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s美国供给侧治理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韩春 刘杏愉

摘 要：1980s年代美国外部面临美苏争霸、深陷越南战争、西欧日本崛起等问题，内部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人口增速下降与政府债务高企等重大挑战。经过里根政府的供给侧改革等努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催生了“新经济”的崛起，一批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如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等就此诞生，资本市场也走出一波大牛市。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当时的美国经济形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面对的同样是结构性经济问题而不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背景、理论基础和措施的探究，以期能为我国当前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里根经济学;供给侧改革;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36-0158-0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郑重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的政治主张是该报告的重点，并贯穿整个报告。我国的改革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上，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动力释放的主要因素。當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面临产能过剩、供需错配等突出问题，加之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快等不利因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中把握新特点的变化，抓稳“以人为本”这个方向盘，看准深化供给侧改革这个主要方面，加快现代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里根经济学”，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典型供给侧改革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严重的滞胀，在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1981年里根政府采用了减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策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且提出一系列措施，如经济复苏计划等，给每况愈下的美国经济注入一针兴奋剂，自1983年初以来美国经济逐步恢复，并通过里根的供应经济改革和其他努力，美国在1990年代催生了“新经济”的崛起，许多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如苹果思科、微软、英特尔等等，资本市场走出一波牛市。

中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相似的政策目标，比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和当时的美国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中美的经济发展状况，找寻共同与差异，从而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学习和借鉴。

二、中美供给侧改革的不同点

（一）时代背景不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外部面临美苏争霸、深陷越南战争、西欧日本崛起等问题，整个世界几乎被划分成了两个阵营，彼此之间相互敌对，绝少经济、贸易、文化上的来往。20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已经不适用与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势，主要表现为13.5%较高的通胀率、7.2%的失业率和仅为-0.2%的经济增长率。由此，供给学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供给侧”的作用，这也相应了当时共和党传统的思想体系，结合共和党的政治主张，“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的滞胀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基于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依靠需求侧拉动的长期支撑。其边际效应逐渐显现，需要供给侧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1]。目前中国虽然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新特征阶段，即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发展阶段，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也远谈不上滞胀。中央是一个以中国发展实践理论创新为基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基础。在国际层面，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首先，俄罗斯、中东、拉美等国家在全球经济周期中供应能源，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经济增长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其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洲和美国发达经济体系内的借贷和消费，东亚地区负责提供廉价劳动力、产品和丰富的储蓄。最后，主要国家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人口减少，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正在下降，新兴产业增长的数量和动力也尚未积累[2]。

（二）改革内容不同

1.改革的目标不同。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滞胀现象，美国采取减税、放松政府监管等供给侧治理措施，其主要目的是拉动内需，减少通胀压力，促进就业和民生。中国经济进入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不同的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一个稳定的、不可逆的趋势。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存在潜在的通胀风险，但总体而言，经济下行压力并不大，有很大空间监督与管理，远谈不上停滞。总体而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目标是消费社会的建立，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从生产到消费再到服务管理和社会保障，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关键任务是缓和促进产能过剩的现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和国际化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简而言之，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3]。

2.改革的手段不同。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减税和放松管制，这使组建联合变得困难。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在政策层面，要采取灵活的微观政策，通过市场环境的完善，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潜力，激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需求，为经济发展积累新的动能。同时，要制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改革政策。在改革层面，要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该放的放，该管的管，该服务的服务到位，降门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带动“万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热潮。降低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活力、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预期等关键问题，仍需通过实际改革来推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趋势，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3.改革的理论依据不同。供给经济学在经济分析思路上一改战后几十年内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推崇，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看法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经济学界和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审视供给侧治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和角度。供给学派以减税作为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在美国处于滞胀的不利情形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胀，并把赤字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状态，这让世人看到供给经济学的闪光点。但是，我们不能单纯地把我国供给侧改革当作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侧治理的缩影，供给经济学在经济分析理论上改变了战后几十年人民对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看法，并在当时条件下提出独特的看法和主张，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在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甚至西方国家政府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侧治理重新认识供给治理理起到推动作用。根据供给学派的观点，里根政府在实践中供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较少财政赤字及政府干预等政策在当时美国经济复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经过里根总统的“里根经济学”实践，人们确实看到了供应经济学的可取之处。

但是，我们不能把目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经济学混为一谈，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生产生产出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对象、消费的动力，消费也引导生产;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4]。这就是說，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既要强调供给侧也要兼顾需求侧，重视需求和消费的作用，因为不以消费为目的的单纯生产就没有价值可言。因此，我国推行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解决生产能力问题，而且还要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努力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新的生产满足新的消费，然后创建新的需求，使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立在对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之上的，与“新发展理念”相结合，构成了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完整理念。这些内容不仅是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为我们成功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提供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三、中美供给侧改革的相同点

第一，制度改革。从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是美国的供给侧治理还是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其目标都是是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其他政策目标。美国放宽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减少了制度的监管，这些做法减轻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负担;简化税收法则，降低企业所得税，减轻企业负担。中国政府也在进行精简政府管理和权力下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中美两国的供给侧措施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使中小企业得以快速发展。里根政府慢慢放宽了对美国金融部门的限制，这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中国也在进行金融改革，比如逐步取消利率限制和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基地将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城市和农村土地建设市场将会建立，土地流转将逐渐开展，有效供给和使用土地将被保证，农民的收入将会增加。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农业户口逐渐被废除，并被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所取代。农村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利益，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在财政和税收制度方面，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制度已经实施，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的改革也要经过一定的规划。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以确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财政权力和支出负有相同的责任[5]。

