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穿行在藏区与世界之间

许晓迪

他写《尘埃落定》《空山》，讲述藏族乡村百年史；主持《科幻世界》，关注科学与未来。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藏区、藏人的想象，总会让作家阿来觉得自己在面对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从年轻时，我的思考原则就是不迷信。不仅是在宗教上不迷信，更重要的是，不迷信学界为我们提供的一般性结论，他们把藏区当作一个整体，然后赋予它几个关键词——圣洁、原始、梦幻。”在四川作协的办公室里，他站在高高摞起的书堆前，把第三根烟放进嘴里，“至少我的经验不是这样。”吐出一个烟圈，他将推到眉间的眼镜，重新放回鼻梁上。

窗外车流喧哗，这里距离成都热闹的春熙路商圈不到1公里。阿来告诉我，那是一条民国时代的老街，现在是成都最“潮”的地段，再往前走，就是大名鼎鼎、游人如织的宽窄巷子。

这是藏族人阿来来到成都的第二十二个年头。采访进行到40分钟，他从沙发上起来，站在窗前接着说，每隔一会儿就换个方位，或是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来回踱步，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汉族知识分子，不带一点“边地气息”——除了因长期在藏区大地上行走、游历，可能不太能坐得住。

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大自然销声匿迹，那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更是仿若虚空。但对阿来来说，那里才是他的精神原乡。

从空山到机村

2005年3月的一天，阿来想为正在写作的乡村系列小说起一个名字，突然间，“空山”二字就跳了出来。他想起少年时代遇到的一支地质勘探队。他们拿出一张巨幅的黑白航拍照片，满纸都是崎岖的山脉纵横交织。阿来想在其中辨认自己的家乡马尔康，却没有找到。它和其他山村一样，隐藏在大山的褶皱中，一无所见。

“那么具体的人，那么具体的乡村，那么具体的痛苦、艰难、希望、苏醒，以及更多的迷茫，所有这些，从高远处看去，却一点也不着痕迹。”从此，这一系列故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空山。

2008年，逾90万字的《空山》出版，以“六部曲”（《随风飘散》《天火》《达瑟和达戈》《荒芜》《轻雷》《空山》）的形式，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90年代，半世纪的藏族乡村人事跃然纸上。

故事开始于公路的开通与汽车的到来，封闭的机村缩短了与外部世界的距离，“现代”——从科学技术到政党国家，从接二连三的运动到汹涌的市场经济——也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打开了机村人的视野。他们既享受着新生的美好，又遭遇陷落与迷失。当旧有的秩序、倫理与生产方式土崩瓦解，新世界的制度与道德又风雨飘摇，欲望、暴力、仇恨也开始疯狂地蔓延。

写作《空山》的时候，阿来一直盼望着它早点结束。“因为会带入”，他说，“我有几十年的乡村经历，看到那些与我有千丝万缕关联的人，在严酷的生活中挣扎，非常难受。这些痛苦，有实际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情感上、心灵上的负担。”

在躁动而陌生的市场化时代，那些在少年时代曾与他朝夕相伴的朋友，一个个被裹挟其中。阿来的一个同学，这边父母要看病，那边小孩要上学，两头夹击，每天被歉疚与绝望折磨；另一位同学，开着拖拉机翻到了公路下面，明明可以自救，却放弃采取任何措施，殒命在长途贩运木材的路上。

在《空山》中，一种细致而锐利的痛楚始终缠绕笔底。然而，以“空山”二字为题，却不免生出旁枝逸出的联想。“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阿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王维的语境中，空灵、禅意出来了，但中国的乡村生活，哪里会有这些？那里只有凝重、破碎的现实。”

2018年，《空山》出版10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版此书。阿来便给这部小说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机村”，是小说中村庄的名字。“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它并不是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词，意思是种子，或根。

尘埃落定

对阿来而言，故乡马尔康就是他的根。

马尔康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隶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嘉绒藏区，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嘉绒在行政上属于四川，地理上属于西藏。这里的藏人们世代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在汉藏文化的边缘地带穿梭游走。

从童年时代起，阿来就开始了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在学校，学习、使用汉语；回到日常，依然用藏语交流，用藏语表达一切看到的东西。

1981年，22岁的阿来在马尔康县中学教书。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段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沉溺于阅读的孤寂日子。

“小县城里，书店的书很少，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让他们寄来书目单，我挑出想看的书，连同买书的钱一起邮回出版社。”阿来说，当金庸、琼瑶风靡全国时，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将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读了个遍。

在老家马尔康，现在还有一间屋子，堆满了阿来上世纪80年代读过的书。一位纪录片导演看到这间体量巨大的书房，频频咋舌：“怎么你那时读的书，和我们在北京读的一样？”

