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甲工学潮中的高剑父与陈炯明

李若晴

近代广东画坛最引人注目的画家，当属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除了他在艺术上对国画进行大胆革新，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外，其辛亥革命元老的身份，也是其艺术在民国时期得享大名的重要原因。高剑父的政治生涯，以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为起点。在此后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积累了不少革命资本与人脉，在艺术上一直得到掌握新政权的革命同志的扶持与关照，他更于1920年11月得到重新主政广东的陈炯明的赏识，出任广东省工艺局长兼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校长。然而，翌年4月至6月，甲工爆发大规模学潮，导致高剑父黯然引退。此事乃高剑父一生中由政治革命转入艺术革命的关键转折点，李伟铭对此曾有详细的论述①。陈善光《阮啸仙在甲工》一文亦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详细记述了甲工学潮的全过程。后者出于某种考虑，全文没有点出高剑父的名字，而是以“新的校长”或“该校长”来指代②。本文拟在两文的基础上，搜集相关原始文献（包括当时的报纸及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进一步讨论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当事人高剑父与其政治盟友陈炯明的关系，希望由此见出民国初年艺术与政治纠缠共生的独特生态。

关于此次学潮经过，目下记载最为完整的原始材料，自以《广东群报》为第一等材料③。殊为可惜的是，同期广州当地其他报纸均已无存。此外，学生领袖阮啸仙撰写于1921年10月的《改造日记》，也保存了不少正反双方的原始文献④。但他作为高剑父的对立面，其记载有多少偏颇之处，见仁见智⑤。由于事件涉及当时重要政治人物，如陈炯明、陈独秀、林森等，所以不少相关回忆材料也可资利用，亦有助于我们了解1921年间风云变幻的广州政坛和文化思潮。

一、学潮的原因与经过

（一）激进的时代氛围

甲工校址在广州市郊西村增埗，前身为两广工艺学堂，成立于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1886—1889），后改为广东省工艺局。1918年，黄强接任局长，又创办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附属于工艺局，黄强兼任校长。内分机械、化学、染织、美术四科，第一届招考公费学生240人，每科60人，所有学费、讲义费、膳费、制服、被帐等用具均由学校供给⑥。黄强为陈炯明的亲信，在陈氏驻军漳州时作为其代表留守广州⑦。各科主任中尤值注意者，乃美术科主任是高剑父胞弟高奇峰，教授折衷画课程⑧。

甲工教师多是日本高工毕业生，另有部分是留学美英的硕士、博士，所以在教学上分为两大派系，即日本高工派与留英美派；招考的学生为旧制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多数是贫穷子弟。当时广州市民有种说法：有钱子弟读法政、医专，贫穷子弟读甲工、高师。甲工的教学，于学科之外，较注重术科，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工场实习。各科学生毕业后，很受雇主欢迎⑨。

甲工之令人瞩目，更在其蓬勃的学生运动。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至大革命时期，曾有一群出色的学生如刘尔崧、阮啸仙、张善铭、周其鉴等，当时号称“四大金刚”，在广州学生运动中起着带头作用⑩。甲工之所以成为学生运动的大本营，与革命图书在校内的传播不无关系。据原系甲工学生的余勉群、罗百先二人回忆：

大厅两旁和内厅为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除机械、化学、染织等工业上应用各种科学书籍外，关于社会科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译本，各种各类图书、相当完备。这是孕育了不少革命青年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些进步书籍，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不是公开发行的，故殊不易见。但甲工图书室却购来独多，可以自由阅读。能够从各地源源购到，原因是购买图书，学生会可以提出购书单，而主持学生会的又是革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教职员多数是专门科学出身，不理政治，故从科学方面来说，他们都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这是当时各个学校所没有的，也是甲工学校特点之一。⑪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大倡，几成政界、学界的一种时代风尚。重新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就被称作“社会主义将军”，其在闽南曾进行了带有浓烈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造，当时的广州更是成为共产主义思潮最为活跃的城市。1920年12月底，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抵达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大力鼓吹社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学生参与运动的热情⑫。1921年1月27日，陈独秀到甲工演讲⑬；同年6月，他创办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校址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19号），这是广东早期共产党、团组织重要的活动阵地，实际是共产党培养理论、宣传干部的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之后学生自治意识增强，以“自治”名义介入校务管理成为一种趋势。当他们以罢课形式解决校务问题时往往演变成学潮⑭。如叶文心所言，“五四运动的集会和示威活动，学生们赢得许多开明者的同情和支持。学运领导者方面，有人尝到权力的滋味，对现存框架中的束缚更加不耐烦”；她还指出，在“五四”之后的十几年里，“由于校园政治化，校内思想纷争，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即使低俗的动机，也能使学生行动起来。20世纪20年代，党派政治的利益之争渗透到校园之中。而学生因易于情绪化和轻信人言，往往成为校园权力之中被利用的斗争工具。他们常常被煽动，卷进学校人事问题”。据她统计，1921—1922年，单是长江下游地区就发生了上百起校园动荡事件⑮。

受全国各大中学校此起彼伏的学潮影响，甲工学生也是自治意识高涨，当时有报纸介绍此次学潮时就特别指出：“查该校学生素具自动精神，自前年五四运动以后，对于各种正当群众运动，莫不参与其间。”⑯这种“自动精神”加上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容易养成一种狂飙猛进的戾气，酿成“甲工学潮”也就不足为怪了。阮啸仙《改造日记》引子开篇写道：“我们青年，处在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就想马上来改造它，来适应人生的需求，来达到我们的满意。改造！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了。”他更进一步认为：“教育事业腐败，学校的环境不良，其接触最近，反应最多，受痛最深的，就是我们青年的学生。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也许打破我们从前的一种崇拜大人先生的观念，知道他们通通是假的，而我们改造的心，也从此坚决了，也预备来牺牲了。我们在工业改造的途程，是有流泪流血的色彩，为途程的点染，这就是我们牺牲和奋斗的精神。”⑰这种因青春热情、思想激进而充满暴力美学的语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此次学潮不乏为改造而改造的因素，其过程也有越来越多的意气之争掺杂在里头，而与所谓的社会改造并无太多关系。

（二）学潮经过

根据《改造日记》的记载及相关材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学潮的经过。1920年11月，高剑父出任甲工校长，到任五个月，工作不很得力。甲工学生在阮啸仙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带有自治性质的“校友委员会”，并于次年4月12日晚召开大会，讨论整顿校务问题。尽管集会议题已违反“本校管理各事不准干涉”的校规，但高剑父不以为忤，出席并满口答应学生要求，且以一周为限，然而过后无一事得以落实。学生对此不满，遂于4月18日开会，作出决议：一、上书广东教育委员会，请愿整顿甲工教务；二、上书省长，请愿撤换校长；三、请高校长自行辞职。

