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演变述论

李辰辰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就有着女子“十有五年而笄”[1]的传统俗成，《礼记·内则第十二》中记载“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云：“成童，十五以上”[2]，提出了15岁即“成童”的观念。故本文采用中国古代15岁成人的理念，将儿童特指为0到15周岁的未成年人（包括尚未出世仍在孕育中的胎儿）。

一、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儿童形象的演变过程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对儿童的认可度较低，成人们对儿童的尊重意识薄弱，儿童社会地位低下，这在文言短篇小说中则直接反映为作品中较少有完整、立体的儿童形象出现。然而，笔者在研究考察过程中，发现从先秦的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代的文言小说、宋元的小说集、明代的文言小说，直至清代达到高峰的文言短篇小说中，可以较明晰地发掘出一条儿童形象发生、发展、成熟的线索。

（一）先秦时期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较早的文言短篇小说（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曾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其中较少出现对儿童的形象描写，仅仅是简单的比喻描绘，对阐述事实起推动性作用或为构建故事作铺垫。如描绘青丘九尾狐“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3]6，形象地描绘出它的声音像婴儿的呀呀之音；如《海内经》描绘了噎鸣生了一年十二个月的情形，其曰“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3]353，从而揭示他是共工、后土的后代，从出生开始就不同于一般婴儿。值得一提的是，《北山经》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3]98

短短几十字，将女娃溺于东海后化为精卫鸟，后精卫鸟辛勤衔石填海的故事描绘得异彩纷呈。当然，在感叹于故事曲折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作者并没有对女娃进行具体描写，面貌体型，姓氏名谁，年岁几何等等，我们都无从知晓，仅仅是将女娃作为构建精卫填海故事完整性的工具，也没有逃过女娃溺于海中逝去的残酷结局。人们对儿童的忽略程度、儿童的社会低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先秦时期文言小说中出现的儿童形象大都如此，大部分并不是整体性的人物形象，而是仅仅起着阐述事实或构建故事的推动性作用，哪怕构造了个灵动真实的儿童形象，也只有最简单基础的介绍，起着连接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往往刚一出场就面临死去的结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志人文言短篇小说开始出现并流行。东晋干宝撰写的《搜神记》是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其中的作品对反映当时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借此推断当时社会对儿童的评判态度。如《蚺蛇胆》中塑造了一个青衣童子形象，“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4]136。《黄衣童子》中塑造了一个西王母使者形象，“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4]238。此时的童子作为赠药治病的青鸟、西王母使者等正面形象出现，在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于先秦时期溺于海中并无任何具体描写的精卫，开始以衣服颜色命名，将童子之间的不同加以区别。

而《世说新语》的出现则标志着当时志人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中记载的儿童数量增多，儿童形象也不再仅仅停留于“童子”两字，不仅有名有姓，对其对话、动作描写开始大篇幅出现。如：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5]

主人公以九岁儿童的身份，针对客人不正确的看法，并没有直接指出客人的错误，转而以“没听过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机智委婉地回复他。此处的儿童有着属于自己的姓名、动作、对话，一方面，作者通过这些描写，将儿童的机智直接展现于读者；另一方面，故事背景发生于父亲不在家时期，儿童负责接待客人，侧面显示出儿童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独立自主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

（三）唐朝时期

唐朝时期的《酉阳杂俎》作为一部志怪笔记小说集，其中不乏对鬼童、奇异型儿童的记载。《续集》卷一中曾描述了一则鬼童捣乱夜间苦读的学生学习的事情，“忽见一小鬼鬅鬙，头长二尺馀，满头碎光如星，眨眨（一作荧荧）可恶。戏灯弄砚，纷搏不止”[6]145。作者给予了此处的鬼童直接正面的面貌描写，使鬼童形象不再虚幻缥缈，留有一些真实的想象余地，而鬼童将学生夜间读书所用的烛台打翻，玩弄砚台的行为动作，与人世间一般贪玩儿童的行为并无二异，作者将鬼童调皮捣蛋的儿童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续集》卷三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兴元城固县有韦氏女，两岁能语，自然识字，好读佛经。至五岁，一县所有经悉读遍。至八岁，忽清晨薰衣靓妆，默存牖下。父母讶移时不出，视之，已蜕衣而失，竟不知何之。[6]163