而当时的内地文坛，正卷起一阵“西藏想象”的旋风。汉人马原与藏人扎西达娃，分别凭借《冈底斯的诱惑》与《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赋予西藏诱惑与隐秘的形象，将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炎热、潮湿的热带丛林，移植到干燥、空旷的青藏高原。

阿来也被卷进了这团旋风，他开始写诗，之后也写小说。写大地、群山、海子、村庄，写草原、喇嘛、生灵、英雄。1989年，他的诗集与小说集出版，然而如同宿命一般，他却在此时陷入了写作的迷惘：简单的激情与浪漫，肤浅的边地情调，能否写尽一个民族的沧桑与深广？

寻找答案的办法是行走。阿来走出家门，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此后的几年里，他徒步走过每一个乡一级的单位，从马尔康的村寨开始，到梭磨河、大渡河、莫尔多神山、大小金川、若尔盖草原……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累了躺在松树下，读聂鲁达和惠特曼，与藏民们坐在草地上看白云疾走，喝酒，吃牦牛肉。endprint

到了1994年5月，高原上的春天刚刚开始，阿来看着窗外的白桦林，写下一句话：“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看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这就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尘埃落定》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西藏。麦其老土司依靠鸦片、枪支与银元，迅速成为一方霸主。他的二儿子是个傻瓜，却总表现出惊人的睿智。当罂粟随着汉人的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西藏的土地，傻子就嗅到了不祥的死亡气息；而当他的聪明哥哥在战场上大肆征伐时，傻子却将堡垒敞开，创造了第一个边境贸易市场。然而，现代已经到来，傻子意识到历史的宿命，坦然赴死，最终在汩汩鲜血中，见证了土司时代的终结。

《尘埃落定》中，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土司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明争暗斗，还有喇嘛、活佛呼风唤雨、转寄灵魂的种种巫术……这些充满魔幻色彩的元素，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对西藏的想象。

然而，阿来并无意构筑一个魔幻神秘的异度空间——如同大多数搜罗奇风异俗的西藏书写者那样，从他曾研究过18个土司家族史的“野心”可知，他更关心的是一个世俗的、现实的西藏，看它如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承受着从覆灭、断裂到新生的艰难转型。

对阿来来说，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全球性、普遍性的。“从普遍的意义讲，没有什么汉族、藏族的区别。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就是一个中国乡村百年史。”阿来说，“乡村的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大地的阶梯

对大多数人来说，西藏是个形容词：遥远、荒蛮、神秘，可以随意加诸于许多当下缺失的东西。于是，荒蛮成为浪漫，神秘成为信仰，行路的艰辛成为了不起的探险。在无数游客、文青、“朝圣者”那里，西藏圣洁得空洞、浪漫得乏味。

但对阿来而言，西藏是由一个个地理区块构成的庞大名词，需要用双脚一步步丈量。

阿来把从成都平原走向青藏高原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30年里，他一次次迈开双脚，顺着阶梯的轨迹，在高岭深谷、山川牧场间开始实际的寻访与勘探。他走访藏文化气息最浓厚的中心区，如山南、拉萨，也追溯河西走廊地带的藏人历史；跑遍了武威、丽江、敦煌、玉树等十几个地区，也重游故乡的村镇。

“只有囊括不同的地方，写出藏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破解一种当下对藏文化的迷思。”阿来说。

在行走与游历中，阿来写出了《格萨尔王》，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也写出了《瞻对》，钩沉瞻对这块如“铁疙瘩”一般的弹丸之地，如何在历史的冲击下渐渐融化。

“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阿来感叹，“过去的西藏，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公路，什么都没有，只有寺院，几十年前，像我这样识字的人，恐怕也就是个喇嘛。”而如今，拉萨已成为灯火辉煌、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喇嘛们拿着iPhone，开着车，穿起了漂亮的皮鞋。

当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没有一个角落不被捕获，变化必然要发生”。阿来希望“新”的到来，但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期，社会的卑俗、人心的委琐，却使他忧虑：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满了大树的尸体；教义开始失落，金碧辉煌的寺庙并不能护佑人们的精神世界；乡民们盛装打扮，一边卖力地表演“民族风情”，一边用英语或普通话，与留影的游客讨价还价……

现在的他，每年仍会独自开车奔向青藏高原，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车里放着一套户外装备，包括衣服、帐篷和睡袋，有时就露宿在草原的满天星光下。“只要是5、6月份上高原，满山都是挖虫草的；一到秋天，满山都是找松茸的；经常也会碰见偷偷摸摸搞柏树的。”