4月19日，驱高派学生致信高剑父劝其引退，又前往省署和教育委员会请愿，要求撤换高剑父。陈独秀主持的省教育委员会知情后，即于次日派视学员前往甲工调查，认定学生的要求正当，应当依照所要求来处理。陈独秀答复请愿学生，一周内解决甲工的人事问题。而支持高剑父的美术科学生十多人则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向报社投书辩解，认为有人欲利用府界问题，图获校长一席，屡次鼓动学生与校长为难。4月24日，驱高派学生向省署和省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呈交请愿书，申明除非撤去校长，否则该校永无振兴的希望。4月26日，高剑父集合个别亲信教师职员，组织成立“校务委员会”，又指派美术科十来个学生，以“工业学校维持会”的名义，同时在几家报纸登载《工业学生之又一宣言》，继续辩解。4月27日，驱高派学生召开大会，要保高派学生出席说明为何要以十多人冒充七十多人发出宣言，并作出警告，结果引发两派学生群殴。高剑父时在二楼校长室，跳跃而出，大声喝打。学生代表上楼质问，混乱之中，高剑父拔出短剑向学生乱刺，当场刺伤三人，并离开现场。事后他向陈炯明报告学生围攻教员，并互殴致伤。驱高派学生则向新闻界控诉校长刺伤学生，又向法院起诉，同时发出《第三次上省长书》，第三次向省署和省教育委员会请愿，坚决要求撤换校长。

5月7日，甲工学生第四次向省长及省教育委员会请愿，又发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第二次宣言》，并向工业界、教育界及各社团发出请柬，邀请各方头面人物来校参观，以便主持公道。5月9日，来校参观视察者中引人注目的是国会议长林森，他公开认为高剑父任甲工校长不妥当。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支持高剑父，发出布告，说驱高派学生所控均属凭空捏造，这使该派学生大为不满，遂向省长发出《第五次请愿书》，并以集体退学要挟。5月12日，陈炯明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同意将工艺局并入工业学校，但不肯撤换校长。学生深感失望，于是集体退学。5月24日，驱高派学生召开师生话别会，并于三天后集体退学。5月29日，阮啸仙和刘尔崧到参议院谒见林森，请求国会主持公理。林森再次表态支持学生。

众怒难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高剑父不得已于6月12日向省署请辞。经陈炯明同意，高氏在离职之前，将阮啸仙等七人开除学籍。但在社会舆论的支持和驱高派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继任校长黄秩纪取得省教育委员会同意，于8月30日恢复七人学籍，学潮至此宣告结束。

二、高剑父的无奈与苦撑

驱高派学生给高剑父罗列七条“罪状”：一、侵吞公款；二、延搁校务；三、破坏学制；四、玩视人命；五、剥及秋毫；六、刺伤学生；七、弁髦法令⑱。

高剑父到底有无贪污行为呢？在《工业学生上高仑书》中，阮啸仙就指出高氏有贪污经费的嫌疑：“从实际调查实支出甚少，充其最亦不过五千元，而花捐每月收入，有六千四百元，每月所余之千余作何报销，学生实习费，每月共六百四十元，到任五月，共三千二百元。……总上数端，计自先生到任以来，共支出不明之数，约在一万二千元以上，而尚喃喃以经费不足为词，其谁之信。”⑲到《第一次上省长书》时，则由“不明支出”明确指证为贪污。学生虽言之凿凿，但只能说明高剑父具备贪污条件，确实有办学经费存留。然而有多余经费与中饱私囊实为二事，不能以此遽定其贪污⑳。陈炯明显然知道高剑父是无辜的，否则以他嫉恶如仇、直道理政的性格，高若是有贪腐的不轨行为又岂能轻饶？即使念及旧情，最多只是让他平安着陆，断无再让他负责筹备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的道理，因为这仍会涉及到钱物的使用。所以陈出面调停，既为老友出头，也为向世人证明相关任命并无不妥。

至于“延搁校务”，更是强加之罪。单凭《改造日记》的记录，而认为高剑父“上任后丝毫不准备刷新校务，他不但因循苟且，振作毫无，而且比前任校长更独裁专横，更营私舞弊，几个月之中，就弄得甲工乌烟瘴气，校务废弛，学生几乎形同失学”㉑，显然与事实存在偏差，后人不应为突出阮啸仙的光辉形象，而有意矮化高剑父。

如果说到“校务废弛”，前任校长黄强责任更大。除甲工校长外，他更重要的身份乃是粤军总部副官长，长期负责交际联络工作。后任“闽南护法区”总司令部总参议、粤军兵站总监、广东工艺局局长，实为粤军驻广州的总代表㉒。1920年8月，他由陈炯明举荐出任粤海关总督，始卸去校长之职。黄强亦自陈诸种职务中，以粤军代表为最重要。总之，因粤军援闽、返粤二事上奔走各方，其任职晚期于校务能有多少关注可想而知。

黄强去职后，并非即由高剑父接手，其间还经桂系任命的卢维甫过渡，当时正值桂系与粤军开战，卢氏难有作为，不到数月便灰溜溜下台。所以，高剑父接手的原本就是个烂摊子，“因循敷衍”实是情有可原。然而，他偏偏碰到了一个“当此新潮澎湃，思想解放，万众醒觉之秋”㉓，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甲工内部，其实早在高剑父来校之前已经暗潮涌动，而因他应对失措，竟至激成轩然大波：

黎明社云。增步广东省立第一甲职工业学校，自去年黄强辞职后，时适杨永泰执政，即委卢维甫承乏。卢入校伊始，任意变换教员，扰乱学制，学生群起反对，罢课对待。此为该校第一次风潮。厥后粤军返旆，莫杨在逃，卢某亦同时下台。陈省长以该校无人主持校务。继以高仑代之。当陈省长未委任高仑以前，该校学生曾举代表请愿省长，请委真正工业人才来长斯校，以振作校务。高仑已见命令后，学生方面亦有以高非工业出身，持反对论调者。嗣以学务久稽，一时难选其人。并以人有政事见解，徐观后效。殊高仑得长斯校以来，毫无振作，不厌众望。学生久怀反对之心。前月初闻由学生全体大会，请高仑出席，提出质问，并呈整顿校务数事。㉔

因目前所存材料基本倾向同情学生，作为当事人的高剑父究竟如何办学，是否如学生所言那般颟顸无能，目前已无法知晓。余勉群的回忆，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1922年黄强去职（按，应是1920年），教育当局委派高剑父接任，为全体学生提出反对。因为高是画家，那时美术科已停办，而高又不懂工业，故大家认为高不配做甲工校长。当高剑父到校接任时，大部分学生高呼反高口号，校内外均张贴反高标语。窥到高走到内进，有学生从二楼把大花盆打下来，还打破校长室一些门窗玻璃。高剑父急忙躲避，侥幸花盆打不中，此后高就不敢再来。大约经过月余，广东省长公署遂改派雷沛鸿接任校长。雷系广西人，留美国博士。㉕

如果这则回忆可靠，则学生对于高氏之冒犯早在学潮之前，这也可以理解其为何对学校之事不太热心。同时，与前任黄强相比，高氏虽然革命资历优之，但在实际权势上根本无法相比，要向政府当道申请更多财政支持，恐怕已超出其能力范围。且黄强素以“长于交际”著称，能周旋于各派系而游刃有余㉖，更是高剑父所无法比拟的。

