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公共修辞素养与能力培养模型研究

陈亚萍 周 峰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1）

新媒介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带有数字修辞特质的公共领域。人们进入网络公共领域的能力（accessibility），[1]决定了人们是否会被信息浪潮吞没，能否在公众民意时代用理性判断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这一能力或可被统称为新媒介公共修辞能力。公共修辞是相对于个体修辞而言的概念，主要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修辞行为。[2]新媒介公共修辞能力，是指有关网络公共领域就公共话题作出个人表达的话语修辞能力。它对提高公民网络媒介素养，用理性的力量维护理性和正义的网络舆论正能量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是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必备的素养和能力。

一、新媒介特质对公共修辞的影响

罗伯特·洛根在2012年出版的《理解新媒介》中总结了新媒介的14个特征。这些特征对公共修辞活动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新媒介便捷的可获得性导致信息高速流通。由海量异质信息造成的信息超载迫使人们在公共修辞活动中不自觉地启用“术语屏”，即有倾向地选择自己易于理解和熟悉的信息作为判断的依据。而“术语屏”与人的经验紧密相关，因此，一种和情境体验相关的、依靠经验法则思维的心理捷径认知就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膨胀。这些心理捷径被称作经验法则认知，构成了人类的反应式思维系统，主要依据情境暗示、明显的记忆和经验迅速并自信地判断。[3]

第二，新媒介平台上的信息流是在一个语义网中运行，通过相互参照得以整合。相对于超文本的概念，它具有话题中心明确、没有超文本绝对随机性的特点。可见，新媒介公共修辞活动是由一群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语篇组成的。从语篇群的议题来看，它高度一致，就像团结在行星周围的卫星群。但由于其话语的交互性，议题可能被再次发掘，即引发议题转移，随着新议题的产生，另一卫星语篇群出现。可见，团状卫星语篇群组是公共修辞的信息图谱。

第三，互动的便捷性使公共修辞主体更容易达成合意，形成散点化分布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是一种合意社群，是观念意识上的凝聚，也就是保罗·莱文森所说的在新媒介平台实践过程中发明的数字友情。公共修辞主体的社群身份不仅使具有公共性的自我意识得到增强，也固化了排他性，使得思维过程中的优势结构更为顽固，使我们在作出决定或形成观点后，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决定或观点。更容易对某个问题产生根深蒂固的意见，而无法做到主动运用分析、解读、评价、推理和解释这些能力作出客观判断。[3]

以上三个新媒介公共修辞特质对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修辞素养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新媒介公共修辞能力的内核要素

（一）新媒介公共修辞情境建构能力

新媒介公共修辞实践中由经验法则认知构成的反应式思维和优势结构思维倾向，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公共修辞主体的修辞情境建构。修辞情境是修辞主体在做出修辞反应时必须权衡的选择因素。这些因素被修辞主体有意识地激活，共同作用。Lloyd Bitzer将修辞情境定义为一种由真实的或潜在的紧急情况之中的人、事、物和关系所组成的综合体。修辞情境的首要元素是紧急情况或缺失，即一种具有紧迫性的需要通过话语来完善的事情或状态。修辞主体相信，话语对该紧急情况有修正力，能够通过影响受众，制约其决定和行动，从而产生实际效用，也就是存在使紧急情况发生改变和被完善的可能性。而所有对修辞者和受众起作用的限制关涉到一切存在于情境中的人、事、物以及其间的关系，包括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兴趣动机等。[4]

在新媒介平台上，不同的公共修辞主体根据自身不同的经验对同一事件会形成不同的修辞情境。不同的修辞情境在不断交互中实现动态更新，变得多样复杂的同时，带有社群文化特征的主流声音很快形成，并排挤与之相异的声音。可见，新媒介公共修辞实践中的经验法则思维以及思维过程中的优势结构倾向，既助推了修辞情境的多样性，又在社群身份建构和维护的过程中削弱了修辞情境建构的理性。所以，为了使新媒介平台更好地成为公共空间（领域），承担起一个公共空间（领域）应有的社会功能，发表平等、自由、开放、理性的公众舆论，我们有必要强调新媒介公共修辞活动中的修辞情境建构能力。事实上，修辞主体对修辞情境的建构过程就是其修辞动机的建构过程。当公共修辞主体在受包括文化、信仰等存在于情境中的人、事、物以及其间关系的限制下，识别出可以通过话语修正的紧急情况，公共修辞动机就被建构起来了，即为了完善和修正这一紧急情况或缺失，公共修辞活动才得以发生。

（二）新媒介公共修辞中的实质性论证能力

基于公共修辞的属性，新媒介公共领域中的论证逻辑是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涉及道德逻辑的论证不同于逻辑与数学的纯形式性推导，是一种能在推理过程中帮助人们依靠理性寻求恰当理由的实质性论证。事实上，如赫伯特施奈德·巴赫所说：“除逻辑与数学的纯形式性推导外，在论证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处理的都是实质性论证……借助于实质上有所不同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5]和典型的传统逻辑学相比，实质性论证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理由的处理。传统逻辑学中的论证是使用理由进行论证，对于使论证得以从事实向结论飞跃的理由，其有效性是无可争辩的。但在涉及社会生活价值的公共领域，这种对唯一真结论的期待显然不能满足充满价值说服的论辩。新媒介公共修辞涉及的实质性论证是一种实用的，从公认的事实经由一种理由，到提出一种主张的论证活动。实质性论证不仅涉及论证材料、结论，还涉及推论的规则，甚至是这些规则的基础。Stephen Toulmin和Chaim Perelman提出了这一实质性论辩的修辞模式，由两组三位一体的成分构成。第一组包括事实、主张和理由，是必要成分；第二组包括支持、反证和限定，是可选成分。[6]