作者比较细腻地将韦氏女2岁、5岁和8岁的行为分别描述，详细刻画了其在不同年龄下的不同行为状态。先是从两岁写起，揭露出她自幼不同于一般儿童的聪慧与爱读佛经，至5岁竟读遍周围所有佛经，展示其使人惊异的一面，为描写其8岁“蜕衣而失”打下铺垫。

总而言之，不论是作品中调皮可爱的鬼婴，还是奇异的佛教信徒儿童，亦或是其他儿童形象刻画，都开始出现了具体的面貌描写，动作行为更加真实贴切，个性特色更加鲜明生动，较唐之前的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都更立体、多样，更具有灵性。

（四）宋元时期

至宋元时期，《夷坚志》作为宋代影响较大的一部小说集，其中的文言短篇小说均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此时，反映在宋代文言小说中则表现为人文关怀减少，行文中不乏理学气息。受理学观念的禁锢，儿童的社会受重视程度大为降低，文言短篇中对儿童形象的描述更是简略，所描述的儿童形象大都是文中起陪衬性作用的侍童、僧童或受苦难的孩童等。如“俄两青衣童引行青草路”[7]46；“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调制，以时起居，马益肥好”[7]526；“僧童引入竈下……童见之甚喜，烧汤与濯足，时时以微言挑谑”[7]817。作者简略描述、一笔带过这起引路作用的青衣童子形象、给富贵人家养马的马僮形象、恰似小厮一般照顾他人的僧童形象，对儿童本身并不加以描绘。唯有对马僮御马调制饲料、僧童烧水服侍他人等儿童辛劳的行为动作略微着以笔墨，将儿童受苦受难的生活实情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夷坚丁志》卷五中《张琴童》有这样一段记载：

小儿轻捷，不惮劳，雪中往复三四反，双足受冻，色紫黑……少顷，八指悉堕盆中。母视之，皮内血皆成冰，为汤所沃，故相激而断。[7]581

全文大致描述的是张琴童雪中受冻、后被热水浇淋断指的悲惨故事，他在大雪中来回往复辛苦奔波三四次，脸色已冻紫显黑，此番情况下，若非被其母所见，让他停下予以热水取暖，仍旧不敢停止忙碌，可见当时父辈等对儿童的压迫与威震。作者塑造了儿童小小年纪受苦受难受剥削的形象，将儿童的悲惨、不为当时社会所正视的情形鲜明地展示于我们面前。

（五）明朝时期

明朝虽思想较宋朝更为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是封建社会统治，仍受禁锢为统治者服务，在小说中出现的儿童仍不乏为奴为婢的童子形象。如《剪灯新话》“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调鹤”[8]51；“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侍”[8]104。帮道人侍养仙鹤的小道童、因善于下棋陪主人下棋的棋童，都是地位低下、受苦受难、无法拥有正常学习和成长权利的儿童形象。天资聪颖、有一技之长的儿童还可勉强担当个侍童，起码衣食无忧，更多儿童只能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遭受不公平待遇与苦难。

《剪灯馀话》有这样一段记载：“故小字粹奴。年十岁，因遣就贾学，贾夫妇爱之如子，三女亦视之犹兄弟，呼为粹舍。尝与其幼女蓬莱同读书学画，深相爱重。”[9]文中的儿童主人公粹奴被贾氏夫妇视若珍宝，与自家的幼女蓬莱一同读书学画，仿若自家孩子一般同等对待，粹奴也和贾家三个女儿一起情同手足般成长，作者一方面情真意切地展示出贾氏夫妇对粹奴的喜爱之情，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成人可以给予儿童一定的尊重与保护，给予他们受教育成长的机会与空间。