其实相较前任，高剑父治校是相对宽松的。黄强制定的《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章程》㉗第二十条“惩罚”中规定：不准学生“与闻政事，加入政党，干涉诉讼”及“任报界访员”和“私阅小说”，甚至规定，“经职教员认为不堪造就者”与“超越散步界限以外者”都要严惩。第三十五条“学生集会规则”更是明确规定“集会只准讨论自治、学艺、俱乐等事，国家政事、本校管理各事均不准干涉，违者重罚”。故此次学生的第一次集会已属严重违反校规，但高剑父面对学生对“本校管理各事”的“干涉”，并未上纲上线动用重罚，反倒主动接触学生并试图解决问题。可能遇到财政困难，对学生的要求高氏也无能为力。初时他居高临下，无意向学生作适当解释以求谅解，或许在他看来，与其示弱不如采取鸵鸟战术，学生敬畏师道尊严，这事拖一拖也就过去。不料经过“五四”熏陶的学生，毫不顾及师生情谊，期限一到直接要他辞职。上书教育委员会也就罢了，还捅到报纸上弄得街知巷闻，让他下不了台。高剑父本是办报出身，深知媒体威力，但他此时仍低估了学生斗争的坚决，不屑与学生公开对质，到事态严重，学生剑及履及，气焰逼人，方才想法弥补，然已无可挽回。但他也并非全然任人指责，而是在报纸上隐指此事背后有人搞鬼：

某学务包办派，欲夺该校校长一席而有之，遂鼓励该校一部分学生，藉词反对，务使高校长，知难而退，以便扩张己派之势力，而渐次入寇高师法政学校，其阴谋秘计，在明眼固多能洞见之也。㉘

所谓“学务包办派”，即暗指陈独秀。莫纪彭的回忆录对于陈氏有相同的叫法及观感：“以后各地凡有事须办，独秀辄派其学生前往。余对独秀此种包办作风渐感不满，学生固非万能者也。”㉙事隔多年，高剑父仍将学潮的主谋指认为陈独秀。

在学生退学后，他还在报上刊登布告，勒令学生回校复课：

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布告：此次学生一部分自行解散，举动浮嚣，越出常轨，殊堪痛恨。惟查此事系属少数人鼓动所致，连日觉悟恳请回校者大不乏人。念该生等或为情所惑，为势所迫，略迹原心，不无可悯。除为首滋事各生不准复回外，其余各生确愿遵守校规回校肄业者，限于六月十日以前具函报到，当予查核收容。若逾期未报，即属自甘暴弃，定即照章办理，仰各遵照。此布。民国十年，五月卅一日

学生马上还以颜色，次日即祭出一记重拳：

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启事：各同学均鉴：今日报载工校广告一则，内云“连日觉悟恳请回校大不乏人”一事，殊非事实。吾辈惟有持据前时议决，坚持到底，在省同人，愿无其他举动，幸勿误会。此启。民国十年，六月一日

其实，高剑父至此亦萌生去意，但其生性好强，只能硬撑到底：

增步工业学校自全体学生退学后，教习亦多不到校。日来非常寂寞，惟有时钟之声与员役谈笑而已。以艰难创造之工校，开学数年，在莫杨时代摧残教育时代，虽几经危急，尚未至于破败，不意今竟因高氏一人，至于如此现状，实为可惜。查高仑因月来被学生拒绝，久未返校。昨闻学生已经离校，异常欢喜，大有“惟我独尊”之慨。故在校门贴一布告，有“凡退学之学生非得本校长允许不准回校”之言。揣其用意，似欲恐吓学生，使其早日回校者。但该校学生团体素来所坚固，且此次运动，各生非常坚决，恐不能为其愚弄。并闻高氏常对人言：“我唔系唔想（不是不想）辞职，不过咁样（这样）下台，叫我将来点样（如何）呢？”可谓无聊之极矣

高剑父自身性格的弱点，无疑也是促成此次学潮无法避免的因素。其一是艺术家气质，缺乏足够的耐心，做事有头无尾。广州“三二九起义”前，莫纪彭曾托其卖掉一批古画以筹革命经费，结果一无所得，最后连画也不知所终：

携归古董有赵子昂真迹写横江不可渡一小中堂，及多种名人书画，交广州同志高剑父觅人求售，剑父接手后竟如黄鹤不回，银物两空

总之，高氏处事完全是学者派头，不善应会，无怪处处触忤。到最后竟恼羞成怒与学生拔剑相向，更是失态之至。

其三是生性吝啬。因为青年时代生活艰苦，导致高剑父于钱财看得很紧，自奉甚薄，对公务开销也持此态度，师生不免不满。在《第三次上省长书》中，驱高派学生以“机械本科者”为例，痛斥高氏的吝啬：

机械本科，实习器具，多旧敝不堪使用，重新购置，所需不过三百余元，乃几经主任及教员列单请购，均置不理，复由学生敦请多次，卒至延之又延，减无可减，始命庶务买旧锉两打塞责，而实习已无形停止数月矣。本科三年，应备之试验机械，理宜预行定购，又视若具文，甚至锻铁用煤，晒图用纸，亦靳而不买。最急者如讲堂，正梁已废，倾圯甚虞，学生等以生命攸关，屡求修理，至今不恤。

关于“染织本科者”，又作控诉：

染织本科，自黄前校长以来，向有机织实习。自高校长到任以来，因机烂不修，纱尽不买，机织遂完全停止，染料不备，药品复无，促之过多则以工艺局废弃不用之染料，勉强充数。价值数毫之玻璃杯，亦不允置，遂使钟点虽有，实习毫无，卢前校长任内，定购参考书十数种，去岁已到，而高校长以吝惜廿余元之故，竟不接收。织物标本，所需不过百元，亦屡请不购。

关于“应用化学本科”者，更是痛斥：

应用化学本科二年，应有定量分析实习，区前主任克明，列单请购仪器，屡置不恤，用是引咎去职。厥后伍英硕士，来主是科，仍推经费不充，搁置如故。后因学生屡请，命伍主任暂教制防水布塞责，伍主任如命定购一釜值仅七毫，伍主任已交定三毫，后向高氏领款取回，高氏竟食前言，吝及四毫之数并谓“学生未知能学晓否”，伍主任因亦愤而辞职。此事言之，极似不经，然伍英硕士现方供职军府，可证也。前实习教员朱武周硕士，现充化学主任，每开单买物，高校长必命再三减少，甚至全科三十余人，请购五磅硫酸，亦复谓多。工场服，已允学生要求，觅匠度身缝制，忽又中途翻悔，冶金锅炉，既经朱主任绘就图式，交本局机械科制造，而以煤铁全无之故，数月未成，种种腐败情形，实难缕述。

