们要的是安慰，不是真相。”“永生”的意义在郝景芳的笔下是给予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另一种延续的可能，而这种延续对于仍然活着的人有着巨大的心灵抚慰和意义，让他们相信自己所爱的人一直都在，这也是离开的人给予活着的人最后一丝温暖。而小说中“假母亲”对父亲的体贴和对钱睿的关怀，这一切如此的美好，不忍心去打破。妙手医院二十年来替换的新人已经融入了成千上万个家庭之中，这些家庭没有因为亲人的离去而痛苦，而是有了这些新人的存在使他们相信自己仍然是幸福的。《永生医院》在科幻的外衣下涌动的是人性的脆弱和重生的意义，因为恐惧和不愿接受亲人的离去，而出现这样一个延续生命的医院，小说同样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亲情的淡漠、生命的不等价，贫富差距下人心的躁动和不平，值得我们去深思。

胡性能：《生死课》，《十月》2017年第5期

胡性能的《生死课》讓我们想起电影《入殓师》，小说同样给我们讲述了一群把无数亡灵渡到彼岸的殓葬师的故事。在世俗的眼光中，他们从事着晦气的工作，是被人疏远的，然而，正是这样一群穿梭在生死两界的人，把每一个生命即将殆尽的人尊严、体面的渡过去，或许这才是对亡灵最大的敬意，他们在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生死课》中的小久出生在殡仪馆，在娘胎里就开始听哀乐，童年记忆里弥漫着一股死亡的味道，他偷偷拔下殡仪馆里花圈上的纸花用彩色笔涂好送给喜欢的齐老师，却被同学告密，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小久的父母在火葬场工作，而所有人都在远离他。小久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再在殡仪馆住，他选择离开丹城，来到奉城找到的第一个工作仍是和尸体有关。或许，命运安排，他注定要做一个收尸人，与锅盔成立了安息社，随后又结识了老收尸人—老蝙蝠。老蝙蝠的大半生都在这个行业里，饱受冷眼，见惯了生老病死，然而自己却在打破家族男人活不过52岁的魔咒面前泪流满面，老蝙蝠最终没有活到六十岁生日那天，把眼角膜捐献给自己的亡妻，签订了遗体捐献书。他的一切都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渡了那么多人，终究没有渡自己。在胡性能的这堂《生死课》中，生死之间不再是一条无法弥合的沟痕，生之繁华与死之悲戚，这群游走在生死之间的人带给我们更多人性的温情。

李榕：《热干面记》，《当代》2017年第6期

一碗热干面承载了两代人的记忆，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小说时间点从1979年老丁和老李因为一碗热干面而相识到90年代国企改制，红砖房拆迁，围绕老李的热干面摊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在平凡的生活中却渗透着时代变换中一代人的无所适从感和对过去岁月的深重眷恋，他们被动地接受着新的时代所带来的心灵冲击，曾经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光荣、记忆都随着红房子的拆迁而灰飞烟灭，一如从未存在过。小说中作为老李和老丁的友谊象征的手推车，见证着李记面馆的发展，从镀锌板到不锈钢厚板，从露天摊到半露天门面再到临街的一居室，老李这辈子最信的就是老丁，老李心中一直惴惴不安的拆迁被老丁无比肯定的否认了，然而两个月后拆迁通知击碎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自信，从集体拒拆到老丁的妥协和老李最后为了救韩奶奶而葬身火海，红砖楼房的拆迁隐含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过去的属于老丁老李的青春、光荣、温情都已远去，而在轰隆隆巨大冷酷的拆迁机器面前，老李、老丁、韩奶奶他们的不合时宜又脆弱的固执和抗争似乎是在用最后一丝力气来捍卫着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尊严。时代向前方飞快地奔跑着，而人们似乎并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像昔日红火的钢厂变成了夕阳产业，铁饭碗被打破，工人失业下岗，像被老丁引以自豪的红房子最终被拆成为一片废墟，最终留存下来的或许只是脑海中模糊而又伤感的记忆。

莫飞：《挂在屁股上的钟》，《当代小说》2017年第11期

小说以“挂在屁股上的钟”命名，在奇特略带诙谐的名字背后讲述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送外卖”的小哥的生活状态，在轻松的叙述语调下却是作者对一个被迫长大的年轻人如何面对生活的残酷，如何接受生活的荒诞，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的严肃思考。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是时间，主人公鲁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时间，他整天忙着接单、送单，时间都是掐着秒算的，他感觉屁股上挂着一个钟，滴滴转着，从不敢停歇，从不敢坐下。一个自己还没长大的男孩瞬间变成了一个父亲，他有些笨拙地照顾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而女儿的母亲不知所踪，鲁克只能白天计算着时间送外卖，下午尽早赶回去接替低价雇佣的不太称职的保姆阿姨，然而这样保姆也不再照顾孩子了。小说结尾处鲁克带着女儿去医院的太平间看送外卖出车祸而死的大彭，一个善良老实的农民工，最大的梦想攒钱回家乡盖房子娶媳妇，一个曾和鲁克在台风中吃着外卖保温箱里的食物而感到无比幸福的人，就这样死掉了。在生活逼仄的夹缝中，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希望在哪里？“明天要带着宝宝一起工作吗？”鲁克的自问有着对生活的绝望，同时也看到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肩上重重的责任和担当。