第二，提升创新水平。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加大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从而高创新水平，并且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国防开支，促进产学研合作，建立一个特定的机构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研究结果，增加研究投资成本，这些做法有助于把的美国技术水平提到一定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要仅仅拴住创新引领经济发展这个“牛鼻子”，以市场为主体，产业为向导，产学研相结合，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必须贯彻落实“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四、美国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里根政府的改革成功地将美国经济从滞胀的泥淖走出来，尽管一些措施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梳理里根政府的改革经验与教训，有助于我们借鉴别国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第一，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力。美国用了十年时间推动供给侧改革，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崛起;一般来说，需求侧改革更有效，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短期内有效，惠及所有人，但债务负担、不良资产、产能过剩等隐性问题不会立即显现。但供给侧改革缓慢，改革金融、减税、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将涉及相关部门的利益，改革中往往存在很多阻力。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在工业化进程的后期，并行着两种协调机制，即供给侧和需求侧，两者都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宏观调控政策的设计中，既要理性地解决供给约束，又要不断释放需求潜力[6]。当前中国也面临着资产价格泡沫、产能过剩和不断上升的不良贷款造成的前面的刺激政策，面临的煤炭和钢铁部门失去生产能力的问题，需要以极大的决心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奠定一个好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基础。

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推动市场出清。美国政府放松了对许多行业的干预和监管，如经纪业、天然气、电信、有线电视、铁路、汽车运输、航空等。竞争的引入使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价格也大幅下降，这提高了社会福利和经济活力。此外，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其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的138%升至2015年的249%，政府债务余额在六年内翻了两番。目前，房地产业产、地方融资平台和能过剩企业仍是资金黑洞，阻碍了正常的市场清理，加大了宏观经济风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有打破垄断的勇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创业。只有打破市场化和国家的“底线”，对产能过剩行业和低效企业放开行业监管、引入竞争，才能真正提高质量和效率，释放资源和空间，进行后续改革。只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发挥一套改革“组合拳”的作用[7]。一般而言，我们应采取五个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作为一个行动指导，我们应该贯彻执行好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

第三，积极减税，减少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依赖。为了释放企业活力，降低企业成本，中国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不仅要降低税负成本，还要降低劳动力成本、能源消耗、物流成本和其他成本和机构交易成本，以刺激创业。通过总结美国的经验，我们发现经济增长转变时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减少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依赖，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治理之后，美国没有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降低政府债务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国内通胀给予更大关注，既避免了在结构调整困难时期将政策转向投资刺激的倾向，也避免了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需求无效，以及产能过剩的清算。在2018年两会之后，中国的税收结构与美国不同，迈向了改革新征程。美国主要是直接税，美国最大的税种之一是个人所得税，所以美国的税制改革更关注个人所得税。在中国，间接税是主要的税种，而增值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种，占税收收入比例的40%以上。如果我们要进行真正的减税改革，我们必须从最大的税种开始。2018年，中国政府继续推进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政策，统一小规模纳税人年度销量的标准，范围明显扩大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受益于减少50%所得税，这样更多的企业可以从中受益，并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创业施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说，这些措施对于促进我国微小型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小微企业与千家万户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到个体经营者和个体经营者的生计和社会就业等诸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微小型企业减税，就是从税收的角度来促进民生的解决[8]。

第四，理性看待人民币贬值，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现在，随着美元进入新一轮升息周期，美元指数继续走强，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周期性贬值。通过美国的经验，我们发现通过《广场协议》和《史密森协议》，美国已经采取行动来减少贸易赤字，通过日元和马克阶段性贬值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增加了产品的出口競争力。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逐步贬值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改善，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促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抑制资产泡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新兴产业提供融资需求从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五，根据国情进行福利改革。里根政府福利改革的出发点是使美国的福利制度能够帮助“真正的穷人”。福利改革从公平转变为效率，低收入群体的部分福利被消除或减少，激发了他们对工作的热情。里根政府削减了食品券，削减了对未成年儿童的补贴，并提高了家庭教育补贴的门槛。但是，美国的“真正的穷人”并没有被里根政府的改革所解决。相反，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逐渐扩大，而不是摆脱贫困。中国仍有8 2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的福利保障水平有待提高。与当时美国社会福利投入和公共服务的过度投入相比，我国的社会福利投资和公共服务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是一个需要补充的短板。打好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专注于高标准，高品质，精准再精准、聚焦再聚焦，我们将全面落实“两个不愁和三个保障”的目标，强调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增加贫困线下群众的收入，并有效地提高贫困人口孩子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我们将进一步促进农村生活饮水安全，清洁供暖和农村人口安保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建立有效防止返贫的常设机制。结合城镇化建设和“空心村”治理，应努力加大贫困人口安置力度，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学习美国政府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量减少供给侧改革初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翀.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

[2]  李文增.西方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J].世界文化，2017，（5）.

[3]  要弄明白供给侧改革，习近平这两次讲话必学[EB/OL].新华网，2016-06-0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5]  杨志安.供给学派税收理论及其政策启示[J].税务研究，2002，（6）.

[6]  徐康宁.供给侧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6，（4）.

[7]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

[8]  李宁.“三管齐下”减税8 000亿元，一个大大的民生红包[EB/OL].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官方网站，2018-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