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东亚世界胎动的表现形式与内容
——东亚史前沿问题研究述评

吕品晶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近代东亚世界变动巨大，因此也是历史研究中所常被关注的重点。与之相对，以往研究忽略了前近代东亚世界的变化，而恰恰是前近代东亚世界的一系列胎动，给近代以来的东亚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东亚世界具有相互连带、不可分割的特点，因此研究前近代东亚世界的一系列变化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研究，而应逐步认识到东亚地区是彼此关联的存在，同时关注明清史、李氏朝鲜王朝史、日本史(江户幕府以来)，发现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的连锁反应，对相关国家一体观瞻，才能呈现事件的立体性。近日笔者有幸参加了由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东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东北亚诸国的近代化过程及背景”国际学术研讨会，聆听了来自海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前近代东亚胎动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这一问题从亚洲的他者认识及东亚儒学、清朝统治理念、人和物的交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东亚世界相关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学者们深入、绵密的学术研究态度，以及衔续历史情缘，直面现实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打破东亚各国彼此间的隔膜和当下关系的僵局的学术愿望。从多角度看待东亚问题，这个过程中既有碰撞亦不乏共识，更彰显东亚研究的意义。

一、认识：亚洲的他者认识

学者们首先从东亚国家关系的变化及东亚儒学的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进行探究，是学者们进行前近代东亚世界变化问题研究时不可忽视的研究方法。东亚的不可分割性，更决定了东亚国家间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具有连带性。从中国看周边，再从周边看中国，会呈现不同的东亚印象，客观地多角度地交流，一个立体的东亚才能真实地出现。

(一)关于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及周边国家的中国认识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周边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周边国家的中国认识的转变，而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讨会从《尼布楚条约》开始，该条约可以说是东亚近代国际关系的开始，正如黄克武教授所言，《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国与国之间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带，而是一道具体的线。楚伦以沙俄与中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关于蒙古的问题为视角，指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俄国对待东北亚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俄国要解决驻军和边境问题，最先解决的是蒙古的问题——原住民、土地、命运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原住民的问题，因此在中俄签订条约之际，蒙古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唐艳凤以俄国人的中国观为切入点，提出前近代俄国人中国观的定位、形成、变迁以及正误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尤其远东领土诉求的影响，这种影响伴随中俄关系发展始终，并为未来中俄关系走向打下多重基础。俄国人中国观的变迁，是实用主义内政外交政策的体现。17—18世纪的俄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历经东进政策开疆拓土与西化改革打通海陆，从东欧小邦一跃成为欧亚大国，跻身世界舞台。中俄双方经历了边界纠纷与两次雅克萨战争，相继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建立起相对和平稳定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这种局面持续百余年。俄国人对中国的最初认识始自蒙古统治时期“陌生神秘的东方国家”这一模糊概念。俄国人中国观的变迁受到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俄国政府始自17世纪初的官方使团和始自18世纪初的传教团活动是内因，西方掀起的“中国热”风潮随彼得一世西化改革而传到俄国是外因。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器物在俄国得到欣赏与追捧，中国精神文化和中国形象受到推崇的同时也被刻意丑化，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视角更加多元，同时也随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变化而变动。俄国人中国观的定位，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俄国人中国观的形成，是国家主观经济和政治诉求的客观结果。总之，前近代俄国人中国观的形成与变化以及正误褒贬受到国家短期经贸目标和长远政治意图的影响。

