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来往渐渐变成故事

本期话题：属于新青年们的新百年

主持人语：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帷幕。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学风起云涌地翻腾变幻，在广阔的领域和维度中进行着解构与重建、借鉴与传承。时至文学革命新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处于新的节点。八〇、九〇后的青年作家们，正扮演着百年前意气风发振臂疾呼的先辈们的角色。文学的发展永不停息，青年作家们肩负着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本期邀请的嘉宾：八〇后小说家周李立；九〇后小说家王占黑。

胡适一九一五年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理念，一年后他从美国寄给陈独秀一份《文学改良刍议》，列举八条原则，条条是道，“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九一五年，胡适同学二十四岁，逢本命年。他生于一八九一年，爱玩耍的射手座。二十四岁这个数字，我是用手机计算器算出来的。作为大龄文科生，复杂一点的算术现在我都得依赖高科技并对这个被高科技加持的时代心怀感激，结果显示的二十四，让我受到了短暂的惊吓，是，且仅是，“短暂”的惊吓，因为我很快意识到，“革命”这个词从来都是年轻的——如果汉语也像英语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为后缀，“革命”也许会被列入“比较年轻”的级别——从仪表堂堂的“戊戌六君子”到仪表更像偶像派的切·格瓦拉，沧桑，根本就从来不是“革命”的气质。

年轻多好，敢想敢为敢革命敢为天下先——例子随便一举，比如《少年中国说》，比如梁启超。有一次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岁末联欢，各部门表演节目，我们部门四十岁以下的人都披挂了民国学生装，男生白围巾，女生双辫子，上台朗诵《少年中国说》。我对朗诵活动向来内心排斥，以为业余演员的做作表演总是伤害到以朴素为大美的文学，但在舞台上，各种口音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的融合碰撞，某个时刻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某种悲怆——连我们拙劣的表演都无法伤害的作品与生俱来的悲怆的美。这是文字带来的美好的悲怆，是百年之后回望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的悲怆，是关山万里、孤阀重洋者会感受到的悲怆。

“革命”与“青年”，就像“文学”与“青年”一样，在基因里就存有极大相关性。如今我们说到“青年”，“杏花春雨江南”的“小清新”印象似乎更多了些，最多也就到“未老先衰”的惆怅为止，“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凌云壮志的形象是很難见到了。小清新或文艺腔，倒也算不得错，至少市场占有率能证明其在这个商业时代拥有某一方面的价值。只是如果“小清新”占满了青年的内存，总觉得不是好事。

其实只要是青年，总是难免踟躇、纠结。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想在这个年轻人心里，可能也是在打着小鼓——毕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啊！何况他在美国向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留美学生提出“文学革命”这一理念之后，梅光迪开始支持胡适的俗语文学主张，不久便出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这样胡适小心翼翼将“文学革命”改为“刍议”，语气变成商量的，又将自己的白话文诗集命名“尝试”。这种试探性的内心小活动，与如今的文学青年些许近似，一边诚恳表态，说自己的见解尚未成熟，仅是“尝试” “刍议”，提出来请前辈们看看、指点，偏激处可以斟酌，免得被不知道什么人反感；但内心深处，他必然十分看不惯旧世界里腐朽的一切——如果二十四岁的青年都乖乖顺从了旧世界里腐朽的一切，那才是一个腐朽的绝望世界，那样的世界也不需要文学，文学毕竟源自我们对腐朽的恐惧和对不朽的痴迷。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三十八岁，他比胡适更果断或更激烈。陈独秀支持《文学改良刍议》，也许是觉得还不够鲜明，自己又在下一期《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陈独秀比胡适更锋芒毕露地反对“雕琢的、阿谀的” “陈腐的、铺张的” “迂晦的、艰涩的”文学。三十八岁有三十八岁的自信。说这一段来往是因为，我喜欢的是“三十八岁的对二十四岁的观点进行有力声援”这一部分。

