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问责与政务服务的同步创新
——我国地方电视问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黄建伟 陈玲玲

一 我国电视问政的源起

电视问政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1]而我国电视问政起步的时间相对较晚，2002年郑州电视台首创电视问政类节目《周末面对面》为公民与政府搭建沟通的桥梁，开创新型的舆论监督模式，成为我国电视问政发展的开端。回顾我国电视问政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参见表1）。

（一）电视问政的雏形期（2002-2007年）

这一时期的电视问政类节目初具雏形，2002年郑州电视台首创电视问政性质节目，又在浙江、湖北、黑龙江等多地开始开展以政府官员单向述职为主的活动，提高了政务的公开度与透明度。[2]2005年兰州电视问政节目《一把手上电视》集结30多个部门“一把手”走进演播室，与民众直接面对面沟通与交流，开创更为直观的官民互动形式；2007年武汉电视台最先将这类节目定义为“电视问政”，此后广东电视台的《广东民声热线》、广州电视台的《沟通无界限，行风大家谈》等电视问政类节目陆续开播，我国电视问政逐步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电视问政节目很多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尚未实现系统化发展。后期随着政策发展、电视栏目的变革，很多电视问政类节目难以持续开展。

表1 我国各时期部分电视问政类节目统计

（二）电视问政的发展期（2008-2012年）

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电视问政类节目有安徽电视台的《对话江淮》，杭州电视台的《我们圆桌会》，长沙电视台的《对话长沙》及扬州电视台的《市民论坛》等，各地市电视问政类节目把涉及住房、交通、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等社会热点问题搬进演播室，让官民面对面平等交流沟通，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2012年前后，浙江、湖北、江苏、湖南等地不断推动电视问政类节目开展，我国电视问政进入快速发展期。

（三）电视问政的完善期（2013年至今）

电视问政自2012年迅速发展以来，到2013年以后进入发展的完善期。其中浙江丽水《问政进行时》、广西南宁《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江苏无锡《政风面对面》、湖北武汉的“十大突出问题”电视问政及山西长治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电视问政活动等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电视问政主题随着民众需要而不断变更，这一时期的问政不只是停留在让官员“红红脸”“流流汗”等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社会民主，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追问政府的责任，注重问政后期回访，实现电视问政的持久效应。

二 我国电视问政的典型案例

（一）武汉电视问政“开先例”

2005年武汉学习兰州问政实践基础上首推广播问政栏目《行风连线》，后来在武汉市委、市政府及市纪委等的支持下逐步开展，形成独具武汉特色的电视问政。2006年5月《行风连线》《百姓连线》电台电视同步直播，聚焦于市民的咨询与投诉进行户外直播，并首次将这类节目命名为电视问政；2009年又推出《区长百姓面对面》，区长进社区与百姓平等交流，进演播厅解答百姓疑惑；2011年11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开展执行“治庸问责计划”，武汉电视台顺势与市优化办联合推出《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特别节目，围绕“交通秩序”“城市住房”“行政作风”“环境卫生”四大主题展开四场官民互动活动，曝光20多个制约武汉投资发展的突出问题，检查承诺整改问题的解决情况，自此《百姓连线》节目正式更名为《电视问政》。此次特别节目引起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以后各期电视问政节目坚持“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问政理念，围绕城市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展开。从2012年开始，武汉电视问政由原来的一年一期四场变成一年两期（即“期中考”与“期末考”）五场。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武汉电视问政节目不断走向系统化发展。每期电视问政现场，政府围绕这“十大突出问题”公开承诺展开问政，对问题整改检查监督，形成诸如“承诺”“履诺”“问诺”“评诺”“再诺”等一系列问政环节。自武汉开展电视问政以来，被问政官员人数逐年递增，同时形成党委政府领导、节目策划、场上问政与场下问责、整改督办问责、考评这五大运行机制。武汉通过电视问政节目展开问责，又通过市民投票打分考核政府绩效，较好地落实了政府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总体来看，武汉电视问政起步较早，又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机制，使得监督机制在治庸问责方面发挥的实效明显，推动了我国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的政府问责体系的建设。

（二）丽水电视问政“动真格”

浙江丽水是在学习借鉴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实践经验下，在丽水市委、丽水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建立专门小组、专设机构、专业团队“三个专”为主导的组织体系，通过电视、网络、报纸、微博等平台广泛收集选取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电视问政议题。浙江丽水首场电视问政节目《问政进行时》于2013年7月29日开播，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主题，市创卫办、莲都区、市城管局等21家单位的“一把手”聚集一起，共同接受群众“质询”，除了作为主要“应考者”的六部门“一把手”，15位创卫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也作为“陪考者”坐上了演播台的次席，直面主持人、群众代表、特邀嘉宾、网友和电视机前广大市民的犀利拷问。[3]电视直播现场播放城市牛皮癣、沥青鸭、老小区保洁、窝棚区、内河污染等有关城市治理与卫生环境问题方面的视频，通过观众即席提问、媒体现场质询、现场微博互动等方式，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跟踪监督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社会舆论监督及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的趋势。

