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社的现代转型
——以乐天诗社为中心

彭敏哲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旧体诗社——乐天诗社，诗社不限地域，广泛吸纳会员，逐渐成为50年代人数最多的旧诗团体。乐天诗社原本由一群爱好旧体诗词的文化遗老成立。为了使诗词创作获得认可，诗社积极联络政府部门，寻求国家领导人的帮助，以确认旧体诗词的合法地位。它由自由结社向政府团体的身份转变，或可看作是传统诗社现代转型之滥觞。然而，乐天诗社至今未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只有少量回忆性文章叙述其成立废止，它随着50年代的政治运动而不断调整和改变，鲜活地折射了共和国初期旧诗社团为获取生存空间所作的努力、妥协及改变。

一、传统诗社的身份转变

1949年农历重阳“诗人节”，上海一些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倡议成立诗社。1950年1月1日，沈尹默、江庸等32位老人于上海肇嘉浜路魏廷荣的花园里聚会，宣布乐天诗歌研究社成立。乐天诗社在成立之初就谨慎地寻求体制层面的认可——会前沈尹默、江庸等人呈文报告给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得到“原则上同意，文学组阅办”的批示，上海市军官会文艺处派了文学组负责人柳倩出席成立大会，柳倩通知上海常熟区公安分局准许开会，并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发言。

乐天诗社成为一个被政府认可的诗歌业余组织，选举市财政局的郑宝瑜担任社长，永安纱厂厂长郭益文担任理事长。理事会由沈尹默、江庸、王福庵、叶恭绰、黄葆戉等人组成。总务组主任张方仁。之所以选择由工商界人士出任社长和理事长，最重要的原因是经费，他们是诗词爱好者，也愿意为诗社提供活动经费。此时乐天诗社仍然是一个依靠私人赞助的自由结社团体。

诗社成立初期活动并不多。1954年，诗社增补理事会，周炼霞、陈小翠、张红薇、吴湖帆、孙雪泥、徐梅隐加入，周炼霞为理事长，张方仁为社长。其时周炼霞诗词造诣得老辈嘉许，在上海诗画领域颇有声誉。张方仁喜爱格律诗词创作，又热心社务。1954年，周炼霞和张方仁刊印社刊《乐天诗讯》，油印16开4页纸，印数300份，为社友提供发表诗词的园地。《乐天诗讯》在创社之初已经创刊，但创刊时只铅印了“诗钟”散页，1950年至1956年期间，一直为铅印或油印散页。1956年6月，装订成打印本，这一册可视为严格意义上《乐天诗讯》的创刊号。

诗社第一次转型是在1956年5月。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文艺界感到春风拂面。诗社老人想借此东风让诗社的规模扩大，写信给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请求政府支持。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于5月15日批复，上海市文化局正式通知乐天诗社备案，成为上海市文联下的一个团体会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按月补助经费100元，由市文史馆代发。自此，乐天诗社实现了由自由结群的传统诗社到政府下属文艺团体的身份转变。

身份的明朗为旧体诗词创作争取了一席之地，诗社内部也进行了改组。理事会改为社委会，主委贾栗香，副主委张孝伯、沈瘦东，社长张方仁。社员重新登记，北京、上海两地诗坛名流皆入其中，北京有柳亚子、叶恭绰、萧龙友、陈云诰、溥雪斋、关赓麟等，上海有沈尹默、江庸、潘伯鹰、吴湖帆、刘海粟、冒鹤亭、龙榆生等。

诗社的第二次身份转变是在1959年。诗社希望办一本新诗刊《新醇雅》，社长张方仁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吴公退执笔给毛泽东、董必武去信。董必武于1959年11月18日给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来函指示：“如果他们确实是为了爱好旧诗词而结成这个诗社，没有其他目的，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们的文化部门或者作家协会应该对这个诗社加以调查。如允许其存在，更应该领导它前进。”[1]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负责调查，认为诗社为业余的旧诗团体，没有政治问题。上海市委统战部与上海市作协、市文史馆协商，自1960年5月加强领导，每月补助100元经费，市文史馆负责管理，作协负责审稿，不再扩大诗社规模。但作协因无人懂旧体诗词，审稿仍由文史馆负责。1960年5月22日，乐天诗社正式由上海市文史馆接管。

