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汉语代词研究
——汉语代词研究史之发轫成长期

曹 炜， 李 璐

(苏州大学 汉语及汉语应用研究中心/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代词是汉语词类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词，早在古代就已进入语言学者们的视野，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如《尔雅》《说文解字》等古代语言研究著作中就有所涉及。但真正把代词作为一种语法现象加以系统讨论的则是晚近的事情了。对于汉语代词而言，20世纪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短短的百年时间，汉语代词研究完成了从发轫草创到不断成长到停滞冷寂到重新出发并迅速走向繁荣这么一个华丽转身，个中的屈折起伏、质疑纷争、学者们付出的心血和智慧等等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对这一段研究历史的梳理，对这一段研究历史中所出现的每一项研究成果的客观评述和总结，对汉语代词的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无疑是极为必要的。

如果一定要对这百来年汉语代词研究的历史作一个粗略的切分，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草创发轫不断成长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出发并迅速繁荣期，整个20世纪80年代；继续繁荣并走向成熟期，整个20世纪90年代。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拟对汉语代词发轫成长期的基本状况作个全面梳理和基本总结。

就八十年的发轫成长期而言，以1950年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该不会有多大异议。前半段，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基本可定性为汉语代词研究的发轫期，无论是投入的学者还是形成的学术成果，均呈现出发轫期的草创特点。这一时期在汉语代词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马建忠、严复、胡适、章士钊、黎锦熙、陈承泽、容庚、杨树达、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等11位。后半段，也就是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可以确定为汉语代词研究的成长期，之所以确定为成长期，是因为虽然有50年代中晚期至60年代中期的这一段研究兴盛时光，但极为短暂，与80年代以降的真正繁荣景象有霄壤之别。这一时期在汉语代词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吕叔湘、王力、高名凯、周法高、张彦昌、严修、胡明扬、张成材、周大璞、何融、黄盛璋、于细良、洪诚、向熹、贺巍、黄丁华、祝敏彻、胡安良等18位。下面我们来分别加以梳理和总结。

一、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代词研究

最早把代词集中起来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加以讨论的应该是1898年问世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从《左传》《论语》《孟子》等古代典籍中收集了大量的古代汉语代词用例来加以考察讨论。在讨论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并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而是尝试发现并总结出代词的一些使用规律，如：疑问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等[1]。这些论断都是由《马氏文通》第一次提出的。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将“皆”、“众”、“具”、“悉”、“徧”、“都”、“咸”等表统括的范围副词都归入了代词中，未免失之粗率；同时，有些规律的总结尚不够科学等等。但《马氏文通》在汉语代词研究上所作的贡献及所体现的价值是值得珍视的，其中对代词用法和规律的总结，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被广泛采纳，而后来的学者关于代词的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马氏文通》代词相关讨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位对汉语代词的分类及其用法予以关注的，则是严复。他在《英文汉诂》一书中将称代字分为五种：三身之称代，指事，发问，复牒和无定。严氏第一次提出了“三身”的概念，即“三身云者，以人言语之际，有言者，有所语者，有所言者，凡此谓之语次三身。”[2]从三身称代看，严复认为，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与上古欧洲语言人称代词的功能和位置相似，但他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来解释中西人称代词的“同原”，也没有指出“吾”“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古欧洲语言中有没有对应的区分。

之后，胡适连续发表《吾我篇》和《尔汝篇》等论文，首次从形态视角阐释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胡氏在《吾我篇》中指出：“‘吾’字用于偏次，单数为常，复数为变。‘我’字用于偏次之时，其所指者，复数为常，单数为变。”[3]在《尔汝篇》中又指出：“‘尔’为众数对称代词，‘汝’为单数对称代词。”[4]

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氏文通》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它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一批效仿它的汉语语法学著作，其中较有特色的是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和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

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中首次将代词分为人称、疑问、指示三类，排除了《马氏文通》中提出的“接读代字”。但其中关于代词用法的总结存在着诸多疏漏，如“第一人称虽各字皆用为主格，而古籍中以用‘吾’字者较多。”“第二人称之‘乃’字，第三人称之‘其’、‘之’字，无用为主格者也”等。[5]经过我们的考察，古籍中虽然“吾”字使用很多，但“我”仍然是使用率最高的第一人称代词，且“其”和“之”都有用为主格的情况。[6]

