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能否以及如何续写规模优势

高传胜

摘要：分析中国发展问题，不能忽视世界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人生来即有一定潜能，良好的教育卫生等社会投资开发提升了庞大规模人口的巨大潜能，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等包容性创新又为潜能充分发挥和有效评价提供了有利环境，此即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人本归因。合理利用人口大国规模优势，可以助推中国持续发展，其中既包括国防等战略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也包括巨大国内市场对外部资源产生的虹吸效应。然而，中国不仅“未富先老”，而且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并存，这已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比例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中国持续发展。为此，必须立足规模优势，培育创新优势，并推进人口生育政策结构性优化和教育、健康管理以及营商环境等配套政策的改革。

关键词：中国发展；人口大国；包容性创新；规模优势；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8）01-0081-10

一、世界人口大国：

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基本国情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从积弱积贫的贫穷国家崛起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提供的1960年以来数据，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自1974年达到22.56%的最高点之后开始稳步下降，2015年已经下降到18.67%，但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自1990年开始稳步上升，2014年已经增至13.28%，但比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低了5个多百分点。由于人口比例稳步下降，中国人均GDP水平上升较快，但中国人均GDP仍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中国GDP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了7000美元，双双迈上新台阶。按照WDI数据，2015年中国人均GDP再创新高，达到7590美元（现价），但离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HICs）标准仍然还有较大距离。

中国奇迹的创造，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过程。尽管从GDP份额与人口份额的差距以及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看，中国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离世界顶级发达国家水平还比较远，但在短短60多年时间内，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绩，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仅仅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相似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大国来看，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中国在1997年首次迈入中等偏下经济体（LMICs）行列，之后用了13年时间，即于2010年跨人中等偏上经济体（UMICs）行列，而印度直到2007年才首次邁入LMICs，不仅比中国晚了10年，而且至今离UMICs的最低收入标准尚远。以2014年人均GDP水平来看，印度只有1581.51美元，仅占中国的20.84%，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探寻中国发展奇迹成因，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对中国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实现由世界大国向强国的成功转变，至关重要。对此，有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不同逻辑起点和着重点的各种分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的强调技术学习与后发优势，有的强调市场作用与经济全球化，有的强调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有的强调政治文化、制度建构、政党作用和领袖抉择。此外，还有更为综合的归纳，如“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阐述，基于中国超级人口、国土面积、历史和文化积淀等的解释，还有将共性与个性、内因与外因、必然与偶然、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的解释，等等。

毫无疑问，中国发展奇迹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析时站的角度不同、所选择的逻辑起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一样。因而，上述每一种解释都有其侧重点和合理成分。但是，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发展与复兴不仅是为了国民，也必须依靠国民，毕竟人是发展的主体与根本。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规模庞大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基本的国情。如果忽视这一点，所得出的分析结论可能会见物不见人，甚至是舍本逐末的。鉴于此，本文将从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分析中国奇迹的人本归因、人口规模庞大所产生的规模优势对持续发展的助推作用，以及近些年来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实现持续发展的可行战略选择与配套政策改革重点。

二、社会性投资与改革创新：

中国奇迹的人本归因

享誉世界的“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通过其开创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和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提供的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服务，帮助了孟加拉国无数贫穷家庭实现了自谋生计摆脱了贫困陷阱。其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定潜能，使其不仅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一些人得到了开发自己潜能的机会而脱贫甚至致富，而另外一些人由于未能得到开发这种与生俱来天赋的机会而陷入贫困。因此，尤努斯坚信，“穷人就像盆栽树”，种子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外部环境未能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机会与环境。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仅仅用了短短60多年时间，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状况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从人本角度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潜能，一方面得到较好开发和提升，另一方面又有了充分发挥和有效评价的有利环境。前者主要是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投资的作用，后者则与改革开放等持续不断的包容性创新（inclusive innovation）政策与实践探索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逻辑联系。