学生也并非全无过错。因相信拥有道德力量，这种力量既支持他们坚决斗争，但同时也逾越了传统界线，出现许多过激言行。其对高剑父的指控可谓层层加码、步步紧逼。先是指其无能，继而更是控其贪污经费，用词尖酸刻薄，无所不用其极，如《上教育委员会第二次请愿书》以“怙恶不悛”“寡廉鲜耻”“卑劣之徒，《第三次上省长书》以“贪劣反复、欺诳滑头之小人加诸高氏，师道尊严至此可谓荡然无存。而4月27日群殴事件，则是两方矛盾的总爆发。《广东群报》以“甲种工业学校大演武——校长出手枪，学生大流血”为题报导了这一事件：

黎明社云。增步工校反对校长风潮各情。叠纪前报。昨廿七日该校教员及学生等，以久无解决，殊于学校有碍。因决定是日十二时开校务会议，请高氏回校讨论。而学生亦同时在该校礼堂开会，欲以大义宛劝萧永洊等，勿受高氏之运动，以顾存大局。不料高氏早已嗾令萧等从中反抗。故开会时，高氏竟率同萧等混入会场，拔出剑仔乱向各生痛击。当场刺伤学生黄振新晕倒地上，血流如注。各生大动公愤，全体反抗，群向高氏质问，拟同到法庭起诉。嗣高氏见势不佳，随向外门逃走，学生亦跟踪追截。至一中附近，几为学生擒获，幸窜入一中始免。事后该生等复在校内会讲，决定举派代表，一面诉请省署及委员会省学生联合会，一面向检察厅提起公诉。至于被伤之学生，已电请中法医生到校施救。究竟有无性命之虞，据医生言尚难逆料

次日又分析双方动武原因，认为责任全在高剑父及保高派学生：

是日之风波，实因报载张启昆等所发之《工业学生之又一宣言》一事而起。因该宣言及美术科学生张启昆、钟福佑、萧永存等十余人所为，多数学生以张某以小数人之意思，竟敢假造维持会名义，破坏团体运动，因特开大会，提出质问，请张等出席答复。张启昆、萧永存等知已犯众怒，临时退缩，独钟以曾习武技，持强逞气，纠察员加以纠察，即张拳乱打，殊知寡固不可敌众，此钟福佑所以为众殴伤也。当钟与多数学生搏战之际，高校长在楼上，高声喝令钟等奋勇向前，扭解为首之人上楼，为多数学生所闻，遂大声齐呼万事皆由高某酿成，宜上前质问。当时全体职教员工皆在楼下排解，不许多数学生上楼，□由黄振新、白铎政、黎沛霖、刘国均等数人上楼质问，移时黄振新、白铎政、黎沛基皆负伤下楼。刘国均见势不佳而退，高校长亦即纠集护勇杂役十数人，由后门飞跑而去

《改造日记》更是用语颇妙，如说受伤学生“伤在脉门”，“恐有性命之虞，颇类武侠小说语。当高剑父离职后，这些有“性命之虞”的学生忽然神奇康复，也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了。此外，学生所提“民主办学”要求也过于理想化，即使在崇尚教授治校的西方大学似亦未能实现：

至于学生方面，最近之意见，则欲乘此机会，从事废除校长制运动，以冀实现年前北大运动未竟之志，而为全国之先河。闻其内容计划，拟四科中，各设主任一人，另选学生代表若干人，共同组织一校务委员会，所有校中之与革事务，概由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议决施行，事果非虚，亦教育界之重要问题也

因为性格问题，高奇峰一直置身事外，对于深陷学潮漩涡中的乃兄并未伸以援手，直到情况危急方始出来，然其本意似非左袒其兄。《高奇峰先生的几段小故事》一文，记述了高奇峰在甲工学生群殴事件中挺身救兄一事：

先生在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多年，循循善诱，深得学生爱戴。民九陈炯明漳州回师，先生的兄长剑父接长工专，因金钱数目，与学生发生冲突，剑父想以校长的姿势来压制学生，学生大动公愤，全校暴动，封闭校门，声势凶凶，欲得剑父而甘心，先生奋身穷护着说：“诸君请先把我杀死吧，我不忍心亦不愿见诸君因一时之愤而身犯刑罪。”学生深为所感动，剑父才得以兔脱而去

高奇峰在关键时刻为长兄挺身而出令人感动。而为挽留高奇峰，或是美术科学生愿意支持高剑父的主要原因，于是有保高派学生朱光廷等七人致函向驱高派学生表白：

校中风潮愈趋愈烈，追原其因，则是我等做谣于报纸，以致激成虎狼之势，故不能不将此事剖明之，冀列位同学之原谅也。姑将挽留校长之理由陈之：奇峰先生乃美术科之主任，列位亦已知之。倘校长一去，奇峰必从之而去。试问本科少了一良好主任，谁能继之？叫我等学业前途，殊深阻碍，譬如列位处此，亦必挽留也。至于校长之何是何非，及就之又一宣言及捏造各种情节，我等一概不知，其中乃二三人私意所为，而致祸及我等，现不能不将此事表白，而希同学之原谅

在1922年3月出版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教职员同学录》中，高剑父的姓名未被收入，而美术科主任高奇峰则赫然在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前者由于性格问题与甲工师生处理不好关系是其去职的最大原因。不妨比较黄强回忆学生领袖阮啸仙的一段文字：

另有一事，亦于前文述及兼长广州工业学校，校中师生之间，一向情谊至笃，中有一位染织科学生名叫阮熙朝，号啸仙，东江河源人，以同乡关系，常常资助其不足，于谊尤厚，谁知那位阮生，不到几年之后，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红人……阮生在校时，一个很安分的学生，绝无共产色彩的气质，其后高剑父继长学校，阮熙朝时与高校长闹风潮。有一次闹到剧烈时，以去高为条件，陈独秀遂乘虚而入……一向不知道我的阮生那么前进，常常以为我自己的思想行为，是最前进不过了，只见阮生清贫可怜，故在校中资助他，出校时又资助其妻子——如是在港澳数年来为之接济不断，后闻阮生于赣州附近战死了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可以想见，如黄强继续留任，学潮或能避免，这也说明艺术家从事艺术以外的事情，有时真是吃力不讨好。

三、陈炯明的态度与处置

（一）陈炯明与高剑父的历史渊源

陈炯明为何要任用高剑父并在其困厄之际屡伸援手，这不得不从二人交往情谊说起。

陈、高交谊可以追溯至同盟会时期。高剑父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最早一批成员之一，陈炯明则迟至1909年方才加入。关于陈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一般认为是其法政学堂的“恩师”朱执信，但也不排除是高剑父的可能，方人定晚年所述和黎葛民的回忆都持此说，似非孤证以陈炯明当时的社会地位，以朱执信较为可信。当然，高剑父以主盟人的身份出现在陈炯明的入盟仪式上也有可能