(二)关于东亚儒学及其演变的研究

学者们关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儒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变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亚儒学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儒学在政治社会实践里所扮演的角色。泽井启一针对18世纪清朝与朝鲜的儒学者对以古学派为中心的日本儒学，特别是诗文和经学的高度评价，由此而发的积极的承认东亚的知识交流的研究动向，提出18世纪东亚的“日本主义”这一主题。他认为，虽然清朝与朝鲜的儒学者，特别是朝鲜的儒学者们对日本的古学(仁斋学及徂徕学)抱有强烈的关心不可否认，但由此主张东亚存在着某种共通的意识也是存疑的。在朝鲜的儒学者们看来，日本儒教尽管方向错误，但表明了日本文化水准的提高。这种“误解”来自他们所处的朝鲜社会的状况，更来自于他们对自己所实践的儒教的强烈的正统意识。清朝的汉学家们比起古学派的诗文，更重视由古学派所带来的文献考证的业绩。他认为“日本主义”的实体，即18世纪在东亚所展开的对日本儒教的积极评价，虽然确实存在，但不过是基于误解的“幻影”而已。黑住真围绕着18—19世纪日本的“灵性”展开论述，在东亚自古就有“灵”一词，被理解为与万物相关，特别是人所秉持的存在方式。日本在中世以后更准确的定位“灵”时就又产生了“灵性”这个词。到了近世(江户期)，灵(性)随着抄本、木版印刷的发展而扩大影响。他指出在近世日本，主要有两种思潮相互关联着展开。一是以古代东亚为背景，在连续性的天地与万物中定位“灵”。一则与祖灵、产灵相结合，并企图通过与神的联结直接与之产生关系。大体上说，前者由汉学而后者由和学传播开来，但两者之间也有关联。黑住先生以18—19世纪本居宣长、水户学、平田笃胤和横井小楠等的研究以及天皇的誓文和日本帝国宪法为材料，对日本当时的两种思潮的定位和关系加以考察。这两者的定位在18、19世纪与日本国家的形成相关联并孕育了个人性，成为研究者注目的问题。东亚儒学的演变以及周边国家的中国认识，是前近代东亚胎动期的核心的议题。诸位学者的研究都触及到不同地区的儒学传统以及相互的辩论，可以看到儒学在政治社会实践里所扮演的角色。明清以来东亚儒学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反省。

二、理念：清朝统治理念及政策

在统治理念的问题上，专家学者围绕清朝统治理念、清朝区域统治政策、清朝统治实现过程以及周边国家对清朝统治的评价等问题展开讨论，厘清了清朝的统治理念及其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同时，理解清朝统治理念的基准和视角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关于清朝统治政策及理念的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抓住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特殊关系。佐佐木史郎以最终完型于1750年的“边民政策”为依据，即清朝对黑龙江下游流域和库页岛的居民的原则和实态，对统治当地住民的实质的统治体制进行探讨。他提到，“边民政策”虽然是朝贡政策的一种，但与对朝鲜和琉球这样的国家的政策不同，事实上采取了对纳税的个人和家庭授予清朝官职和政府保证的特权的形式。他还提出“边民政策”的实效性因地域差异而有强度不同，并结合清朝统治的历史，对原住民的社会及文化进行评价，提出该区域原住民并非“未开化”的社会。苏德毕力格对清朝自征服漠南蒙古各部开始，对外藩蒙古采取的“因俗施治”的基本方针进行了研究。“因俗施治”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清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之下，基本保留蒙古地区的传统政治制度，保证蒙古各部上层对其内部事务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二是，使蒙古保持其固有的游牧风俗和传统的武备，限制蒙古人过多地与汉人交往和学习汉人习俗。为此，通过严格的法令和边禁制度，限制外藩蒙古与内地行省间的交往。综观清前期的满蒙关系对蒙古的“因俗施治”是十分成功的。但嘉道以降，或者说进入19世纪后，由于内乱频出、外患逼近，清朝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原有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随之，清朝对蒙古的“因俗施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通过对新疆建省过程中的左宗棠对蒙古情势判断、张之洞的“筹蒙改制”以及清末历任山西巡抚的“开垦蒙地”吁请等的分析，对清朝对蒙古的“因俗施治”19世纪后期所遇到的冲击和清朝仍旧坚持对蒙古“因俗施治”的情势进行讨论。庄声以东北南海珲春河流域为中心对清代统治疆域的地貌特征与赈灾政策进行了研究。由地貌特征决定，东北南海珲春河流域洪涝灾年多于干旱灾年，并由此引发了历史上兵民口粮不足现象。作为赈灾政策，启用了乾隆年间实施的三年返还借粮制度。他充分利用多种语言的历史文档，整理了东北南海珲春河流域的地貌特征以及灾害特点，并通过满文档案与各语种舆图研究，澄清了清代统制疆域内的赈灾政策等学界一直以来所忽略和迄今未解决的问题。