（一）良好的教育等社会性投资，开发和提升了大量人口的巨大潜能

对中印两国的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领先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国重视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投资，为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熟练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以教育为例，发展相对较好的中国教育事业，为国民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小学和中学等基础教育，使国民与生俱来的潜能得到较好开发和提升。一些案例研究还显示，中国基础教育不仅比印度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数学等应试教育方面）比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好，而中国高等教育并未达到同等境地与水平。图1至图3分别反映了中印两国及世界总体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状况。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自1970年以来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除了少数年份之外，一直都是高于印度，图2反映的较高水平中学入学率则为中国制造业崛起提供了非常好的劳动力条件，而大学入学率则从2001年开始中国才超过印度，但两国都低于世界总体水平。endprint

图4反映了2002年以来中国不同教育程度人口所占百分比的变化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在中国所占比例最大，占到40%左右；其次是小学，但其比例在下降，10年左右时间已经由35%左右下降到26%左右；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尽管比例在上升，但总体水平并不高，2014年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6.70%、11.53%。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例一直在50%以上，且在稳步上升，2014年已升至56.85%，比2002年提高了6个多百分点，虽然比2013年略有下降。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培养学生反复练习的应试能力，而基于兴趣导向的创新教育并不突出。这一教育状况带来的人力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主要在加工装配、生产制造等重复性劳动密集型环节，而高度依赖于高等教育的研发设计等创新创造环节的总体优势并不明显。这正是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产业创新能力并未进人世界强国的人本成因。

注：图1-3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绘制，图4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数据绘制。

（二）持续的改革创新，为巨大潜能充分发挥和有效评价提供了有利环境

教育开发提升了中国庞大规模人口与生俱来的潜能，改革开放等持续不断的包容性创新则为巨大潜能的充分发挥与有效评价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安全体系，为人口大国的不断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准备了良好的国防条件，那么，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与不断深化则充分释放和有效调动了旧体制下受到压抑的人力资源的活力。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压抑多年的农民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与活力，释放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与创造力，那么，国有企业的各项改革则是挖掘国有经济成分中国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潜力；乡镇企业作为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制度条件下民众谋求在政治保护下实现发展的一种理『生组织与制度创新，释放的是集体与民间经济成分中的国民投身发展的潜能。而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后来所实行的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更是在激发各种经济成分中国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活力。引进外资，则是进一步用外商的雄厚资本、先进技术以及优秀的管理方式与方法来整合未能被国内要素充分动员起来的人力资源。可见，改革开放创造了释放庞大规模人口与生俱来潜能的大好机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则会创造中国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新机遇。

改革开放等持续不断的包容性创新，不仅创造了巨大人口潜能发挥的有利机会，而且提高了价值评价的平台与标准。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无论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间接加人，还是通过本土企业直接加人。在国际大市场上，中国人力资源及其创造的价值都会得到更高的评价，毕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即使在今天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在较高的国际市场平台与评价标准下，中国人力资源及其创造的价值得到较高的评价，有助于提高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这也正是中国减贫效果明显、较好地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脱贫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中，不仅大量的人力资源往往无可作为，而且即使有所作为，经常也会受到需求水平较低的约束，难以得到较高的价值评价。中国每年有大量农村、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向城市、发达地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有效的减贫方式，不是简单地授之以鱼式的单向给付，而应是让当地民众有机会加入到更大的开放市场中去。

因此，良好的教育提升了庞大规模人口的潜能，改革开放为潜能有效发挥创造了有利环境，这正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兴起的人本归因。当然，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其他因素在提供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等诸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是主导性因素，其他因素或由人来组织利用，或由人创造。庞大规模人口的巨大潜能是中国最大宝藏，这一宝藏得到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是中国脱贫致富并不断兴起为世界大国的根本原因。撇开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分析中国兴起成因，不仅未抓住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有违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此缺乏深入理解和足够认识，既是一些扶贫助困措施效果欠佳、一些地区至今仍未摆脱贫困的关键性原因，也是中国人口众多被视为社会负担的认识论根源。