两次身份转变的意义重大。首先，这使得自由结群的传统诗社彻底成为政府的下属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以来的诗词结社传统。其背后隐含着诗社人对旧体诗词的地位之忧，1949年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他的旧体诗观被不断强化，他强调诗歌的内容应当为政治服务，诗歌的形式应该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因此在新/旧诗的争夺中，旧体诗实际上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颓之势。其次，这种转型的作用实质是为旧体诗争取话语权。1949年后，中国的文艺政策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旧体诗，但是在与新诗的角逐中旧体诗实际上处于一种“在野”状态，有关旧体诗词的讨论，都是杂糅在新诗、新民歌的讨论中。尽管诗社有不少逊清/民国遗老①，但他们并未固守于文化遗民的传统，这是为旧体诗谋求地位所迈出的重大一步——成为政府的社团可以为旧体诗词的写作“正名”。

二、谋求旧体诗地位的策略

既然身份明确，那如何在创作中反映诗社的“政治身份”？又如何为旧体诗词谋求生存空间？大体来说，诗社每次转型都伴随着编辑方针和创作风貌更紧密地贴合中央和市委的号召和指示，具体可归为三种策略。

（一）宗尚白居易

1949年重阳节郑宝瑜起草的《乐天诗歌研究社发起启事》，说明其建社宗旨：

发起组织乐天诗歌研究社，其旨在于以白乐天诗集为本，作为研究之对象，尊白乐天为近代诗歌师表，作为吾人学习和执行面向工农兵之方向。[2]2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乐天诗社以白居易为宗，为旧体诗词在新的文化政策下的合法存在找寻到了一条出路。建社者作了仔细考量：“审视诗史，独唐代白乐天所作诗有深入民间之精神，故尊白乐天为诗社之名。”[2]256

1950年元旦，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乐天诗社缘起》：

诗言志。诗歌启发人类之性灵，描写抒发社会之生活与情感，应为文字中最美者。然因所患在其独特超然，仅为少数人观赏，毫无裨益于广大群众，故已成绝响。[1]

这显然是个聪明的做法，为了使旧体诗词不沦为旧文人小圈子里个人遣怀和私人交游的工具，推出关注现实、崇尚浅切的古之白体，是最契合群众路线的。旧体诗词之所以一直受到压抑，和它曲高和寡的形式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曾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这种“束缚思想”而“不易学”的体裁，通过“尊白乐天为近代诗歌师表”可以得到解决。

诗社这一口号卓有成效，它亲民的特质引来了众多会员，奠定了群众基础：“神交吟咏，共同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周围，中央、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文史馆已占多数，60%以上为60岁之上的老人，各地社员已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包括已在各级政府任职的民主人士。”[1]很快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旧诗团体。1957年2月13日，新华社刊登“乐天诗社新春雅集”的新闻：

【新华社上海13日电】有六〇〇多诗人参加的全国最大的旧诗团体——乐天诗社，最近在上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春雅集”，选出诗社1950年成立以来的第八届理事会。“昨非今是楼”作者丁方镇当选为社长。

新华社的这则消息让乐天诗社名声大振，这是50年代“旧诗团体”通过主流媒体在国民面前公开亮相，意味着旧体诗词以及旧诗社团得到了官方承认，在公共领域里得以发声。“宗白”为旧体诗词谋求了相对合法的地位，白居易诗平易浅切的风格、“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令曲高和寡的旧体诗词实现了创作群体的下移——这恰恰契合了当时中国文艺政策所确立的诗学规范。通过对白居易的模仿学习，旧体诗词由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嬗变为大众的、人民的文学。

