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电视栏目《中国正在说》

郑茵中

内容摘要：好的电视节目，一定是“有灵魂和有思想穿透力”的产品。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引领社会思想发展应时而生，可看性强、说服力强，开播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文章在评述该节目“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宣传中国形象的同时，提出了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指出了一档好的政论节目不仅仅要积极肯定“中国经验”，也应该以开放的姿态探讨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如何坚守信仰，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毕竟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也只有文化复兴才是可持续、可传承的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正在说 经济发展 信仰缺失 文化复兴

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是国内首档以电视公开课的形式，向全社会、全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发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也是通过电视媒体向世人讲述新时期的中国故事、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一档旗帜鲜明的政论节目。如涉及国防的《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国防：共和国的蓝天利剑》；关注中国发展的《“三农”问题》《消除贫困：一个国家的承诺》；谈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向心力》；讲述中国外交战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还有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专门解读《中国发展道路的中国逻辑》等一系列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节目。这档节目以紧跟时代脉搏、引领社会思想发展的节目立意和强大的嘉宾阵容，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为看点，为我们总结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改革的实践成就，向世界展示了新时期中国大国形象。无疑这样的节目激发了国人的自豪感和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感。但是，在我们为所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摆脱了过去贫穷、落后、封闭的面貌，国内生产总值由54万亿元增长至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转型为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大国和贸易大国。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西方国家简单的视为威权主义体系，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灵活性和韧性，也在与时俱进。”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各方面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从社会层面来看，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当下社会人们普遍的观点是：“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增加，反而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状态的一种危机意识”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是民众的心灵缺乏安顿。人作为天地万物的灵长，区别于动物性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人类有精神的需求，有对生命和价值的终极关怀。而由市场经济所激起的理性工具的物欲化、实利化的浪潮裹挟着全球化的多元思潮，让处于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心态，出现了社会价值多元化，民众信仰功利化、庸俗化的态势。当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以追求产业化、规模化、利益最大化为宗旨，那么违背人本主义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各种乱象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

经济发展的GDP主义以破坏我国的自然环境为代价。据统计显示：土地、水体、空气全面污染，“中国的水体，江河、湖泊污染的比例达到了95%，严重污染的达到75%以上。空气污染就更不用说了。国家环保局认为我国大概有4亿多人是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的”。社会生活方面的欺诈现象屡见不鲜，如这些年媒体报道的“地沟油”“三聚氰胺”“苏丹红”“染色馒头”的问题，等等，这些因商家唯利是图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种互害循环圈，让如今富裕起来的国人却要为了三餐可以买什么？吃什么？而焦虑。

从政治生活视野来看，当前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吏治腐败，特别是高层的腐败。权贵资本主义盛行，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导致的社会寻租的行为在充斥和蔓延。从媒体披露的案件来看，这些官员的腐败呈现出加剧和数量上的惊人的状态。中纪委公布：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223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万人。改革开放以来，800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受到处理，这还不包括军队的军以上干部。《人民论坛》的相关文章称，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从文化层面来看，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盛行。“文化领域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特点就是“祛魅”，用各种娱乐、调侃来解构一切形而上的东西，今天我们失去了神圣、不谈崇高、没有了仪式感、也没有了经典流传”。虚无主义，短平快的文化，把所有的崇高的东西解构了。社会广泛流行娱乐至死的快餐文化，让大家唏嘘一声或是哈哈一笑，然后心中什么都没留下。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知识文化界进入了一个悲歌的时代。

中国发展伴随着中国问题，而各个层面的问题都一致指向了当代中国缺乏权威性、统摄性的主导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来看，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态显现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过去我们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现实是“物质产品严重顺差，精神文化产品严重逆差”。

我们的改革开放倡导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如果放弃了价值层面的坚守，就必然蕴含着很大的危机。我们考察其他一些和中国的情况类似的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在美国的‘佩里叩关以后，日本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明治维新的初期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但遭到日本知识界的抵制，他们认为日本需要坚守的还应是传统的东方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神道教被日本明治政府立为国教，这就保证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既对西方开放，又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信仰。再比如印度，从圣雄甘地开始一直到瓦杰帕伊，印度始终坚持一个鲜明的立场，就是“用印度教的精神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印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印度教的摆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又比如俄国的发展史、扩张史，也正是东正教的传播史。进入21世纪，美国发起了消费主义思潮、因特网文化、麦当劳文化等，但它们却毫不动摇美国的文化根基，因为80%以上的美国民众信仰的是基督教。从这些国家的开放发展历程来看，无一不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就率先把信仰、道德和文化作为立国之本放在那里，就像一枚“定海神针”，不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它都不会轻易改变。

反思我们如今的精神文明建设为何跟不上物质发展的步伐？笔者看来大约有这几点因素：一是五四运动与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破坏，从普罗大众层面上，从心灵上，切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的“脐带”，颠覆了民众的传统文化观念。二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世界融合，在鉴别与防范能力薄弱的环节就容易导致各种快餐文化的横行和泛滥。三是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没有坚守主流价值观的阵地，或是没有正真意义上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统摄性的主导价值观。

现代化是否就必然是西方化？当然不是。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道德信仰层面的积淀，我们不需要去做一個西方化的现代化中国。我们要走的路，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指出了：我们要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和政府似乎还不能通俗地向民众讲清楚什么样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如何让中国特色的道路深入百姓的心里，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识，这是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但至少从当前中国的现状看，还不能清晰地表达“中国特色”。

在过去，社会的治理不仅依靠官员和行政力量，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价值观去维系。如《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启蒙典籍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就起到了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作用。再比如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讲“道”，老子讲道，孔子、孟子也讲道。究竟什么是“道”？我认为这个“道“就是人类对生命、对世界的尊重和对自然、对宇宙规则的敬畏。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正在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实践，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养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引申和阐扬。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就是在传统基垫上的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搞改革开放提倡经济建设，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文化，放弃传统，反对传统，放弃信仰。费孝通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更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坚守，坚守我们的优良文化，坚守信仰，坚守价值。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地把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广泛地传扬，在中西文明在碰撞交融中，彰显中华文明的奕奕光彩。

所以，我们期盼像《正在中国说》这样的节目，在掀起了主流媒体传扬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同时，还可以以开放的姿态探讨如何复兴中国的文化，如何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中找寻中华文明的信仰之根。毕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只有文化的复兴才是可持续、可传承的中国梦。