三、合理利用人口规模优势：中国发展的独有良机

充分开发和有效发挥庞大规模人口的巨大潜能，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合理利用和有效发挥人口大国特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则将进一步助推中国持续发展。相对于较小的人口规模，庞大的人口规模，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有着小国难以承受的、较强的财政负担能力，这有助于中国加强公共产品供给，比如国防建设、拓展大国外交、大型网络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性科学研究与战略性技术攻关，等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与潜力，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转化为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能力，这会对外部资源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利用好这一独特优势有助于加快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

（一）人口大国规模优势可以为综合国力提升提供有利的供给条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地缘政治、独特世界属性和特殊国情的新兴大国而言，崛起并不僅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跃升，而是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因此，国防、外交、网络型基础设施、基础性科学研究与战略性科技攻关等典型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便成为崛起的重要方面。恰恰在这些方面，人口大国由于其极强的财政负担能力而呈现出明显的规模优势。以国防为例，无论是在武装部队人员还是军费上，中国人口大国的规模优势都得到较好体现，其中人员方面则尤为明显。综合考虑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等多种因素，这里选择金砖五国（BRICS）、工业七国（G7）共12个国家进行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提供的1985年以来的各国数据，可以计算出12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人员数量分别占总人口和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从中可见看出，在两幅图中，中国都处于底部位置，虽然中国并非12个国家中比例最低的国家。首先看图5反映的武装部队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2个国家中，中国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按由高到低顺序，中国居于第8位，其中2014年为0.22%。比中国高的7个国家，按2014年数据，分别为俄罗斯（0.90%）、意大利（0.59%）、法国（0.47%）、美国（0.43%）、巴西（0.35%）、英国（0.24%）和德国（0.22%）。由此观之，美国不仅武器装备比中国先进得多，而且武装部队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比中国高很多，2014年中国只占美国一半左右的水平。而且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美国下降幅度比中国大得多，因而，在以前年份美国比例要比中国高出更多。2014年中国与印度（0.21%）的比例差不多；比中国低的仅有三个国家，即日本（0.20%）、加拿大（0.20%）和南非（0.15%）。可见，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规模优势较为显著。endprint

进一步看图6所示的武装部队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的规模优势更加明显，特别是2007-2014年。以2014年为例，按由高到低顺序，在12个国家中中国居于第11位。中国的比例（0.37%）仅高于加拿大（0.36%）。最高的俄罗斯为1.68%，第二位的意大利为1.38%，都高出中国1个多百分点；法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三、第四，分别是1.04%和0.86%；其后分别是巴西（0.66%）、印度（0.55%）、英国（0.47%）、德国（0.42%）、南非（0.41%）和日本（0.40%）。中国不仅不及美国一半的水平，而且也比邻国印度和日本都低。中国武装部队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优势强于占总人口的比例，主要源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发达国家轻，其中日本就是因为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12个国家中最为严重，所以才导致其武装部队人员占劳动力总数比例高于中国。中国比例低于印度，则完全是得益于人口大国的规模优势，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印度。

再看军费状况。图7反映了12个国家各自军费占其GDP的百分比。可以看出，按由高到低的顺序，中国在12个国家中居于第六位，不仅比一直处于前两位的美国和俄罗斯低很多，而且比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低不少，此外，中国还低于英国和法国。以2014年为例，中国军费占GDP的百分比为1.93%，比居于第一位的俄罗斯低了2.62个百分点，中国尚不及其一半；美国为3.50%，比中国高了1.57个百分点；印度为2.48%，比中国高了0.55个百分点，中印军费差距大于两国武装部队人员占劳动力总数之比的差距；其后是法国和英国，分别为2.25%、1.98%，它们比中国分别高出了0.32、0.05个百分点。相对于上述5个国家，中国军费水平相对较低，也得益于中国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看人均军费水平，中国人口规模优势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如图8所示，在12国中，中国人均军费水平是非常低的，排在第10位，仅高于南非和印度。美国人均军费水平是最高的，而且高得离谱，在绝大多数年份，美国人均军费水平比排在其后第二、第三位的法英两国的总和还高。以2014年为例，中国仅为146美元（现价），比美国低了1767美元，比邻国日本低了215美元。中国人均军费比较低，一是源于人口规模庞大，二是源于中国军费水平并不高。这可以通过比较来说明。仍然以2014年为例，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3.95%，人口只有中国的9.32%，但军费总额却是中国的22.98%；美国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02.8%，人口是中国的23.4%，军费总额却是中国的3倍多；俄罗斯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78.8%，人口是中国的10.5%，而军费总额是中国的42.4%。

