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醉花阴》写作背景探究

李清照的《醉花阴》是一首经典名篇，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四第二单元。笔者在备课时发现教师参考用书和一般的教学参考书都认为本词写于赵明诚和李清照婚后不久，赵明诚外出做官，李清照因与丈夫情深爱笃，新婚不忍长久别离，故而“写重阳思念丈夫的凄怆意绪”［1］。然而笔者细思之下对这种观点产生了两点疑问：

(1)既然赵、李婚后不久，情深爱笃，为何赵明诚外出做官不携妻同行?“佳节又重阳”，一个“又”字，可见分别的时间并不短。苏轼作为一名贬谪之臣尚且能携带妻子同往贬谪之地，赵明诚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高官之子，又怎么忍心抛下新婚不久的妻子，让其饱尝相思之苦?

(2)词中“半夜凉初透”一个“透”字可见愁苦至深，读来令人冷彻心扉;“人比黄花瘦”一句更是描绘出了一个憔悴销魂、愁苦不堪的女词人形象。如果仅仅是夫妻分别(又不是生离死别)思念丈夫，是否有必要这般愁苦?

如果说上述(1)中的情况显得不合常理，那么上述(2)中的情形就显得极为反常。沈曾植在《菌阁琐谈》中说李清照“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苏辛，非秦柳也”［2］。在笔者的阅读记忆中，李清照也是一个天真烂漫、洒脱豪放的女子形象，近似于《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且不论《点绛唇》中“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天真烂漫，也不论《浣溪沙》中“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羞涩多情，单是其诸多作品中对“酒”的偏爱，就足见她并非“林黛玉式”多愁善感的女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纯真烂漫、洒脱不羁的少女变成了多愁善感的少妇?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本源，也为了更好地理解词中所抒发的情感，笔者采用了“知人论世”的探究方法。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是指我们在欣赏、吟咏古人的诗歌作品时应探究他们的生平和为人，要尽量利用现存的各种史料和后人的评述，全面了解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从而全面把握作者的心灵历程和精神世界。

笔者在探究过程中发现，课本对《醉花阴》这首词的创作时间的介绍是十分模糊的。课本注释(2)仅仅标注为“这首词是作者早年的作品”。“早年”的时间跨度很长，显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时间概念，无法用来准确系年。而学术界一般认为本词写于李清照婚后不久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可靠。笔者发现，学术界在谈及本词的写作背景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引用同一则材料：“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3］然而课本在课后练习第二大题也引用了这段材料，只是并未将其当作写作背景，仅仅是当作与课文有关的一则故事，然后要求结合全词，为这三句写一段赏析文字［4］。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上面引述的材料出自托名伊世珍(元代)所著的《琅嬛记》，而《琅嬛记》只是一部笔记小说，用作作品系年显然缺乏说服力。王仲闻在《李清照集校注》中直接指出“《琅嬛记》乃伪书，不足据”［5］，“《琅嬛记》所引《外传》不知何书，殆出自捏造”［6］。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清照资料汇编》中点评上述所引材料时也认为“《琅嬛记》，明人藏书目录判其为伪书”［7］。又云“李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汴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8］。课本编写者大概也知道这则材料不可靠，故而只是将其当做一个故事而已，并未当作写作背景。而对于写作背景的介绍，编写者偏偏却又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如此一来，关于《醉花阴》的系年又陷入僵局。笔者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索精神，终于在陈祖美先生著的《李清照评传》附录的《李清照年谱》和马瑞芳所著的《李清照》一文中找到了《醉花阴》一词的准确系年：此词作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 (公元1104年)，李清照时年二十一岁。陈祖美先生作为一名治学严谨的学者，其编著的《李清照年谱》应当是可靠的;而马瑞芳作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一名李清照研究专家，她的论断应该也是可靠的。

当把关注点聚焦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 (公元1104年)时，经过查阅史料，笔者先前所有的疑问均得以解答。原来历史不忍细看，一切并不那么美好。

一般的资料都认为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婚姻十分幸福美满，是知音爱侣的典范。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李清照自撰的 《金石录后序》一文中的记述：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余性偏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9］

然而《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在经历国破夫亡、再嫁又所嫁非人的惨痛人生之后所写，其对早年的婚姻生活难免有意无意“美化”。关于赵、李的婚姻，笔者将另外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本文只关注《醉花阴》具体写作的那一年，即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危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与苏轼交情匪浅;而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与苏轼、黄庭坚结怨甚深，苏轼及其追随者对赵挺之讽刺、挖苦也是无所不至，赵挺之厌恶一切与苏轼有关的人、物。然而，当赵明诚提出要娶李清照时，赵挺之居然能够“尽弃前嫌”，主动向李格非示好，李格非居然也愿意与之结为儿女亲家。对此，马瑞芳教授认为 “李格非允婚多半是感情用事”［10］。 赵、李婚后不久，北宋政坛风云变幻。 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朝廷定司马光、苏轼等120人为“元祐奸党”，由皇帝御书“党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前。“党人碑”上，李格非赫然有名。此时，作为亲家的赵挺之断然与之划清界线，并“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11］。 崇宁二年(1103 年)，徽宗下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12］。科举出身，并非宗室的赵挺之却煞有介事地坚决执行皇帝的命令，将过门两年的李清照遣送回娘家，而丈夫赵明诚并未与李清照一同回去。据陈祖美、马瑞芳二位考证，在妻子被遣回娘家期间，丈夫赵明诚居然纳妾了，理由是“无后”。

至此，笔者豁然开朗，终于明白为什么《醉花阴》中的李清照与先前的形象判若两人，变得那么多愁善感：父亲获罪，权势正盛的公爹将自己赶回娘家，而丈夫在自己孤独落魄时却与他人卿卿我我。追求自由与理想婚姻的李清照此时内心该是何等的哀怨，这哀怨何尝不似“浓云”压在心头，此时的李清照又何尝不“人比黄花瘦”!笔者虽不敢断言陈、马二位的考证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只是认为他们的说法更符合《醉花阴》这首词中人物的心境。

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为了分析作品、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主题，教师常常会对作者“知人论世”。但有的“知人论世”又是如何进行的?是从教学参考书上直接借鉴过来，还是直接从别人的教案、课件中复制粘贴过来?有没有真正去研读一下与作者有关的研究资料?我发很多教师选择了走捷径。诚然，走捷径永远是轻松、方便的，但对于我们理解作品往往是非常有害的。在当今信息时代，想查阅资料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找寻资料。如果一位老师抱怨说查资料很难，我想这其实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面对众多的资料，教师也应该“深思而慎取之”，不能人云亦云。如此，方能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