（六）清朝时期

清朝是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期，此时期文言短篇小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延续与发展，其中塑造的儿童形象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类型多样而丰富，更在艺术上有着较高的成就，部分作品中塑造的儿童形象个性鲜明且生动，开始呈现个性化的趋势。

如康熙年间成书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其中就不乏专门以个性色彩鲜明的儿童为主人公的全篇，如卷一中的《贾儿》，便是描绘“十岁”的儿童贾儿有勇有谋，独自策划、暗中伺机杀死狐狸以解救母亲的故事。作者不仅对其动作描写精炼到位，“儿宵分隐刀于怀，以瓢覆灯，伺母呓语，急启灯，杜门声喊……急击之，仅断其尾”[10]51，而且给予了其一个“贵至总戎”[10]52的美好圆满归宿，这在清之前对儿童进行刻画的小说中极少出现。

后乾隆年间成书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不乏对儿童的形象塑造，但出于撰写者纪昀自身身份的限制，此书教育劝解意味过于浓重，对“娈童”进行了大力描绘并批判，揭示了当时好男风的时代风气。如《溧阳消夏录六》卷六中描写王兰洲买了一个落难童子，本无他想，童子竟主动献身：

与之语，羞涩如新妇，固已怪之，比就寝，竟弛服横陈，王本买供使令，无他念，然宛转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问汝不愿乎？曰：不愿。[11]

从王兰洲并不拒绝的结果来看，可见娈童现象于清代已是司空见惯，而从其后童子哭泣诉说可知，儿童的羞耻之心尚存，并不是自愿沦为别人亵玩的对象。作者在文章后揭露出娈童乃是被社会被成人所逼，“有初来愧拒者，辄加鞭笤”。如有拒绝，便责骂鞭打上身，可见儿童在清代仍处于较为低下的地位。纪昀大胆揭示出社会的不良风气的同时，也从侧面呼吁大家正确对待儿童，其文中儿童也多样立体，牧童、道童、鬼婴等儿童形象屡见不鲜。

不一而足，此时期的儿童形象整体上形象有了极大的进步，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艺术形象也逐渐发展并成熟。

二、儿童形象演变的内在成因和文化蕴含

先秦时期，在《论语》中，孔子曾让他的弟子各自“言志”，得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12]。这是他理想中的世界。春暖花开的时节，大人儿童平等地在一个放心沐浴、敞怀玩耍的环境里，一起跳舞、共同歌唱。孔子的想法是寻求真正的平等和谐，儿童可以与成人一同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玩耍娱乐，但此时此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儿童形象最初在先秦文言小说中出现并不是整体的真实存在的人，往往仅起着阐述事实或构建故事的推动性作用，哪怕构造了个完整真实的儿童形象，也大都如精卫一般，并没有一些具体的关于他们的面貌、神态、动作等描写，仅仅是作为作者描绘故事完整性的要素，工具性作用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严重，不同地域、文化、思想交融碰撞，在民族融合的同时，南北文化风格迥异、差异明显的情形也愈显突出；儒家思想逐渐衰弱，本土道家思想、外来佛教思想相互斗争交融等社会大背景，造成了文人们进行文化思想的反思与重组，如陶渊明寄托世外桃源的大同思想、郭文寄托于山水之间的隐逸思想……这些思想冲击一方面使儿童得以从小耳濡目染善于思考，更显成熟；另一方面，“反躬自省”的思想观念使社会本身对儿童的苛责程度降低，儿童得以有了发展与成长的空间。

在文言短篇小说中，对儿童形象的塑造力度加强，一方面开始以衣服颜色命名，将童子的不同直接加以区分，不再是先秦时期朦胧、并无任何具体描写的儿童形象；另一方面，如李寄、王戎等有勇有谋、沉着稳重为代表的慧童、智童形象层出不穷，不仅儿童的姓名开始完备，对其语言描绘、动作描述等也逐渐生动详细，这更代表了此时期社会对儿童认同度的增加。但对儿童具体面貌等细节描写上仍有缺憾。