（二）人口大国规模优势可以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市场条件

除了国防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人口大国的规模优势外，需求方面同样可以合理利用人口大国的规模优势，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必然逐步释放出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能力。一方面，这为国防、外交、网络型大型基础设施、基础性研究和战略性科技攻关，甚至普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这突出体现在尖端军工产品、民用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上，如军用飞机、舰艇、火箭、卫星、高铁以及网络通信与社交工具如QQ、微博和微信等。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完全依靠人口众多而产生的国内巨大市场规模就能培育出一个产业的。另一方面，则为中国合理利用国外先进要素，加快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机会，因为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可以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这有助于中国通过“逆向外包”等多种方式合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人才与服务，来弥补中国产业中的瓶颈环节与短板部分，进而提升产业整体水平。

中国持续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创造的有利环境。在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中国是充分利用了国外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市场，才释放了庞大人口的巨大潜能，这不仅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也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社会保障程度的提升和市场开放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外商家必争之地。因此，我们需要把发展的重心转向利用和开拓国内市场，并以内需拓展自身增长的潜力，而非继续依赖那些处于调整底部的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说以前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廉价要素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发展步伐，那么，在国际竞争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研发设计与创新环节的今天，中國必须要依靠专业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与人才要素，来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构筑创新驱动新引擎，以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快速发展。而庞大的国内市场正是我们可以用来吸引和利用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独特战略手段。中国高铁技术依托国内庞大市场，通过引进、吸收与再创新等努力，形成了国际竞争优势，即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中国商用大飞机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可望再创一个辉煌典范。

不同于以往中国被动地参与与适应国外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与国际竞争模式，充分发挥庞大人口规模而造就的巨大国内市场需求，通过“逆向外包”等多种途径与方式，“虹吸”国外先进技术、优秀人才与专业服务，是中国主动创造全球价值链（GVC）、主导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合作的自主战略选择。这样有助于我们通过自主研发与集成创新相结合，尽快弥补中国产业存在的瓶颈环节与短板部分，加快产业高效发展与转型升级。因此，已经脱离贫困陷阱、初步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庞大规模人口，不仅是中国崛起的宝贵资源和核心力量，其创造的巨大市场规模还是中国后续崛起的有力支撑与重要优势。

四、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

中国发展面临新挑战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出现了独特的“未富先老”问题，而且，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已经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了6年。这种状况，若不尽早有效应对，上述促进中国兴起的有利因素将趋于走弱，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endprint

（一）中国持续发展，遭遇人口过早地进入老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在2001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此后老龄人口比例稳步攀升，2015年末已经升至10.5%，达到1.44亿多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老龄人口占世界老龄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中国人口占比。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中国老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最低点（15.17%）后，经历了20年较快增长，1985年升至20.17%；此后增长放缓，并于2001年超过从1974年开始已呈下降趋势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世界老龄人口的比例为21.58%，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近3个百分点。根据WDI多年国别数据的比较分析还发现，无论是以进人老龄化社会年份还是2014年人均GDP水平看，相对于其他金砖国家（BRICS）和工业七国（G7）而言，中国都具有它们未曾有过的“未富先老”特征。

