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理论视野下的司马迁
——超越后殖民与三通

薛君豪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江苏苏州　215000）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一部“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是历史概括，它更是美国文化批评大师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理论的完美诠释，是司马迁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西汉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主观能动反映。

作为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以后殖民地领域为核心，知识分子问题，世俗批评理论，人文主义思想为补充，构成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在专著《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中，萨义德开宗明义提出话语再现或叙事与帝国权力之间的相互依附关系：“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将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这段话论述了文学与帝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即通过故事可以明确自身地位，而帝国却有时会被故事决定。尽管知识分子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和现实保持一段距离，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深刻影响，就如司马迁一样，他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他的《史记》必定与西汉帝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萨义德关于帝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理论为我们欣赏《史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把文学置于国家层面上，可拓深文学的深度，真正体现文学的经世致用。辉煌巨著《史记》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完美结合，是司马迁卓越才情和强大西汉帝国共同铸就的。

1　世看“不屈不挠的博学”

司马迁出身于世代史官家庭，“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年少时向大儒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向大儒董仲舒学习史书《春秋》，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打下深厚的儒学根底。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周游各地，游走大半个中国，寻访古迹，搜集传说，“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西汉帝国丰富的人文底蕴，既开阔了眼界，增强自豪感，又赋予了他波澜壮阔的才情，为创作史著奠定基础。

四十多岁的司马迁因受李陵案牵连，被捕下狱，受尽酷刑和侮辱，“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他深深感到“诟莫大于宫刑”，但《史记》尚未完成，只得苟且偷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萨义德在解决知识分子如何坚守 “在公共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为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达”这一理想知识分子目标问题时，给出了赋予其流亡性和业余性的方案。司马迁先前担任的太史令是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属于下大夫之列，官俸级别不够直接参与讨论朝廷大事，备诏皇帝顾问，主要负责整理古籍文献。司马迁受宫刑后，迁升为中书令，这个职位由宦官担任，负责掌管文书，是皇帝的近臣，看似司马迁紧密地接近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并非如此，他依然游离于权力体系之外。“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司马迁彼时的处境太过于应和萨义德所用的 “寒夜心灵”这一颇有文学性词语比喻的流亡者的处境。司马迁的流亡是精神上的折磨，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历朝历代的文人，大多都以“英明神武”来形容本朝的开国皇帝，而在司马迁笔下，西汉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形象是这样子的：做亭长时“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打江山时“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何等仁，而得天下后“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高祖自往击之。”到最后，所有的异姓王和功臣骁将都被害。可以说，在一种“几乎不堪忍受的具体感”下，司马迁“拥有知识、追求自由，保持流亡性、世俗性”，成功地坚守了萨义德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2　《史记》看“帝国主义的文本”

汉朝建立初始，民生凋敝，北方匈奴常年侵扰边境，国内刘姓王各自为政，新王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汉朝统治者不能再用苛刻的法家管理天下，而是需要一种看温和，实则严酷的统治制度，董仲舒创建“外儒内法”的新儒学，宣扬“大一统”和“三纲五常”的思想观念，适应中央专制的需要。司马迁表示赞同“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成就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匈奴长期侵犯中原，汉武帝多次派兵主动出击匈奴，并派遣大批使者出使西域，匈奴被迫向北撤退。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敦煌、武威、张掖四郡，令士卒在西域的北胥健等地屯田，迁徙内地百姓到新设置的酒泉郡等河西走廊一带，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西汉与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丝绸之路也逐渐繁忙起来。“汉武帝时代中国强盛，便多番征伐匈奴，五道进击南越，同时攻打西羌，平定西南夷，更远征车师，灭掉朝鲜。一方面用策略，即所谓‘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一方面用武力，‘斩首虏（匈奴）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这才造成庞大的大汉国土”，与萨义德立足的现代西方世界对外殖民统治相似，西汉帝国在一个全新的地域，通过侵占其他的民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司马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在每一篇文章末尾都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太史公曰”四个字既提醒读者，这是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想法，也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在《李斯列传》文尾，太史公这样评说李斯的丰功伟绩：“以闾阎历诸侯，人事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但对李斯的恶劣人品持否定态度：“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扬功抑品，司马迁所肯定的是符合国家利益需要且正派的人格。就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是文化价值的维系者，不管是成功者（进入统治集团）还是不成功者，都成为国家主体意识的维护者，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正所谓“外在的文化机制在开启文学或创作中的作用”，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无不受当时帝国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影响。

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独尊儒术的皇帝，实现文化意识上的统一，给了中华民族站在世界巅峰上的自信，给了中国人强烈的自尊和血性。一部规模宏大，波澜壮观，激情澎湃的《史记》成为西汉帝国最壮阔的实录。

3　结语

突破了后殖民视阈的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相似国家的意识形态下，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共性，无论是阿多诺，萨义德本人，还是司马迁。本文区区三千言，实为杯水车薪，并不能完整地展现萨义德理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投射图景，更无法“能从文本交织中显露出来，进而得到阐释批评”。权且只能将拙文当作“通文史、通中外、通古今”这所谓“三通”的一种初步尝试。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3]张春娟.萨义德人文主义文化批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