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仇埰之传奇一生

邰旻

仇埰（1873—1945），字述庵，一字亮卿，南京人。著名教育家、词学家、书画家。光绪年间赴日本留学，入同盟会。归国后与伍仲文等人创办四区模范小学，历任学堂堂长、总办、学监等职。辛亥革命后创办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1927年卸任后，潜心词学研究。仇埰的一生，充满传奇。

求学生涯

仇家位于南京城南原郭家巷，时名仓园。仇埰出生在金陵书香世家，祖父、父亲皆学识渊博，堂叔仇继恒为清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精音律，善昆曲。父亲早逝，母亲毛氏严格教导，加之自身勤学苦读，仇埰于光绪五年（1879）考取秀才，随后补了廪生。他事母至孝，将每月所领廪膳悉数交给母亲。光绪甲辰年（1904）留学日本，进入宏文书院师范速成科学习。在国外学习期间，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国家正被列强包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学成归国后，仇埰投身教育事业，以开启民智为己任，与伍仲文等申请兴办学堂。他建议将全城分为四区，每区创办十所小学，学制上仿照日本，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取名为模范小学。

清宣统元年（1909）仇埰考取拔贡生，赴北京殿试。拔贡生的名额极少，殿试涉及文辞面广泛，且又重书法，但仇埰不负众望，顺利考取后被分配到浙江任候补知县。其母毛氏认为：“世将乱不宜仕，仕则弋名利，忘读书人本色。”身为孝子的仇埰挂冠而去，此后更加致力于办学教书。

投身教育事业

当时正值江宁府属师范筹办中，仇埰辞官回到南京，被任命为宁属师范学监，负责大小事务。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担任江苏省都督府教育司司长，主管全省教育。1912年2月，黄先生委托时任宁属师范学监的仇埰在南京筹办师范学校。

仇埰选门帘桥（钟山书院旧址，在今太平路太平巷对面一带）江南高等学堂旧址为校舍，创建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自己担任校长，学生以原宁属师范生为主。为适应当时教育现状，学校学制为两年，招收年龄较大且有一定基础的学生，以教授教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为主，目的在于速成。学校还设有附属小学，以便于师范生实习。考虑到学生就业问题，民国十年（1921）在附小设职业班，不升学者可直接就业。同年，为发展农村教育，创办栖霞乡村师范分校，在南郊小行设附小乡村分部。此外，学校配有巡回辅导人员，了解各地教学情况，及时改进办学工作。

仇埰在担任四师校长期间，尽职尽责，重视人才，培育人才，极大推动了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考选学生严格。仇校长不但亲自审阅试卷，而且亲自面试，极为看重人品，认为品学兼优者方可为人师表。在录取学生时，从不徇私舞弊、降低标准。这在民国初年，确为开风气之先。第二，聘请名师来校任教。学校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小学教师，所聘教师多为名流，如杨辑庵、刘封瑞、吴瞿安、胡翔东、王东培等，先后来校任教。第三，关心学生，提携后学。他不仅从任课教师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时常与学生谈心，循循善诱，从课业学习到为人处世，发现问题后及时给予正确引导。学生唐圭璋幼年家境贫寒，孤独无依，生活艰难，但他特别爱好古典文学，十五岁时以南京市会考第一名考入省立第四师范读书。在校期间，校长仇埰不仅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还悉心指导他的古文作业，为其日后从事古典诗词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唐氏辑《词话丛编》《全宋词》时，曾请仇先生指教，仇埰云：“圭璋治学之勤，辑著之广，我不如也，千百年后，我将因圭璋而名。”唐氏对仇先生感念在心，曾作《南京近代教育家词家仇埰》一文回忆老师。第四，弥补中学美术科师资不足。1923年四师开设“艺术专修科”，但一时缺少骨干教师。仇校长不辞辛苦拜访名师，三次亲赴上海请来了李毅士先生。此外，谢公展、肖俊贤、薛珍、刘海粟等先后来校任教，促进了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

仇埰在教学理论上也颇有见解。1915年校定《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教授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7年参与编写《新体师范讲义》，笔耕不辍，对教育事业尽心尽力。1925年，仇埰呈请辞职，1927年正式离开教育界，为金陵留下了满园桃李。

致力词学研究

1927年仇埰脱离教育界后，专治词学，成就颇高。闲赋在家，无俗务缠身，仇埰时常与石凌汉、孙濬源、王孝煃等诗词唱和，互相切磋。他治学严谨，重视格律和声韵，常为一字一词前往陈世宜之住所数次，与之商榷。1930年春，仇埰等人相约依王鹏运、朱祖谋《庚子秋词》，拈韵分咏，各抒胸臆。春去夏至，将所作辑为《仓庚词》，取《诗经·七月》“春阳载日，有鸣仓庚”之意。仇埰等人以《庚子秋词》为选调来源，表明“仓庚”唱和并非花前月下的文人消遣，而是以曲折之笔，抒黍离之悲，表達对当时局势的担忧。