与《中等国文典》不同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主要从现代汉语中的代名词出发，联系了北方方言中代名词音的转变的因素，探索现代汉语代名词的源头。他将代名词分为四大类：称谓代名词、指示代名词、疑问代名词和联接代名词。[7]书中首次提出了联接代名词这一说法，但仅设一章进行了分类说明，没有作具体阐述。

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则沿用了《马氏文通》的说法，仍将代词称为代名字，他将代名字分为人称代名字、指示代名字和疑问代名字三种，并提出“代名字概由词来(亦有由字来者，如‘他’为‘它’之假，‘无他’即‘无它’是，又如《三国志》‘身是张翼德’之‘身’，由普通名字转来)，而人称代名字与疑问代名字尤为间接，盖人称代名字率由指示代名字转来，而疑问代名字则由感字转来也”[8]的观点，首次注意到了代词的来源问题。

20世纪20年代末，学界开始关注对上古时期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的研究。最早将上古出土文献中的代词作为研究对象加以研讨的应该是容庚，其《周金文所见代名词例释》一文对西周出土文献中的代词进行了考察，并逐个进行了分析。[9]这就将代词研究的语料范围从传世文献扩展到了出土文献中。

20世纪30年代初，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在吸收了章士钊、陈承泽等语法学著作中代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汉语代词系统进行探讨。在代词的分类上，杨氏基本采用了《马氏文通》中的分类，将代词分为四类；但在具体代词个体的认识上，则有不同的看法，杨氏对《马氏文通》将“都”、“咸”、“皆”等归为代词提出了质疑，将其归入了副词中。在展开讨论时作者基本使用逐个代词进行分析、例举的方法，引用了前人有关古籍的按语、注释、笺语等，且根据同义字的声韵关系来为其表同一语义作佐证，同时对《马氏文通》中关于代词的观点做了补充和修订。但遗憾的是仅有简单的分类列举，没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杨氏在《高等国文法》中改变了一些早期自己对代名词的观点，如他早期在《述古书中之代名词》[10]和《词诠》[11]中将上古时期的“之”列入人称代名词，而在《高等国文法》中则将“之”归入了指示代名词中。[12]

整个20世纪30年代，除了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之外，学界再也没有关于代词研究的任何成果了。直到40年代初，汉语代词研究的冷寂局面才被打破，那就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的问世。

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诚如朱德熙在该套丛书总序中所言，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而20世纪80年代以前唯一的一部“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著作”。该书首次将汉语代词系统分为指称(有定)和指称(无定)两大部分，且在人称代词名称上沿用了严复的“三身代词”的说法，所研究的代词范围主要是近现代汉语代词，同时对汉语代词的来源进行了考察。但书中对各个代词仅有简单的介绍，并没有深入剖析，且有一些代词用法规律的总结值得商榷。如书中提到：“‘之’、‘其’这两个词没有一个能作句的主语”“‘之’、‘其’都有时候代表第一身，‘其’字有时还代第二身”。[13]但据我们考察，《左传》中有不少“其”在句中作主语的情况，“之”也有作第二身代词的情况。[14]

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将代词分为人称代词，无定代词、复指代词等，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四大类，并首次提出了人称代词复数的包括式和排除式，且提出古代汉语在“最恭敬的会话里不用人称代词”[15]的观点。此外，该书在句法结构的分析上也有不少创见，从近现代汉语出发，大量引用了《红楼梦》中的例句，分析并总结了“其”、“之”等代词的不同用法，可以称得上是《红楼梦》的代词研究。但遗憾的是该书对于代词的分类比较零散，没有系统的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问世。高氏在第二编“范畴论”中分设两章讨论了指示词和人称代词。[16]与此前的语法学著作相比，这本著作更加注重理论的探讨，从作者对代词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理论思想上作者深受索绪尔及其后法兰西学派的梅耶、房德里叶斯和马伯乐等人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此外，在对代词的分析中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叙述，也随处可见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对高本汉认为古代汉语第一、二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的学说的批评，将汉语近指代词按其声韵特点分为齿音和喉牙音两套系统等。该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古代汉语，也讨论了近现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代词。但从该书对代词系统的描写来看，其所揭示的更多是汉语代词不同于西方语言代词的用法特点，关于汉语代词本身特点的讨论较少，因此还不能完全摆脱西方语法的格局和影响。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汉语代词研究