不过，陈炯明以其在广东咨议局中杰出的政治表现和声誉，很快后来居上，成为广东地区同盟会组织的中坚力量。黄花岗起义准备前夕，陈炯明担任编制科科长兼调度科副科长，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一度出任秘书科科长，是起义总指挥黄兴的重要助手。高剑父不过是胡毅生部属，与二三人在广州大南门外设置一个机关。起义当天，陈炯明因故无法与役，而高剑父也由于胡毅生的主动避战而无所作为，仓促出逃。起义失败后，两人逃到香港，参加刘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从香港潜入惠州，拉起一支号称“循军”的队伍直逼广州，并凭藉强大的军力和此前建立的政治威望成为广东副都督。至于高剑父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则未必如他本人所言的那么风光。实际上，他只是与谢英伯带着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其中多为女性，从香港出发赶赴广州劳军，到惠州便听到广州和平光复的消息辛亥革命成功后，陈炯明留在广东一度任代理都督，后来又接受北京政府委任的广东护军使，成为广东的军政首脑。高剑父则离开广东去到上海，与高奇峰开办审美书局，创办了《真相画报》，又曾一度去景德镇准备开办陶瓷公司，但最后没有成功。据说《真相画报》的经费便是由陈炯明主政的广东军政府提供，高氏也投桃报李，在许多关键时刻对陈氏予以舆论支持，如陈氏之处决民军中叛乱分子引来不少非议，《真相画报》之立场明显偏向陈氏

陈、高二人的再次相遇应在漳州新政时期。前者1918年在漳州进行社会实践，深得各界赞许；后者此时入幕军中，其手稿自称“陈竞存入漳州，筹款购械，运筹帷幄，多所赞助。王中秀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即20年代前后国画复活运动前夕，在上海打拼了十年之久的折衷画派为何忽然淡出上海画坛在他给出的五种答案中，均未曾考虑到高剑父入幕漳州与出掌甲工这两件具体史实。本文正好为这一问题作一补充，高剑父为何放弃上海而回归广东，答案可能很简单：他想从政。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主动撤退抑或战略转移，高氏最终从上海这块中国近现代绘画运动策源地回到广州（国民革命策源地），似足已说明何者在他心中为重。高氏当初或有与上海滩诸公一较高低的想法，且有不俗的表现，但国内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他是完全可以舍弃上海这个码头的。到底是多大的利益驱动才使他做出这样的决择？这也可以理解为革命工作的需要，1918年，陈炯明在闽南实行新政，孙中山派不少人才去帮忙，或高氏即为其中之一。当然，也不排除陈炯明的邀约甚至是高氏的主动投奔。如果说辛亥革命成功后的老同盟会员论功行赏，高剑父连分一杯羹的资格都轮不上，生平志愿，百无一酬，那么，此番他是搭上粤军回旆这班顺风车，力图有所新的突破。细读材料，可发现高氏颇有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至少是不甘寂寞之人，这其实无可厚非，学而优则仕乃一切名心未褪之人的常情，高氏似也不能免俗。

陈炯明二次主政广东期间，对高剑父提供了最大支持。后者于1920年底被任命为工艺局长兼工业学校校长，以代替陈氏亲信黄强。之所以作此任命，盖因高剑父平素好以“实业救国”自许，观其与孙中山、黄兴的问答可知。民国初年，他确曾着力于发展陶瓷实业，与人合资在景德镇创办江西瓷业公司，自任经理，以制造出口瓷画、瓷像为主而作为实力派政治人物，陈炯明首先关心政治改革和经济事务。虽然在第一回广东省美展的布告中，他明确指示美育的重要性，但很显然，以美术促进实业，才是其关注点高氏颇自许能办实业，并非单纯以画家面目处世。正因如此，陈炯明对其能力产生误判，高估其行政管理能力，把他安排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

（二）陈炯明对高剑父的支持与保护

作为广东军政首脑，陈炯明力主地方自治、保境安民，绝不容许学运、罢工连连令社会动荡不安他本希望能息事宁人、和平解决，故始终支持高剑父。在群殴事件后所发布的公告中，先表明支持高剑父的立场：“查高校长于学务具有经验，平日办事热心，本省长素所深悉。”又批评学生动手在前：“近据该校长呈报，四月廿六日，学生提倡罢课，廿七日复开会议，与不能罢课各生，互相龃龉，竟起用武，职教员制止不恤，且复持物乱掷，追击校长，将校长室及庶务室窗门捣破，致殴伤教员学监及录事同学等数人。”继而批评学生的指控：“廿七日有以该校全体学生名义，发出传单，内有因高校长因学生质问突出剑仔，向代表乱刺，当场刺伤学生三人，并拔出手枪恐吓等语，复经分别确查，当时真相，该传单所称高校长出枪恐吓，及刺伤学生情事，均属凭空捏造在闹得不可开交、学生威胁集体退学之际，他不得不出来调停，接见学生代表并爽快答应他们的部分合理要求：

增步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旋于早饭后接省署秘书处电话，嘱派代表数人到署谈话。随即派代表某君等四人前往，由省长亲自出见，坐谈二小时之久，询问内容至为详实。该代表等请愿两事：（一）对于经费问题。请早日取消工艺局。（二）对于校长问题。请早日另简工业专材接替。闻省长答复第一，即下令教育委员会将工艺局附属于工业学校之下，将该局经费拨归该校，以为整顿之用。对于第二条，则须物色真正工业人材办理

陈炯明办事极为高效，次日即公告同意将工艺局并入甲工学校，见其《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呈请将工艺局归并工业学校令》（1921年5月13日）：

呈悉。据陈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附设于工艺局内，各种设备多未完全，理化器械尤为缺乏，以致各科实习难免敷衍，实与学生学业大有妨碍，请将工艺局取消，并将原有工场及经费拨归该校，以资整顿等情，应予照准。候令工艺局长遵照，克期归并具报，暨行财政厅查照，仰即转饬该校校长接收清楚，列册报查；并由该委员会同督饬认真整顿，以期渐臻完善。此令

按陈的意思，他已做出让步，学校办学经费也得到保障，学生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学生并不就此罢休，非高剑父下台不可，继续上书省长并登报刊发请愿书，使事态更加不可收拾。这种不依不饶令陈炯明大感棘手，所以他继续明确表态支持高剑父，对学生的指控加以驳斥，在5月18日的批示中要求学生立即返校复课：

……为势迫辍学事，恳令饬保障，俾续前修等情。昨批令云。呈悉。该校学生罢课另择校长一事，业经本署明白布告。饬令各该生等专心向学，凡事应得饬查解决，毋得藉端滋闹……敦谕各生一律回校，安心上课，免荒学业。如再有藉端滋事者，即于严惩具报。切切此批

他在《饬广州汕头市长等加强学校教育令》（1921年5月29日）中直接批评学生动辄以“自治”名义插手“校长及职员之进退”，虽未指名甲工，但依当时情况，肯定还是因甲工学潮而有此感慨：

