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理清四个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不久，各地便掀起了研究、推动乡村振兴的热潮。然而，在这股热潮中，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厘清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种种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为实现乡村振兴，推出乡村建设的一系列工程项目，确实很有必要。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业要兴旺，不光是上项目、盖园区这么简单，而更多应该思考，市场在哪里？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解决产业兴旺的问题。但就目前而言，许多农产品仍存在滞销现象。因此，地方政府不能一味贪大求全，一哄而起上项目，为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再度盲目地扩大生产规模。

产业兴旺的根本，是必须解决市场问题。实践中，有些地方发展产业时往往忽视“市场在哪里”这个问题，导致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了农产品价格波动。

更有甚者，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观察市场，而一味看政府，因为政府有补贴、有政策。如此，市场的作用就会扭曲，甚至失灵。农产品市场一旦发生波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能争取到政策补贴，不至于受损太大，而最终因此买单的，往往是小农户。

如何让政府和市场保持良性关系？一个关键性举措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和价值。在一些发达国家，除非遭遇极端自然灾害，正常年份很少发生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因为种什么农产品、发展多少面积等问题一般由全国性行业协会来管理。一方面，行业协会对供需状况十分了解，能有效避免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相比于地方政府，可以打破行政边界，在行业内实行统一规划。

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

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关键在于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关系。有舆论认为，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有的认为，乡村振兴的标志就是城里人回归乡村。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并非意味着应该放缓城市化步伐。相反，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并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来引领，以实现“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城市化也意味着乡村本土人口的减少。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在城乡优化配置、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原因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的融入，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

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的关系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但产业兴旺不能局限于第一产业的发展，而应着眼于“接二连三”、一二三产业融合、功能多样的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与兴旺，体现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即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机结合的产业发展与兴旺。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不仅是针对乡村百姓的宜居，同样也应是对城市居民开放、城乡互通的生态宜居。

我们要把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起来，使生态宜居既成为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又成为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在体现三产融合和功能多样的产业兴旺中，乡村休闲旅游和康养产业发展，要以生态宜居为基础和前提。

推进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要强调“差异化”和“多功能”。各地应先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再创造公共性需求；此外，乡村空间还要与服务业、城市化相结合，推动产村、产镇、产城融合。

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关系

所谓乡风文明，既应该蕴含中国特色的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乡村农耕文明，又应该体现现代工业化发展的现代文明。因此，其特点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互融合与发展。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既体现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又体现治理效果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满意，并具有可持续性和低成本性。

有地方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时，认为找不到载体，工作很虚。事实上，如果把乡风文明上升到治理高度，与德治结合起来，互为支撑，自然也能找到落地的载体。

德治是非正规制度，包括文化、传统、习俗等。在农村，光靠法治是不够的，因为法治往往成本较高，而农村很多事情上升不到法律层面。因此，要注重依靠“非正规制度”，即乡规民约、文化约束、道德引领等，这些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还是相对有效的。

（来源：http://www.farmer.com.cn/xwpd/jjsn/201808/t20180818_1399340.htm 2018-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