陈独秀和胡适向某种东西开炮的半个世纪之后，在美国，我喜欢的两位作家终于有了初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尽管他们是密西西比州的老乡。密西西比这个美国南部紧邻墨西哥湾、有不少黑人且是印第安人故地所以种族问题历来很复杂的地方，天然地适合诞生作家。威廉·福克纳彼时已经功成名就，而理查德·福特尚未出道。他们相差五十岁，差不多是祖辈和孙辈的感觉。福特彼时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任教，不到十八岁的福特刚上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意外的机会让福特远远看了一眼福克纳这位美国南方文学的开山鼻祖。对这一眼，福特当时并无更多感触，这可以理解，十八岁也有十八岁的骄傲。因此，文学史上这次让我浮想联翩的相见，其实并没出现激动难耐与欢欣鼓舞的场面。欢欣鼓舞直到福特读过福克纳的几部作品之后才真正发生。南方气息，在福克纳的文字中濡染，也在福特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上飘荡。当福特从福克纳的作品中对“南方气息”开始感同身受的时候，某种东西便蠢蠢欲动，犹如在手机软件上输入正确的验证码，福特身为小说家的内在程序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持续运转，且直到今天，依然运转——今年七十三岁的福特仍有新作问世，最近一部是长篇作品《在他们之间》。

感同身受，我喜欢这个词，这个词就像专为文学发明出来的一样。感同身受是文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文学是人类跨越时空实现“感同身受”的验证码。福特从福克纳那里得到了验证码，胡适与陈独秀之间也有验证码，哪怕在二〇一七年，我们也依然可以使用百年前的文学革命留给我们的验证码，开启百年之后的程序——只要细看一下胡适列出的八条，再逐条想想：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反正我打算就这么干了。

在通常的“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故事版本中，阅读总是作家们开启写作的钥匙。理查德·福特的版本也如此，当然其中有福克纳，当然其中也不只有福克纳。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我最近在读，这样的作品真是很难让人不去赞叹，我甚至想尖叫。他将南方的来往，一字一字，变成自己的故事，这正是小说该做的事。endprint

眼下，距离福特阅读同一部作品的时间已经又过去了不知道多少年，多少年间又有多少写作者手捧《八月之光》继而开始追寻一道微渺的精神亮光，这些，都已经无从得知。我只能在此时此地，独自对自己的尖叫负责——人们所做的很多事都只能如此：尽可能对自己的尖叫负责。福特的写作到底也是从阅读开始的，只是他在短暂的尝试后便开始了漫长的逃离。他离开了南方。我相信其最初的逃离也许出自青年福特的叛逆心理，他对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的一片心》就被贴上“南方文学”的标签大为恼火。毕竟福克纳的杰出，尤其在书写美国南方时的杰出，的确为文学新人提供了可供膜拜或摹仿的范本及榜样，但榜样的意义还在于，它会形成面积庞大的阴影地带。在福克纳的阴影下，福特感受到清凉的恩赐，也无可避免会处于影响的焦虑。

年轻人嘛，想做的事情总是比贫乏的现实更多一点儿，这一点儿至关重要，这一点儿就是梦想存放的空间。福特此后再未见过福克纳，因为福克纳在福特十八岁那年去世，而福特开始阅读福克纳也是这一年，冥冥中的天意似乎总是运作出意味深长的安排，就像后来福特三十多岁的时候获颁以福克纳命名的小说奖。我喜欢这样的故事，千丝万缕间似乎总有恒定的核心等待着被发现，这也是阅读小说的方式。如果你是写作者，我相信，就总有一些名字在你心里，就像福克纳的名字总在福特心里一样。我知道我心里的那些名字，列成长隊、排名不分先后，那些名字并不安分，甚至吵吵闹闹，我的偏爱也从不公允，有时常想念某一个名字，有时会是另外一个。阅读不排斥见异思迁，见异思迁证明我在变化或发展。我在这些名字代表的肩膀上，感受到沉稳的精神依托。无论是长情或是片刻的动心，这种念兹在兹的亲切感都一直存在，伴随着写作的全过程——我希望这过程就是一生。这种亲切感，与我们见过多少面、有过多少交谈、吃过多少次饭并没太多关系，毕竟我见过很多次面、有过很多交谈、吃过很多次饭的人，根本就不一定会与我感同身受。而那些名字，那些写下过让你激动的作品的名字，那些与你体验过同样的情仇爱恨的名字，就足够让你对他们产生亲如旧识故交的感觉。你总是隐隐以为自己和那些深藏于心的名字之间，注定有过，或者正在有、将要有，一些微妙而迷人的联系，哪怕你们从未谋面，哪怕你们相隔百年以上的距离。