20世纪50年代，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积累之后，汉语代词的研究迎来了首次短暂的兴盛。说其短暂，是因为学界这次对代词的热度只持续了不到十年就戛然而止了。

50年代初吕叔湘在《语法学习》一书中单设一章讨论了代词的用法，仍然将代词分为有定和无定两大类，有定代词分为三身代词(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无定代词即疑问代词。进而又在《中国文法要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代词的两种作用，即替代和指称。[17]

这一时期，学界关于代词本身的词性、存在性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分别就代词的词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均认为代词不是虚词，王力(1959)提出：“代词是半实半虚的词类，代词在虚实问题上有它的两面性。”[18]同时，乃凡(1955)对代词的存在性存在质疑，他提出：“有些词可以代替名词(如‘我’；有些词可以代替形容词(如‘怎么’)；有些词可以代替加语形容词(如‘这’)。所以，在代词一类中，词与词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因此无法加起来成为一个词类。换句话说，‘代词’这个词类是不存在的。”[19]

这一时期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是研究代词的重要著作。周氏结合了甲骨文中代词的字形、殷商至汉魏六朝传世文献中的语料，对上古汉语中代词的全貌进行了描写。比较有特色的是，该书注重将汉语中的代词与英语中的代词进行比较，且更关注代词之间的关系，还加入了对代词性助词的讨论，有助于人们把握代词的发展演变。

之后，张彦昌(1958)就人称代词的语法特点这一问题，通过俄汉语对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张氏对学界将人称代词的替代性作为否定代词存在的理由持反对意见，认为替代性并不是代词独有的特点，代词均具有指示意义才是它们共同的特点。[20]

严修(1959)就同义人称代词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质疑，严氏认为高本汉、胡适关于“吾”“我”，“尔”“汝”的语言观是受了西方语言学家叶斯丕森的“语言进步论”的影响。他通过对早期几部重要文献中“吾”“我”、“尔”“汝”的格位、数、感情色彩的讨论，提出了古代汉语中“吾”“我”、“尔”“汝”没有格位、数、感情色彩上的区别的观点，完全颠覆了高本汉、胡适的观点，甚至颠覆了学界大多数学者对于“吾”“我”、“尔”“汝”区别的认识。[21]文章不时释放出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时期较为浓郁的“左”的政治气息。文中有些观点有待商榷，但其中也有些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到了50年代末，学界开始关注方言中的代词。

最早撰文探讨方言代词的用法的应是胡明扬。他在《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一文中描写了通园方言人称代词中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各有两种语音形式，双音节的用在动词前面，单音节的语音形式用在动词后面。[22]

随后，张成材(1958)通过举例说明了商县方言人称代词中虽然不用“们”来表复数，但其单复数的分别是十分明显的，并指出商县话的人称代词用变调的方式来表示单复数，让我们对商县方言人称代词有了一定的了解。

周大璞(1959)则从汉语音韵发展的历史出发，对湖北天门话中的四个疑问代词的用法做了说明。[23]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俄语代词的相关研究。朴富宁(1957)最早撰文探讨俄语代词，并指出：“俄语代词是最古老的词类之一”。[24]该文从俄语代词的语义特点、语法特征两个方面总结出了现代俄语代词的特点，对人们了解俄语中的代词的相关用法有很大帮助。当然，这并不属于汉语代词研究的篇什。

到了6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汉语代词的历时发展问题，开始着眼于对某一时期代词的发展变化状况进行归纳总结。较有代表性的是何融(1961)和黄盛璋(1963)。

