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秦巴山区精准扶贫的学术注脚

王怡 王欣欣

摘 要：《资本论》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理论，《资本论》对贫困原因的探究及贫困表现的分析，为我国脱贫工作向纵深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导。陕西省丹凤县位于国家贫困连片地区秦巴山区，以丹凤县精准扶贫工作为案例，基于《资本论》贫困理论，分析丹凤县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在理论分析与案例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精准扶贫工作的改进建议，以期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资本论;贫困理论;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36-0022-03

《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得以完善。在这一巨著中，马克思考察了人类贫困的历史和具体的事实，对早期庸俗经济学一些流派关于贫困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资本论》中对贫困的类别进行了划分，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及资本积累理论基础上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指明了贫困发生的根本原因、现象以及重点问题，《资本论》中的贫困理论为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向纵深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撑及方法指导。

一、《资本论》贫困理論综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劳动异化、雇佣劳动等理论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了论述。《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形成和完善。230万字的《资本论》，有140多处分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够出售的商品。”这一事实导致了工人的绝对贫困，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又带来了相对贫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使得一方面资产阶级财富不断积累而同时无产阶级贫困不断加剧。

《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提出了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1]

（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

1.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导致绝对贫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也就是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之间分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恰以这一分离为前提，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中这种分离在加剧，这一分离使“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占有权。同时，进一步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正是从生产资料被剥夺、劳动力变成唯一商品开始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阶级能且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最低生活水平。于是，无产者日益绝对贫困，资产者日益富有，二者形成两极对立。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够出售的商品，从而导致了工人的绝对贫困，《资本论》中提出的“劳动力商品”思想是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绝对贫困”理论的关键。

2.工人劳动收入在社会资产总额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导致相对贫困。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及《资本论》中界定了“相对贫困”的含义，即工人的相对工资以及社会地位都会下降。马克思认为，以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为主要标志地出现相对贫困是一种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本质上是“工人多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的下降。

恩格斯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贫困思想。一方面，恩格斯认为贫困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小农社会里阶级差别不明显，阶级贫困问题也不明显。到了大农业中，阶级差别显露出来，贫困和富裕的对立“也日益增长起来”[2]。这说明，恩格斯认为，贫困是特定历史阶段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出现的，贫困是与特定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相结合的，贫困既不是与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一同产生，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当私有制及其相对应的阶级间不公平出现的时候，才出现了贫困。

（二）剩余价值理论及资本积累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提示了贫困的发生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全部来源于工人的活劳动。马克思还给出了以下公式：

W=C+V+M

W代表劳动生产出来的总价值，C代表生产资料的价值，V代表劳动力自身的价值，M代表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从价值生成的角度最终回答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和生成机理[3]，超越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此后，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概念，资本的有机构成用公式表示即为C∶V。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价格V要远远低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C的价格，资本有机构成C∶V会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对雇佣劳动V的需求程度逐渐下降。资本在增值过程中产生了机器对工人的挤压，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人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更多的工人失业，更多的工人陷入贫困状态。在这一内在规律的运动下，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低，生活状况越来越差，必然地出现了一种工人阶级整体状况恶化的趋势，也就是“贫困化”趋势。

（三）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1.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马克思认为，伴随着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有机构成C∶V的提高，对劳动的需要，会以递减的速度减少。而且，由于资本各个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为了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相对过剩人口非常有必要存在。由于可变资本的数量与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数量不一致，且由于产业后备军与在业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对过剩人口会更迅速地增长。在现阶段也存在产业发展不平衡及经济周期现象，因而相对过剩人口仍然存在，这部分群体正是精准扶贫脱贫的对象。

2.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首先，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即在工业中心，工人时而被排斥失业，时而在更大规模上再次就业的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失业的工作。西方主流经济学称这部分为摩擦性失业[4]。其次，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主要是农业中的过剩人口，他们还保留着一小块土地维持极低的生活，形式上似乎就业，实际上是失业。马克思认为，这种类型过剩人口产生的原因在于土地的私有权垄断和土地经营的垄断。再次，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即指在形式上就业，但极不规则，劳动时间长而工资低，生活状态低于工人平均水平。主要指家庭劳动者以及打短工的劳动者。最后，淘汰形式的过剩人口，被淘汰的工人、孤儿、贫民子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流浪者。

马克思所指出的以上四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当前仍然存在，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以及淘汰形式的过剩人口，正是县域精准扶贫脱贫的重点群体。而第一种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对象。

二、《资本论》对扶贫工作的理论意义

诚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期，因而《资本论》对于贫困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无产阶级的阶层性贫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消灭了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但是，目前我国正经历着复杂的转型过程，特别是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贫困问题非常严峻。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相对过剩人口现象都存在。《资本论》贫困理论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5]。