某个时候，这种亲切感也会发展，成为“亲切的抗拒感”——我不很准确地这样形容“影响的焦虑”。我还要任性一下，不恰当地以爱情的套路来做个比喻：我依然爱你，但我还得成为我自己。因为你不愿自己的作品被贴上“某某某传人”的标签，你不愿人们从你的作品里读出你的来路。这座小径分叉的花园，你一个人边读边写，在黑暗迷宫的内部走得那么不容易，凭什么就被人们轻易识破你摸索半生才曲折走过的路径？你想要自己的风格，想要专属的小径，真正的写作者怎么会没有这样的愿望？真正的写作者怎么会心甘情愿仅仅当当“某某某传人”而从未能成为自己？文学跟全聚德、瑞蚨祥不太一样，尽管严苛的专业训练对写作者和老字号传人都同样有益，但文学并不太需要严守法则的接班人亦步亦趋。文学的传承不能仅仅依赖摹仿，文学需要创造力，更需要对身处其中的现实的感受力，如陈独秀在一百年前宣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 “陈腐的、铺张的” “迂晦的、艰涩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理查德·福特离开南方之后，几乎大半辈子都再未在南方长久生活过；而从文学意义上，他多数时候也都在写美国西部和北部，写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那里总是冰天雪地，与密西西比两岸的浓烈气息全然不同，但冰天雪地的阴郁场景竟与他的小说的生冷气质，稳妥契合。福特从南方作家的禁锢里走向更开阔的地带，他自己说：“地域在你需要的时候从不能帮上什么忙。”是的，我们没那么需要渲染地域色彩，我们都想在更开阔的空间里写作。是福特对福克纳所怀有的“亲切的抗拒感”，带领他离开温暖的南方的舒适地带，也最终带领他找到了自己的专属小径。福特的小径不只与福克纳相交，显而易见还有海明威和约翰·契佛、雷蒙德·卡佛等等。这些拥有独立的识别度的名字，像路牌一般标示，沿着这些脉络，我进入花园，然而进入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到此为止，一切才刚刚开始。

陈独秀与胡适，福克纳与福特，他们各自的交往过程其实并没有什么共性，连可比性都没有。这些来往，到底只是渐渐变成后人传说的故事，而已。这类故事，在文学史上到处都是，如经纬相交，蔓延、呈现出文学的葳蕤面貌。那么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到这里了，那就是“承继”。

写这些是因为编辑嘱咐谈一谈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希冀，希望在文学革命百年的时间节点上，放开谈一谈。然而这题目很大，大到无从谈起，越想越体会到此身渺小，犹如蚂蚁勉力昂起头颅也眺望不到海天交接的那根线。而那根线之外，大海并未终止，甚而愈发宽阔，无边无际。

这时，那些经纬交织的脉络，就渐次浮出水面了。写作虽然说到底只是个人的事情，但没有哪位写作者没有受过前人的影响。无论是模仿前人还是超越前人，总是有标杆作为参照。哪怕如福特对福克纳的“亲切的抗拒感”，我以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承继。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不确定我是否有足够的幸运能拥有一条专属于我的小径。这座繁复的花园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写作者正殚精竭虑、踽踽独行，他们也偶尔交会、顿首，随即又分开。写作这件事就是孤阀重洋，就是蝴蝶飞不过大海，但只要你真的是蝴蝶，你就有过从毛毛虫时期开始的破茧，你就飞翔过，并在天空舒展过洛可可风格的华丽翅膀，哪怕这翅膀小到不能再小，哪怕天空从未留下你彩色的痕迹。而蝴蝶的所有来往，也都渐渐变成故事。

责任编辑：胡汀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