（二）迎合主旋律

1957年以后，《乐天诗讯》开始稳定发行，每年编作一卷，并以当年为第八卷，每年12期，到1963年止。每期《乐天诗讯》有半数的诗词为贴合时事之作，强调对主旋律的歌颂。1957年5月第8卷第5期，有将近23页篇幅的“盛世新吟”，如《机场恭迎伏罗希洛夫主席》《伏老和毛主席拥抱》《咏五一劳动节》《欢迎周总理访问欧亚列邦归国》《社会主义竞赛得奖纪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诗作中频频出现政治口号、政治标语，其行文风格颇似民间俗曲的“民歌体”“打油诗”。社友特别注意为新成立的国家唱响颂歌，以《乐天诗讯》第9卷第一二期合刊为例，社友分别就“庆祝一九五八年元旦”“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乐天诗社九周年庆”“衡阳湘江大桥建成”“苏联人造卫星志喜”“庆祝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为主题进行题咏。

尽管迎合主旋律作为诗社的生存策略，但社员仍以“诗钟”“雅集”等形式坚持传统。自1957年《乐天诗讯》办刊始到1963年结束，每期卷末都附有“诗钟”。1958年，诗社曾组织复兴公园赏菊雅集，叶伯奋、朱意诚、尤宝秋等18人就“菊花”进行题咏，又于“东坡生日”雅集，有《乐社雅集并祝东坡生日即席赋此》《东坡生日乐社同人集青年会九楼口号》《青年会九楼预祝东坡诞有感》等诗作。

（三）名人/伟人效应

乐天诗社将《乐天诗讯》免费寄赠给社会和文化名流，并向其约稿。《吴宓日记》曾载：“1961年7月13日，函上海华山路1853号乐天诗歌研究社张方仁，谢其寄赠《乐天诗讯》，捐助经费4元，附寄1960年七月《西南师范学院院刊》250期一份，中有宓作《七一节向党献礼》长诗一篇。”[3]《许宝蘅日记》载：“1959年2月23日，上海乐天诗社征求纪年诗。”[4]刊发文化名流的作品之外，诗社也积极寻求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前文已述1959年诗社曾去信董必武，1963年，诗社策划编辑《三十六家诗选》，选张元济、沈尹默、江庸、姚虞琴、高振霄、黄葆戉、左通百、徐蕴华、吴湖帆、周炼霞、贺天健、沈迈士、陈小翠、孙雪泥、董天野、吴公退、沈瘦东、贾粟香、张孝伯、廉建中、王青芝、陈声聪等人诗作，又请董必武题写了书名。

乐天诗社以尊白体、唱颂歌、结名流的策略为旧体诗词在新文化语境下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求生之路，也令旧体诗社在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与运动共生的诗社

尽管得到了政府认可，但为了小心翼翼维护这层身份，乐天诗社不得不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各种政治运动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日益紧张的政治年代，诗社的不断整改甚至最终停社成为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和阶级斗争年代的文化标本。

1958年初，《乐天诗讯》（1958年一二月号）上载有这样一段话：

我社自内部发生矛盾以后，为少数恶氛所笼罩，以致社长、秘书、理监事等纷纷辞职，甚至洁身自好的社员亦申请脱离社籍社务，势将瓦解。……我社理事长张方仁、郑宝瑜反对选举，互相指派，强占领导，伪造议案，欺骗社友，毁谤同社，拦截社员来款，不法行为违背了一般社员意旨，以致激动多数理监事及本埠社员等不得不发出公开信及选举票。②

PLC的就地控制可以采用触摸屏或者按钮/开关的方式来操作，由于电解槽下的酸雾环境，腐蚀性较大，本设计中采用按钮/开关来实现。

进而乐天诗社重新选举了新的诗社复兴委员会：高吹万、潘仰尧、丁方镇、戴果园等人任辅导委员，贾粟香为主任委员，吴公退、廉建中、尤宝秋等人任副主任委员。其实这场风波与“反右”斗争关系密切：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诗社秘书滕白也经外界揭发是“右派分子”，滕的组织单位是上海国画会，当然，他应向本单位坦白交代，而诗社是业余组织，并不具有“反右”斗争的群众基础。张方仁错误地认为这是大好时机，种种贸然行动造成诗社内部极端不安的气氛。……同时，他还发出通知，进行“反右”学习，既不合政府政策，更露骨表示出个人恩怨，这些错误造成更加严重纷争，至于不可调和，使诗社离心离德。②