丽水后期播出的电视问政节目围绕“问治堵”五大问题、“让百姓办事更方便”“让母亲河更清澈”“大气污染治理”“企业安全生产”等主题展开，每期节目内容随社会发展实时更新。群众、媒体在电视问政中不仅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出质询，还对以前问政提出的问题整改“回头看”及本期问政问题整改承诺的后续监督，同时充分利用丽水电视台、丽水日报、丽水政府网等多家媒体，发挥其舆论监督功能跟进报道问政问题的整改，形成每月、每年定期问责的问政传统。截至2016年5月，丽水电视问政已办32期，收集问题309个，解决了288个，解决率高达93.2%。[4]电视问政切实解决百姓反映的各种民生问题，将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问政进行时》节目也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和收视效果。电视问政看起来只是群众对政府的简单质询，实质上是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一种公开拷问监督，较好地构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透明化的“问责平台”

（三）长治电视问政“系民生”

山西长治电视问政起步相对较晚，首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电视问政”活动于2013年11月7日举行，市公安、交通、环保、国土等16个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被列为问政对象，现场接受群众提问和满意度测评。利用明察暗访政风行风热线、书记市长公开电话、报纸公告电视流水、微博等形式，[5]收集到群众反映的问题达200余个，经过认真梳理，最终选出30个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典型问题。[6]涉及民生、城建、环保、医疗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将隐蔽采访制作成问题短片，与媒体、民众现场面对面“问政”。民众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政府现场解答，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期限。活动结束后，各责任主体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排查，确保问政所反映的30个问题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长治电视问政活动围绕农民关心的问题展开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例如2014年3月开展的以“问农事”为主题的电视问政活动，涉及农林牧各方面的问题，针对农户低保收费现象要求政府职能部门现场给出合理解释及解决方案。长治之后围绕“问民生、问安全、年末考”等主题开展电视问政活动，反映的问题大多涉及到有关政府“四风”问题，聚焦政府作风转变，促使政府各部门深入考察群众反映的问题。长治电视问政还建立公开承诺制、整改台账制、事后回复制、交办难题销号制等一系列“硬性”制度，规范了电视问政的发展，推动了以问政促问责的制度建设。[7]

（四）三地电视问政的比较

三地电视问政在问政主客体、内容、特色侧重点及监督机制落实方面均有所不同（见表2）。在电视问政形式上，武汉的“期中考”“期末考”，丽水的“月度考”“年度考”独具特色；在内容及侧重点上，武汉、丽水问政内容更侧重有关社会、民生的各类问题，而长治比较关注农民利益问题。三地电视问政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群众参与不高、群众参与不广泛；电视问政配套机制不完善；电视问政、政府问责流于形式，问政所反映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电视问政未能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问题。

总的来说，以上三市电视问政均是在问责权力机构及其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电视媒介为主要载体，通过构建官员、媒体、百姓三者互动的问政平台并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为问政原则，对相关职能部门及有关“官员”问责的一种模式。三地电视问政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化了社会监督，同时启动了后续监督机制，切实解决了社会关注、民众关心的问题，把问政整改落实情况与政府绩效考核相挂钩，体现了政府为民服务，坚持执政为民的思想。

三 我国电视问政的实际成效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电视问政的实际成效

从多地电视问政的实践来看，电视问政实现了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的“同步创新”和两者创新“互为驱动”的公共管理目标：一方面，通过电视问政中的公民参与问责来驱动政务服务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政务服务创新，又驱动了公民通过电视参与政府问责。

第一，电视问政搭建了多样化的公民问责平台。电视问政作为公民问责的新形式，问政形式多样、节目形态日趋成熟，这为公民对政府失职行为展开问责提供多样化的平台，使其利用各种渠道与政府就解决各种重大民生问题展开讨论，创新了政民沟通的形式，激发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提高了公民的政治素养。

第二，电视问政增强了政府政务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政府是电视问政的客体，其在现场不乏遇到民众所反映问题回答不上来的“红脸”“说话含糊”等尴尬现象。随着电视问政类节目不断成熟，推动政府政务服务创新的同时又驱使公民不断通过电视参与政府问责，促使政府官员更加关心、关注重大民生问题的解决，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提高自身公信力和执行力。

表2 三地电视问政的比较分析

第三，电视问政强化了社会舆论监督。媒体作为官民沟通的平台，借助媒体的力量收集社情民意，在电视直播现场对政府行为提出质询，并对政府后期整改进行监督。政府弊端不仅要问出来，更要监督它改正，民生问题不仅要公众反映，更要监督政府去解决，这时就需要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让政府在媒体披露下，增强责任感和服务意识。通过在电视问政中辅助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服务的新技术，强化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