1931年春，仇埰与石凌汉、孙濬源、王孝煃在南京结成“蓼辛词社”，时称“蓼辛四友”。（按，石凌汉，1872—1974，字云轩，号弢素，安徽婺源人，自号“淮水东边词人”，有《弢素遗稿》。孙濬源，1872—1939，字阆仙，号太狷，江苏江宁人，有《秋影庵词》。王孝煃，1874—1974，字东培，号寄沤，别署东培山人，江苏江宁人，有《红叶石馆诗词钞》。）此四人身处乱世，感念时事，时有咏歌。且住所相近，邮笺往还，只字相榷，互相督责，往往一日数函。后将集社所作之词编为《蓼辛词》刊印行世，取“习蓼之虫，忘其辛也”之意。该集一卷为联句之作，附外集一卷为唱和之作。夏仁虎评价：“弢素之词丽而则，述庵之词缜而栗，太狷之词嫮而涩，寄沤之词放而逸。拟诸花间，并为上乘，歌之井水，各擅胜场。”叶恭绰辑《广箧中词》曾选入数首，并加按语：“南都蓼辛社同人，严守声律，迥然成集，足示弥浮。”可见蓼辛词社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

1934年冬，廖恩焘、林鹍翔有意结社，便于志同道合的词友集中创作，仇埰大力支持。1935年如社于南京成立，先后入社者多达24人，有吴梅、陈世宜、汪东等后来驰名词坛之人。吴白匋在《金陵词坛盛会》中如是云：“当时南北词家参加者颇多（按：指上海沤社），廖、林两先生亦在其列，既相遇于南京，乃建议集同道友好，另立一社，月课一词，以镇朱氏宗风于不坠。”该词社创作目的在于继承晚清四家词学宗旨，力求内容雅正，构思追求“重、拙、大”。在三十年代的词坛，如社颇具影响力，《词学季刊》曾称：“南京原有如社，为诸词家之游宦或教授于京中者所组织，历时数载，迄未少衰。年来海内词流，四方流转，沪津各舍，嗣响无闻。惟金陵为人文荟萃之区，如社遂为仅存之硕果，并已刊有《如社词钞》云。”endprint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仇埰出亡武汉，再辗转广东、九龙，后避难于上海。夏敬观、廖恩焘诸老因沤社舍友零散，遂于1939年另立词社，名曰午社，相约月举一次。仇埰来上海后亦入午社，且積极参加集会，多次做东值课。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个人经历曲折艰难，仇埰此时的词作已脱离清丽明快的笔调，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的忧患之愁与自身的漂泊之悲，陈世宜称“其词郁伊幽眇，口危苦而情依黯”。午社于1940年刊行《午社词》，收录160首词，仇埰与林葆恒并为题签。1942年仇埰、廖恩焘等人离开上海，前后持续近四年的午社解散。

1942年仇埰回宁，数十年来珍藏的书籍在战火中散失殆尽，遂以出世之志闭门读书，著成《鞠词》二卷。该词集上卷为“乱后近稿”，收录仇埰避乱后所作词77首，颇多寄怀、悼念之作，有国破家亡、身世飘零之感，如《十二时》即为追悼吴梅所作，其小序有言：“霜厓故于云南大姚，倚屯田调，悼之。”下卷为“乱前旧稿”，收录仇埰抗战避乱前所填词75首，以表达日常雅趣和生活感慨为主，反映了仇埰卸任四师校长之后的闲适心态。

除了结社唱和之外，仇埰的另一活动是辑录乡邦词学文献。金陵乃文人荟萃之地，历代才子留下了大量词作。金陵学者陈作霖编有《国朝金陵词钞》，收录清代金陵词人104人，词作1102篇。但该书存有缺漏，因而仇埰又编《金陵词钞续编》，补充词人108人，词作776篇。早在1927年仇埰卸任闲居在宁，已着手辑录《金陵词钞续编》，六七年间钞存四十余家。抗日流亡期间未携带此稿，遂毁于战火。1942年终返故乡，在林葆恒、叶恭绰二人的帮助下，终于1944年二度成稿。此外，仇埰还整理了妻子方蕙馨之祖母殷如琳的《碧华馆吟草》、岳父方传勋的《养云庐诗词草》和《江宁方氏遗稿》。

仇埰酷爱藏书与字画。抗战之前曾不惜重金购买明顾东桥《鞠吟卷》画卷真迹，卷首“鞠”二字出自文征明长子文彭之手，后仇埰亦以之为书斋名。鞠斋藏书逾万卷，四壁均列书橱，另有一室专门藏书。其子仇良钜曾有描述：“原先我父亲有间书房大约有五十多平米，四周都是书橱，另外还有一间专门藏书的房间更大，不但四周是书橱，当中还有二排书橱，可见藏书之多，因为我家不是大富之家专门考究收藏版本之最，而是为读书而藏书，其中也有一些善本、孤本和抄本。”仇氏藏书多以夹板或线布函套保护，并附上书签以便查阅。但可惜的是，1937年南京沦陷，鞠斋藏书损耗大半。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仇埰病逝于南京。其遗作《金陵词钞续编》由其子仇良钜送往南京通志馆。馆长卢前对此稿高度评价，并刊于《南京文献》第7号，1947年7月出版。1984年，良钜先生请唐圭璋、吴白匋先生为《鞠吟卷》又增新跋，后捐献给南京市博物馆。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