三、秦巴山区县域精准脱贫工作现状案例分析

秦巴山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包括甘肃陇南、陕西宝鸡、陕西汉中、陕西安康、四川广元、四川巴中以及重庆北部区域，湖北西北部区域，含17个地市、81个县（市、区）、77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

丹凤县扶贫工作从产业、金融、移民搬遷、教育、就业、社保兜底六个方面开展，制定了全县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经过努力，2016年底，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 340元，比2015年度7 701元增长8.3%。从丹凤县县情及脱贫工作成效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发现了许多问题[6]。

第一，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目前脱贫经济资助政策方面以帮忙联系贴息贷款，鼓励发展产业为主。有的部门认为帮扶就是给钱给物，没有事前经过详细调研，如盲目为群众买各类种苗，帮扶发展禽类养殖，却因受市场冲击和技术掌握等各种因素影响没赚钱，甚至还有损失。有的帮扶部门挤出资金，为帮扶对象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换得一定满意率，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问题，脱贫帮扶贫工作进入误区。贫困群众自我“造血”的主动性不高，内生动力不足。

第二，制度设计有待细化提升。没有建立起翔实统一的精准脱贫标准体系，目前贫困的确定主要标准是收入，在测算收入时出现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收入类别、测算口径、衡量方法定义不清，另外，获取客观数据以及佐证资料难度较大，导致核算不准确，使扶贫工作落实上出现偏差。亟待建立起全面系统、可操作性强的脱贫标准体系。在收入测算基础上，要通过“评定”这一程序，农村社会特有的乡土逻辑使得“评定”工作会遇到许多问题，如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使得贫困资源人为地被集中在少数群体之间，“不患寡而患不均”思维使得“轮流坐桩”现象出现等[7]。

精准脱贫工作的实施主要是干部通过走访和群众座谈了解情况，有些帮扶存在误区，如“包办式”“慰问式”扶贫，在脱贫攻坚政策宣传、激发贫困群众脱贫主体意识上做得不够。

四、对策建议

第一，区分贫困类型，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现阶段，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虽与《资本论》中描述的不同，但也有许多思想值得借鉴。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正是从生产资料被剥夺、劳动力变成唯一商品开始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阶级能且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最低生活水平。对照秦巴山区，脱贫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秦巴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丹凤县土地资源稀缺，“九山半水半分田。”农民生产方式也比较古老，付出劳动很多，但收入有限，情况与马克思阐述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有相似之处。县域中不同的群体，收入差异比较大，县城及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多、稳定一些，收入相对较高，而农民，尤其是远离县城的农民，贫困程度非常深，这又印证了马克思的相对贫困理论。将贫困进行划分，有助于有针对性、系统地采取不同的扶贫脱贫政策。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着力点在于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很详细的土地产权制度阐述，研究土地产权制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对我国精准脱贫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提高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拓宽了农民的收益保障，破解了绝对贫困的难题。减少相对贫困仍需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从内因方面，要从整个产业链入手，通盘考虑，一方面提高农产品在产业链中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从外因来看，要通过税制设计、社会保障等制度层面的调节，缩小差距，减少相对贫困。

第二，提升贫困主体素质，增加可变资本价值，减少相对过剩人口。根据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人的全面发展是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要将增加收入作为基本目标，而将提升贫困主体反贫困能力作为终极目标。贫困主体自身素质提升，可以使可变资本价值增加;能力的拓展，可以减少潜在的、停滞的过剩人口。将反贫困的目光聚集于贫困主体自身能力的培养和建设，可防止出现脱贫之后重新返贫的问题。如此，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增强贫困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对贫困户的划定标准仍是收入，因此脱贫目标的制定标准也是收入[8]。当然，收入是最简单易操作、公平可比较的数据指标。应该将收入作为主要指标，同时，急待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脱贫目标应该从收入增加向能力提升转变。当然，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促进农民能力的提升，如对农民进行的各类培训。但是培训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以短期培训为主，缺少后续的可持续的培训。二是培训前期调研不够，培训内容不一定的农民需要的，对提升帮助不大。当然，能力提升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迫切要求建立起长期的、实用的、精准的培训制度，由被动“输血”类型的扶贫真正成为“造血”培育的主动积极脱贫。政府作为反贫困路径的设计者及引导者，应该首先为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一方面要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教育投资，另一方面要通过医疗投资增加卫生支出，从而使得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能够得以逐渐提升。此外，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小额金融信贷机构的发展，使其能够承担起为贫困群体筹融资的任务。当然，这需要以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为保障，其他扶贫主体的加入则在无形中为这种金融服务提供了效率，政府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促进农村金融在治理贫困方面的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而在社会资本方面，则应该通过包括企业、社会团体等在内的扶贫主体加以帮助，在对农民进行精准扶贫的同时，重点使贫困主体的市场拓展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从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力扶贫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