照得学校教育，直接陶冶学生之人格，间接即为国家培植人才。必学校有良好之学风，而后教育易收美满之效果。近世教育主义，鉴于前此之管教训练，过重形式，缺乏精神，提倡学生自动，以期补偏救弊。盖学生自动之意义，就教授方面言，则不采注入式而采启发式；就管理训练方面言，则务使学生为理信，不为盲从，以养成其自治之能力。故学生真能了解自动之意义，则求学必愈力，律己必愈严。乃近求学生，往往以为自动云者，学校之事权操于学生之手，于是学校规律，在所不顾。甚至校长及职员之进退，亦欲系于学生之意想，是殆已忘入学之目的，而与校长及职员易地以处矣。学生既移其心力于此，学问安能不荒。况复要求不遂，辄相罢课，以学问为意气之牺牲。如是而言自动，误解则愚，假借则诈，此等恶习，层见迭来，可谓痛心。须知人生求学之光阴，易逝而难留，学生时代正宜注其全力以养成学问，岂可浪抛心力，为此出位之事。学校规律，若有不善，校长及职务员修改之。校长及职教员有不“称”职，直辖长官得撤换之，凡此皆为学生谋，而不必学生代为之谋。若长日纷纷扰扰于事权争夺之中，则不特学生原来之目的为之消失，即设学植才之目的亦为之消失。本省长注意教育，期望学生至深且切，合明申令：嗣后各校学生，务须遵守规律，尊重学业；各校长并应督同职教各员，刷新校务，力策进行，养成良好之校风，一洗浇漓之士习；如学生有违规滋事不服劝导者，即予从严惩诫，随时具报，毋得姑息，贻误青年

尽管陈炯明反旆广东后打出“联省自治”旗号，但他的“自治”重在建设，其思想源泉是晚清以来地方士绅参与工商矿路新式事业所兴起的“地方主义，与学生的“自治”意识实为两事。作为务实的政治人物，陈炯明敏锐洞察到学生动辄以“自动精神”名义发动学潮，必将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最终伤害的是来之不易的广东教育乃至地方建设事业。因此，他并不认同学生的“自治”理念，更不会无原则地加以支持。此正值陈炯明百事丛脞之际，除推进如火如荼的模范省建设事业外，因为反对速选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以及筹划援桂战争诸事，他与孙中山颇生抵牾，更是忙得焦头烂额。因此，他能几次出面调停学潮已属不易，只是事态发展因牵扯各方利益，和平解决的难度已远远超出他的预判，以堂堂省长之尊，竟也调解无果。

四、体面离开：反对高剑父留任与陈炯明最后的努力

如前所述，陈炯明对高剑父是采取保护策略的，而反对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这些阻力合成一股，最终迫使陈氏不得不收回成命，弃用高剑父。

（一）推波助澜的《广东群报》

《广东群报》的刊发，其实得到了陈炯明的大力支持。据梁冰弦回忆：“当时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皆由北大毕业归，企图竞选省参议员，办一《群报》来自我介绍。公博愿以群报作为华南同盟机关报，条件为由冰弦向竞存取得每月津贴二千元，同时群报选登塔斯电讯《广东群报》无疑是此次学潮推波助澜的重要推手，不但学生的每一次宣言和请愿书都刊登出来，且立场明显偏向学生，至于对高剑父的描写则多有丑化，如描写师生斗殴事件，说高剑父刺伤学生后匆忙出逃，“几为学生擒获，幸窜入一中始免一句，今日读来，仍让人佩服主笔陈公博等人入木三分的辛辣文笔，然谑而近虐，用语可谓尖酸刻薄，反倒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二）力主去高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

甲工学生屡次上书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实是管理全省教学事务的最高机关，而此处又不得不提到时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不消说，他的态度自然是左袒学生的。高剑父在事后就把责任推给了陈独秀，其理由是陈氏因“劝高加入共党”未果，“遂生意见，乃请陈（炯明）换高（局长兼校长，独秀无法换之）”；“又不得，乃使其党徒在工专设立共产党青年团大本营以控制之。共产党学生刘尔嵩、周维雍、阮啸仙等百余人捣毁校长室，其杰构廿余帧遭撕毁。需要指出的是，高氏所说陈独秀“劝高加入共产党，以高赞助总理联俄容共甚力也，揆之史实，似有不通。一是当时广州虽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尚未成立二是“联俄联共”的口号与政策，迟至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正式提出，高剑父不可能未卜先知。当然，这自可视为高氏编造历史，为其在甲工的往事开脱，但他怀疑陈独秀主谋，却也并非无中生有。陈独秀是1920年12月底抵达广州，甲工学潮爆发于次年4月12日，或存在其鼓动的可能。陈独秀固非直接反高之人，但毕竟《广东群报》的主办者皆其学生，他又时任教育委员长，多次力主免高之职，所以难脱干系。陈独秀此时上任无久，即因思想激进，大为粤中保守势力不满，以致有人以粤语谐音称其“陈毒兽”，更歪曲其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以，陈独秀未始不存“杀人树威”之心，而高剑父正好撞到枪口上。

高剑父黯然辞职一个月后，陈独秀亦因废除广东医药专科学校一事，引发激烈的驱陈运动，医专学生同样通电列举陈独秀“摧残”广东高等教育的“十大罪状”。就连原先唯其马首是瞻的广东学生联合会、连县学生联合会、江门学生联合会等也相继发出驱陈请愿电文，遂使早已萌生去意的陈独秀最终挂冠而去，于9月10日离粤赴沪同年12月，身在上海的陈独秀针对家乡安徽新近发生的学潮发表《敬告芜湖各校同学书》，与以往一贯支持学生运动不同，陈氏对于此次学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并语重心长劝诫道：

来日大难，所望于诸君者：一、须知学生干涉校务，有一定限度，且有应守规则，至于出之以不正当手段，而为一二恶人效死，更属非是；二、须知无端之攻击，固甚危险，盲目的信仰危险更大；三、农校中煽惑风潮之员生，定有相当处分，各校同学，须各安心读书，静以待之，不得附和一二野心家，致坏大局；四、须知文化运动的推进机，为学术的精密研究与科学的思想发达的结果，决非口耳所得“劳农俄国”、“动的教育”、“学生自动”、“学生自治”等等不分析的名辞。诸君务必专心致志于学术的研究，勉为吾皖后起之秀

不知是否因广州学潮最终矛头指向自己的缘故，陈独秀此后对学潮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回到甲工学潮一事上，李伟铭指出，高剑父的“‘陈独秀主谋之说’只是高氏事后‘顺理成章’的推测，甲工风潮并非政见之争的结果，而是急进的实利主义教育理想与滞后的教育管理机制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这从大方向来讲是正确的，但略显笼统，于当事人之微妙心理似欠深究。至于有人将甲工学生“驱高斗争”拔高为“实质是反对整个腐朽教育制度的斗争在局部首先发难，则更是失之空泛。

（三）皮里阳秋的国会议员

国会议长林森在这次风潮中的热心表现，使风潮更加复杂。粤军反旆，重克广州，但陈炯明并不乐意孙中山及国会重驻广州，在“速选”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一事上，他与孙中山及大多数国会议员闹得很不愉快。又因为财政问题，得罪了包括林森在内的一大批议员：