何氏考察了六朝时期几个比较特殊的代词，人称代词“身”、疑问代词“何物”、“何等”，指示代词“许”等，从其来源、语法特征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证，且与同语义的代词进行了对比，基本揭示了六朝时期代词的概貌。[25]对于人们研究六朝时期的代词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黄盛璋则对先秦时期的人称代词进行了系统的讨论。黄氏指出：“首先提出古汉语代词有格位、数的分别的是胡适，其次是高本汉”，并指出其观点的错误性，进而批判了高本汉、胡适等学者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黄氏以先秦近二十部可信的古籍为主要语料，并加入甲骨文、金文的语料，对其中的人称代词逐一进行了考察，通过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有些代词肯定是没有格位的分别的，在第一身有“我”，第二身有“尔”；有些代词在某些格位的用法上是有些分别和限制的；就单复数问题而言，古代汉语代词都能表示单数，而能否表复数各代词情形各不同。[26]黄氏的讨论，反映出作者对先秦时期代表性语料的娴熟把握以及计量统计方法的娴熟运用，立论非常具有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单个代词的溯源研究。周大璞《“阿堵”这个词》是单个代词溯源研究的佳作。在这篇论文中，周氏对“阿堵”这一词的来龙去脉做了一个梳理，从古人用韵、“者”的声纽特点、“者”字的字形构造特点、古字的假借、现在的方言等几个方面证明了“阿堵”与“者”是音义相通的观点。作者主要就清代学者郝懿行的观点作了说明，对其观点中的疏漏之处进行了修正和补充。[27]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对汉语疑问代词的特殊用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于细良的《疑问代词的重叠用法》和《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分别就疑问代词的重叠用法和任指用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于细良(1964)将疑问代词的重叠用法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加以论述，最终得出结论：疑问代词只有用于非疑问的时候才能重叠；[28]于细良(1965)将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也分为三类：周遍性的任指、呼应性的任指以及对待性的任指，并分别就每一类任指用法的特点作了说明。[29]

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相互质疑、互相切磋的商榷性文章。洪诚(1964)对王力《汉语史稿》中关于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他’字没有变成第三身代词以前，单用时只指事物，不指人，意义作‘别的’解，不作‘别人’解。”[30]而向熹(1965)对于洪氏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向氏的考察和梳理可以看到，“他”在上古单用时不仅可以指事物，也可以指人，因此洪氏对王力《汉语史稿》中“他”的商榷未必是恰当的。[31]

承续50年代末兴起的方言代词研究的余波，60年代对汉语方言代词的讨论依然是学界关于汉语代词研究的一个亮点，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贺巍和黄丁华，贺巍的《中和方言的代词》(1962)主要探讨了中和方言中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中的几种现象；[32]黄丁华的《闽南方言中的疑问代词》(1963)是其研究闽南方言中代词的又一篇力作。[33]黄氏早年曾在《中国语文》发表《闽南方言中的人称代词》[34]和《闽南方言中的指示代词》[35]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就闽南方言中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概貌进行了描写，并就其指称意义、句法功能和活用情况等进行了讨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中期结束，整整十年，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界也无能幸免，学术研究全部中止，汉语代词的研究也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沉寂期，没有任何相关研究成果。这种沉寂的局面直到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被打破。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关于代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关于外族语言代词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民的《凉山彝语人称代词的几个问题》(1978)一文和谢联发的《日语人称代词和对人关系用语》(1978)一文。李文主要从人称代词的数、格等方面对凉山彝语中的人称代词作了研究，提出凉山彝语中人称代词的格有逐渐消失的趋势；[36]谢文则对日语中的人称代词和对人关系用语作了说明，主要就“您”一词的使用作了研究，对于日语教学有重要参考价值。[37]

另一个方面是汉语单个代词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祝敏彻的《论“所”、“所以”》(1979)一文和胡安良的《“之”字分解》(1979)一文。祝文认为古汉语中“所”的词性是特指代词，文章通过对“所”的词性和语法作用、“所以”是复音词还是词组的讨论，最终得出古汉语“所”字在各种用法里都是代词而不是助词的结论。在讨论过程中，祝文还对学界关于“所”字结构的研究状况作了梳理。[38]胡文分别从“之”在句中用作动词、作代词、作助词三个方面讨论了“之”的用法，涵盖了古汉语中“之”的全部用法，对于人们研究汉语中的常用词“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9]但文章在没有做计量统计的基础上就说“之”的主要用法是助词，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纵观20世纪前80年的汉语代词研究，虽然总体热度不够，投入的学者也不多，研究成果也并不丰硕，同其后的80年代、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十年中投入的学者、形成的成果较之这个时期80年的要多得多；但是，却是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没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踉跄起步、三四十年代的筚路蓝缕，五六十年代的散枝拓展，也就不会有80年代的初步繁荣，更不会有90年代的巅峰时代。百来年的汉语代词研究史便是在这样一种接力式的承续传递中完成自己的华丽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