唐朝时期，政治经济的高度繁荣，势必带动社会民主意识这一上层建筑的开明，故社会阶层对儿童的看法也更为多元，文言短篇小说中佛教信徒儿童、神奇异能型或者鬼婴儿童形象的大量出现，与唐朝崇道尊佛的政策有着直接关系。主动吸纳外来文化、讲究兼容并蓄的唐朝，在历史上是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儿童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番成长空间，此时的儿童形象，开始出现了细节化的外貌描绘，动作、语言、个性都更加生动真切鲜明，贴近生活中存在着的儿童，立体化色彩大大加强。

宋元时期，政治上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造成理学昌盛，“存天理、灭人欲”观念普及，致使宋人在精神方面上追求的最高精神形式就是理学，而在社会行为上则以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为评判标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束缚，使本来就不受尊重的儿童此时更加受压迫，悲痛、苦难中成长的儿童形象在文中屡见不鲜，不论是青衣童子、马僮、僧童等侍童的简单描绘，还是写张琴童般，作者大幅笔墨地揭露其悲惨经历，都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此时期儿童饱受欺凌、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

直至明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意识逐步增强，反对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对儿童的观念有所改善。如李贽“童心说”（号召人们回归真心，支持学习儿童的纯真之心）、王阳明“致良知”（应从儿童时期开始抓人的教育）等理念的提出，强调对人的纯真本性和童心的赞扬，这些客观上提高了社会对儿童的重视程度。

《剪灯馀话》对粹奴得以与贾家三个女儿共同学习成长的描写，也直观地展现出，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无论是在客观物质需求方面，还是在自身成长方面都能获得公正平等的对待，得到应有的家庭保护和社会尊重，获得接受学习教育、与人平等交往的机会。当然，这也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密不可分。此时从文中可见的儿童形象，不再是单一模式化的构造，更是一个活生生、水灵灵真实的儿童，初显圆润立体、变化丰富。

清朝，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进步发展必然为文学层面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一方面，科技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印刷业的繁荣，进而促进了书坊数量的增多，为文言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康熙间购求遗书之令，和乾隆间纂辑《四库全书》”[13]，康乾时期当权统治者对文化的态度与政策，客观上为文言小说的创作空间留有了余地，不止普通文士，甚至在朝官员也参与小说创作，使“明初颁布的小说禁毁令，到此时在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纸空文”。社会经济的繁荣，市场环境的宽松，思想民主意识进一步凸显，社会对儿童的重视程度也得以加深，如康熙年间李毓秀所作《训蒙文》（也就是现在所流传的《弟子规》），此书可以视为儿童启蒙教育性读物，要求从小对儿童加以教育，向其传达认真学习、尊师重教、礼貌助人、待人接物等道理。这种对儿童开始着以重视的社会意识和世情心态，反映在文言短篇小说中，则体现为愈来愈鲜明、立体、丰富的儿童形象。继而，丰满成熟、个性突出的儿童形象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

总而言之，自先秦至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整体上显现出一条由模糊到清晰、由少到多、由零碎到系统的明晰脉络。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儿童观念的改观，小说中出现的儿童形象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儿童形象的塑造开始立体、复杂，儿童形象的类型也逐步多样化，展示出社会各阶层不同儿童的真实生活写照。虽然塑造的儿童形象整体上仍较为粗糙，没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为近当代文人笔下儿童形象的艺术构造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儿童形象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近当代儿童文学起步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60.

[2]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36.

[3]山海经[M].方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晋）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朱碧莲，沈海波.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01-102.

[6]（唐）段成式.酉阳杂俎[M].杜聪.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7.

[7]（宋）洪迈.夷坚志[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8]（明）瞿佑.剪灯新话[M].周楞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明）李昌祺.剪灯馀话[M].周楞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3.

[10]（清）蒲松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袁彦平，王恒柱，鲁南言.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7：120.

[12]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929.

[13]萧一山.清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