方国会之举孙公为大总统也，陈欲以财政困孙公，更欲将国会议员逐去广东。……陈氏限制总统府经费每月十万元，犹恐财政机关为之通融，不能完全达其目的，乃将财政厅长廖仲恺易以马育航。盐款收入，每月由其军需直接向银行提取，盐运使只供签字而已。甚至盐商将旧预饷单捐三成与总统府，炯明亦攫而取之。即参院议长林森借万元，亦靳而不与。直至林怒，谓我助粤军攻闽，粤军回粤，如此尽力，即款为我个人用，亦不为过，况国会乎！乃无词以拒。

因此，林森在与学生的谈话中敲打高剑父，其意总在讥诮陈炯明无识人之明林森的举动，使陈炯明不得不面对清流的压力。如阮啸仙所记《我与林议长之谈话》中，林森就摆明车马说高剑父任甲工校长“不妥当”：

我从理论上讲讲，高先生是一个美术家，是抒写天然的一派人；工业学校，是实际上的工夫，是着着实实底做去的；天然与实质，也许有不同的地方；叫自然派的人，来行实践的工夫，也许有不能满意的地方。我们中国的画家，素来不讲究的，配不起说美术两个字，从前的写生家，长起指甲，穿着拖鞋，边幅不修，长衫穿起来，执笔画一幅叫做什么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山水人物，便算了事，像这样的人，只可说是（林先生说时以手划台上作污字）美术家。我想高先生断不至这样的腐败；我和高先生，虽是革命的老友，但谈话的机会很少；我以为用自然派的人，来做工业学校，总觉得不妥当

到集体退学后，阮啸仙去国会请求林森支持，后者再次表露让高剑父卷包走人的意思：“……与其牺牲数百青年可宝贵的光阴，来迁就这个校长，虽至愚的人，也知道是不可行的。

在山清，出山浊。时年四十二岁、投身国民革命十五年的高剑父可能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争到个稍有实权的职位板凳还没坐热，要他下台的呼声就如此铺天盖地而来，好端端锦绣事业，竟成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黎葛民在比较高剑父与陈树人的政治生涯时指出：“（人们）总会说剑父在政治上‘失意’，其实剑父一生从来未曾在政治上有过得意，故亦无失意之可言。这未免不合史实，只是高的官场得意过于短暂，结局过于难堪罢了。很难想象这位日后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此时却沦为一代“中失”（中年失败男人），人人唾骂，处处击攻，真是伤心惨目。

陈炯明或许也从未想到，任命高剑父为甲工校长竟会造成这样的结局，令“老同志”陷入难堪的漩涡。在调停无果的现实面前，经过反复权衡，一度姿态强硬的陈炯明不得不弃用高剑父，但他内心毕竟又知道错不在高氏。那么，如何让其体面离开，便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办法很快就想出来了，正好1921年12月要举办广东省第一届美展，便让高氏去负责此事吧。陈自任会长，高剑父为副会长。陈炯明之所以选择高剑父担任省美展副会长并让其实际主事，除了会刊上所说高氏擅长展览策划外，或更多是出于对老友在职业生涯中失落的一种安抚。陈炯明以省长之尊而为高剑父站台，可能也有这种感情因素在。

陈炯明一方面给高剑父找台阶下，另一方面，则是要敲打学生替高氏挽回些许颜面，对挑头闹事的阮啸仙等七名学生进行处罚，开除其学籍。即使事态已经平息，陈氏对于学潮仍是愤懑不平。他还严令不许再有类似事发生。他在援桂一役、军书旁午之际，仍发《致古应芬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电》（1921年7月13日）：

古厅长、教育委员会览：医药学校有名无实，贻误非浅。此次议饬停办，而以官费送各生入完全医校肄业，凡此办法，为各生谋良好之教育，作深造之培养。近于帐中阅报，知各生尚以此为争执，而思闹起风潮，此真愚不可及。广东学风之坏，全由办学者酿成，若不力矫其弊，则教育前途无整顿之可言。仰即依照前议，坚定执行。如有利用学生从中鼓事者，应即查办。学生不听训令者，革退勿送，并追缴其学费，以资惩戒

甲工新校长黄纪秩上任伊始，便于报纸连日刊发布告，力劝学生回校复课：

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校学生前因风潮罢课多日，殊为可惜。本校长奉令接理斯校，各项问题均已次第解决。昨经布告，除奉省长令革除生外，其余各生限令刻日回校上课。在案现各生未回校者尚多，合再行布告。仰各生于本月廿三号以前一律回校听候上课，勿得迟延观望，荒废学业。如逾期仍不回校，定即照章处理。此布

因为风传甲工经费要被削减，为避免借故再次闹事，黄纪秩又连日在报纸上刊发布告辟谣，可谓小心翼翼：

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启事：昨阅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传单，内称教育委员会对于本校经费大加裁汰，只准暂设化学、机械两科，俟毕业即行停办等语，殊非事实。……所有本校经常费均由教育委员会规定，至工艺局原有经费，亦经本校商准教育委员会，拨归本校扩充设备之用，恐所误会，故特此布告

但黄纪秩就职数月即由龙裔禧代替。校长的频繁更换，似也说明在当时大环境中，甲工校长实不易为之

陈炯明在整个甲工学潮中保持了克制与耐心，对学生的合理要求和社会舆论也尽可能接纳。毕竟他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且这一时期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作为执政者，他并不希望治下区域发生大规模学潮、工运。正如他处理工人罢工，力劝双方各让一步，此法貌似妥协实则有效；在处理甲工学潮一事上，他也是运用了这一方法，使事件得以顺利平息。他一方面接受高剑父的请求开除七名挑头闹事者，先让高氏消消气；一方面在事过一个月后又接受教育委员会要求，同意恢复他们的学籍，既是爱惜青年学子，也是给陈独秀一个面子。从中可以见出此时的陈炯明之良苦用心与行政手腕的灵活变通。二度主政广东，他已从早期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转化为重渐进而不急进的务实政治家。如他在惠州各界欢迎会上的讲话即阐明：“建设之道重精神，尤重秩序，毋太旧，亦毋太新。勿如一般血质少年，误解急进，欲乘飞机而蹴千里，走到无政府的地方去。又勿如陈腐的老头脑，误解稳健，守着无为而治的古语，走到羲皇以上的地方去。

1946年，高剑父从澳门回到广州，先是筹办南中美术院。次年10月，因美术院招生人数不多，发展困难，不得已接受广州市教育局长祝秀侠委派，出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直至解放前夕在此期间，与市艺专一墙之隔的广东省立艺专学潮不断，发生了学生驱逐校长丁衍庸的事件，学生在报纸上公开指责丁为“教育败类，艺术蛀虫，而市艺专则风平浪静。或是高剑父在二十多年前的甲工学潮中吃过苦头，有了前车之鉴，故应付自如，也深得学生爱戴。

余 论

虽然高剑父在晚年自述或借他人之口多次强调其激流勇退，但他在甲工学潮黯然引退之际，应当未曾想到这竟是他从政生涯的终点。其主持广东省第一回美展，尽心尽力，未始不有东山再起的念想，陈炯明也有可能给予许诺或者暗示，但“六一六兵变”（即“炮轰总统府”事件）的爆发，使此念想终归破灭