（二）中国持续发展，遭遇较低出生率带来的少子化

中国不仅存在独特的“未富先老”问题，还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少子化风险。从短期来看，少子化有助于降低社会总抚养率，因少子抚养率的快速下降抵消了老年抚养率的缓慢上升，所以中国总抚养率目前尚未进入上升通道，但是，从长远看，少子化意味着中国对未来投资不足，这直接影响人口结构合理化，并可能使未来缺少劳动年龄人口，这带来的影响将是广泛而又深远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具有复杂地缘政治和特殊国际地位的人口大国而言，人力资源丰富带来的优势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少子化将直接削弱这一优势，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中国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

少子化源于较低的粗出生率和女性总生育率水平。从图9可以看出，中国粗出生率经过1963-1979年和1987-2003年两个波段的快速下降，现在已经大体稳定在12‰左右的较低水平。在金砖五国和工业七国12个国家中，按水平由高到低，2015年中国居于第8位。中国粗出生率，不仅低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南非、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为20.4‰、19.7‰、14.5‰和12.7‰），而且略低于英国（12.6‰）、美国（12.5‰）和法国（12.2‰）三个发达国家，仅高于加拿大（10.8‰）、德国（8.5‰）、意大利（8.4‰）和日本（8.2‰）四个国家。图10反映的是12个国家女性总生育率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总生育率同样经过两个波段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降到历史低点1.51，其后稳步回升，但最近三年又略有下降，2015年仅为1.57，在12个国.家中，按水平由高到低，中国处于第9位。与粗出生率类似，中国女性总生育率，不仅低于印度（2 40）、南非（2.34）、巴西（1.78）、俄罗斯（1.70）等四个金砖国家，还低于不少发达国家，如法国（2.00）、英国（1.92）、美国（1.88）和加拿大（1.59），仅高于意大利（1.46）、日本（1 43）和德国（1.41）。

正是因为较低的粗出生率和女性总生育率水平，才导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1966年（41.1%）开始逐步下降，一直到2010年才初现稳定迹象，但在18.0%水平上维持了几年之后，2015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7.2%，在上述12个国家中居于第7位，具体状况可参见图11。以2015年为例，少儿人口比例比中国高的国家，不仅包括南非（29.2%）、印度（28.8%）、巴西（23.0%）等三个金砖国家，还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三个发达国家，它们的比例分别为19.0%、18.5%和17.8%。持续多年下降的出生率、已经维持多年的较低生育水平和不断深化的人口老龄化，其综合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如图12所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经过45年左右的持续增长后，于201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73.51%，此后大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已下降至73.2%。尽管在12个国家中仍然处于最高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独有的“未富先老”特征、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中国崛起中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和新一届国家领导层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不仅牵涉中国人口结构的协调发展，影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合理增长，关系着中国社会负担的总体水平，还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首先，“未富先老”的中国独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影响到养老保障制度能否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对老龄服务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这通过改变人口总量和结构而深刻地影響着中国持续发展。如前所述，中国崛起的人本归因在于庞大规模人口中蕴藏的巨大潜能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发挥。少子化既影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更影响着劳动年龄人口合理增长，而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后续发展将依托的主要优势。如果中国后续发展继续依靠人口规模庞大而产生的规模优势，那么，不断降低的生育水平和出生率已经开始影响这一优势，持续深化的人口老龄化又进一步加剧这一规模优势的消减；如果后续发展由规模优势转向创新优势驱动，则将面临着创新优势一时间建立不起来而规模优势又开始丧失的问题，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即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地。可行的思路之一则是像中国高铁那样，基于规模优势创造创新优势。

五、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

中国决胜未来的新抉择

从发展战略上考察，中国发展依靠的是基于人力资源大国而形成的规模优势，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及其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已经开始消减这一规模优势。那么，中国是否可以放弃规模优势，直接转向创新优势呢？从中国产业现状、人口受教育程度与结构以及国家创新总体水平看，目前规模优势不仅不能丢弃，反而应该继续增强。这不仅是解决大规模人口就业的现实需要，而且可以防止规模优势丧失、创新优势一时间又难以建立起来而面临的两难境地。因而，比较可行的战略选择，是在巩固和增强规模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增强创新优势，就像中国高铁那样，在充分发挥规模优势的同时，将引进吸收、自主研发与集成创新有机融合，走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endprint