作为政府的下属团体，当然要率先响应“反右”政策。社长张方仁带头在诗社内部开始了“反右”学习和整风运动，1958年第一二月合刊还刊登了以“整风运动”为题的诗。但却让诗社陷入了动荡，该期出现了“元老派东山再起”“旁落已久的大权一朝在握”之类的表述，似乎已将诗社变成一个权力斗争场，社员为争取领导者的职位进行了激烈斗争。提出响应“反右”斗争的诗社最终身陷内部斗争之中，诗社为迎合国家话语付出了惨痛代价。

60年代初，国内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阶级斗争口号越喊越响，政治气氛进一步紧张。乐天诗社在阶级斗争强化的时代背景下也陷入了一场风波，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前上海微型电机厂私方经理孙忠本于1961年写了追忆父亲的《思亲记》，征集唱和诗文。他请乐天诗社帮忙，刘海粟、廉建中、沈尹默都参与其中。诗文集征得180人所题诗词180首，序、跋、传7篇，沈尹默、黎照寰、黄绍竑、马一浮、钱崇威、刘海粟、王个簃、王晓籁等皆有题作。1962年12月编竣，孙忠本出资印行，小册子为竖排本，共70页，封面由沈尹默题写“思亲记题咏录”。《思亲记》印成后却被定性为“一本反动的小册子”，“在近两百篇诗文中有一部分诗文内容很反动，竭力颂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德文明，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丑化得一团糟，并且号召这些牛鬼蛇神出来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狂澜”[5]。张春桥批示：“是一个典型事件，要抓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1]这本册子牵涉乐天诗社的骨干成员，张方仁被定为“酱园老板，创办‘乐天诗社’，到处招摇撞骗”；廉建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行政开除”；“还有汉奸、右派分子、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如李思浩、刘海粟、钱孙庵、丁方镇等”[5]。上海市文史馆有24位馆员③为《思亲记》题诗撰文，均牵连其中。

这场风波令乐天诗社声名大损，乐天诗社的上级单位上海市文史馆根据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市委统战部的指示，拟定了《关于在文史馆馆员中大张旗鼓、和风细雨地进行正面教育，分析批判〈思亲记〉，加强阶级斗争教育的打算》，从1963年9月起，对馆员中诗文作者及参与联络的33人进行批判，举行了18次座谈会。这场批判之后，乐天社社事凋零。

诗社确切的停社时间是1964年3月3日，张方仁回忆道：“1964年3月3日，正巧是白乐天诗人1192周年诞辰纪念日，我们在新雅酒楼雅集，受到公安分局的劝止，《乐天诗讯》遂无声地停刊了。”[6]和大多数社团、刊物一样，诗社停止于“文革”之初。回顾乐天诗社在政治运动的几次浮沉是相当有意义的，作为个案，乐天诗社的改组与停社都和云谲波诡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旧体诗词开始向政治无限靠近，它的繁盛和衰落都与政治有关，与运动共生的乐天社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政治运动史和旧体诗人的挣扎史。