严秀英：《悲伤的西班牙》，《湖南文学》2017年第11期

严秀英的《悲伤的西班牙》在舒缓、悠扬的调子中将三个不同的现代女性內心隐秘的情感波澜展露无遗，在岁月的损耗下婚姻、爱情都褪去了光鲜的一面，而人也慢慢卸下伪装、暴露出人性真实的底色。作者有着清醒的洞察力，揭示出现代人情感纠葛背后是人性的永不满足和不能与人言的孤独。《悲伤的西班牙》中貌似婚姻美满幸福的黛诺，在十几年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中却感到荒诞和孤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中偶遇过推拿名医柏大夫，柏大夫在黛诺常放的一曲《悲伤的西班牙》里回到自己最美好的吉他时代，他急切地把自己内心最黑暗的秘密告诉黛诺——这个他以为自己寻找到的知己，黛诺在短暂的冲击之后是逃离，柏大夫的出现反而让她感觉自己生命的寒冷和孤独。另一位外表光鲜、追求完美主义而选择不婚的何琦，欲盖弥彰下却是更深刻的孤独与难堪。被黛诺何琦视为眼中模范夫妻的潘教授和老普，两人二十九年风雨无阻的散步在潘教授痴呆后彻底改变，老普仿佛变成一个陌生人，开始疯狂地跳舞，约会老太太，婚姻的背后是阿潘不能生育和多少年来两人相处的谨小慎微，痴呆之后的阿潘为了抱抱“情敌”的孙子竟然将丈夫推倒致死。孤独不是可耻的，孤独是属于个人的，那些无法与人言、不能戳穿的感情只能放在心里，在冗长日子里慢慢磨着。在作者近乎有些冷酷的笔触下，我们得以洞见了人性最真实的模样。

周如钢：《我们的朋友》，《十月》2017年第6期

周如钢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朋友》讲述了一个渡人的故事，也是一个自渡的故事。小说从一个每天漂在运河上清理垃圾的外来务工人员庄守城变形的视角来看这座雾霾掩盖下的城市，来看一群冷漠、自私、行尸走肉的人们。庄守城每天漂在这条充满垃圾、脏污的运河上，他曾经渴望和在意着自己的朋友，而现实生活却告诉他混得不好是没有朋友的，因为在停尸房工作昔日的工友会觉得接他的电话而晦气，来到这座城市七八年却从不敢让老乡看到自己真实的生活。庄守城臆想出来的一群有着身份地位的“朋友”，实际上不过是运河上每天飘来的一堆又一堆垃圾名片。有人跳水，庄守城看到河岸上和桥上的人都在看，却没有一个过来，所有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说中出现在庄守城脑海中的一具具尸体的画面，似乎是对这座雾霾城市下冷漠、自私的人们的隐喻。而当自己在学校受排挤歧视的儿子要帮助昔日打架的同学，庄守城的内心仿佛触动了，他那颗被这座城市的雾霾掩盖的心灵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他最终选择帮助要放弃人生的盖务鹏渡过这条运河，同时也是渡了自己遗失的人性温情。在这座雾霾下的城市，每一个被城市异化的心灵孤独地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跋涉，慢慢丢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似乎走得越来越快，然而生活的意义却越来越狭窄，庄守城的渡人也是在渡己，给自己干枯的心灵带来一丝温暖与安慰，从怀疑与空虚中挣脱出来，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李云雷：《红灯笼》，《北京文学》2017年第11期

李云雷的《红灯笼》唤起了我们对一个遥远年代的记忆。俊江大爷制作的红纸灯笼成为一代农村孩子童年时代的宝贵回忆，同时这个红纸灯笼凝聚着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热忱和一种勤恳、执着的生活态度。小说中的俊江大爷，是广大中国农村中的普通一员，他老实能干、心地善良、“认死理”，讲究老礼，每年扎好灯笼先不去卖，而是挨家挨户地去给小孩子送灯笼，文化大革命时偷偷给地主家的孩子送灯笼被批斗。俊江大爷扎的第一个红纸灯笼是在土改分到了土地，红火的灯笼传达着老一代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希望。土地在他们这一代人的眼中就是一生，从土里获得食物，用一辈子的汗水和泪水浇灌这片土地，而最终回归土地。而时代在变化，大包干变成了承包个人，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于土地，俊江大爷的红纸灯笼也不如绸布灯笼抢手了。红纸灯笼最终会消失，老一辈的人带着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最终回到土地，土地是他们的根，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这样生活的人了，那么我们呢，我们的根在哪里？作者在对红灯笼的回忆中传达着对于现代人生存之根的思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老一辈对古老生存方式的执着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他们比我们过得似乎更充实、更满足、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