（二）我国电视问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电视问政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容易流于形式。我国电视问政一般由地方党委、政府推动进行的，不可避免受到地方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影响，在问政过程中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凭借其固有的权威性，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例如湖南衡阳曾就出现过市长在问政直播现场直接罢免单位负责人的事件。由于行政官员主导着电视问政的全过程，这就容易造成“官员作秀”的嫌疑，是行政官员形式主义的体现；此外，电视问政现场在主持人的把控下，群众表达心声的机会并不多，场外群众的参与机制尚未建立，且电视问政的次数有限，一周一问、一月一问或一季一问，同时有些问政节目尚无固定时间，问政内容缺乏创新；观众对电视问政中所反映问题的后期整改情况也无法持续跟踪等，导致问政流于形式。电视问政从形式上来说，是一种政务服务创新的新手段，但从其实际情况看，我国电视问政仍停留在传统的政府问责层面，公民问责主体作用未能真正体现，掌握问政主导权的政府官员套路多、官话多、承诺又不履诺的“作秀”现象频发生；配套健全的问责机制尚未建立，电视问政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尚未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务服务创新形式。

二是后续监督机制不完善。尽管很多地市电视问政有建立后续监督机制，把问政中反映问题的后期整改及履诺情况与政府的绩效考核挂钩，很多官员对反映的问题在问政现场都承诺马上解决，但下了电视后却迟迟未能履行承诺。电视问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节目后回访、跟踪及落实，这是电视问政取得实效的关键手段。但后期谁去监督、怎么监督、后期整改效果谁来评价及怎么评价等问题，影响着社会问题解决的效果。

四 结论与讨论

电视问政既要基于“电视节目”，但又要超越“电视节目”，唯此，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的创新才有实质性意义。电视问政作为实现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同步创新的手段，有以下几个问题尚需进一步加以探讨：

一是如何处理好“电视节目”和“问政平台的双重定位问题？电视问政的定位基于“电视节目”但又要超越“电视节目”。以“电视节目”的形式存在必然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并讲究节目主持艺术，还需要考虑与受众新闻需求密切相关的“收视率”问题。因为“收视率”不仅影响电视台的“经济效益”，还直接影响问责权力机关尝试和扩大公民参与问责的“社会效益”或“政治效益”另一方面，电视问政作为一个需要超越电视节目的问政平台，“收视率”应该是问责权力机关实现有效问责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是否可以认为：电视问政在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同步创新的目标达成过程中，“电视节目”应该定位为与问政的手段相关联的问题，而“问政平台”应该定位为与问政的目标相关联的问题？

二是地方电视问政中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的同步创新是否可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讨论框架？从我国地方电视问政的实践来看，民众借助直观的电视舞台，近距离向有关部门提出质问和诉求，有关部门据此做出承诺—整改—问责的回应。这不仅是一种公民参与问责的方式创新，也是公民问责的理念创新。不少地方问责权力机关，不仅看到了电视媒体技术本身的进步对搭建新的社会监督和问政平台的重要价值，还能及时认识到新老媒体监督对推动政务服务进步的重要意义。因此新老媒体互相配合、本地媒体与外地媒体联合推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及手机客户端一体化问政，将成为电视问政的“新路线”。[8]借助信息技术的进步推动政府服务模式走向“高大上”，同时通过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等政务服务新理念的指导使政务服务更加“接地气”。实际上以上两者创新“互为驱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主与效率的“双赢”：公民有效参与电视问政有力推动了政务服务创新，推动政务服务必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同时，政府服务技术与理念的创新，又使公民有机会借助电视媒体对官员进行问责。以上电视问政中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的同步创新，实际上也是地方治理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的做法是否可以上升到国家制度？比如地方电视问政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监督制度、异体问责机制、公民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治理创新是否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或推广？如果可能，地方电视问政中公民问责和政务服务的同步创新，是否可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讨论框架，以便使其尽早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来？

注释：

[1]葛明驷、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

[2]王慧敏、米小娟、申宇婷：《“电视问政十年历程回顾与展望》，《管理观察》2016年第9期。

[3]夏丹、叶勇伟：《丽水首场电视问政很犀利》，《浙江日报》2013年7月30日。

[4]金春华、虞建萍：《丽水电视问政直面痛点补短板》，《浙江日报》2016年5月31日。

[5]原腊苗：《长治：电视问政，问出亲民好作风》，《长治日报》2014年5月19日。

[6]杨天闻、原腊苗：《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长治电视问政贴近百姓》，《山西日报》2014年5月6日。

[7]原腊苗：《长治：电视问政，问出亲民好作风》，《长治日报》2014年5月19日。

[8]王峰：《电视问政类节目的传播渠道创新及问政意义——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节目为例》，《传播与版权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