(二)立足于历史文献解读及历史事件分析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对历史事件的剖析来认识东亚，是东亚历史研究领域所持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原则。韩东育以《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线索，勾勒出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论文中指出《清帝逊位诏书》的主体逻辑几乎与《大义觉迷录》一贯始终，其“天命人心”决定“国朝运势”的判断标准，“则公去私”的政治站位和“不忍自残”的人伦关切，“五族统合”的“中华大义”，事实上与“明清鼎革”后的《大义觉迷录》之间已形成了传统语境上的首尾呼应。清朝支配领域内部的一体化，见证了清历代国君对“中华大义”的思考历程与实践轨迹；而各个时期域内“五族”尤其是汉人士大夫对上述“大义”的理论配合与行动呼应，还给空前巨大的“中国”的实体化落实，提供了上下偕动的支持。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研究中还提到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事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也为海外“新清史”的超事实立论，赋予了基础性开蒙。

(三)关于周边国家对清朝统治评价的研究

通说认为，以中国的明清交替为契机，朝鲜和日本产生了“小中华”意识。真壁仁在研究中不将“华夷变态”直接与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学研究的兴起相联系，而是讨论靠近德川幕府与政权中枢的儒学者们对清朝的评价问题，他指出从19世纪前半的史书编纂到幕末对清朝经世论的有选择的摄取的这一过程中，德川日本对明清交替的历史评价随着对清朝学术理解的深化而变化。对清朝领土统治的正统性的承认与对清朝学问正统性的认同相互关联，大体说来对这两种位置不同的正统性，先是通过追认前者而开始了对后者的接受，然而到十九世纪发生转变，即通过清朝汉籍流入所带来的可靠的史料依据，随之江户儒学界的一部分学者对清朝领土统治的批判程度加深了。

三、交流：人和物

东亚各国之间的网络以人、物往来与交换的形式展开，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往来、政治的互动使东亚诸国之间的联结也更为紧密。人和物的流动的过程也直接影响到了地域的整合与联动。在流动的过程中，东亚诸国之间彼此认识，彼此促进，带动了东亚世界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亚诸国的近代化。

(一)关于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往来和人的移动的研究

森永贵子以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为切入点，探究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近年俄罗斯出版了很多茶叶贸易史的研究著作，关于英国的茶叶贸易史，已经有很多研究，但对于在近代欧亚大陆的流通中占据很大比重的俄罗斯而言，茶叶也是其亚洲进出的立足点。俄国自18世纪开始从恰克图进口茶叶，19世纪进口量增加，但在1850年代受到太平天国之乱的打击，以从事恰克图贸易的俄国商人为中心，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贸易方式从易货贸易向自由贸易转换。根据《天津条约》(1860)，汉口向外国人开放，托克马科夫等俄国商人开始在湖北湖南直接开设工厂，制造茶砖。1860年以来俄国和清朝之间勾勒出了“汉口—上海—天津—莫斯科—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路线。然而随着1871年茶叶开始经由敖德萨运输，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志愿舰队的创设，茶叶的海运大大增加。另一方面，1878年波诺马廖夫在汉口引进了英国制茶砖制造机，实现了工厂生产的近代化，俄国商人在陆海两路都扩大了茶叶贸易。然而，俄国革命后俄国商人的活动停止，苏联政府转向进口印度茶，中国茶叶的进口就断绝了。森永教授强调经济上的自由贸易理念，并指出随着俄国、清朝的政治变动，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构筑也随之异动。17—19世纪，由于各种徭役和公务的原因，在清朝统治下的蒙古高原地区，蒙古人跨越旗的边界移动十分频繁。中村笃志以人的移动和驿站制度为研究重点，首先探讨在旗外从事徭役的蒙古人总数和人口比例，以一位下层官员为例，对因公务而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通过史料介绍，对徭役制度和驿站制度进行考察，提出了驿站制度在这种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时仅主干线上的各驿站就有1300名蒙古人官兵常驻，清朝的大臣与官员，蒙古王公以及官兵，汉人商人，以及最重要的庞大的行政文书(情报人员)来来往往。驿站是他地域、他民族的人和物品、情报集中的地域枢纽，是人的交流和文化接触的场所。人和物的流动，本来是由马匹为主的传统交通工具来完成的流动，但这种交通体系逐渐被两个新的制度所取代，即铁路和邮政，这也是清朝新政的重点。新的交通制度如何影响到了地域的整合和联络也是未来需要深入考虑的。