1921年是陈炯明平生最辉煌的一年，其声誉达到了顶点。但同时，他与孙中山因政治分歧而产生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22年4月10日，陈炯明还批准高剑父提呈的将省美展由春秋两季合为一季举办的报告，但当月21日，他就被孙中山免去一切职务，仅保留陆军部长一职，负气出走惠州。

6月16日，陈炯明属下叶举部围攻总统府，逼走孙中山。此事变自发生起即众说纷纭，至今仍有为陈氏鸣冤叫屈者。但不争的事实是，“六一六兵变”使陈炯明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彻底被国民党抛弃。其“模范起信，联省自治”的理想与抱负也最终胎死腹中。事变之后，高剑父也彻底退出了官场。这是否因其与陈炯明的私谊而失去孙中山等人的信任，目前很难说清许多曾与陈炯明生死与共的“老同志”都抛弃了他重归孙中山阵营。如邹鲁作为陈炯明政法学堂的同窗加上多年的私谊，在陈炯明前往西江督战之时策反了留守广州的部队。时任粤军第一师营长的莫雄闻知事变后与人争辩是非：陈炯明不过是大哥，但孙中山是老子；难道大哥打父亲，做弟弟的还能说对吗他的话很能代表一批夹缝中人的心态。总之，在这个大是大非、必须选边站队的关键时刻，高剑父大可选择弃暗投明，并不会招致“卖友求荣”之名。不过，他似乎选择了逃避孙、陈之“公谊私情”（借用陈炯明挽孙中山联语）的彻底破裂和官场的尔虞我诈，使高剑父对政治深感失望而生厌倦之感，最终退出仕途，只希望在艺术上另辟道路。

1926年，高剑父指派学生方人定发表论文，拉开了与国画研究会的笔战序幕。而同一时期的陈炯明则内忧外患，部下时常内讧，地盘逐步萎缩，最终不得不败走香江。此后，高剑父致力美术革命，创办春睡画院，又任教中央大学；陈炯明在香港组织了致公党并任首届总理，但大势已去，成中国政坛上的明日黄花，于时局再未产生大的影响。我们再也看不到陈、高二人之间有任何的交集，真可谓相忘于江湖了。此后高剑父唯一一次提及陈炯明，是在40年代一次面向学生的讲话中，他说：“孙总理一生被人攻击，当他是大逆不道的。保皇党攻他，不只满清要他的命；至革命成功后，北方拒绝他，南方不容他，甚至自己人如莫荣新、谭浩明两督军，也要打他、驱逐他；甚至一手提拔的亲切的忠实信徒陈炯明，也开炮打他，又想要他的老命。毕竟（他们后来）都是自己毁灭。

1933年9月，陈炯明在香港贫病交加，郁郁而终。翌年4月，归葬惠州西湖。其旧部举行公葬，因费用无着落，遂发起募捐，得各界积极响应，但目前无法找到高剑父有赠送奠仪的记录。

在失去陈炯明的支持后，汪精卫成为高氏新的支持者。但汪氏与高奇峰的关系更好且更看重高奇峰的艺术。在相继失去陈、汪二人的支持后，高剑父虽然曾为革命元老，但日渐为国民党新贵所冷落。他经常在学生面前追忆当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并不惜编造革命家史，仅可视为老年人对青葱岁月的无限怀念和想象，未可作为信史看待。

特别要指出的是，岭南画派在20世纪20—30年代崛起并产生巨大影响，除了创始人“二高一陈（树人）”的杰出画艺外，也与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资历不无关系，更与民国时期粤籍政要的奖掖扶持分不开。甚至可以说，没有粤籍政要的鼓吹与推动，岭南画派终归不过是一个偏于一隅的地方画派，是不可能产生全国性覆盖力的。这当中，陈炯明对高剑父的支持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但由于陈炯明在政治上的失败和“道德污点”，这一段史实被人为遮蔽，最终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高一陈”之后的岭南画派，虽然也产生了关山月、黎雄才等艺术成就很高的代表人物，但不得不承认，其艺术影响力无法与他们的师辈相比；岭南画派也从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画派，最终退守岭南，成为名副其实的“岭南”（地方）画派。这里面，除了画家自身的艺术修为无法企及前人外，或许也与粤人在中国政坛影响力的日渐式微有着一定关联。从岭南画派的兴衰，我们亦可见出政治这一无形之手对艺术的影响是何其之大。从学术上讲，这些历史上纠缠不清、是非纷争的地方，恰恰有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

③ 本文所用《广东群报》材料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以下不再注明。

④ 阮啸仙（1897—1935），原名朝熹，广东河源人，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1922年秋，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大革命期间，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广州农讲所第一至第六届教员、第三届所长等职，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农民运动理论家。他还是中共早期审计监察工作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他被留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牺牲于江西信丰。《改造日记》最早刊于《工业杂志》第一期，1922年春季出版（本文除注明外，均引用此版）。《改造日记》另收入《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略有删节。

⑤ 如李伟铭对于阮啸仙等指摘高剑父“怙恶不悛”的“事实真相”，就认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当然必须有所质疑”。详见李伟铭《艺术与政治二位一体的价值模式》，《传统与变革：中国近代美术史事考论》，第307页。

⑦ 黄强（1887—1974），字莫京，广东河源人。曾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后赴法国里昂大学和英国学习，回国参加了护国、护法、北伐等战争。1917年12月援闽粤军成立，任总部副官长，负责后方办事处的交际联络工作。1918年任陈炯明“闽南护法区”总司令部总参议，后任粤军兵站总监、广东工艺局局长。1920年8月任粤海关总督。1931年以十九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淞沪抗战。1947年，任高雄市市长一职。1949年转任台湾省政府顾问。

⑩ 郭瘦真：《甲种工业学校四大金刚》，中共河源县委宣传部、党史办编《阮啸仙研究史料》，1985年内部发行，第369页。

⑫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接受陈炯明聘书后曾致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征求意见，李大钊与张国焘都认为可以借此在广东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进而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因而赞成其南来就职。而广东共产党组织也充分利用陈独秀在教育委员会的地位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于1921年3月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参见村田雄郎《陈独秀在广州（1920—1921）》上，罗晃潮译，载《羊城今古》2001年第1期）。

⑬ 此次演讲由阮啸仙、周其鉴记录，记录稿分两次刊发于1921年1月28、29日《广东群报》。

⑭ 侯云汉：《校务治理分歧引发的学潮对民国专门美术教育的挫伤》，载《美术研究》2014年第4期。

⑮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⑳ 20世纪90年代，有广东美术研究专家在香港访高奇峰弟子、当年就读甲工美术科的容漱石，询以当年甲工学潮，容说：高剑父在甲工贪污一事，“珍珠都无咁真”，而且任职后甚少到校问事，这都引起奇峰师的不满，因此导致闹出风潮。风潮起后剑父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想请奇峰师出面组织美术科学生与激进学生对抗，奇峰师不从，他便出马收买美术科学生，说自己一走，奇峰师必走，并以金钱许之，令他们出来破坏运动。此纯属一家之言，聊备一说。就目前材料所见难以坐实高剑父有贪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