实质性论证的关键是理由。理由本身的有效性需要通过支持来证明，不同的理由支持根本上取决于对理性的不同考量。新媒介公共修辞以维护平等、开放、民主、自由的公共领域为目标，接受一种基于双向理解的沟通理性。在新媒介公共领域，人们在交往理性的范式下进行公共修辞活动，其诉诸的就是一种最佳论据的力量，人们借助实质性论证商讨、追寻真理，最后以共识来界定真理。人们接受规范及社会信念，但在人际协调出问题时，便需要审视、论证观念，以及规范理据。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沟通过程，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独个儿思考的结果。[7]新媒介平台上的数字友情很容易使修辞主体更多地依赖感性而非理性思维。所以，在新媒介公共修辞活动中，我们格外需要一种涉及理由的“确立”，一种诉诸实质性论证的能力。

（三）新媒介公共修辞中带有自生产特质的互文叙事能力

新媒介便捷的可获得性使任何人都可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主体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无论是一手信息的陈述评论，还是二手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富含个性的个人叙事的成分。这一叙事性主要体现在情景敏感性和可协商性以及叙事增长上。[8]在公共修辞中，由情景敏感性决定的叙事解释，是通过对情景的再阐释，使叙事话语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协商工具，使社会团结和人与人之间相互依靠成为可能，带有深深的戏剧主义色彩。而以“好理由”（good reason）[9]为关键的价值逻辑，则是叙事得以合理增长的关键。这种“好理由”对叙事过程中事件的粘连和事件中人物的塑造都有着核心作用。人们在叙事中，根据某种道德逻辑，在各个事件之间创造出某种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人物。这种关联既是叙事得以成立并增长的理由，又是叙事存在和传播的意义和价值。

叙事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更多的是通过信息的互证，而非仅靠权威性加以确立，当海量叙事信息被放置于一个相互参照的语义网中，团状语篇群组内的互文性也就成为新媒介公共修辞叙事的主要特质。叙事中的价值逻辑及其文化协商和社会团结的功能也会因为这一互文机制得到进一步巩固。

根据Bakhtin所述，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语篇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转化性，即“一个语篇的生产与接受依赖参与者其他语篇知识的方式”。[10]新媒介公共修辞由于其社会性和跨文化性，其叙事互文性不仅指语篇话语之间的意义联系，更涉及共享的知识背景、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既是对之前话语的回应，又是对之后话语回应的期待。包括与话语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充满了其他语篇的片断”。[11]新媒介公共修辞叙事的交互，既有互动对话性质的水平互文，又有指向语境的垂直互文。值得强调的是，一旦互文所涉及的不是个体主体而是群体主体时，互文就从具体互文转换成了体裁互文。体裁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或阶级，适合表达不同群体的立场观点或意识形态，[11]因而能揭示话语中融进的意识形态。

三、新媒介公共修辞中的自我监控元能力

公共修辞素养的本质是思辨能力。任何一种具有思辨特质的素养都不能缺乏自我监控这一元能力。国外较有影响力的思辨能力理论框架“特尔斐”项目组提出的双维结构思辨能力模型、Richard Paul和Linda Elder的三元结构思辨能力模型，以及国内思辨研究领域很有影响力的文秋芳的改进版层级模型，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了对思辨能力的自我管理和监控的重要性，文秋芳更是称之为“第一层次元思辨能力”。[12]所以，具有思辨能力特质的新媒介公共修辞素养理应纳入自我监控的维度，并把这种有意识的监控能力置于其他能力之上，不妨称其为“元能力”。这种自我管理和监控的能力不仅可以计划、检验、调节公共修辞能力，而且对理性的监控起着同样的作用。

自我监控的元能力首先需要认识到，个人的社会化和社会适应过程必然包含一个理性沟通或互为主观的层面。公共领域是一个存在于政府权威的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领域。在该领域中，公共意见得以形成，所以“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的领域”。[13]新媒介平台的理想功能之一，就是为公众提供民主参与、理性探讨、和谐互动的公共空间（领域）。其在普适性和包容性方面，为公共领域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只有当主体认识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潜藏于人的语言行为里，并以最佳的论据力量代替权利和策略为沟通的准则体现于沟通的具体脉络中，认识到我们在话语修辞活动中探究真理所在，主体才会有意识地营造诉诸交往行为理性的理想言辞情境，启动自我监控元能力，计划、检验、调节、管理与监控公共修辞行为。

除此之外，自我管控的元能力还包括对主体情感的管理，包括保持一种好奇（好疑、好问、好学），开放（容忍、尊重不同意见， 乐于修正自己的不当观点），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敢于挑战权威），正直（追求真理、主张正义），坚毅（有决心、毅力， 不轻易放弃）。[14]毕竟，自我监控思维技能是反思式思维系统压制并干预反应式思维系统的有效策略。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大学人才培养重在公共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完成一个理性的世界公民身份的建构。在新媒介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的公共修辞活动，创造性地达成共识，以一种合作的态度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和平，和谐共存。

本文探究了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公共修辞能力培养模型的几个重要方面。该模型框架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新媒介公共修辞素养元能力（自我管理和监控能力）的培养；第二层次包括公共修辞情境建构能力、实质性论证能力，以及带有自生产特质的互文叙事能力的新媒介公共修辞能力的培养。这一模型框架指向的是一种预制模块式的大学生公共修辞素养和能力培养理念。任何以培养新媒介公共修辞素养与能力为目的的课程都可以这一模型框架作为参考，指导设计课程。希望这一模型框架能为高校新媒介公共修辞素养与能力培养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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