阿来把这些路上的见闻，写成了“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边柏影》，揭示消费至上的社会里，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对自然界、对乡村、对弱势群体的剥夺：“挖掘虫草，草皮上的伤疤会慢慢溃烂；蘑菇（松茸）完全都采光，就再也没有了；制作佛珠手串，柏树因为信佛的欲望被砍光。”

近10年来，阿来行走的足迹越发宽广，他频频出国，“不是为旅游，而是关乎我的思考”。在他看来，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与信仰危机，不只发生在西藏，“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在美国夏威夷，别人下海，阿来上山，看当地土著人的表演，“他们跳本土的草裙舞，伴奏音乐却是西班牙的弗拉明戈，最早的曲调已经失传，文化的源头在殖民过程中就消失了。”在美国的中西部乡村，他看到农夫们骑着高头大马，或开着皮卡车出现在高速路边，比城里人显得更为自尊、安详。森林、牧场、麦田，相互间隔、辉映。那里的宁静、富庶，讓他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视点。

还有拉美大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鲁，在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巨大的仙人掌让他神伤，拉丁美洲被跨国资本无情掠夺，资源消耗殆尽，破碎的山河大地如同被“切开的血管”。

阿来说：“拉美这些国家，工业化比中国要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向城市转移，离开农业，失去土地，沦为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无根的人。中国是个后发展国家，很多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可以从他们的历史中汲取经验。”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1996年，阿来离开生活了36年的阿坝高原，来到成都，在《科幻世界》做一名编辑。谈及这个话题，我们的采访突然转变了风格，阿来的语气不再沉重，他兴致勃勃地谈着科幻，谈着宇宙、星系……一次采访被毫无预设地分成了两部分：此前的阿来，是一个从现在回望过去的哲人；之后的阿来，是一个看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者。

1997年，《科幻世界》举办国际科幻大会，阿来跑来北京“搞活动”，操着流畅的川普，整天同各档媒体见面。

那次活动盛况空前，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之后，又移师成都，在月亮湾度假村举行夏令营。宇航员连续几小时为科幻迷们签字，长长的队伍让人震惊。著名科幻文学作家韩松当时在现场，“目瞪口呆，就像看见虔诚的教徒接受洗礼一样”。endprint

韩松最初见到阿来时，他只是一名站在门口，代表《科幻世界》向记者发红包的“打杂工作人员”。随后的几年，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版，轰动文坛，而他本人却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科幻编辑的角色中：阅读前沿科学的书籍，写关于科学幻想的文章，发现、培养科幻作家队伍。他用剛刚书写过藏地历史的笔，开始讲述工业文明，谈计算机、克隆、空间站与外星人，让人忘记了那个在高原上游荡行走的阿来。

1999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上，刊登了一篇阿来的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竟与高考作文题“不谋而合”。这再一次引发“科幻热”，阿来回忆，那时的杂志社，每天要接到大袋大袋的信件。

阿来主持《科幻世界》的10年，被科幻圈公认为科幻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从不到1万增至几十万；一批新生代作家，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从这里走出、成长，至今仍是科幻界的领军与中坚；大量国外科幻文学被引进、出版；而如今科幻界的掌舵人，“刘慈欣背后的男人”姚海军，也是在阿来力排众议的举荐下，从黑龙江调入《科幻世界》。

“长久以来，中国的科幻文学，相比‘文学，更偏重‘科普。科幻文学是类型文学，但它首先得是文学，然后才是科幻文学。其实，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最终都是为‘人的。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在阿来看来，最好的科幻作家，从来都是超越“科幻”类别的写作者。“不久前去世的美国科幻作家勒古恩，写过《黑暗的左手》，但没人只把它当作科幻作品，而是经典小说；诺贝尔奖里也有科幻小说，英国戈尔丁写的《蝇王》就是科幻小说，但没人说戈尔丁是科幻作家。”

“还有现在的刘慈欣，《三体》是一个科幻作品，但它比很多主流文学还要好。”阿来说，“越好的作品，越难于归类。《西游记》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至少是玄幻；《聊斋志异》是什么？鬼故事。《红楼梦》就是超越言情小说，《金瓶梅》就是超越色情小说。所以好的文学，恰恰是可以打破这些类型分野的。”

而阿来自己，也始终实践着这种打破壁垒的努力：他将一只眼投向藏族历史，另一只眼注视科学和未来；用一只脚游历嘉绒故土，另一只脚迈向世界版图。这使他早早就跳出了深远内陆的县城，超越了自己的民族，将自己融入更广袤的大地和更深远的世界之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