除此之外，为了改变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必须对相关公共政策进行进一步改革与优化，其中既包括直接影响人口总量与结构的人口生育政策，也包括关乎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的社会性投资领域政策，如教育政策、健康管理政策，还包括关系到国民潜能能否得到充分有效发挥的营商政策。

（一）推进生育政策结构性改革，改善人口总量与结构

尽管国家已经实施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从以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以及国家优生优育的要求看，该政策還可以进行结构性改革与优化，为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与市场支撑。在供给面上，创新发展战略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有力支撑，中等收入家庭正是这方面的中坚力量，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不遵守政策、随意生育的情况比较多，而且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视野不够长远，通常难以给子女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高收入的权贵家庭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突破政策限制，生育的随意性也比较高，而且其子女出国留学与工作的越来越多，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难以依赖于这一群体。在需求面上，创新发展战略需要相应层次的市场需求作支撑，因为创新性产品需要有较强支付能力的购买者来分担其前期高昂的研发设计费用。鉴于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大量外流，因而只能依赖于中产阶层的需求来支撑创新发展，否则，中国恐怕只能重回依靠外需促增长的老路上去，这种发展方式的风险在近些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接连不断地爆发危机性事件带来的巨大市场冲击中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再者，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不能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否则不仅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安全风险，而且会招致很多国家的抵制。

（二）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促进社会人力资本开发提升

改革人口生育政策，只是为人口数量合理增长和结构优化提供政策环境，要让出生的人口变成社会有用之才，还需要多层次良好教育体系的支撑。穷国越生越穷，除了医疗卫生落后之外，教育落后亦是关键原因。结合中国现状，必须与时俱进，更新教育理念，深化体制改革，改进教育方式方法，让各层次教育真正成为社会人力资本开发和提升的有效渠道。在教育理念上，要透彻理解哲学家罗素的话，把学生当成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和工具，将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人、理性人作为教育要旨。在教育体制和方式上，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对东亚教育的批评对中国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即：体制中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基因”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的需求，深受科举制度影响的考试制度让学生在重复练习、补习上浪费大量时间，大学入学考试更是偏离了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教育的目标。

（三）着力推进全民健康管理，全面提升国民工作生活质量

应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要着力于改善人口数量与结构，还要从人口质量上下真功夫。健康的身体，是人力资本的物质载体，缺乏较高生命质量支撑，不仅增加人口数量的效应较低，而且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失去应有的社会效益。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影响健康的四大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60%）、环境因素（17%）、生物学因素（15%）和卫生保健因素（8%）。因此，从社会效用最大化角度看，应该倡导树立全民健康管理的社会理念，并依此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这样，不仅可以全面提升国民生命质量，还有助于延长人的生命周期中能够工作的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进而积极应对人口结构性风险。风险管理的重要原则是道术相济、标本兼治，如果“道”本身出现了偏误，“本”又抓错了，自然事倍功半。可见，合理分配健康管理资源至关重要。鉴于此，在将社会人力、财力投放在对健康仅有8%影响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对健康影响占到60%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和影响居于第二位的环境因素的全面管理。

（四）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充分调动全民创业创新潜力

改革和优化生育、教育与健康管理，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环境来保障和支持人才充分发挥作用，亦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全面落实中央的简政放权政策，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宽松便捷有序的社会环境，是积极应对人口社会风险、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最后一公里工程。从宏观层面来看，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正在谋划和推出一系列壮大国有企业实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的政策措施，这是加强国民经济基础、全面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鉴于现存国有经济主要是资本、技术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促进就业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因而，要充分调动与发挥全民的创造潜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是对国有经济壮大的重要战略补充，也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下，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有效途径。为此，针对中国现实状况，必须切实推进简政放权、“放管服”综合改革，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有效破除阻碍民众创业创新的行政性制约因素，还国民一片阳光普照的发展天地与施展舞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