(二)文书和游记研究

通过文本的解读和文学形象的理解来勾勒东亚社会伦理和道德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视域和研究立场。游记研究是近年来研究东亚问题的重要视角。波平恒男以巴兹尔·霍尔所著的《琉球航海记》(1818)为基础，考察了琉球人与西洋人实际上的最初相遇的情景，并提出以新的视角即“道德的观点”阅读航海记的观点。1816年英国派遣阿默斯特大使一行作为使节前往中国。作为阿默斯特使节团航线的一部分，两艘船到达朝鲜和琉球。对于西方人，朝鲜和琉球此前几乎是完全未知的国度。英国人这次兼有探险调查性质的琉球之行，历时约一个半月，期间和本地居民有密切的交流。巴兹尔·霍尔的《琉球航海记》详细描绘了这次相遇与交流的情形。波平先生注意到，霍尔等人来到琉球时，远东正处在由“大发现的时代”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过渡的时期，得益于时代条件和作者追求客观的态度，霍尔的航海记充满了对当时琉球社会的锐利观察，他对琉球社会及琉球人道德层面的行为和文化极为重视，也在记录中对当时的琉球社会及琉球人的道德水平做出了较高的评价。石田彻通过对马宗家文书中异国船来航的相关史料的考察，对近世对马对异国船来航的认识和实际对应的情况，以及对生活于近世对马的人们而言的“地域”概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在具体的应对过程中，“异国”概念渐渐变化，条约缔结国家的不断出现也成为异国概念不断更新的重大转机。石田先生还提出了地域概念的问题，诸如东亚、东北亚这些观念的产生是胎动期之后所要处理的问题。诸位学者在研究中强调划界和流动，注意东亚社会的具体变化。

本次研讨会中论题涵盖虽然广泛，但是研究取向相对集中，研讨以前近代东亚世界的胎动的表现形式及内容为主题，从认识、理念、交流三个方面展开研讨，学者发表的论题中，既有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也关注到非思想史的问题，同时还有兼顾认识和实践的研究。其中东亚的儒学和清朝的统治是东亚胎动期的主角，也是本次研讨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在这两方面取得了具有学术价值和推动意义的成果，也对后续研究产生了导向的作用。第一，东亚儒学的演变及其近代的转变。就儒学内部而言，东亚儒学明清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多胎动的现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于经济的重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做出的反省，使得明清儒学内部充满了动力。儒学内部的演变是东亚世界胎动期核心的议题，在东亚儒学的讨论中，如何将之与近代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是未来研究的方向。第二，清朝统治的理念及其实践。儒学的大一统的观念和清朝的统治是结合在一起的。清朝统治的理念及其在不同地方的实践，是这次会议中学者们取得的重要的成就。而不容忽视的是清朝的统治理念在外在的帝国主义和内在的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在胎动期之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将清朝的统治和东亚儒学作为胎动期的主角更将带动后续对东亚世界的进一步研究。学术发表和交流中，更凸显出东亚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首先，东亚史的研究要具备整体的视角，前近代的东亚是一个整体，虽然有宗属国、属国，但应该正确看待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东亚史的研究应该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要关注明清时期宗属国对东亚各国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关注各个属国对其主导作用的反应，以往研究往往是以宗属国为核心，而忽略属国，今后的研究也要对属国反应的过程有所关注；其次，比较的视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在研究东亚儒学等问题的时候，同时要关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各国学者对该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进展；第三，对于原始文献的挖掘和二手研究的回顾，在东亚问题研究上十分重要，要注意到以往研究的进展，这样才能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研究；第四，语言是研究东亚问题的重要部分，对多个译者和翻译文本的掌握以及多种语言的翻译能力是研究中的重点也是目前研究中有所欠缺的部分。

综上所述，海内外专家学者在研究方法和诸多问题上互相交流、互相切磋，并在诸问题上达成共识。如韩东育教授所言，在西方国际法到来之前，东亚的前近代内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国家关系就已存在，因此国际法的条约体系加上前近代东亚之间的国家关系，在东亚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关系体系，才能解决东亚真正的问题。东亚的问题不是一国的问题，对于东亚问题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某一国，各国学者联动协作，才能恢复东亚问题的原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学者们围绕东亚之间的关系和东亚之间的交流展开讨论，从多国家、多领域的视角看待前近代的东亚胎动的表现形式与内容，显示出东亚史学界的理论创新意识和使命的担当感，更彰显出海内外学者克服语言障碍联合研究的努力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