四、乐天诗社与当代旧体诗社的多元图景

有别于共和国初期遗民群体的结社，乐天诗社由自由结社向政府团体的身份转变，或可看作是传统诗社现代转型之滥觞。可作为对照的是，乐天诗社发起人之一的关赓麟于50年代初在北京重开稊园诗社。自1911年寒山诗社起，历经稊园诗社（1915—1927）、青溪诗社（1927—1937），到1949年4月关赓麟重回稊园而恢复。1950年8月，关赓麟又倡立咫社。由于关赓麟曾为民国官员，身份显赫，财力雄厚，有实力组织起诗社，他作为发起人同时具有稳定的领导地位，常以主人身份召集活动：“吾寒山社诸君以为何如”[7]249“夏历壬申三月三日，招客修禊玄武湖”[8]。社员对关赓麟也极为拥戴，王式通云：“关子颖人，旷世逸才，主持坛坫，比以社集。”[7]240樊增祥云：“颖人，又社中巨擘也。”[9]因此，稊园诗社的政治取向及文化旨趣基本以社长关赓麟及其周边文人来决定，诗社虽然松散但因志趣相投而走到一起，颇为团结，也因而保持着浓郁的旧式文人传统，其所刊《咫社词钞》四卷创作内容多为吟花咏雪、游春踏青、登高怀远、题诗赏画，内容意象代表着遗老诗人的文化旨趣，暗含遗民情怀和感伤心理。正因为关赓麟在诗坛与政界的耆宿地位，使得存续几十年的稊园诗社以“特立独行”的身份较为纯粹地坚守文人结社的传统，但也因此，稊园诗社拘囿于个人遣怀和同人交游的狭窄圈子里，成为置于案头的私人化写作。

乐天诗社与稊园诗社一并构成了共和国初期旧诗社团的两极图景，稊园诗社低调而悄无声息地留存了下来，在“文革”中仍间有创作，社员寇梦碧成立梦碧词社，广收弟子，形成80年代后在吟坛引领风骚的梦碧词群，使得旧体诗词在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程中薪火相传，而以身份转型谋求体制认可的乐天诗社却反而一再地卷入斗争中，它们的不同命运折射出共和国初期诗歌发展的形态——在保留传统和迎合当局的夹缝中寻找一种艰难的平衡。

如果将乐天诗社放诸当代旧体诗词史的脉络中加以纵向考察，乐天诗社和80年代后的“诗词学会”有深刻的联系，不论是社团性质还是创作风貌上，乐天诗社已具有“诗词学会”的雏形。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是，1985年11月，乐天诗社复社，《乐天诗讯》复刊。1988年重阳节，上海《乐天诗讯》与纽约《四海诗声》结为姐妹诗刊，1989年，乐天诗社与香港春秋诗社、新加坡新声诗社结盟。复社后，许多社员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诗社和江南诗词学会、上海诗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联系密切。《乐天诗讯》的诗词风貌也和后来的学会刊物非常相似。尽管在成立之初，民间自发成立的乐天诗社与后来纳入官方体系的诗词学会的宗旨不同，但乐天诗社对主旋律的迎合，对诗歌大众化的强调，对社员的广泛吸收，对国家话语体系的认同，对主流话语权的争取都与诗词学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乐天诗社所提倡的“宗尚白居易”为当代旧体诗词寻觅到了理论依归，观其诗词理念和创作风格，正是80年代诗词学会的滥觞。

注 释：

①如贾粟香曾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中谜社的重要成员；沈瘦东是清末秀才，著有《瘦东读钞》《瓶粟斋诗存》《瓶粟斋诗话》等；被称为“金闺国士”的周炼霞从蒋梅笙学诗，自刊有《嘤鸣诗集》等，又与瞿蜕园合著《学诗浅说》；陈小翠为南社诗人陈蝶仙之女，13岁即著有《银筝集》，诗集有《翠楼吟草》。

②《乐天诗讯》1958年一二月号，内部刊印本。

③24位馆员为朱梦华、薛明剑、沈隐濂、何振镛、贾粟香、高凤介、王震、吴斯美、黄遂生、吴湖帆、张公威、袁康年、黄葆戉、王个簃、张孝伯、周承忠、易克臬、曹竞欧、吴公退、项介石、陈谟、吴拯寰、蒋通夫、孙雪泥。

[1]陈正卿.新中国上海第一个传统诗社[J].世纪，2008（3）：4-7.

[2]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吴宓.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第五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15-116.

[4]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1994.

[5]黄知正.五十多年前发生在上海文史馆的一场批判[J].世纪，2015（6）：58-62.

[6]张方仁.诗花——在徐汇区开放[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徐汇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上海：[出版者不详].1989：69-73.

[7]寒山诗钟选甲集[G]//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8]青溪诗社诗钞第一辑[G]//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357.

[9]寒山诗钟选乙集[G]//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